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计划生育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优生优育，而是为经济发展服务。
现在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是一件好事。放开总比不放开好。但是，放开二胎政策，来得太晚了一些。这是因为，原先独生子女已经放开，并没有带来生育高峰。年轻人生存压力大，生孩子成本高，平均养育一个孩子，成本都在百万以上。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对流动人口管理失效，多生的没有受到影响。富人生孩子罚得起的人一直在生。发达国家经济条件好，人口出生率却在降低，中国也不会例外。原来不想生育的仍不想生育，原来想单身的仍想单身，原来想搞两人世界的仍想搞两人世界。
有人会说，计划人和计划经济不是一回事，可在中国，就是一回事。取消了计划经济，搞了市场经济，经济有了大繁荣。但计划经济最本质的东西却没有放弃，那就是对人的计划。对人的计划，才是最大的计划经济，是计划经济最为核心的一部分。计划生育不取消，市场经济终归就是残缺不全的。
计划生育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产业，一种以计划为主导以市场经济为形式的巨大产业。这种产业，带动了经济的畸形发展，如同房地产畸形发展一样。
计划生育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优生优育，而是为经济发展服务。当时官员们担心，人口的增多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所谓的优生优育，只不过是计划经济的晃子。从事实上来看，计划生育也并没有带来优生优育的结果。如果没钱，即使优生了，也不可能优育，优育是要花巨大的成本的。优生的问题更取决于基因，取决于偶然，取决于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因素。而很少取决于后天，更不取决于必然。
最严厉的暴政，是对人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暴政，计划生育就是这种的暴政。在计划生育的过程中，所有人几乎都成了受害者，但受害最大的，是体制内人。体制内人不敢多生，多生的工作丢了，还要受重罚。体制内人想生也不敢生。计划生育对体制内人的伤害还远不止于此，他们曾经是体制的宠儿，现在，体制内人却成了计划生育的弃儿。计划生育给体制内人带来的次生灾害是，没人为他们养老，他们在成为体制内的弃儿的同时，也成为家庭的弃儿。
体制内人，既是计划生育的制定者、执行者、拥护者，也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这也算是报应。人们都希望这种报应发生在别人身上，没想到却是放枪打着了自己，且正中靶心。也可能，这种事，体制内人想到了，也看到了，却阻止不了。随着体制自行运转，却被体制的内在逻辑狠狠地甩出去，计划生育就是这么残酷。这也是计划生育者的悲剧。
体制内人，更像是斯德哥尔摩患者，总是为体制着想，总是为体制着魔，总是喝上体制的蒙汗药，总是吸食体制的可卡因。他们不但不知其害，还总是喊上几噪子计划生育就是好，还意淫着政府来养老，做着颐养天年的春秋大梦。
那些直接搞计划生育的人，哪敢有第二个孩子？除非腐败包二奶，如果没有腐败包二奶的水平，也就只有一个孩子。他们举着一个孩子的牌子，去把人家已经怀孕八个月的孩子给引产而没有任何耻辱感，没有任何人权的意识。在计生干部的眼里，多生一个孩子，只不过是多生一个政绩指标、多了一个罚款的对像而已，多了一份挣钱的机会。他们为了政绩，为了钱财，也真是拼了。
现在，计划经济终于要走到尽头，放开二胎终于由可能变成现实。在此背景下，人们不禁要问，人们真的还愿意生吗？真的还能生吗？生了之后后果如何？
人的理性终归是有限的，计划生育无顾人的理性有限的常识，独断地给理性插上了狂妄的翅膀，人为地制造了计划生育的乌托邦，结果把中国带进了无尽的深渊。理性的狂妄总是与理性的灾难并行。计划生育的狂妄总是与计划生育的灾难并行，制造生育的不平等。有钱的人，到国外生，到香港生，一个都没少生。没有钱的人，被禁生，即使生了也不能上户，成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牺牲品。
有一个段子说：「今天和老婆商量生第二胎的问题，老婆说，你爱和谁生就和谁生。我的天，国家政策和家庭政策同时放宽，谁能受得了呀。」段子是段子，段子反应的事实真相则是，想生孩子的六十年代生人，已经不可能再生。七十年代生人，上有老下有小，已经无力再生。八十年代生人，也已经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生育的主力大军，就是九十年代生人，可这些人，还愿意生吗？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他们还没有找到人生的方向和坐标，他们对未来的生活还没有做好准备。
生育是文明问题还是野蛮问题，是自然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是自由问题还是强制问题。生育的价值观搞不清楚，为了计划而生育，把人当成生育的工作，当成实现经济发展的工具，显然不是文明的生育观。把生育当成政绩，把生育当成谋财害命的工具，那就不但是计划生育问题，而是反人类的暴政。
愿意生者，仍然在生，不愿意生者，仍然不生。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社会，这种社会现象，靠人为干预，只能解决得了一时的问题，却解决不了千秋万代的问题。
解决计划生育问题，放开二胎还远远不够。要让放开二胎变成自由地生，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取消计划生育部门。自由地生，才能让人口自然和谐，才能带来生育上的自生自发自由秩序。只有落实自由生育权，人才有尊严，人权才能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