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浩成先生
 
 
著名法学家、宪政学者,原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于浩成先生,于11月14日凌晨3点50分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91岁。噩耗传来,在这个原本就寒气袭人的初冬让我顿感寒气彻骨,于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首先发布于先生逝世消息的是有着官方背景的中广网,虽然该网并未将相关消息置于显要位置,但是,仍然被数十家网络媒体转载。在微博上,不计其数的网络大V也纷纷转载了相关消息,并附上悼念之词。官方在刻意低调处理,而在民间却不胫而走。
 
于先生的大名,其实我早就知晓,在签署《零八宪章》的时候,于先生的名字位居首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他是核心发起人。在搜索和阅读了与他相关的资料后,我才知道,于先生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原本在体制内担任要职,就因为积极参与八九民运,结果被当局开除党籍,从此告别体制,成为了一位独立的民间学者。
 
很希望拜访于先生,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直到2011年,才与于先生巧遇。当时,我参加完由杨建立先生的公民力量机构举办的青年研习营活动,之后便匆匆乘机回国,正好路过北京,在民运前辈刘京生先生处借宿,而青年学者陈永苗先生也常住他处。看到我去了,陈先生非常热情。
 
当时于先生已经87岁高龄,我原本表示希望主动去见于先生,但陈先生看我舟车劳顿,说不要紧,我才在住处等候。不多时于先生便到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虽然年龄很大,但却精神矍铄,生龙活虎,以他当时那种状态,我以为他再活十年都不成问题。于先生虽然在我们这个圈子当中德高望重,但是,他却没有丝毫的架子,对我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后生虚怀若谷,他亲笔签名送了一本他的著作《风雨鸡鸣》给我,上面的寄语非常谦卑,让我看过之后倍觉惭愧。
 
等回到家之后,我细读了《风雨鸡鸣》,熟悉了于先生的家庭背景,也了解了他的思想历程以及他独特的人生经历。至今我还记得他书中所引述的法国前总理克里蒙梭的一段话:“一个人在年轻时不追求共产主义是没有良知,在年老时还追求共产主义就是没有头脑”。于先生从体制内义无反顾地走向体制外,显然也跟他的思想转折有直接的关系。于先生的著作,笔力深厚、思想深邃、视野开阔,让我受益匪浅。
 
于先生一度客居异国,在美国居住长达十数年,但是,在其暮年,仍然对中国的宪政民主和法治事业牵肠挂肚,决定重归故土。于先生在美国的生活自由、安逸,回国之后,他被当局作为敏感人士长期监视,很长一段时间,他走到哪里,警方安排的小青年就跟到哪里,但是,即使处境如此艰难,他仍然经常为海外媒体撰文,为民主与法治鼓与呼,并接受外媒采访和出版独立的著作。
 
在2011年夏天见过一面之后,因为距离太远,我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于先生。不过,仍然会关注他的消息。记得有一天,在看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节目时,还曾看到于先生的身影,当时,他接过话筒对话题发表看法,说起话来依然是铿锵有力,这种情景应该会让我以及很多关注他的朋友感到欣慰。我当时就想,下次再去北京,一定得去看看他。
 
在高瑜身陷囹圄过我,我就决定,在今年无论如何要去北京一趟,会一会他的家人,见一见于先生,以及其他对我给予过关心和教诲的前辈以及媒体朋友。因为考虑到北京大阅兵的时段比较敏感,所以我就选在7月底去北京,并在会见过高瑜的家人之后,打听到了于先生家的住址。
 
于先生的家住在丰台区一个比较破旧的小区,我拿着地址,问了几位路人才找到他所在的那栋楼。那栋楼虽然很高,但是,房子很旧。于先生所居住的楼层很低,楼道里的光线非常黯淡。我找准了他家的门牌号码,于是敲门。我敲了好几声,才听见里面有一位女性的老者在回应,她问我找谁,我说找于先生,她问我是谁,我说于老认识的,她没有开门,我于是说了告诉我地址的朋友名字,她才开门让我进去,进去才知道她是于先生的夫人。
 
进门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于先生,我便问于夫人于老在哪,她告诉我说于老在床上。当时已经近11点,我便猜测于老可能是生病了。我走到他床边,让我大吃一惊,四年不见就恍如隔世。于先生已经是骨瘦如柴,原本比较圆的脸蛋已经瘦变了形。倘若不是亲自到他家,而是在外面相遇,我怎么都认不出来是他。
 
跟于先生交谈,才得知他已经卧病在床一年多了,我问他是什么问题,他说不出来,只是说身体不行了。他依然认识我,他说,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现在想做也是无能为力了。他向我谈及了对现在政治现状的看法,他对高瑜等等一大批良心犯遭抓捕感到痛心疾首,对当局不能对知识分子宽宏大量深感遗憾。他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和平理性争取宪政民主和法治的行列,也希望当权者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
 
宪政梦可以说是于先生最大的梦想,于先生在中国处于半封杀状态,官方色彩浓厚的媒体不会刊登他的文章,也不会对他进行采访。但是,在民间他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备受尊重。腾讯新闻网《大师访谈录》栏目曾对于先生进行专访,题为《法学家于浩成:风雨宪政梦》。这是一篇很长的访谈录,里面他谈到了自己的先前经历,并表达了自己的宪政理想,且对执政当局和民间都提出了期望。在他看来,只有宪政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于先生的一生可谓饱受磨难。“文革”期间,他被单位的所谓“革命群众”揪出,成为公安部内的重点人物之一,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文革”前,邓小平曾要警卫人员向于先生的出版社借阅《福尔摩斯探案集》,结果这成了他勾结第二号走资派的一大罪状。从此,他被迫参加批斗会,写检查材料,打扫厕所、楼道、庭院,游斗,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子女被骂作“狗崽子”,年迈的母亲因受牵连不幸过早地离世。
 
于先生在担任群众出版社社长的时候,主持出版了《福尔摩斯探案集》等广受欢迎的书籍,也出版了《古拉格群岛》、《我的前半生》等一系列在当时让人觉得比较敏感的书籍。由此可见,在很早的时候,于先生就对专制体制有深刻的认识,所,当八九民运爆发时,他才会毅然决然地走入抗议人群,反对专制、呼唤民主。他因此而被当局打入另册,但是,他仍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对民主、法治进行矢志不渝的追求。
 
最后一次见面时,于先生告诉,他不畏惧死亡,因为身体原因,虽然他已经不能继续为实现自己的宪政梦而发力,但是,他还是希望能够多活几年,从新闻媒体上或从朋友的口中去了解时代的变化,最好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宪政民主的实现。不过,他又表示,从当前的政治形势看,短时间内要实现这一理想很难。他坚信,随着公民社会的不断壮大,中国终有实现民主、法治,让民众活得有尊严的那一天。
 
于先生逝世了,虽然活了91岁高龄,但是,他却是带着对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亿万民众的深深牵挂走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虽然于老的理想未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但是,在他之后,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为了和他共同的理想而勇于奋斗,他的宪政梦一定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无法亲赴北京为于先生送别,在此借此文深切悼念和缅怀于先生。请于先生安息,于先生对推动思想大解放所作的杰出贡献,于先生的高尚人格和崇高风范将为后世所铭记,其著作也将世代相传。于先生的离去是泰山其颓、哲人其萎,于先生永垂不朽!
 
2015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