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8日清晨，王丹送来电子短讯，包遵信先生病逝。尽管远在新西兰，远离所有老包和我的朋友，我还是感到，所有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人们所能感受到的共同的震撼、窒息和麻木。按照礼俗，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写下自己的纪念文字。最初，我觉得我必须尽快完成、也容易很快完成这一纪念文章。因为，老包不仅是我80年代以来的挚友，而且我们曾一起度过没有别人分享的困难时刻。
然而，半年多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完成这篇文字，不是因为缺乏可以倾诉的心里话，也不是难以对老包盖棺定论，而是因为我希望这是一篇真正写出老包病逝给我造成的内心深处的悲伤和引起的思念。对我而言，这是老包一生奋斗的真正意义，是他对今天中国的问题提出的启示，是他身后继续推动中国进步的精神和智慧的力量所在。
一篇纪念文字，可以是一篇锥心泣血的思念，虽然简单，也能震撼人心，告慰亡灵，激励生者。但是，对于一个人生犹如一座里程碑式的人物，纪念文字应当是对他的奋斗的方向和模式的解释，是将他的奋斗置于政治和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审视和推敲，是对他在国家和个人发展的困境中艰难选择和辉煌作为的深度理解。
身处知天命之年，我越来越感到，一个人的人生和智慧其实很有局限；只有在那生死之际能传递出的伟大信息，才有超越个人局限的永恒意义，成为人类历史进步的路标和人类精神财富的宝贵遗产。包遵信病逝在我和同道内心中激起的巨大反响，毫无疑问，传递着这样的信息；把握和呈现这一伟大信息，才是对老包的最有意义的纪念。
一个人，可以在精神世界永生，可以在现实中复活；做到这些，不仅需要他有伟大的人生传载珍贵的精神境界和选择智慧，而且需要他的同道清楚地将这些信息告诉世人。为发掘、把握、理解和呈现老包传载的信息，我思考了200多天。
一、包遵信的贡献和评价
在现有的政治常识中理解老包的意义，并不难。就在我得知老包病逝的那天早上，我为宪政协进会写下悼念老包的声明。在声明中，我列举出老包对于我们这些有相同命运的奋斗者的共同价值。
第一、作为知识分子，我们高度赞扬包遵信先生是后文革时期中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在时代的转折点，他不仅是一个专业领域的带头人，而且在融会中国知识界的传统和西方知识分子的良知基础上重建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身分认同感。这对于后极权国家的社会进步有重要意义。不仅如此，包遵信先生知行合一，还推动新的独立的民间社会形成和知识分子的独立实体。
第二、作为经年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自由民主人士，我们高度评价老包在后文革时期对中国政治进步的贡献。在70年代末，中国刚刚结束共产党专制最黑暗的时期，老包在思想理论领域坚决拥抱西方文明古典时代、启蒙时代和当代所传载的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即自由、民主、人道主义和法治。80年代初期他开始尝试开拓知识分子影响社会进步、对新一代进行新启蒙的的独立机制，其实是这种政治思想的直接实践。80年代后期，这种新启蒙唤醒的年轻人在与旧制度的一次次冲突中，将老包视为擎旗的领军人物。而老包确实不负众望，一次次政治发言，将民主运动推向巅峰。80年代那场冲突尘埃落定后，老包在严厉的政治控制和封锁下不再有80年代的影响渠道，但是他仍然忠于80年代他倡导的各种普适的理念和价值，在90年代知识界、思想界和精英中弥漫政治保守主义、犬儒主义和唯利是图的精神没落中，以各种方式捍卫和张扬这些价值，直至病逝。他是我们时代的当之无愧的自由民主主义者。
第三、老包是有鲜明个性和优良品质的资深知识分子。所有与他交往的朋友都深深喜爱他。他嫉恶如仇，但是从不记私仇。他交友诚恳，童叟无欺。他名满天下，却从不居功自傲，待人永远是平常心。他不畏上、不媚俗，坚守自己的信仰，又尊重别人的意见和人格。他敦厚、善良和无私，总是以圣人之德自律。
在为宪政协进会完成悼念老包的声明后，我本想顺着这一思路展开自己的悼念文章。然而，每当提笔行文之际，一股强烈的不满意感觉油然而生。沿着这条思路，虽然也可以对老包做出中肯的评价，但是远不能说出老包在我内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象以及他的离去给我造成的极度悲哀。我意识到，这种不满其实警告我，如果我不写出老包一生传载着重要的信息，我将既对不起老包，也无法平复自己的良心自责。
就在老包逝世之后两天，我从新西兰回到纽约。刘晓波陆续告诉我，北京的朋友们以各种方式悼念老包。我从网上也读到一批与老包具有不同关系的人们写的纪念文章。老包的悼念活动从一开始就受到当局的打压。许多该来和要来的朋友没有能与老包遗体最后告别。为了让那些不能参加遗体告别活动的朋友有机会表达思念之情，北京的朋友要在11月24日举办追思会。我立即决定在纽约同步举办追思会，让海外不能回国的朋友有机会表达对老包的思念。
纽约的追思会很成功。由于与会者都是在老包领军中国知识界时活跃在推动中国进步的前沿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发言从各个角度探讨了老包的贡献、价值和意义。这些发言，促使我继续思考包遵信的意义。新的思路逐渐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经过数月断续的思考，又目睹80后学生围绕奥运圣火在海内外掀起的政治风潮，我终于感到可以写出我对老包的意义的理解了。
二、包遵信的思想价值
我们把握和评价一个人在社会和政治进步中的价值和意义，要看他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转型时期所作的努力和贡献以及这些贡献的历史地位。老包推动中国进步的努力是一贯的。与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的努力是从专业开始。不过，老包在专业领域中对于中国的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斗争的理解，深受当时的历史和思想史教育的影响。
中华民族现代化是个曲折艰辛的过程。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经过许多屈辱和挫折，才意识到传统思想和政治统治结合，是民族在进步中复兴的巨大障碍。五四运动开始的反政府的政治示威模式和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反传统的讨论，是新的政治和文化的努力相结合，建构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实践。此后，民主化、科学化和西化的反传统的启蒙主义精神以及针对统治者的抗议活动，成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一个基本取向。
尽管共产党执政后的毛时代和后毛时代的中国政治内容早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在思想史中，进步力量仍然在传统与反传统的语境中讨论现实问题去推动现实变化。这不仅是因为这是主流学界最熟悉的途径，而且是执政党的合法来源之一，以此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去展开政治动员。对于这一学术途径，不少国内外学者从反激进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角度提出异议，苛责者甚至指责为导致共产党兴起的意思祥和精神条件。在这一学术论战中，老包是站在反传统一边的，但是他不是出于政治策略的考量，而是保卫启蒙思想传统中的价值取向：自由民主、科学理性、西化以及对政府及政策的批判。我们必须在现实政治选择而不是学术争论中，才能理解老包反传统的思想取向和现实意义。
对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及其政治后果的反思，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史的热点之一。不少批评者认为，简单地拒绝传统所导致的激进主义兴起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重要根源和成功的重要条件。我本人在几年前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政治动态，让我开始怀疑，这样处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否妥当。在大的政治选择关头，把进步理解成学术般的复杂，事实上是有利于掌握主要制度化资源和位置的统治势力去压制变革。统治势力有时是执政者，有时是盘根错节地相互联系和支持的各领域中的垄断力量。在一个宪政体制特别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中，这样的态度没什么太大的危害；因为社会变革的思想可以有合法空间去开发和传播新的理念，尝试新的实践，也可以分化多元的统治力量。但是，对于一个政治-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国家而言，这样复杂化的态度客观上使得变革动力、空间和希望都很微弱。统治集团将有更多的机会去分化、控制和削弱有实质威胁的变革力量。
比较中国与西方启蒙传统，中国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特质，就是针对执政者的批判精神，而不仅仅是针对民间愚昧思想心态。这样的姿态是由积极意义的。因为在西方从来就没有过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专制政治；在西方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多元权力结构中，政治专制从来就不是社会安全和进步的主要威胁。但在中国，政治权力可以掌控一切力量的生死命运；阻碍政治进步的最大障碍就是高度垄断所有资源乃至个人生命的朝廷。在后毛时代，中国维护五四传统的启蒙者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仍然是这样专制政治。因此，他们维护五四运动的反传统时，心中针对的是中共执政集团的专制政治倾向。
9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在清算五四激进主义的遗产时，引进许多复杂的讨论。学术上采取更精致的思路和方法当然有积极意义。问题是他们的清算矛头直指80年代的政治选择及其所传载的政治思想。无论从什么标准看，中国80年代推动政治进步的各种主导思潮，从政治现实、需要和实践看，都既不激进，也不天真简单。他们对于政治的理解确实有不够完善的局限。但是，犹如其他国家的成功实践所证明的那样，现实政治的发展会产生动力促使变革者在实践中逐渐完善地理解问题。但是，90年代中国思想界在学术外衣掩盖下对80年代的政治进步所作的的清算，与官方的严厉政治控制和镇压一道，通过复杂的相互支持机制，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学术生态，构成了青年一代畸形的思想成长环境。
90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是一个很好的证据，用以检验围绕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辩论。今天，当我们目睹那些在反激进主义的教育中成长的90年代的青年学生和更年轻的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时，当我们看到围绕着奥运圣火发生的政治事件和其中的政治信息时，我们可以感到，在中国这样的专制政治中，放弃启蒙传统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这些青年对于他们反对的东西既不温和，也不宽容，但是缺少理性和原则。如果我们看到，今天在思想界抵制这种思想保守和政治反动的潮流的中坚力量，坚守五四以来的启蒙价值的知识分子占有很大比重时，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感受到，包遵信坚守启蒙精神的学术取向并不是不合时宜。
我觉得，只有开掘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针对政府的批评精神，才能理解中国启蒙运动的特色。中国的启蒙不仅仅是针对民间的旧势力的，而是在批判专制政治特别是专制政府中追求和弘扬人性、民主、科学和西化等启蒙价值。中国的启蒙主义的珍贵贡献和意义，只有在中国的专制政治中才能理解和把握。在任何时候，专制政治都是阻碍中国进步的最大、最危险的障碍和势力。不论你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不论你主张多元政治，还是主张宪政政治，不论你关心独立的民间社会（民营经济、宗教、教育和文化）发育，还是关心独立的学术思想共同体，你都应当明白，垄断所有资源和机会的专制统治者是对公民和民间社会的安全和发展的最大危险，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潜在的最大公敌。
包遵信正是80年代以来坚守、维护和发扬在批判执政者中传播启蒙思想的这一学术传统的棋手。不仅在80年代，他是学界大将。当90年代保守主义、专制主义和犬儒主义在中国泛滥时，包遵信仍然坚守在这一立场上，不畏上，不媚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包遵信和启蒙主义同道的坚守，为我们今天抵抗和战胜新的专制政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和精神资源。
三、包遵信的知识取向价值
70年代末是中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政治和思想界对毛的清算，以及随之而来的改革和开放，给有志于推动中国变化的人物和势力打开了一个巨大的选择空间。民众通过尝试新的谋生方式争取改善经济处境，精英则热烈讨论中国的问题和选择及前景。此时，当人们满怀希望讨论该怎样拥抱未来时，包遵信思考的问题是，就像张刚在纽约追思会上所说的，引领世界进步的知识是什么？
根据我的观察，包遵信的知识训练是人文学科，而且是在中国教育非常政治化的时期完成学业的。在这个时期的知识训练，即使比较中国传统专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知识也是很贫乏和武断的。我们从后毛时期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辩论中可以观察到，政治灾难并没有让所有的受教育者怀疑和跳出这样的教育的局限性。特别是邓小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那些反对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反对现代学术的骨干，许多都是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对比他们，包遵信是最早跳出这一局限的学者。今天，这一点似乎并不稀奇。对于毛泽东时代刚刚结束的中国，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包遵信的友谊有多重基础，包遵信的这种思想洒脱是思想基础之一。
高度评价包遵信的所有朋友都很看重包遵信主编《走向未来》丛书对社会的贡献。在这套丛书中，包遵信展示了不同寻常的对知识领悟的开阔视野和渊博胸怀。由此奠定了他在转折时期的中国的知识界领袖的位置。这一视野，即使在今天的标准看，也是令人敬佩的。
在包遵信接受教育的时代，几乎是没有知识的，也没有学术界。因为那点可怜的知识也是服务于专制政治的御用需求，不再具有开化民智、启迪思考、认知世界和改进现实的作用，更没有自由讨论和独立思考的空间。文革结束后，最先恢复的是所谓决策的科学和科学学。这些新的学科并没有改变学术服务于政治需要的局面。《走向未来》丛书是中国知识界在学科建设上独自探索、结束做政治附庸的角色的尝试。
《走向未来》丛书在两个方面给当时极度不满并饥渴新知识的青年人一道精神饕餮大餐。第一，在知识谱系上，走向《未来丛书》引进许多新知识学科。尽管《走向未来》丛书出版时编委会对于西方的学科体系还没有完整的理解和介绍，但是他们出版的书涵盖了这些学科。从人文学科，到社会科学，到应用科学，到政策分析，《走向未来》都有涉猎。应当指出，即使今天，中国也还没有丛书完整系统地介绍西方学术。从那些中国顶尖大学的学院设置学科来看，他们至今并不懂得现代学术中的学科体系划分。第二，《走向未来》丛书大胆地探索现实问题。从今天的眼光看，《走向未来》丛书研究和讨论现实问题的方法有不少局限，但是在当时把青年知识分子议论了很长时间的问题和观点提出来公开讨论。
80年代中国新一代大学生毕业后对中国学术建设的新贡献之一是，促成实证社会科学和政策分析的兴起。据我观察，尽管包遵信在《走向未来》从书中支持引进新的学科，但是他本人没有向实证科学和政策分析转变，而是一直坚守着人文学科的建设。这一点耐人寻味。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曾经批评老派学者这样的坚守为知识结构陈旧。因为，对于西方学界和高等教育的观察可以发现，不仅新兴的实证学科和政策分析是知识谱系中发展最强劲的部分，而且传统学科也在被实证研究更新。然而，经历了90年代的政治反动和思想保守之后，我开始怀疑，低估人文学科的传统治学途径是否正确。
在西方学术实证化的背后，其实是知识科目的分化伴随着制度设施的分化。那些传统的人文学科或者人文知识从来就没有衰落过。相反，作为对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反应，这些学科有更强劲的动力更新和发展。不仅大学仍然有学术专科和学院继续这些研究，而且教会、传统社区和各种公民志愿团体，继续承担起教育和宣传的功能。这些努力大大减缓了现代化带来的痛苦、不幸和失落。那种实证科学和政策分析兴起后导致传统人文知识衰落的印象。不过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趋势。整个社会和国家精神文化教育领域并没有这样的明显的趋势。
中国是一个有独特历史传统的国家。由于历史上从来没有强大的教会，由于中共消灭了传统组织和社区，这些人文知识的研究和教育，建国后就由中共的党政机构、经济组织、社会团体和科教文卫机构承担。改革开放后的机构专业化和中共意识形态的破产，导致了人文研究和教育的机构弱化。中国的学术界和教育界本来应当强化自己的人文知识研究和教育的职责，但是学术实证化和政策分析的兴起使得这些机构也不再时兴人文知识。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转型与知识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去理解包遵信的知识学科的坚守，使得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知识选择的价值。当一个社会在急剧的现代化过程中遭遇各种失范问题时，实证科学和政策分析并不能独自解决制度、政策、社会和个人的好坏标准，也无法为民族的良心和道德提供稳定可靠的思想基础，更无法创造一个平衡急剧发展的社会造成的各种失衡的必要的文化条件。人文知识的研究和教育是中国健全的现代化和人的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四、学界领袖包遵信
如果包遵信仅仅是掌握一定知识和在学术讨论中坚守一些原则的学者，他的逝世不会在那些不认识他的人中间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包遵信的影响是他在知识界的领军人物地位所决定的。这一地位来自于他在后毛时期致力于探索知识分子影响社会和推动政治进步的独立渠道和机制。
中国古代的士绅同一的制度使得士林领袖常常是意见领袖和政治领袖。清末到民国时期，虽然现代化产生新的社会专业阶层，成为意见领袖来源，但是学界领袖还是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这一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才中断。中国共产党的极权政体垄断一切社会资源包括社会声望等分配，使得没有任何独立的意见领袖和政治领袖可以存在。毛时代后期实践灾难导致青年一代开始独立思考，在非制度化的社会交往关系网络中开始出现有影响的思想者和组织家。这些人领到了76年四五运动。邓小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高考和推动干部“四化”以及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允许一定的思想、政治和政策讨论，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在后毛时期有了独立思考的空间并可以将思考所得的收获用于推动社会政治进步。不同的知识分子根据自己位置探索可能的影响社会渠道和机制。
自真理标准大辩论中和理论务虚会上形成的胡耀邦智囊们主要通过国家制度化的学术研究项目、媒体和研讨会讨论政治问题，影响社会思潮，推动政策变化。陈一谘带着一批文革后的大学生通过提供关于经济发展的问题调研和政策建议，先作为主要领导决策的外脑，然后被吸收成为国家决策的正式程序中的机构，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提供资讯和方案。陈子明和李胜平等人建立独立研究、出版、教育和经营实体群，系统地开发、生产和销售新知识和新观念，推动和造就新的力量，促进社会进步。包遵信的道路是通过出版，建立一个综合推动社会进步的渠道和机制。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胡平曾说过，言论自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支点。包遵信是把出版当作推动社会进步的支点。严家祺在纽约追思会上回顾了包遵信的道路：从《读书》，到《走向未来》丛书，再到《太平洋论坛》，包遵信利用出版推动社会进步的机制逐渐完善。《读书》是一个有影响的杂志，可以讨论新的议题，宣传新的思想，引进新的观念。《走向未来》丛书除了引进新的知识结构和观察社会政治的新视野，还积聚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后来中国政治进步和学术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严家祺敏锐地观察到，如果不是1989年开始的政治迫害，《太平洋论坛》会是包遵信一生的最辉煌的成就，因为这个编委会囊括了海内外关心中国政治进步的有影响的学者。这个编委会不仅为与国际接轨的更广阔的思考视野、更完善的知识结构提供了制度渠道，而且为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社会思潮和推动政治进步建构一个平台。
90年代随着中国文化和出版事业的改革，应该说，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空间更大了，影响社会的制度化渠道也更多了。在实践中，许多工作和事业也确实更专业化了。但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却大大下降。客观因素很多，但是知识界领袖缺乏这样的进取精神胸襟是一个主要原因。在知识分子中，恪守专业训练成规和专务正业的风气上升，民营的文化出版教育事业在专业化的口号下躲开政治风险。所有这些促成主导社会精神文化和思想意见的专业领域中非政治化倾向的发展。在执政者严厉控制政治异议声音和全球化商品大潮的条件下，知识界的非政治化倾向导致了我们自90年代后期开始到今天一再看到的年轻一代政治和道德思考的贫乏局面和种种怪诞现象。
在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自由主义被更全面地介绍进中国，一些学界领军人物以消极自由来为这种趋势辩解。根据他们的说法，80年代强调的是积极自由，90年代更注重消极自由。这种说法其实站不住脚。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是公私两个不同领域的自由；这两种自由不能相互替代。你当然可以侧重一个自由，但是这并不是你放弃另一个自由的理由和原因。就知识分子的社会和政治职责看，在公共空间中以积极自由的参与去推动社会进步是更重要的任务。
作为学界领军人物，包遵信是一个好的榜样。他不仅有宽广的学术思考视野，而且开发各种机制，教育、动员、集结和组织知识分子去影响社会，推动政治进步。正是由于有包遵信这样一批学界领袖领军，知识界在80年代是中国最具进取心和最充满活力的社会群体，是80年代中国健全发展和民族精神健康向上的重要动力来源。
五、民运领袖包遵信
评价包遵信所代表的知识界领军人物开拓影响社会风气和推动政治进步的进取精神和贡献时，我们无法回避他们在政治领域中的建树。凭借着他们在知识界中的领军地位和推动政治进步中的贡献，他们建立了独特的政治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政治风潮来临时，他们由学界领袖迅速转变成为民主运动的领袖。1989年民主运动中，包遵信和严家祺的公开参与和积极领导，使得那场学生请愿运动转变为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他们是那场运动中最具动员力的政治领袖。
自古中国的士林领袖就是政治领袖。在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中，知识和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者都是政治异议运动的主要来源；在向着民主化转型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是最能动的群体；因此，只要知识界和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进入异议运动，她们很容易成为政治反对运动的领袖。应该说，不论是包遵信的选择，还是包遵信的政治领袖位置，都不奇怪。
但是，在中国90年代政治保守主义兴起后，包遵信们作为知识界领袖在政治运动中的这种选择和角色竟然成为有争议的。批评者的问题，不是 学界领袖是否要发表政治意见推动社会进步；对于意见领袖的社会职责应当没有争议。他们的主要问题也不是学界领袖是否应当开拓独立的机制去影响社会和政治；因为90年代一直有年轻的学界精英做这样的选择。据我看，最具争议的是，学界领袖是否应当凭籍其学术、思想和政治影响力去发动大规模政治风潮，推动政治转型。这是包遵信和严家祺在80年代后期的最独特的政治贡献。当时，对于学界领袖发动和领导政治风潮并没有争议；那时争议的是某个具体的行动策略和诉求主张（例如《517宣言》）。90年代后，包遵信们的政治选择才成为主要争议和批评的对象。
90年代的中国政治中的新保守主义内容驳杂，但是有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起始于对于1989年的特定政治情境中的一个行动策略的争论，但是迅速提升为对于大规模政治风潮和政治运动的全面和彻底的否定。这些否定性批判最初是现实主义的考量，他们顾虑政治风潮会导致局势崩盘。后来引申为一般的道德原则讨伐，因为风潮是违法的，发动风潮是不负责任的。
其实，稍微仔细看看现实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就知道，中国的1989年或许有某个行动举措不明智，但是并没有什么强大的政治激进主义。政治风潮或者说政治运动在任何国家中，都是推动社会变革和政治进步的主要机制。转制国家转型的必须经过大规模政治风潮。第三波民主化中，无论颜色革命，还是西班牙国王主导的变革或者台湾执政党容许的变革，都不能缺少政治风潮。宪政民主自由法治，并不因为有制度化渠道就替代并取消政治风潮和政治运动，而是要给政治风潮和政治运动合法空间，并平衡其副作用。在这些文明国家中，守法不是对政治风潮和政治运动的道义约束。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都是在有宪政、独立司法、媒体自由和真实选举的国家中采取违法但和平的方式，吸引主流社会关注一个少数人的正义问题，刺激主流社会的良心去解决问题。后来的民权运动、环保运动、反战运动和劳工运动，也都开发独特的行动策略和方式在公共空间提出议题，推动社会主流解决自己关注的问题。
90年代保守主义对于政治风潮后果的现实顾虑也是欠周全考虑的。政治风潮和政治运动确实有不确定性，但是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发现，政治风潮在突发阶段过后的较长时间段中，也受一些群体心理和宏观条件的制约，在更长的时间段中很受该社会当时的文化和制度的制约。在一个合理期限中，风潮是可以预测和不难驾驭的。此外，政治风潮或者政治运动导致局势失控，只有在统治者拒绝改革并一再镇压风潮时最容易发生。
现代政治学对于政治的理解并不残酷，但是也决不是和谐。政治是具有不同的利益和意愿力量之间的博弈。博弈各方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选择一定的行动策略。在这种博弈中，非统治、非主流和非正统的力量往往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去维护和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制度化资源被统治者掌握着。
90年代中国保守主义精英对于现代政治博弈中的理性有许多错误的理解，并基于这种理解取消政治运动，批评政治行动者。刚才提到的严格守法是一个例子。另一个普遍误区是对于囚犯困境的理解。由于囚犯困境强调最终的双赢需要双方的善意，于是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从民间善意的不可或缺，走向民间应当绝对善意，然后等待、感化和换取统治者的善意或理性。他们忘了，囚犯困境的双赢结局有赖于经过一个双输的互动过程，然后参与者理性地调整自己，走向双赢。否则，被统治者的善意只会使得统治者理性地选择欺压被统治者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如果统治者拒绝合作，被统治者就要发动运动反抗，造成统治者镇压的代价大于善意合作的让步。有些人会争论说，任何反抗给被统治者造成的代价总是高于统治者。在博弈计算得失的理性中，问题不是谁的代价大，而是自己采取哪种策略的代价更大。
90年代以来，中国精英对于运动和对抗博弈的恐惧心态已经到了变态地步。各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都在小心翼翼地规避与统治者的实质冲突，在统治者容许或者不难受的情况下讨论改革，甚至到为统治者谋求利益的理由劝说统治者接受改革。这是中国发展面临很多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而且没有足够的政治表达的主要原因之一。
90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中政治风潮的缺位，并没有感化统治者纠正失误。相反，统治者，就像囚犯困境中理性预期的那样，在没有政治制约的情况下，被惯得更坏了。中国不仅80年代的所有问题都更恶化了，还出现一些新的更严重的问题。统治者更肆无忌惮地腐败堕落和滥用权力。
包遵信和80年代的知识分子领军人物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能有那样大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敢于驾驭政治运动，去推动历史进步的行动意志和实践。这是今天中国政治生态中审视包遵信作为知识界领军人物的最大特色之一。今天具有更好的条件去推动这样的工作。一是现在又更广泛的民意基础。黑社会化的基层政权与民众冲突每天产生大量的自发运动。二是现在的精英有更多的独立资源和制度化方式及非制度化的机制去动员和组织民众。现在的最大障碍是政治保守心态导致的许多误区。
写道这里，我觉得，我已经捕捉到老包病逝所传给我的政治信息，这是一个时代的标杆人物，他在一个民族转型关头，开发各种机制探索和促进转型，勇于驾驭政治运动推进社会进步。
六、包遵信的未竟事业
在纽约追思会上，几乎所有的89年学生领袖都谈到包遵信的贡献和影响。这其实是对包遵信所代表和领军的80年代知识界的启蒙活动的盖棺定论。在中国政治的转型关头，包遵信们通过批评统治者坚守人性、自由、民主、科学、正义和进步等启蒙理念，通过弘扬人文学科和人文知识维护社会的精神品质和建立民族立国的根本原则，通过开发新的机制在专业领域中教育、动员、集结和组织专业人士研究社会问题和传播进步思想，通过驾驭政治运动推动政治转型。
今天的中国与80年代有很大变化。即使包遵信本人，直至病逝，还没有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继续他的80年代的定位和作用。有效影响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机制很多，但是领军人物仍然缺乏发动和驾驭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意识和实践。如何将草根民众的反抗与专业化力量的探索结合，如何在民间力量各板块间进行对话，如何动员80后新一代，这些也都是需要解决实际问题。
在所有这些遗留问题中，也许最具挑战性的是反对运动或者独立民间运动如何克服各种内在问题，实现自我更新。现代政治研究认为，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健康地实现民主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任何的宏观条件，例如：经济、文化和历史包袱；这些宏观因素仅仅影响转型发生、健康发展和巩固的概率，但是不决定其发生和结果；决定一个民族有无民主转型发生和结局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人们的选择，是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战略互动。因此，反对运动的缺席和执政者独大，是中国政治转型的主要障碍。在包遵信的追思会上，正是思及反对运动还没有解决自身问题的征兆时，我泪如雨下。
2008年5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