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冯建梅在怀孕7个月后被强制引产，生下一名死婴。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愤怒。
Katharina Hesse
北京——三年前，冯建梅成了中国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者代表。今年8月，她终于生下第二个女儿。
2012年，冯建梅怀孕七个月后，陕西省地方官员强迫她引产，最终生下了一名死婴。她的一名支持者把她和血肉模糊的胎儿的照片发到网上，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愤怒，一些官员被开除。不过，即使在那之后，当地官员派人殴打冯建梅的丈夫，还带领农民游行，指责这家人是“卖国贼”。
周五早上，在中国政府宣布把实施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改为“二孩”政策后不到一天，冯建梅的丈夫回顾了他们的遭遇。
“我们当时有那样惨的遭遇就是因为没有准生证，”冯建梅的丈夫邓吉元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觉得放开普遍二胎是好事，本来政策就应该这样，一开始就应该这样。”
终止独生子女政策的决定是以枯燥官僚的口吻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在周四发布的公告中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这种平淡的表述及其所暗示的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透露出官方改变独生子女政策的基本原因。这一政策导致整个中国的新生儿急剧减少，很多人感到内心空虚，好几代家庭受到伤害。
其中涉及的人权问题包括强制节育和堕胎，杀害婴儿和贩卖儿童。计划生育的实施过程非常可怕，以至于美国政府给声称因强制计划生育而遭到迫害的中国公民提供难民身份，让他们更容易得到庇护。
冯建梅事件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注意，激发很多官员和政策制定者呼吁废除独生子女政策。
但是，从很多方面讲，冯建梅的遭遇在中国很普遍。自1979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这种残暴的做法像毒药一样在中国的管理体制中散播开来，从中央政府一直到村委会。从一开始，全中国的官员们被告知，人口控制是首要任务，他们的工作和事业前途，乃至同事们的前途，可能都取决于他们能否实现人口控制的目标。
“中央政府虽然没有积极倡导采取强制措施，但它实际上是默许的，因为它没说什么，”68岁的梁中堂说。他很早就成为高级官员们的计划生育政策顾问。他从几十年前就主张采取“二孩”政策。
独生子女政策的苦果远不止是官员们的迫害。中国的一些父母遵循传统思想，偏爱男性子嗣，所以用堕胎和杀婴的方法来确保能有个儿子，现在的男女出生比例是117:100。到2020年，预计中国将有3000万单身汉。这种情况非常可怕，一位经济学家甚至提出了一妻多夫制。“男女比例失衡是这一政策的结果，”梁中堂说。
中国目前的人口是14亿，出生率是每名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孩子，所以未来的人口会大量减少。老年人将无人照顾。如今放缓的经济已经反映出这种政策的结果。
“这个政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很大，比文化大革命还严重，”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法律学者杨支柱说。2010年，他和妻子生了二胎之后遭到罚款和解聘。“它破坏了人口结构，包括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它还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很多年轻人因此不愿意生育和抚养孩子。”
评论家们说，在这个体制完全废除之前，暴行仍将继续。有不止两个孩子的父母仍有危险。2012年，福建省的杂货店主潘春燕在自己的店铺里被抓走，当时她怀着第三个孩子，已经快八个月了。当地官员把她带到医院，护士给她打了一针，引产了一名死婴，外面有几十名暴徒阻止她的家人进去。
“那是我一辈子最痛苦的经历了，”周五，潘春燕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再要一个孩子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我那孩子都那么大了。他也是条生命啊。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踢的有劲着呢。”
梁中堂写了一本关于独生子女政策历史的书。他说，这一政策起源于国务院下属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它成立于1973年。当时，政府鼓励少生孩子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在1979年，在该小组的建议下，党领导迈出了大胆的一步，接受了新方法。
梁中堂说，毛泽东的接任者华国锋和邓小平以及其他一些中共高级官员“都认为，庞大的人口总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
他说，这一政策颁布后，“几乎没有什么阻碍就一级一级传达、就推行了”。
“1979年之前，”他说，“各级政府、党委都有这样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这之前就已经存在。”
五年后，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专家的梁中堂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说如果一家允许生两个孩子，到2000年，中国的总人口仍可维持在12亿。
梁中堂提议在山西进行一个试点项目，获得批准。那个项目在偏远的翼城县秘密实施数十年，最终表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会自然降低。但是梁中堂说，由于中央计划生育官员的无知和反对，这个项目未能扩展开来。
在国家范围内，主流的政策开始生效。未能免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家庭，一经发现违规，不得不支付巨额罚款。国家公务员遭到解聘，党员遭到开除。有些家庭偷偷生下了没有出生登记证明的黑户小孩。
在城市，官员竖起宣传板，画面上是一对愉快的夫妇与他们唯一的如同天使般的孩子。一个标语写着：“少生孩子多种树。”农村的农民希望生更多的孩子，这里的标语则更加刻薄。比如“如果拒绝堕胎令，房子倒塌牛充公。”
近年来的一些事件激发了公众就这项政策的公开辩论。2008年四川地震，数千名学生因学校建筑质量不合格而丧生。他们的父母为自己遵循了独生子女政策而悲痛。许多人说，自己的年龄已经无法再生第二个小孩了。政府派遣医生队伍，为绝育的人实行输卵管或输精管的复通手术。
意见坚决的活动人士向这一政策发出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是来自山东省的盲人陈光诚。他因记录强制绝育和堕胎的事件，帮助组织合法抗议，而被县级官员送入监狱。对陈光诚的迫害直到2012年，那时，被软禁的他从家中逃到了位于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最终离开中国。
也就是在这一年，冯建梅、潘春燕的经历开始为人所知，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怒。她们在医院的照片在网上传开。就连民族主义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也在微博中称冯建梅遭受了“野蛮”对待，虽然他也说，“计生对中国远远功大于过。”
寻求改变的呼声在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中愈发强烈。2013年，共产党宣布，至少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不受惩罚地生两个孩子。周四，两孩政策成为常规。
“新的政策我怎么看？”潘春燕说。“国家怎么能管大家生多少孩子这种事呢。毛主席以前说，人多力量大。后来要控制人口了，就说，生一个就够了。现在又说能生两个了。”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储百亮(Chris Buckley)对本文有报道贡献，Mia Li、Vanessa Pia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