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逼迫中得到淬炼、洁净和复兴——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反抗暴政的践行
消灭十字架、消灭基督教、消灭基督徒，这样的痴心妄想，古往今来有若干心比天高的独裁者曾付诸行动。古罗马的暴君尼禄失败了，日本幕府的将军失败了，英国的女王“血腥玛丽”失败了，希特勒失败了，斯大林失败了，齐奥塞斯库失败了，习近平也不可能成功。
中国基督徒和教会在这场大逼迫中，得到淬炼、洁净和复兴。他们重新思考此前一直忽略的政教关系的问题，从圣经、大公教会的传统以及历代殉道的圣徒那里寻求真理和经验。若干原本在官方控制下的三自教会，在受到冲击之后，这才发现以真理上的妥协来换取的部分的宗教信仰自由，是靠不住的，他们勇敢地迈出了脱离三自系统的关键一步。若干原以为信仰是私人领域的事务、跟公共生活无关的家庭教会，终于发现即便夹着尾巴做人也不能赢得中共当局的宽宥，双方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们在忍无可忍中发出呐喊，即便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毁了，每个信徒却手持着小小的十字架走上街头。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教难”中，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开始探究反抗暴政的教义和思想基础，也开始实践具体的反抗方式和策略。
就反抗暴政的教义和思想基础而论，挺身反抗纳粹暴政的德国神学家和殉道者潘霍华的思想可以在中国移植开花。潘霍华认为，如果政府过度扩张其权力，甚至剥夺基督教证道与基督教信仰的各种权力，教会就必须反对这种“荒诞的情况”，因为“危害基督教传播福音的政府，就是在自取灭亡”。他列出了教会可以对政府采取的三种行动。第一，教会可以质疑政府的正当性，目的是帮助政府成为符合上帝旨意的政府。第二，教会可以协助被政府行为所伤害的人，对所有阶层的受害人都需要担起无条件的义务，其中，即便不是基督徒的受害者，教会也应当给予帮助和保护。第三，不只是为被压在车轮下的受害者裹伤，更要阻止车辆继续前行，也就是说，直接对抗政府、阻止其继续作恶。当然，“惟有在教会的存在备受政府威胁，而政府不再符合上帝的旨意时，才可以如此行”。因此，他参与了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
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不会轻易放弃信仰，在具体的对抗方式和策略上，他们总结出《守护十架的具体操作方法》，其中有“蜗牛”守护法和“蜜蜂”守护法。“蜗牛”守护法包括：首先是“一条心”，蜗牛有壳，那壳就是基督徒的主，基督徒的盘石。基督徒同心祷告主赐给信心。其次是“三坚决”，坚决不动手打人，坚决不动口骂人，坚决不袖手走人。像蜗牛一样，坚决守住在教堂，团团围在十字架下面，祷告、唱歌。就是不走，即使两个人来拉，也拉不走；三个人来拖，也拖不走；四个人来抬，也让其费尽体力勉强抬走。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对方接近十字架，让其花十天费一百人拆一个十字架。看它能拆几个？
然后就是“蜜蜂”守护法：以十字架为中心，像蜜蜂一样将十字架围起来唱歌祷告。这是第一步，信徒越多越好，可以调动全牧区。如果对方近身，执意要进攻，就启动“蜗牛”守护方案，坚决守卫在各自原来地方，尽可能不让移动。
在一次对决中，六十名基督徒对抗六百名政府人员，两位姊妹身穿白色圣衣在高空徒手拥抱十字架。大家大声唱歌、祷告，圣灵充满整个村庄。那六百人全副武装，却闻歌丧胆，鸣哨退去，至今没来。
中国的基督徒们信心百倍地宣称：“好好分析就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轻松，而对方是多么的艰难。对方所有几百人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心中有愧，内心压力极大。很多时候，当局选择在深更半夜动工，就表明他们只敢在黑暗中干坏事。要知道带头的那个，一旦发生事故，肯定要掉帽子作“替死鬼”的。但我们知道为主十架受逼迫是有福的。”
中国的基督徒们相信，只要真心守卫十字架，启动“蜜蜂”和“蜗牛”方案，当局拆十字架起码要动用一千人对付信徒两百人。当局要用五百人封锁路口，五百人抬人，而且起码要花十个小时以上——喊话作思想工作一个小时，破解“蜜蜂”两个小时，进攻“蜗牛”要几次，至少三个小时，抬一个不合作的人是极其纠结艰难的。这样就六个小时了。工程车作业更加复杂，要五个小时。这样一共就是十一个小时。政府调动的都是临时工，时间一到就要回家，而且远道而来没有吃喝，最多坚持进攻三个小时。想想也知道，哪个傻子拼命去作这样万人唾骂的事情呢？这里面有极大的心理征战。
就连在极权主义的巅峰文革时期，毛泽东都不能将基督教灭绝，今天的习近平政权的动员能力无法像毛政权那样一呼百应，更不可能让教会低头。香港媒体生动地描述了温州一家教会的反抗方式：“在曾山堂，几乎可以看到所有历次攻防战中积累出来的抗争手法：大门外堆满巨石，车辆不得靠近；大铁门用黑布蒙住，谨防偷窥；铁门后面建了两个活动板房，青壮年值班人员就睡在里面；整个教堂的围墙都用锯齿铁丝网加高，以免翻墙；教堂各个角度都安装了摄像头，及时发现风吹草动；高音喇叭被安装起来，紧急时呼叫增援；通往十字架的大门被道道锁死，危急时刻还有特别组将用肉身挡在十字架前；教堂配备两百支强光电筒，强拆人员深夜来袭时就一起照射他们的眼睛；还有数个巡视小分队，反向监视各个相关政府机关的活跃程度……”
“越逼迫越复兴。”这是抗争信徒们在谈论拆十字架事件时使用得最频繁的话语，这种信念一方面与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以及耶稣受难复活的故事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他们自豪地引述的例子往往就是文革——文革期间，温州基督信徒成倍地增加。
习近平并不知道基督信仰的本质及其内在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习近平以为可以像搞掉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那样将基督教连根拔起，却浑然没有意识到，灾难已降临到他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