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满意对普世价值之妖魔化，同样不是一天两天了。远的不说，近来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志是改过自新之气功大师司马南的那篇访谈，从那时起我就有了写一点东西的冲动，但是没有写。后来看了司马南推荐之“深宅大院墙头上伸出的一支怒放的腊梅”，又读到他嘲讽南报“别忘了虚心请教一下，包括《北京晚报》《北京日报》文章在内的媒体喧嚣，人祸否？天谴否？”，得志之态已跃然纸上，便恶心得晚饭也没吃好，于是写了这篇文章。
司马南说“天下苦南报久矣”，可见某些国人在上就暗以天子自居，在下则习惯代全天下立言。南报近年确屡有惊人之举，但非典期间越界报道时，苦天下的是隐瞒灾情和草菅人命；率先报道孙志刚案时，苦天下的是收容遣送制度；厦门散步事件与黑砖窑事件之激烈评论时，苦天下的无视民意与民权之官僚行为；不断突破和拓宽言论边界时，苦天下的是言论审查和控制思想之积习，这恐怕均非普世价值之过。
至于普世价值，我想大约是有的，因人自有普遍通约之人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既然同此理，便能推导出共同认可的某些价值；在文明之漫长发展中，人与人在相互合作和交往中，亦会形成共同服膺之观念或规则，久而久之，在小范围之内，从个人观念形成所谓“民族特色”，在更广泛共性上，从个人观念演进为人类共同认可之普世价值。
但逻辑上的推导固然容易，历史中却可能是漫长甚至残酷之过程。例如，人的生命和尊严是可贵的，在今日我们大概可接受其为普世价值。但大饥荒饿死三千万，毛润之不过轻描淡写一句“我是不下罪己诏的”；为了说出“人之尊严与出身血统无关”，遇罗克也曾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可见许多今日常识之所以能成为常识和继续是常识，在过去和现在同样需要巨大之牺牲与斗争，需如南报报人一样无数普通人不断努力，断非某些先生描述得全是统治者良心恩赐的。不仅普世价值，一项价值能成为“普国价值”，其实又谈何容易？例如人权，在十余年前之教科书或官办报纸中，“人权”正如司马南先生之论“普世价值”，是西方用来“消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是“美国霸权”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假货，惜乎“忽如一夜春风来”，臭狗屎入了宪法，黄金时代遂一去不复返。于是作为一种经验，我固然对“普世价值”不无反省，连带对“特色”、“国情”之类的东东，也时常嗅出“霸权”、“私欲”、“规训”之类的气息。
既然承认人的生命和尊严是可贵的，再观唐山地震与汶川地震，即使不论学者提出唐山地震瞒报问题，单就善后处理而论，唐山地震强调“以批邓促抗震”、“不能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而汶川地震后，在建国五十余年历史中，总理第一次向死难者鞠躬，国旗第一次为普通人所降，政府对国际救援和传媒持相对开放态度，这种进步既是中国社会不断思想解放之果，也未尝不无普世价值推动之功。
自然，对于一项普世价值，不同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实践，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正如“西方式民主”，何尝不是某些人相由心生之虚构靶子，众多西方国家何尝有过同一类型之民主，君主立宪与共和制、总统制与议会制、两党制与多常制，差别何其大也。但不同的实践和理解，不妨碍相互对话、相互理解、不妨碍对先进者的学习。作为对话、理解和学习之基础，某种意义上之普世价值必然也必须被构建起来。而今日西方民主同样处于继续不断完善和演进过程中，亦需要不断吸收东方乃至全人类经验。
但某种现实是，我们固然可能对民主、自由、人权之价值理解不完全相同，在实践中有不同之标准或尺度，但我们对什么是不民主、不自由、反人权却往往有了更多共识。例如，我们都认为由于民主需要所有公民共同决定公共事务，因此一言堂和长官决定制不是民主；我们认为因为人类均有表达之天性，因此控制言论与迫害思想异端是不自由的；我们都认为，以拆迁为名将一个公民从其房屋上驱逐出去而不支付充分补偿，是对人权的侵犯，尽管这类现象很长时间里国人可能视为天经地义。
可见普世价值如同一面镜子，能照出形形色色之魑魅魍魉，更连带区别出真货和假货。从某种意义上，普世价值更把对民主自由人权之解释权，归还于普天下之民众，允许其坚守内心之良知，并基于对人类文明之整体了解，独立作出自己判断，从此，这些观念不再是权力者任意塑造之软泥和欺世盗名之工具。从此，哈韦尔所说之：“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叫人渺小叫做人的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民主法制；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没有言论自由叫做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似的选举叫做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叫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这样的黄金时代亦一去不复返了。
这也正是作为普世价值之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遭人嫉恨之处，于是它被泼上了无数污水，“这些观念是西方创造的”——是的，可是当你感觉某个鸡蛋好吃时，可会关注母鸡姓甚名谁？“美国为什么发动伊拉克战争”？——是的，伊拉克战争固然可议，可难道美国人讲卫生，中国人就偏要吃苍蝇？中国民众需要民主自由人权之呼声已久矣，这种呼声正是民众思想解放与觉醒之必然表现，亦立足于自己与子孙万代之福祉。在此语境下，普世价值逐渐成为凝聚中产阶层利益、表达中产阶层意愿之话语。司马南将之描绘为“脑浆砸出来”之暴行，或涂上“反华阴谋”的白油漆，不过博人一笑；而《北京日报》“普世价值就是否定特色”一类“告官话语”，亦逐渐丧失正谕话语之专政效力。但十余年来，此类似是而非之论调反复出现，绝非出于蜀犬吠日之愚昧，更多的是一种言者并不真信的狡猾，故而以插浑打科来掩盖真问题。然而普世价值固然为真，但对普世价值的理解，何曾仅仅是理解问题，更多的是利益和立场问题，正如你问“当一国严重侵害其国民人权时，其他国家是否有权干预？”党卫军和犹太人的回答铁定不同，因为凶手及其走狗的回答与受害者的回答本来就铁定不同，这也许是某种比普世价值更普世的人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