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伟：把垃圾精美“包裝“意欲何为?——由《白毛女》重出江湖而想到的
据大陆官方媒体报导:由中共文化部主办的歌剧《白毛女》全国巡演活动2015年11月6日在延安正式启动。之后,将赴太原、石家庄、广州、上海、长沙等地巡回演出。并于12月15日回到北京。直登中国剧院“大雅”之堂再連演3场，从而完成该剧多年后又“重出江湖”的“文化”之旅。
只要稍微熟悉中国政治气候与风向的人都会知道，此事的政治用意绝对非同小可。从所谓“革命圣地”延安“啓动”，直到北京中国剧院收场。而且由习主席夫人、已被人尊为“囯母”的彭丽媛少將亲任艺朮指导，以如此大的陣势，推出－个歌剧，其“醉翁之意”自不言而喻，
众所周知这个《白毛女》，几十年前就曾生动形象地演绎了中国政治的风向。当年为了配合中共搞“土改”，斗争地主，中共党员“剧作家”贺敬之先生挖空心思编了一个歌剧《白毛女》，对当时中国拥有合法土地资产的人（即所谓“地主”），极尽妖魔化之能事，描绘得来凶恶残暴无以复加。剧中还凭空捏造了一个，因受所谓“迫害”，而一头白发的青年女子喜儿。于是在全大陆各地到处上演。一时之间以讹传讹，以假乱真，三人市虎，众口铄金。于是凡合法拥有土地资产者，几乎就成了“贼盗”与“罪人”的同义词。全家受祸，子女遭殃。冤死、受难者不知其数，至今仍是个谜。而由此造成的政治影响与灾难的深重，实在无法估算。
不过“白毛女”毕竟只是个镜花水月式的剧中人。真正的“喜儿”像个什么样子，那就只能是四川方言歇后语说的“瞎子见鬼——听别人讲的”了。但俗话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现在不妨来看看,在现实生活中,也真有人“制造“出了“白毛女“.那是1957年“反右”运动把所谓的阶级斗争人为地推向一个新高潮之时。笔者所在的四川突然象当年的哥伦布一样，发现了一个阶级斗争领域里的“新大陆”—-当时被命名为“宜宾白毛女”。据说这就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喜儿”。不消说也就可以由此证明了“阶级斗争学说”的“伟大真理”。于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弱智农妇，就这样一夜之间被政治的魔杖“点化”成了政治明星级的人物。
此人名叫罗昌秀，四川省柏溪县（今宜宾市柏溪镇）双龙区凤仪乡人。罗昌秀的父母是当地的贫苦农民，育有一子一女，儿子是哥哥，二女儿即罗昌秀。罗昌秀自幼智力发育不佳，除了日常生活中极简单的生活用语外，几乎没有多少语言表达的能力。所以也就几乎不与人交往。她唯一喜欢接近的人就是他的哥哥，真有“兄妹二人相依为命”之情
罗昌秀家是很穷。尤其所在之地是穷山恶水的红砂土，不仅贫瘠，且水土亦无法保持。每年非涝即旱，几乎年年歉收。每年二、三月“青黄不接”之日，罗家只好靠借粮度日。而罗昌秀有一堂伯父，家境在当地属于中上水平。但仍以自耕为主，只在农忙季节雇请一些短工。因此罗昌秀家每遇青黄不接，粮食不够之时，便向其堂伯父家借粮，秋收后再予归还。
大约是在1945年，当地又遇歉收。罗昌秀家除了口粮，无法偿还堂伯父的债。她这位堂伯父其实对人还是很厚道的，而且又是本家，所以也未来追讨粮债。但罗昌秀的父亲也是个很老实的人，觉得借债不还，很不光彩，如以后再有困难，如何去向别人求助？因此他主动提出“以工抵债”的办法，对方也就同意了。于是他每天就去人家那里干碾谷子的活。
那时山村里既无电，更没有打米机。要把黄谷加工成米，有水源的地方就利用水力碾谷为米。无水力可利用的，就只有用牛拉动碾辊来把谷子加工成米，罗昌秀的父亲就是去干的这活。不但要驱牛拉辊，还要筛选，晾晒等。有些时候罗昌秀也与其兄一道，来帮帮父亲干活。一日中午，他堂伯父一家都休息去了，罗昌秀的哥哥看着这晒场上黄的谷子白的米，由于贫团便顿生非份之想，于是用个口袋便装了一些谷米拿走了，事后也无人发觉。
古语云：“毋以善小而不为，毋以恶小而为之”。再小的恶，总是恶。而且有了第一次，就很难不发生第二次。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罗昌秀的堂伯母陶天贞，是个很细心又锱珠必较的女人。这谷子加工成米，两者间有个大概的比例，一般100斤黄谷根据黄谷质量的优劣，可加工成大米70斤上下。相差远了，自然陶天贞就会产生怀疑。但罗昌秀的父亲每天干完活都是两手空着离开的，于是陶天贞便将疑点转移在罗昌秀兄妹身上。
有一天，陶天贞见罗昌秀兄妹二人又来了，中午她便躲在一间屋里，从窗上的小孔向外张望。结果便看见罗昌秀之兄把一口袋米约十来斤，装好准备拿走。陶天贞一见真是气不打一处来，顺手拿起一块竹棍子跑了出来，指着罗昌秀的哥哥骂道：“你这个娃娃太不学好了，偷东西偷到你伯伯家里来了。我们未必还哪点对不起你们呀？太没良心了······”。她边骂边扬起手中的竹棍子向罗昌秀的哥哥打去。那小伙子一躲就让开了。罗昌秀和他哥哥感情最好，看见她伯娘要打他哥，她便过来一把拖住陶天贞的竹棍子，于是二人便产生了互相抓扯。这时陶天贞的丈夫和罗昌秀的父亲，都一齐过来劝阻制止。罗昌秀兄妹也就撒腿跑了。
第二天，罗昌秀的父亲觉得脸上很难堪，便一连几天都再未去给陶天贞干活。陶的丈夫都觉得大家同宗族，一点小事就算了。但陶天贞气量比较狭小，不服这个气。就叫他一个兄弟去到罗昌秀家带着训斥的口气说“你们欠人家的账不但未还清，究竟还偷了人家多少米，总该给人家有个说法，不能这样不理不睬就算了呀”。说话态度比较生硬。罗昌秀兄妹是乡下人，又未见过世面，又无知识便被吓着了。
就在他们凤仪乡附近有座大山名叫断头山。山名听来有点恐怖，其实并非“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的地方，更不会让人断头。而是因为它与云南省接壤，而云南的大山脉到此川滇交界处便突然中断，“断头山”因此得名。山上古木参天，水土肥沃，良田千亩，不啻鱼米之乡。罗昌秀的哥哥有个好朋友就在这山上住。当时山上人少地广，还有不少未开恳之地。因此罗早就有上山的打算。现在出了这事，怕闹得人尽皆知太丢面子，又有些怕，于是罗昌秀兄妹二人便去到断头山上他好友处落户。
由于那里自然条件比山下好得多，又有友人相助，兄妹二人生活得比山下还好。大约在1950年左右，罗昌秀还嫁给了山上一个农民，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但罗昌秀从小就有一种也可说是生理，也可说是病理的现象，就是民间说的“少白头”，即很年轻就出现白头发。现代医学认为是人体内缺少某些微量元素（例如铜），因而导至体内黑色素分泌不足。最严重的可导至“白化病”，即全身毛发皆白，皮肤白得象白种人一样，甚至眼虹膜（黑眼仁）也因缺少黑色素而畏光。轻一些的便是“白癜风”，身上皮肤多处呈现块状或片状形发白。罗昌秀这种头发大量早白，都是这一类型的病变。在当时医学不发达，农村更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谁会去理这不痒不痛的病？
在五十年代初的土改运动中，陶天贞一家被划为富农。又有人说是划成“小土地出租”，两者性质基本一样。按当时的土改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含小土地出租），打倒地主”。所以对富农或小土地出租，只是“孤立”而非“打倒”。只是把这些人多余的田地没收，一般不没收其生产资料（如耕牛，农具等），也不进行斗争，不追收家中的钱财。这是当时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后来到了“社会主义”阶段，特别反右以后，那阶级斗争越搞越凶，“地富反坏右”就成黑五类“一家人”了。
因此土改中，罗昌秀与陶天贞过去的事根本也未去理。本来就是家族中人与人之间一场小小的纠纷。不管怎么讲，总不能说偷人家的谷米是“革命”行动吧。而改革开放初，某大宾馆一位女服务生，其业务是代外国客人将外币换成人民币，由于当时的汇率混乱有官方，又有非官方的，该女服务生从中渔利，弄了老外不少的钱。后来东窗事发，把她送上法庭，指控其犯贪污罪，该女辩曰“我又没有贪污党和政府的钱。那些老外是帝国主义份子，资本家，弄他们的钱，是给劳动人民报仇，难道也犯罪呀”？一时传为笑谈。而当时柏溪县凤仪乡的农民根本没有该女服务生那么高的“政治觉悟”，所以罗昌秀兄妹与陶天贞的纠纷，都未纳入“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或“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范畴内。
可是到了1957年在“毛伟人”伟大“阳谋”的指引下，在“反右”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鼓舞下，国内阶级斗争骤然生温，全国各地大抓阶级斗争的典型事例，以教育群众，启发他们对阶级敌人无比的仇恨。罗昌秀一头白发，正暗合了贺敬之先生笔下喜儿“苦大仇深”的形象。于是给热衷于搞阶级斗争教育，专门吃“政治饭”的人提供了“创作”的“灵感”，觉得这是一篇十分生动的、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好教材。持别是她居住的那个“断头山”，更可令人“浮想联翩”，应予以大力开发，充分利用。
于是专门组成了采访组，去到断头山上，对这位现实生活中的“白毛女”——罗昌秀进行“访贫问苦”。但这位智力发育不佳的农村妇女，别说讲不出政治话语，哪怕一般日常生活语言也无法正常表达。但这一切困难，绝对难不倒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从事阶级斗争的专业人员。俗话说“戏不够，歌来凑”，这阶级斗争的事实不够，可以编故事来“凑”。他们四处打听收集，终于知道了当年罗昌秀兄妹与其堂伯父母为谷米发生争吵抓扯，以及后来因此而上断头山的大概情节。经过用阶级斗争理论作指导的精心处理，于是来了一番“去实存虚，去真存伪”的“艺术”加工。罗昌秀之兄偷谷米的事，肯定被“去”除了，“存”下来的是其堂伯父母（成份由富农改为地主），尤其是陶天贞更是个“凶恶狠毒的女地主姿”，一个“女黄世仁”，如何残酷压迫、剥削罗昌秀一家。最后迫使罗昌秀象喜儿一样逃上断头山。特别是这个山名，用我们现在媒体的话来说，就更能使“不明真象的群众”不知那山上是什么样的人间地狱，所以最后罗昌秀一头白发，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喜儿了。
多么“真实”而震憾人心的阶级剥削、压迫，阶级斗争的好教材啊！为了向“阶级敌人”讨还“血债”，陶天贞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陶的弟弟被判重刑苈改。真是古人说的“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陶天贞若当年能忍下那口气，甚至再送几袋米给罗昌秀的哥哥，这出《白毛女》的好戏不就上演不成了吗？她自己也可苟存性命于乱世。可是陶天贞毕竟不是“女诸葛”，哪可能“掐指一算，未来先知”呢？所以她就只有当“女黄世仁”的命了！
为了区别于贺敬之笔下的艺术形象喜儿小姐，我们的罗昌秀女士被命名为“宜宾白毛女”。并在四川得到了来川视察工作的、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武有元帅头衔，文有诗人桂冠的陈毅先生的亲自接见。照片上了党报，并贯以通栏大标题。真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四海扬名了。
按照“我党”的优良传统与惯例，如此苦大仇深的、政治明星级的英雄人物，自然应“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所以不是“当选”人民代表，就是被提名为政协委员，几乎是雷都打不动的。虽然这“代表”，“委员”所谓“参政议政”不过是件正正经经走过场的事，但“过场”总得走，“台词”总得要会念。象被党的媒体亲切地称为“泠妈妈”的四川大邑县泠月英女士，人家就能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虚拟出一个刘文彩地主庄园内的“水牢”空间，并能声泪俱下、绘声绘色地讲述她在那个“空间”里被关了多久，受到如何非人的待遇，使听众无不为之动容。而罗昌秀女士，别说这样高级的功夫她不具备，甚至无法说上三句完整的话，也根本不知道外面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既不知谁“压迫剥削”了她，她也无意伤害任何人，更不知道自己已成了一个“政治明星”级的人物了。于是在我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只好专门由一名中年党员女干部，陪伴她出席一切公共场合，特别是她当时担任的宜宾县政协委员开会时，这位女干部更与他如影随形，寸步不离其左右，成了罗昌秀名副其实的“代言人”。
汉语中的“代言人”一般是个贬义词，极言此人说话根本不能自主，只是别人的传声筒而已。但罗昌秀身边的这位女“代言人”却恰恰相反，她完全拥有党授与的“自主权”，可以全权代表、并代理罗昌秀的“思想”。于是在当年的党报、党刊上不时看到的诸如：宜宾白毛女罗昌秀同志衷心称颂什么什么；坚决拥护什么什么；愤怒声讨什么什么；热烈欢呼什么什么······无一例外都是这位女“代言人”的杰作。我们的罗昌秀同志只能是静静的坐在会场上发呆，不时打点瞌睡，象个优雅的摆设或玩具被放在那里一样。会一完，宴会便开始了，还得由这位女干部把罗昌秀带到她该入座的地方，叫她坐下，而这位女干部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也只好任劳任怨地陪着进餐，以防出现什么意外。甚至会议结束后发“纪念品”也得由这位女干部去代劳领取。
党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啊！罗昌秀同志如果不是个弱智人，真该套改一句当代流行歌词放声唱道：拿什么感谢你啊，我们伟大的党！现在罗昌秀也已经去了天国，她作为木偶明星的表演终于结束了。而那些为了成全“宜宾白毛女”这个动人的故事，而被迫害、被株连甚至被杀害的人，也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谁还会记得他们？
由此可见，不管是御用文人贺敬之笔下凭空胡编乱造的喜儿、黄世仁；还是现实生活中因政治的需要，任意扭曲而“走运”或遭殃的宜宾白毛女罗昌秀与陶天贞等人，都是阶级斗争“理论”制造的“奇迹“。文革结束之后，这样的垃圾理论，已被人弃若敝屣。现在又把这些东西从垃圾桶里拾起来，贴上“名牌”的标记，加上精美的包裝，请来明星级的“形象代言人”，招摇过市，进行推銷。其司马昭之心，应是路人皆知。说穿了，就是为“阶级斗争为纲”扬幡招魂。为再制造“反右”、“文革”－类的大灾难制造和动员舆论。这样搞，只能给中国带来灾难。
殷鉴不远，国人决不可等闲视之！
2015年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