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地位有反复
遵义会议是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开的，毛泽东是会议的幕后推手。
会上，毛泽东由张闻天与王稼祥提名通过晋入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组成的政治局三常委班子。不知是否以得票多少排序的，毛泽东算是三把手。
接着在具体分工上成了一个问题。张闻天为总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周恩来担任军委书记，继续负责军事；三把手毛泽东负责什么呢？后来得到了一个“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周恩来则被确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样的分工颇为尴尬，但是毛对此坦然面对，并没有表示什么异议。毛泽东目光远大，既有现实的也有长远的考虑。
自从1923年的“中共三大”后曾经短期进入中央三常委的班底，这是毛泽东再一次进入了中央三常委班底，十二个寒暑走了一个来回。
不过，这一回与上一回是大有不同的，那时的中央既有老头子陈独秀高高在上地位不可动摇；陈独秀的上面还有洋钦差马林颐指气使。而现在的这两个人，张闻天与周恩来，资历比他浅，年龄比他小，虽然都喝了一点洋墨水，毕竟还是嫩了点，一切都在大有可为之际。
毛泽东已经寂寞很久了。在毛看来，事隔多年后终于又参与最高决策了，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一切都是变化的，会议决定是一回事，实施起来又是另一回事。
果然，在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期内周恩来随军行动，而毛泽东与张闻天随中央直属机关行动，前方的周恩来凡有军事计划必先报后方的中央审批，而总书记张闻天对军事是个棒槌，又不擅长“党指挥枪”，结果只有毛泽东才能够提出恰当的意见。这样一来，“帮助者”很快成了“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那个“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却成了请示报告者。
1、土城之败
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决定从遵义出发，一渡赤水，向贵州北部的桐梓、土城一带发起攻击，然后再由黔北北渡长江，进入四川。
根据前线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提供的情报，土城守敌只有4个团的兵力，毛、周、朱经过认真商议决策，部署林彪率红一军团、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分两路会攻土城。
毛泽东亲自指挥了“土城之战”，这是毛在第三次反围剿后所指挥的第一战，当然满心希望要打好，却不料吃了败仗，红军的伤亡人数至少在2000名以上。
遵义会议前的老领导打败仗，遵义会议后的新领导也打败仗，刚被撤职不久的博古一旁说起风凉话：“看起来，狭隘经验论指挥也不成”。而红军指战员们也议论纷纷。
毛泽东的地位与威信又一次受到威胁。
2、遵义大捷
土城战役后，毛泽东提出“回兵黔北”，这一意见为大家接受了。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再次攻占遵义，歼敌二师八团，俘敌三千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
“遵义大捷”驱散了“土城失利”的阴影，毛在军内的威信又得到迅速回升，地位也稳定了。
3、打“打鼓新场”之争
就在这时，毛泽东又与张闻天等人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
中央红军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徘徊诱敌。3月8日，毛随前敌司令部驻扎在贵州苟坝一个名叫“新房子”的村庄里。
3月10日，一份由林彪、聂荣臻提出的红军行动建议传到朱德手里，这份电文建议打“打鼓新场”，并提出了五条具体的作战方案。
朱德将电报转交毛泽东，很高兴地说：“二进遵义，部队打得痛快，士气很高，上上下下，求战心切。前些日子周浑元部避战不出，没捞到仗打，一、三军团休整了十来天，想打仗了。”
看到老朱兴奋的样子，毛并不以为然。他根据最近几份破译的敌人电报表明，蒋介石认为这儿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于是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
毛泽东建议召开军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
于是张闻天召集近二十人开会，所有人都摩拳擦掌要打“打鼓新场”这一仗。会议从上午开到晚上，形势一边倒，反对的人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毛泽东说服不了大家，大家也说服不了毛泽东。
毛泽东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从来不肯随大流；周恩来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从来都是随大流。性格如此，没有办法。毛泽东越是被反对，就会越坚持；反对的人越多，坚持的劲头也越大。毛泽东总是将分歧搞得泾渭分明。
毛泽东见会上居然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意见，就气愤地要挟道：“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刚与毛合作了不几天的张闻天已经开始领教了毛的暴脾气，见毛以撂挑子相胁迫，便摆出总书记的架势说：“你不干，就不干吧！”
“好，我不干！”毛脸上挂不住了，气呼呼地走了。
毛一走，与会的领导和军头们竟谁也没有起身去把他拉回来。会场只静了几分钟，不知谁就提议表决。
表决的结果仍然一边倒。于是张闻天宣布了两项决定：
①决定打‘打鼓新场’；
②撤消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由彭德怀暂代前敌总指挥。
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那样的局面又在“新房子会议”上重现了。六年了，毛泽东什么都长进了，就是那一副“暴脾气”没有变。可以想见，当年与会的各路军头平时也受够了，现在有机会打击一下他的嚣张气焰，居然谁也不手软，谁也不站出来为毛说话。
杨尚昆的回忆也佐证了这件事。杨说：在会议上争持不下时，毛泽东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一位与会者竟然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于是，张闻天便按照组织原则，作出“打”的决定，并要彭德怀暂代前敌总指挥。
屋内灯火通明，虽然争争吵吵但热热闹闹。毛独自一人在黑漆漆的夜里孤零零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他后悔了。他当然为战役的前景担心，也为红军的前途担心，他也知道一旦真的走了，正是张闻天们求之不得的，他们是绝不会抬着“八人大轿”来请他回去的。思考再三，决定再找周恩来争取一下。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家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这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3月11日一早，这20多人重新开会，“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居然就把大家说服了。攻打“打新鼓场”的计划取消了，毛泽东也就复职了。至于通过怎样的程序复职的？却没有任何资料加以说明。估计并没有什么程序，稀里糊涂，自然复职。
从毛提出辞职，并被解职，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没超过24小时。
我们从这件事情的前后过程看出了什么名堂呢？我们看出：
①遵义会议所确立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不稳；
②此时的毛泽东在红军将士中的威信也并不高。
这也说明了两个月后林彪在“会理会议”上提出“更换领导”的主张也并不是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严重的事。
但是“打鼓新场”的后果很严重，它在毛泽东心中种下了对张闻天与彭德怀的怀疑及怨恨。而这才是“会理会议”的重要种因。
4、“新三人团”的成立
虽然“打鼓新场”这一战没有打，但从事后破获的敌人电报中获悉“打鼓新场”果然集结了黔军一个旅与滇军三个旅。这就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关键时刻使得红军避免了一场消耗战。毛泽东的威信又上升了，张闻天也很服气。
毛泽东乘机提出重建“三人团”。毛说：“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二十来人讨论来讨论去。
毛泽东还认为，批判李德博古，不能把“三人团”也否定掉。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得到了张闻天很爽快的支持。对于张闻天同志而言，不懂军事却要去主持军事会议，也是很苦恼的事。也不知道这位张同志当时是怎么想的？战争年代不懂军事如何当领导？你不懂军事可以学啊？你可以一边抓紧时间用功学习，一边像南郭先生一样“滥竽充数”。想想1927年、28年、29年那几年，毛泽东也不懂军事，不也是硬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可是这位张同志的兴趣不在这里，估计他也不具备学习军事的潜能。到了1935年3月12日的“苟坝会议”上，张闻天干脆提议由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指挥军事，史上称之为“新三人团”，团长还是周恩来。
两个多月前的遵义会议上刚撤消了一个“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现在又是一个“三人团”。此一时，彼一时也。“老三人团”里的太上皇是李德，而在“新三人团”里，王稼祥对军事基本上也是棒槌，性情温和的“团长”周恩来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料，遇事常常征求老毛的意见。而毛泽东所提供的意见也绝不是无的放矢，往往更有远见卓识、更显老谋深算。时日一久，周恩来也就逐渐地自觉地对老毛言听计从了。
毛在“新三人团”的地位逐渐提高了，他的意见俨如“老三人团”里的李德一样，只是还“名不正”，故而也常常有“言不顺”的反复。
二、会理会议前，林彪牢骚多
一眨眼，到了1935年5月初。经过“四渡赤水”的红军主力已经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当时党的宣传机器并不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并没有什么“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更没有什么“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渡赤水出奇兵”这样的宣传。所以并没有将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
相反，由于“四渡赤水”过程中，为了摆脱敌人，部队走了太多的路。将士们不仅白天在走路，晚上也在走路，天又接连下着雨，部队非常疲劳，将士们又根本不了解领导意图，所以牢骚怪话就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
1、“主张走弓弦，反对走弓背”是林彪一向的行军思想
一渡赤水后的第二天，即1935年1月30日，林彪与聂荣臻联名致电朱德：右纵队自西渡赤水后，部队走小路爬高山绕道太多，沿途群众极少，无粮食补给，只能吃稀粥，且受追敌侧击，建议经古蔺向永宁方向前进。
4月23日，林聂再次联名致电朱德：“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宁可对不大的敌人（守碉的）采取以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通过的办法”。
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林彪反对走“弓背路”说法最早的材料。
2、林彪受了李聚奎抢白，气得骂娘
5月初，中革军委决定抢渡金沙江，指令红一军团为左翼在龙街渡江。此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已得蒋介石密令，严密封锁金沙江，下令将金沙江南北两岸所属部队一律封江，重点就是龙街渡口。
林聂命令一师为前卫，抢占龙街渡口。
5月4日，一师到达龙街渡口。此时，江上渡船已被川军拉到北岸，架桥无器材。天上不时有敌机侦察、骚扰。师长李聚奎指挥部队弄来了一些门板，开始架桥。用绳拴住门板，然后从上游一块挨着一块往水里放，可是由于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无法再架了。
林彪在十多里外的后方要通了渡口电话。师长李聚奎刚要开口汇报架桥的情况，林彪便打断说：“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回答我，部队什么时候能过江？”
李聚奎回忆说：我在渡口折腾了两天没有什么结果，心里本来就很烦躁，现在一听林彪不愿意听报告情况，就急了。我回答说：“要是干脆回答的话，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这下惹怒了林，他妈的娘的骂了一顿。但最后还是问我：“你说，为什么桥架不起来？”
我一听他的口气有所缓和，就把金沙江的河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器材等等情况向他报告了一番，并请示是否可以另选渡口，转到军委纵队过河的皎平渡去。他说：“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
随后，林彪立即致电中革军委，反映在龙街不能渡江的情况。当日，朱德复电同意了林彪的意见：“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7日兼程赶到皎平渡，8日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割断的危险。”林聂立即决定，沿江边向东，向皎平渡前进。
据聂荣臻回忆：这一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路在一条急流之上，上面尽是一些似乎是冰川时代翻滚下来的大石头，石头又很滑。我们一夜过了48次急流，净在石头上跳来跳去。摔倒的人很多。一夜赶了120里地，疲劳极了。
一夜行军120里，横越48道急流，这对于已处在烦躁不满情绪之中的林彪而言无疑是火上加油。林彪更坚定地认为冤枉路走多了，在龙街骂娘就是这种情绪的延续。一路上，林彪不断讲自己的意见，行军应该走“弓弦”，取快捷方式。现在尽走“弓背”，会把部队拖垮。聂荣臻、左权、朱瑞、罗瑞卿都不同意林的意见。聂劝解林：“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林彪是这样的情绪，其实彭德怀也是这样的情绪。这些在第一线领兵的将领担心部队被拖垮，很自然地产生了程度不一的思考。
3、林彪又是打电话，又是写信
就像1930年，虽然怀疑“红旗能打多久”思想人人有，但给毛泽东写信的只有林彪一个人。
如今也是，虽然大多数干部不满“路走多了”，但给中央写信并提出更换领导的也只有林彪一个人。
1935年5月初（有资料说是5月11日，笔者认为不可靠），红一军团到达会理城外的大桥之后，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苦笑着对身边的聂荣臻、左权和朱瑞说：“彭德怀真倔。”
聂荣臻对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
聂荣臻甚至警告这位二十九岁的军团长：“你不要乱来。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部队不执行。”
林彪自然不会乱来，但聂说服不了林，林仍然写了一封给“三人团”的信。
林彪写好信后给聂、左、罗、朱传看了，请他们也签个名，但他们都表示拒绝。但是，林彪仍然坚持，遂以个人的名义将信发出了。
估计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也会看到这封信，他后来回忆道：“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据说这是一封长信，至今未公布。
三、会理会议：成见与多疑使小事变大事
“会理会议”是由林彪的这封信引起的。
1935年5月12日，政治局在四川凉山州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刘英是会议记录。
“会理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既不重要也不出名，我们当年在大学里学党史时，党史老师将“四渡赤水”讲得唾沫横飞，根本就没有“会理会议”一个字的内容。只是在“九一三”后为了说明林彪反毛泽东由来已久，这才重新炒热了。研究毛林关系，“会理会议”确实也是绕不过的话题。
会议印发了林彪的信。会议主题就是讨论这封信。
毛泽东会前就已经看到了信，显然大吃一惊，他想不到自己如此宠爱的林彪会反对自己。但他用那“聪明”的脑袋一想，便断定这封信虽是林彪的语言、却是彭德怀的思想，断定林彪是在彭德怀煽动下才写这封信的。毛泽东心想：又是这个彭德怀！“新房子会议”时张闻天就是准备用彭来取代我的。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据聂荣臻回忆却说是由毛泽东主持的）。张简略地将他听到的各处反映，对军事指挥上的不同意见提了出来，请大家讨论。
彭德怀把意见倒了出来，林彪也讲了。
接着是聂荣臻发言。聂讲了林彪上书的过程，说在四渡赤水时，林彪一直抱怨毛的军事指挥，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指挥还行吗？聂还讲了林给彭打电话的事。
聂荣臻这样一讲，就把彭德怀扯进来了，会议的矛头就转向了彭德怀。
与会者问彭有没有这回事？彭说：“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
与会者又责问彭：“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
像这样的事有必要汇报吗？彭德怀不汇报就对了，这又一次说明彭德怀就不是滋事生非之徒、邀功请赏之辈。彭德怀在会上对这样的责问没有作答，他采取了不抗辩、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态度。他当然也根本没想到这件事会成为他一辈子的“无妄之灾”。
当时中央的总负责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善于联想的毛泽东又认为，一定是彭德怀、张闻天、林彪三人串通一气反对他。而且，毛还认定张与彭是主谋，林彪不过是被他们拿来当枪使的。
他越发恨上了彭德怀与张闻天，恨他们把我的小兄弟带坏了。
如果说在“新房子会议”时毛泽东对彭德怀与张闻天的不满还仅仅是“不满”的话，那么到了“会理会议”上就上升为“梁子”了。
要问这种说法有什么证据吗？1941年六、七月间，在延安的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就当面批评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还说张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当时张闻天曾经严加声明，但也没有消除毛泽东的心中成见。这一段六年后的后事，就说明了毛在“会理会议”上的心态。
刘英回忆：“我印象中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搞得很僵。”
会议的气氛的确相当激烈，毛在会上大发脾气。毛既批评彭右倾，又说林的信是彭鼓动起来的。毛虽也批了林彪：但口气远没有批彭德怀那么严厉。
毛对林彪说：“这段时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毋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了吗？不是实现了原定的计划渡江北上了吗？下一步棋，就是研究如何同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了。为了实现总的战略目标，我们多跑点路，走了一些弓背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值得发什么牢骚？讲什么怪话？天下的事，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这样作，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但转了一个圈，事情又办成了。总之，遵义政治局会议后，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林彪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
没等林彪继续讲下去，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林彪虽说能够独立思考，但其话语能力远不如毛。他被毛泽东骂得闷坐一旁，再也没有出声。林彪既没有为自己继续抗辨，也没有“好汉做事好汉当”，当场声明此信与彭德怀毫无关系。而当时在坐的聂荣臻同志也没有进一步说明事情真相。
会议最后，张闻天作结论。他充分肯定了毛的军事指挥，批评了林和彭，批评部分同志的右倾情绪，特别指出林给中央写信，是对军事领导表示怀疑和动摇。他还要求林彪向看过信的同志传达会议精神。
会后，林彪回到部队就按照会议的要求，向看过那封信的左权、朱瑞、罗瑞卿作了传达。
罗瑞卿在1972年揭发林彪的材料中写道：
“会理会议后，一天晚上行军，他把我叫在身边，要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在后面边走边说：会理会议，他的那封信受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批评他，他的那封信不仅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组织上也是机会主义的。毛主席要他把这个批评向所有看过他的信的人传达。他今天是按会议的决定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批评，因为我看过他的这封信。（他）对左权、朱瑞可能也就是这一套。”
据罗瑞卿说，林彪传达时，并未说明他本人对自己错误的认识。
以上就是“会理会议”的全过程。
四、几点分析：林彪也有很大的错
1、“写不写信”的出发点：林彪比聂荣臻正确
聂荣臻回忆：林彪曾经当面对聂说：“我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因为你是从组织上考虑问题，我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
聂荣臻的“组织观点强”，其实就是服从领导。谁当领导就服从谁；谁的官大就服从谁、支持谁。
林彪的“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就是谁正确就支持谁，谁对革命事业有利他就支持谁。当年他还并没有忠于毛泽东思想，而是从自己的看法出发去判断是非，行为上是对事不对人。
2、对于林彪的信有两种解读：彭德怀比聂荣臻准确
一种是聂荣臻的。他回忆道：“他（林彪）又写了一封信给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求毛泽东同志下台。”
另一种是彭德怀的。他回忆说：“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
笔者认为：聂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林信并没有要求毛下台。
彭的说法虽简单，但更准确些。林没有要求毛泽东下台，而是“随军主持大计”，把打仗的具体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这也是阶段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
3、根子当然是老毛
毛一生嗜权如命。而且“会理会议”时，毛得权不久，掌权不稳，又有“打鼓新场”之争的前车之鉴，格外疑神疑鬼。
在毛看来，林彪的信非常严重。他好不容易获得的军事指挥权要交给彭德怀，那还得了，这不就是要求他下台吗！
所以毛对这件事是耿耿于怀的。成见与多疑让毛泽东自以为是地料定林彪是受了彭德怀的挑动，而彭德怀又是受了张闻天的挑动。所以毛泽东耿耿于怀的对象不是林彪，而第一是军中实力派彭德怀，第二是党权比他高的张闻天，更担心二者结合，文武合璧。
关于这个担心，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也说了出来。当时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
《毛泽东传》的两位作者逄先知与金冲及对此评论道：毛泽东对张闻天非常不满，他认为张是“旧病复发”，而且“陷入了军事俱乐部”，与彭德怀搞到一起了。这一点，对毛泽东来说，是最忌讳不过的。
成见加多疑，让毛泽东必然将小事看成大事；必然将对事件本身的不满意转化为对人物的不满意，又将不满意升级为“梁子”。又由“梁子”演变成“不是不报，时候不到”的“等机会”与“找机会”。
从1935年的“会理会议”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25年中，毛泽东关于“会理会议”的这一段“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至少说了四次，每一次针对的主要对象都是彭德怀。
直至庐山会议上，林彪当众把话说清楚了，毛才没有话说。虽然无话可说，可也毫无愧疚。而且过了若干年后还继续说。
4、林彪也有很大的错
林彪打电话给彭德怀，至少没有大错；
林彪写信给“三人团”，也没有大错；
林彪在庐山为彭德怀解诬，更没有错。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林彪你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在“会理会议”当时，没有把话说清楚？为什么在长达25年中，也没有找机会将话说清楚？
林彪难道不知道几十年来彭德怀一直在此事背黑锅吗？他当然知道的。
25年后，林彪将话说清楚了，好是好，总比不说好，只是太晚了，成了于事无补的“马后炮”，毛对彭的坏印象已经根深蒂固了，再也好不起来了。
25年后，林彪终于将话说清楚了，好是好，总比不说好，表面上看来是胸怀坦荡的，其实仍然掩盖不了林彪内心的小九九；
林彪为什么早不说？因为林彪也怕毛泽东，怕弄巧成拙，连累上自己；
林彪为什么早不说？因为林彪对彭德怀也是心怀不光明的。对于其它的将帅们，林彪一概看不起；唯独对于彭总，林彪不敢看不起。彭德怀打起仗来的勇猛，粗中有细，彭德怀在军中的资历与威信，尤其是抗美援朝的功劳，林彪不敢看不起，于是装着局外人似地事不关己地“观山景”。
但林彪是局外人吗？
25年后，讲也好，不讲也好，彭德怀的政治命运注定杯摧了。
倒霉的是彭老总，背了25年的黑锅，这“黑锅”是为林彪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