胥志义: 只有权力才可能引发经济崩溃

 

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这要看我们怎么理解“崩溃”。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非自然力带来饿死几千万人，算不算“崩溃”？如果那不算崩溃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崩溃”一说了。我们曾说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但短缺是不是危机？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长期存在短缺。配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主流意识形态吹嘘中国前三十年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是一个伟大功绩。可中国在那个时代，哪一项工业产品不是短缺？

 

危机是资源错配。错配是生产资源配置不当。经济发展的唯一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根本体现是消费水平的提高。如果生产资源的投入不能带来人民消费水平提高，此种投入便是浪费，此之谓危机。过剩固然是错配，短缺难道不是错配？过剩是有生产投入，却生产了人民不需要或暂时不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短缺则同样有投入，却没有人民需要的产品或服务的充足供应。有独立的工业体系，却没有充足的工业产品供应，要这工业体系何用？如果一个国家说有钢铁产量多少多少，或者工业企业多少多少，或者GDP多少多少，很多甚至大多产品却长期处于短缺，能说这个社会没有经济危机？投入很多，产品却长期短缺，这种投入难道不是浪费？

 

市场经济一个最本质的特点是以市场需求为生产导向。它不是理论上的，而由交易所决定，你生产的产品只有有人买，你的生产才能进行下去。买的人越多，你的收入越多。而买是为了消费，买的人越多，说明更多人的消费水平在提高。所以生产者追求更多收入的努力，会带来社会消费水平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的经济则完全不同。它是以官员意志为生产导向。那么，计划经济或权力经济有什么特征？

 

1，它以政府目标为经济发展目标。虽然政府口头上也是以人民需求为生产目的，但绝不会像市场经济那样以人民需求为唯一生产目的。政府目标包含有政治考量、官员利益、以至于个人面子等等因素。这就使官员决策经常脱离人民需求而造成生产资源浪费。“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只是专家在书斋中推导出来的，集中全力发展原子弹，明显包含政治因素，而“面子工程”这样的荒谬决策，也只有权力经济才可能出现。

 

2，官员决策是一种主观决策。市场经济则是客观决策。社会需求充满个性，复杂多变，且不断发展。任何人，哪怕是天才，都不可能量化的预知社会总体需求、需求结构和需求变化。市场经济中，社会个体是通过市场价格来预测需求，而市场价格（非政府规定而是自然形成的价格）是需求的客观反映，所以市场经济中可能有少量个体决策错误，但社会总体决策一定正确。计划经济对需求的预测则是一种官员想象，计划经济生产资源配置决策脱离人民需求的概率，比市场经济高出百倍。

 

3，生产决定消费。国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社会就消费什么，消费多少。计划经济之所以没有出现市场经济那种一个或一批企业破产的现象，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剥夺了个人的消费自由。计划经济是国家投入，国家指令生产，生产的产品由国家收购，再通过国家的权力分配到个人。于是消费由国家规定（计划经济时代的货币是一种分配凭证，即配给凭证，而非是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个人没有消费自由。所谓的人民需求是国家确定或官员想象的需求，而非是建立在消费自由基础上的需求，当然也就谈不上以人民需求来安排生产。最典型的例子是文化消费，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只能也只准看样板戏，文化消费是政府指定的。

 

4，官员具有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能根据自已的偏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社会并没有什么“大事”，“大事”只是官员为了个人目的或主观臆想出来的。当把所有资源集中于某一“大事”时，固然更有可能把这事办好，却由于资源过分集中某一项目，将挤占其它项目的资源，影响其它项目的合理发展。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任何突出单一项目的经济，都是结构失衡的经济。而结构失衡，既是浪费，也是危机的本质体现。木桶理论是短板决定木桶容量，同时木桶理论的另一面是长板也不能增加木桶容量。那“大事”办得很好有什么意义？过分的投入又何尝不是一种浪费？

 

所以，如果我们把资源错配和由这种错配带来的资源浪费，称作经济危机，则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实际上是长期处于经济危机中，其表现是国家进行了大量投入，有生产总量与规模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却长期得不到提高，短缺的长期存在说明生产资源浪费巨大。其中还出现过由短缺带来的饿死几千万人的经济崩溃。

 

 

 

在计划经济中，官员的任一项决策失误，都由全社会买单。也就是说，它的杠杆率无穷大。因为它使用的是全民的钱。私有与市场经济虽有杠杆率，但个人决策错误，个人仍是主要的损失承担者。所以权力决策的任何失误，都会波及整个社会。但由于社会承受力巨大，所以少量决策错误，在有杠杆率的市场经济中，会表现为经济危机（若干或一批企业倒闭），而在计划经济中，反而不表现为以企业倒闭为表征的经济危机，却会使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能力下降。当这种决策足够大（如五八年大炼钢铁），造成资源极大浪费时，经济必然崩溃。

 

市场经济中，个体决策错误，不可能或很难受到国家保护，破产或危机既是错误的代价，也是错误的终止，更是阻止其向社会转移错误的方法。市场经济能较迅速的纠正错误并阻止错误扩大。而权力决策错误可以通过权力的强制力来维持某种错误。权力可以通过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维系一个错误项目很长时间。甚至可以通过强制控制消费（如垄断或配给），来长期维系一种不合理的生产。所以我们看不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破产，却不等于计划经济时没有经济危机。实际上，中国到文革结束时，由经济危机的长期累积，国民经济已经崩溃。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危机，在改革之后充分显示了出来。改革是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它的关键是改变国家对产品进行收购，再通过配给给予每一个人的生产消费模式。你生产的产品不再是国家叫你生产的，国家也不收购，再分配给予个人，而是要通过市场直接卖给消费者，于是消费决定生产。由此根本上改变了生产目的。当通过市场经济使这种生产目的确立时，我们终于发现，中国所谓的“工业体系”，只是一个花架子。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营工业企业无法生存下去（大面积的国企破产）。也就是说，中国通过搜刮农民所获得的资金，发展起来的工业体系，约有三分之二以上是浪费，这种生产并不能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因权力的强力维持，才使它们没有破产，并表现为那种表面上的经济危机。

 

所以，改革既是一种体制的变革，同时又是一个破产的过程。有人说，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奠定了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这是谎言。中国的国有企业三分之二以上都破产了，怎么可能是中国以后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如果我们建国后，不搞公有制，不搞计划经济，而搞市场经济，有二三十年的发展，一定会有相当规模的工业生产，而且是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工业生产。由于我们搞了计划经济，结果二三十年的发展，虽然有工业生产规模，但大部分都白搞了。所以改革之后的发展，大体上是等于从建国初期低水平的重新开始。我们搞了二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不仅白搞了，造成巨大（整个国家的）浪费，而且浪费了时间和发展机会。虽然不能说改革之后的经济发展是完全重来，但由于国家资源的巨大浪费，长期制约经济较快发展。

 

允许个私经济存在发展和农村承包制，是市场经济的开始。它很迅速的解决一些低层次的需求，如粮食、维持生计的基本生活品和服务等，并使其迅速消除短缺。中国经济终于走上了以解决人民需求为目的的发展道路。但一些工业产品，仍是质量低劣，而且十分短缺，这说明所谓的中国工业体系无用。直到中国实行开放，国外资本技术进入，才带来中国经济实质上的高速发展。这一实质上的高速发展，不是表现为超过10%以上的GDP增长率。而是高质量的，具有现代技术的工业产品，在市场上涌现，并日趋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这些产品消费的扩大，表征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

 

支撑这种经济发展有四种力量。A，中国私有经济的力量，它迅速解决了人民一些较低层次产品和服务方面的需求。B，国外资本技术的进入，和其利用原国企的部分资源，成几何级数的增加了高质量多品种的工业产品。C，掌握资源（包括能源）的国企通过兼并重组和国家的大量投入，规模迅速扩大，使工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均衡。D，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以及城市建设，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由此带来中国约十到十五年的快速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2008年前后）

 

 

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权力主导经济的格局。它使中国经济貌似而非真正的市场经济。其表现是政府对经济具有强大的管控力量。所以是权力经济而非真正的市场经济。当政府对经济具有强大的管控力量时，必然通过权力把政府目标渗透进经济活动之中。政府目标是多重目标，与市场目标只以提高人民生活（消费）水平为唯一目标不同，它或有部分目标与市场目标相重合。而政府另外的目标，如营造政绩，显示执政合法性，增加政府收入、甚至权力者个人的贪腐目的等，则常常偏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根本和唯一目标。又由于政府拥有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资源的使用首先考虑政府目标，而非市场目标（即人民需求），因而形成浪费。中国目前的经济危机即由此而来。

 

不要说那些政府主导的“面子”工程带来的浪费，比如“奥运会”以及各地争先仿效的“运动会”、“博览会”、“国际大都市”、“开发区”等等华而不实的工程，只是显示一种“声势”，并不能带来人民生活水平实质上的提高。其投入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浪费。即便从实体经济看，政府的引导和控制，也包含有政府自私和利益集团的个人目的。限于篇幅，我只举两例：

 

1，“出口退税”。由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带来的经济要素价格差异，中国一旦开放，在开放的初始阶段，一定会走上“外向性”经济发展道路，出现外贸顺差是自然的。如果没有货币管制和进口限制，增加的外汇会逐渐带来商品进口的增加，由此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长期外贸顺差，会使一国人民消费的总商品低于其生产的总商品，所以只是由出口增长而没有相应进口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政府实行“出口退税”，是用人民的钱来支持出口，以长期保证巨额外贸顺差，目的是什么？是政府需要外汇。民主国家中央银行独立，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外汇等于民间掌握，政府无法动用。中国的外汇则是政府可以动用的。所以当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有经济学者提出平均分给全体国民时，怎么可能获得政府赞成？政府在国内要用钱可以印钞，在国际上撒钱没有外汇则不成（还有贪官移民没有外汇也不成）。所以用出口退税增加外贸出口。表面上有打败美国、经济增长、就业增加等目标，实际上是政府为了掌握和使用更多外汇，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没有关系。人民币“内贬外升”充分反映政府这一目的。由于央行以美元为锚印钞，人民币在国内贬值，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同步贬值，同样可以促进出口。为什么政府宁愿退税，而死守汇率哩？因为人民币对外贬值将会出现兑换压力，中国的外汇储备将迅速下降，政府哪有这么多的外汇可用，来体现大国的风采？

 

2，“宽松货币政策”。市场经济国家也有货币政策，但主要是熨平经济波动的手段，它当然也可用来刺激经济，但必须假个体决策之手才能实现。它们的银行是私有银行，即便央行放水，贷款还是要遵循效益原则，因为央行放给它的“水”是要还的。同样，获得贷款企业是私有企业，还不起贷款是要破产的。但中国的“宽松货币政策”是作为一种政府投资手段，表面上要还，实际上可以赖账。银行本身就是国企，政府能让破产？为了增加赖账的力量，银行贷款大部分贷给国企和地方政府，由此形成一个使用老百姓存款和国家超发货币（也是老百姓的钱），却又不承担经济责任的庞大群体（国企和地方政府）。所以中国“宽松货币政策”所形成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是建立在不负责任的官员决策基础之上。那些国企和政府官员在贷款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要还。因为国家不会让国企和政府破产。这种国家投资已产生巨大浪费，根据国家发改委徐策和王元的研究，1997-2013年国家无效投资的大体规模约为66.9万亿元，仅2009年以来的五年间，无效投资就有40万亿。如果在资本主义国家，一定是天大的经济危机，不是一批企业破产，就是一批政府破产。但中国权力体制，能悄悄的把这种危机转移到全国人民头上，不使国企和政府破产，中国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宽松货币政策”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或可保持表面上的GDP增长，却无法提高甚至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反而给了贪官以巨大的贪腐机会。这个政策有什么用？

 

中国现在有没有经济危机？国外学者说有，国内主流学者说没有。但实际上中国已经产生经济危机，只是被权力掩盖并已经在向全社会转移。有经济危机不要紧，市场经济中的危机，通过破产即个体承担责任的方式，既可中止错误，又能阻止危机扩大，不使其向社会转移导致经济崩溃。所以市场经济不可能出现像饿死人那样的非自然因素经济崩溃。但权力产生的错误则不同，权力很难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并可以用权力制造一个新的错误，来维护原有的错误，错误的累积便是经济崩溃。所以，只有权力才可能导致经济崩溃。

 

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就看社会的承受力，即人民的承受力，能否承担政府越来越多的并在向全社会转移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