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确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干部，当官当惯了，从官本位出发，敏于思考，一事临头，本能地站在民众的对立面，不是以民为本，而是倒过来，以民为仇，以民为敌。

石先生出类拔萃，和那些人不一样。他从一个弱女子之死所激起的民变，痛切地体察到了官儿们掩盖唯恐不及的黑箱里的深层。

他说：“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

这些屡屡发生的事情，难道党和国家没有动手处理吗？处理了。怎么处理的？石先生说：“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 问题就出在动用警力上。

动用警力干什么？是保护公民吗？不，是动用警力，镇压公民。也就是说，是镇压本来已经被损害被欺压的公民，镇压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请愿的公民，镇压同仇敌忾替同胞们打抱不平的公民。这些干部，镇压惯了，习以为常，认定这是党和国家教导的应对群体性紧急事件的艺术。警力，成了官家的护院。建国，就建了这么一个国。这种以民为本的领导艺术，同以民为敌有什么不同！

谁有权力能够“随意”动用警力？当然不是普通的公民，以及民选产生的政府；而是一群干部——由上级党委提名，通过无竞争的手段，用机器成批等额“选举”出来的干部。石先生含蓄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干部，“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别的共和国，政府是民选的。但中国的特色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的制度是，连“一些干部”也有权随意动用警力了。可见这个共和国一定在制度上出了毛病。

把维权的公民视为敌人，这种思维和实践，不仅存在于瓮安县委和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干部之中，而且存在于不少其他的县委和县政府的干部之中，顺流而下，乡党委也有，村支部也有，溯源而上，市委、省委直到中央，陈希同、陈良宇不都是实实在在的样品吗？这些活样品，都是制度造成的。东南西北中，上上下下，虎踞龙盘，这就构成了制造群体性事件的主体。

石先生痛言中共县委和县政府 “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道出了全国各地相当普遍的共同现象，揭示了这部国家机器的本质特色，以我之见，其意义不下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请看我国每年几万件乃至十几万件群体事件的背后，有多少件，不是在土地和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等等等之中，屡屡侵犯了群众的利益，而屡屡爆发的？再看看这些群体事件的结局，又有多少件，不是随意动用警力，而在血泪中平息的？明明是依法维权的公民，一到以民为敌者的眼里，个个成了破坏稳定的因素，犯上作乱的坏人，有国际背景的敌人，总而言之，属于毛泽东所说的敌我矛盾，是需要分化，需要打击的对象。诸如此类的冤假错案，除了党和国家，别人是制造不出来的。

这类事情牵涉到两位祖师爷，因此必须请他们彻底休息，少管国事。一位是第二代核心邓小平，他随意动用军队，镇压学生和市民。此事说来话长。大脑发病，全身扩散，终于流毒全党，为害全民。

另一位是第一代核心毛泽东。他那个“两类矛盾”，蒙蔽了许多人，以为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好东西。全世界的经验告诉我们，依法治国才能长治久安；不依法而去依“理论”治国，势必越治越乱。五十年来无数的实例告诉我们，依“理论治国”无非是毛泽东无法无天的借口：他要定你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再违宪犯法，他也无微不至加以保护，例如四人帮；他要定你为敌我矛盾，一切必要而又充分的铁证，都能随心所欲制造出来，包括自己的得力助手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样的事情，从五十年前的毛泽东，经过十九年前的邓小平，到前年的陈良宇，再到今天的瓮安县委和县政府，太多了，太多了。

2008-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