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贵州瓮安发生大规模骚乱，愤怒的百姓焚烧政府和公安大楼，几十辆车辆也被焚毁，震惊中外；7月1日中共建党纪念日，上海一名北京籍青年在公安局放火，并用刀袭击警察，造成6名警察身亡，四名警察和一名保安受伤，事件震惊中外；7月2日，湖南张家界因拆除建筑问题，引起不满，随在街道办事处引爆煤气罐，炸伤12人。短短几天内，中国连续发生三起大事件，件件都是官民冲突，暴露出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越来越激化，越来越走向暴力冲突。
三起大事件，尤其是瓮安骚乱，其影响力直接震撼了中共的统治，使胡温政权感受到了执政危机。尽管中共当局一如既往，将群体事件定性为所谓“黑恶势力”、“敌对势力”、“一小撮“人煽动等等，但在互联网和通讯发达的今天，当局再也无法掩盖事实真相，也不得不找”深层原因“，撤掉瓮安县四名官员，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也向瓮安人民鞠躬道歉，实际上就是羞答答的”罪己诏“。
今次一周新闻聚焦，由于瓮安的评论和报道太多，不得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评论聚焦”，另一部分为“媒体报道和分析聚焦”。大部分都是摘要。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 张先玲 徐珏发表文章：请放下你的鞭子
瓮安事件，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几天下来，真相已大白于天下。对于这起由一桩恶性奸杀案件引起的万人抗议活动，我们只想向政府说一句话，那就是：请放下你的鞭子。你们不能像奴隶主那样动不动就扬起鞭子，动不动就封住人家的嘴巴。你们得让人说话，得坐下来同那些向你发出抗议的受害者及民众对话！终了，你还得给受害亲属一个说法，一个公道。
我们常常想，为什么党国的官员们一遇到民众的抗议事件，总是要作出一种近乎本能的\”条件反射\”，总是拒绝同有关当事人坐下来对话？十九年前的那场示威抗议运动，学生们的要求，不就是通过同政府的对话来争取解决双方的分歧吗？但当时强硬派、国务院总理李鹏断然拒绝了学生的要求，他只准备同学生\”见面\”，却不准备同学生\”对话\”.结果是大开杀戒。\”六四\”镇压以后，大小官员们心里悬着的石头落地，变得更加有恃无恐，偌大的中国，在朝者贪赃枉法，在野者黑恶横行，遂使纲纪不张，民怨沸腾。国家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继任的党国首脑不思悔悟，依然故我，有事没事只知道高唱\”亲民\”，却不知道与老百姓坐下来商量。结果是危机日甚，积重难返，最后还是老办法：哪里有反抗，哪里就镇压。我们不明白，坐下来对话真有这么难吗？难道对话的成本比镇压还高吗？难道一对话就必死无疑，注定要\”亡党亡国\”吗？
官员们一开口就是\”有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如何如何……\”少数不法分子趁机\”如何如何……。他们自己就真的相信吗？数万人的抗议活动凭几个人能煽动得起来吗？少数几个\”不法分子\”能制造出那么大的响动来吗？不过是借口，拿出作为镇压的借口。当事人就那么几个，已经去找了你们，找你们是相信你们能为他们主持公道，你们就不能\”屈尊\”一下，同他们坐到一起谈一谈？ 你们居然把讲理的人都打死了，天下还有公理可讲吗？难道还要把剩下的几个亲属都统统灭了你们才称心如意、万事大吉？这样的恶吏还养着，还让他们为非作歹，这个\”国\”还能有一天宁日！
作为\”六四\”惨案的受害者，深知中国的老百姓再经不起连绵不断的血光之灾，深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公义的伸张是何等的艰难，因此始终主张公民在维护自身权利的抗争中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则，以最大的克制来寻求问题的合理解决。但是，官员们要耍横，要以民为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难道等着挨鞭子，吃枪子？
什么叫官逼民反？这就是；什么叫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就是。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但今天是\”人民共和国\”，不是两千多年前逼得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秦王朝。不要以为有那么多\”爱国者\”前呼后拥，不要以为全世界都在翘首以盼中国的\”和平崛起\”，那心造的\”太平盛世\”当不了真，最终还得要看老百姓是否安居乐业。要知道，死人的事不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安全感\”，只能给你们带来日深一日的恐惧感。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欠，唯独不能欠人命。
前不久在汶川地震中刚刚唤起了你们对生命的一点点爱惜和尊重，怎么一转眼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如今两条人命摆着，全世界都将拭目以待。
日前在电视上看到胡、温两首脑与美国国务卿赖斯会谈甚洽，听说还谈到了人权问题。很自然，中方又少不了要向客人介绍中国的人权状况已有了这样那样的进步。这使我们一下想到瓮安事件中受害女学生的家长，人家在办丧事，今后的日子还不知怎么过。我不知道在胡温的心目里，这算不算是个人权问题。总不能只介绍\”少数不法分子\”如何如何\”打砸抢\”，闭口不谈因公安渎职、枉法而死了人！
前不久，我们从汶川地震看到了中国民众的善良和博爱，这次瓮安事件又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民众的凛然正气。中国人并不总是那么冷漠，也并不总是那么驯顺，他们也有发出怒吼的时候。中国的党政首脑们应该感谢这些有情有义有担当的公民们，这个国家如果没有他们撑着，早已国将不国。
最后还是那句话：请放下你的鞭子！
●著名学者、异议作家刘晓波：“瓮安事件”的启示
2008这个奥运年，中国不断爆出让世界瞩目的大事件。西藏危机让中国的奥运形象严重受损，汶川大地震有了大幅度修补。正当中共政权抓住救灾的机会，全力营造“震出一个新中国”的形象之际，来自边缘地区的大规模官民冲突再次震惊中外。
2008年6月28日，距北京奥运开幕仅四十天，贵州省瓮安县爆发数万人规模的官民冲突。起因是年仅十七岁的女生李树芬被先奸后杀，丢弃河中。当地公安局在处理这起极为恶劣的刑事案时，未经尸检和审查，便判定李树芬为坠河自杀，并释放了嫌犯。死者家属不接受公安的说法，其亲叔叔前去理论，警察非但给不出合理合法的解释，反而将他打成重伤，后又唆使黑社会再次毒打他，致使送到医院抢救。
瓮安县公安局竟如此黑暗，激起公愤，先是李树芬所在中学的学生前往当地衙门讨公道，继而是数万民众聚集当地衙门前，愤怒的民众烧毁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大楼和十几辆警察，冲突从下午持续到午夜。在当局出动大量武警的干预下才暂时平息，其间开枪打伤一人。当局还切断了瓮安和外界的通讯联系，派人在路上阻止记者到县城采访。
近些年来，由于中共严控媒体和封锁信息，如果只看中共操控下的媒体，中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毫无问题，甚至就是“太平盛世”。与也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日益关注，也让“大国崛起”的喧嚣很有市场，官权煽动和纵容的民族主义浪潮，也为胡温政权蒙上深得民心的假象。但是，一个“瓮安事件”，官方新华社的解释和网络民意所向之间的巨大反差，让官方形象再次显出原形。事实上，在通报危机的官方内参里，在互联网中，在境外媒体上，屡屡爆出大规模官民冲突和暴力流血事件，现在的中国犹如坐在火山口上。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近年来爆发的大规模群体事件，其参与主体并不都是权益直接受损的群体，还有许多以“无直接利益受损群体”为主体的官民冲突，“瓮安事件”就是又一起“无利益相关者事件”。
一个女学生遭到奸杀的刑事案件，为什么会演变成万人的示威抗议，甚至演变为焚毁县公安局和政府办公大楼？29日官方新华社简讯给出的仍然是老套的解释：“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
然而，网络民间根本不相信官方的老套解释，而相信当地民众通过互联网和手机提供的解释：在当地官权的黑箱操控下，先奸后杀的刑事案件，被当地公安办成“先包庇嫌犯再殴打死者亲属”。如果没有官权撑腰，嫌犯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逃脱法网。也就是说，这场官民冲突之所以愈演愈烈，由死者家人的讨说法发展为数万人参与的大型群体事件，显然是源于当地官权的极端黑暗和欺民太甚。
“瓮安事件”，不能不让人想起几年前的“万州事件”，二者的规模和性质极为相似，不是“利益相关者事件”，而是“无利益相关者事件”。愤而围攻当地衙门的数万民众，他们不是直接受害者，与受害者也无利益瓜葛和亲属关系，甚至素不相识。他们之所以大规模介入其中，完全是出于“义愤”，而这“义愤”，不是来自官权的长期作恶和民怨的长期积累，还会有其他的合理解释吗？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万州事件”。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庆市万州区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事件的大致经过是：万州区民工余继奎因不慎弄脏路人曾庆蓉的衣服，就被曾的丈夫胡权宗用扁担打断腿。在施暴过程中，胡权宗自称自己是公务员，无论出了什么事，花钱都可以摆平，甚至扬言花20万就能买条穷人的命。同时，前来处理这起纠纷的110警察居然对胡权宗宽容有加，不但与施暴者握手寒暄，而且轻易地放走了施暴者。正是这种“官员霸道”和“官官相护”引发了众怒，数万人到万州区衙门门前抗议，当局紧急出动上千防暴警察进行镇压，民众则用砖头石块还击，焚烧多辆警车、政府大楼及消防车，致使万州区衙门停止办公一天。
“瓮安事件”像“万洲事件”一样，其典型意义在于，事件起因看似偶然，而实乃愈演愈烈的官民对立之必然：正是官权的长期霸道和欺骗造成了压抑已久的民怨，一次小冲突才能酿成数万人抗议的突然爆发，足以见出民众对官权的积怨多么深厚和强烈，用“烈火干柴”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与此同时，“瓮安事件”和“万州事件”发生在网络时代，官权的封锁无法完全奏效，所以，敏感的大型公共事件发生后，总是最先现身于网络。最耐人寻味的是，凡是官民冲突事件的网络效应，必然呈现出网民一边倒的民间立场，而官方老套解释的劝诱力几乎为零。如果说，大规模官民冲突所凸显的是深刻的官民对立，那么，网络民间在官民冲突上的立场所凸显的就是官权公信力的极端匮乏。从自身上网的亲历中，大多数关心时政的网民都知道独裁权力的说谎和造假。所以，只要有群体性的官民冲突事件爆发，网络民意必然群情激愤，向官权发出抗议和要求真相。
当下中国，官民之间力量对比的消长，一直呈现出民间扩张和官权收缩的景观，“瓮安事件”是这种消长景观的又一证明。
一方面，在没有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中国，正当权益严重受损的民众，不可能得不到体制性的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唯一具有救济意义的上访制度，本身就是畸形制度产出的怪胎，事实上早已名存实亡。
另一方面，今日民间不再是愚昧而训顺的群氓，而是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和维权活动高涨的民间。他们对霸道上瘾的官权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们对欺骗成性的官权保持高度的警觉，致使官权的统治效力日趋下降，恐怖政治的威慑力也大不如前。所以，以维权运动为标志的民间政治动员，决不会以当权者及御用精英们的意志为转移，即不是当权者想不想要民间动员或民间动员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这样的民间动员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大爆发，由分散的此起彼伏汇集成八九式全民动员。
因为，血腥屠杀后十九年的事实是，权贵们的作恶多端和平民百姓的持续受损，已经在事实上进行了多年的政治动员的准备，民间所积蓄的不信任及其怨恨和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已经为发动一场庞大的社会动员积累了过多的民意资源。当民间的公正饥渴一直得不到满足或缓解之时，当民众的权利诉求和政治参与热情一直处于被刚性压制的状态之时，压制越刚性，饥渴就越严重，可能爆发的参与态势就越激烈，这样的持续积累一旦因某个偶然事件而在中心城市打开缺口──不管以怎样的方式打开──被强制压抑的公正饥渴和政治参与热情，很可能演化为狂热的参与爆炸。
对这样的官民关系现状，胡温还是有所警觉，所以上台后就提出“亲民路线”，但也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胡温执政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的事实证明，只有自上而下的恩赐性“亲民”，而没有实质性的制度变革，无论胡温的亲民口号喊得多响亮，也无法遏制官权的普遍腐败和劣质化。所以，如何通过为民间政治动员提供有弹性的政治空间，把民间释放出的维权能量和政治参与热情导入一种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遏制跛足改革的恶性发展，来保障民权和遏制官权，来逐渐建立起有效的人权救济制度，才是中共现行政权化解民间怨恨和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之正道。
●专栏作家邱立本在《亚洲周刊》发表评论：贵州风暴：黑盒子里没有和谐社会
没有人会相信，黑盒子里面会找到和谐社会。这也是当前中国很多地方政府的危机。每次出现内部矛盾的时候，似乎本能的反应就是制造一个越来越大的黑盒子，让信息断绝，让正常的新闻采访变得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但客观上却造成了更多的矛盾，埋下了更深远的危机。
这次贵州瓮安县的万人火烧政府大楼事件，源于女生李树芬死亡的刑事案件，但从事件发生之初，中国主流媒体只有当地官员的一个口径的说法，网上的帖子，被删得七零八落。有关的当事人，都难以接受媒体的采访，受害人的家属，不少是在「失踪」了好几天之后，才现身对媒体说出要全力支持「和谐」的话。
用中国网民的嘲讽的言语来说，他们是「被和谐」了。也正是这样的媒体操作方式，让很多老百姓相信网民的另一句讽刺的话：这位女生是「被自杀」了。但没有人知道这是否客观的真相。网上有关的案情，有很多的版本，而不少的基本事实也已被客观的证据所否定。但地方政府却在这次事件中，违反了中央的「奥运采访规定」——无论是国内或国际的媒体，只要受访者同意，就可以采访，而不需要官方的准许。
但更让人吃惊的是贵州地方政府在这次事件中，一度「四封」，即封网、封城、封通信和封记者，使信息不能开放。但恰恰是这样的举措；恰恰是在一个被封闭的黑盒子里，才是谣言传播的最佳土壤。
也许是一种逆反的心理，在信息被屏蔽了以后，大量的谣言反而不断滋生。不少人有意或是无意的，让流言承载自己的想象力和怨恨。这不仅使真相锁在黑盒子里，也使黑盒子锁在很多人的心中，见不到事实的阳光。
其实事实与真相，才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基础，像最近的「华南虎」事件，经过大半年的折腾后，陜西省当局终于承认这是一宗造假事件，逮捕了那位自称拍到华南虎照片的农民周正龙，也追究了那些力挺这位农民的官员。这样的发展，其实是大大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让老百姓相信，从地方到中央，中国政府不需要用谎言来治国，也不需要用压制信息来作为统治的手段。
这就是和谐社会的动力，真实带来和谐，虚假带来裂痕。一个政府如果不隐瞒，不护短，就会让老百姓打从心底里心悦诚服，就会全力参与建设一个和谐社会。陜西的华南虎事件可以这样处理，为什么贵州的女生死亡事件不可以这样处理？陜西的华南虎风暴，吹走了民众对和谐社会的疑虑；贵州瓮安县的西门河激流，也应该冲走老百姓心中的阴影。
●著名杂文作家芦笛发表文章：瓮安事件引出的一点绝望感想
……盖大陆就是发生一万次骚乱，官方的解释也绝对只会一模一样。那个公式，就是白痴也能倒背如流了：一小撮暴乱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政府机关，打砸抢烧，危害了社会治安，破坏了安定团结，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但在我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和果断处理之下，事件迅速得到平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处理方式也绝对只会一模一样：出动重兵镇压。万能的枪杆子一使出来，自然河清海晏，天下太平：四五运动、六四、汕尾、拉萨、瓮安……哪一次不是这么解释，哪一次不是这么处理？区别只在于事件规模和地区罢了。
让我惊奇不止的，是人民何以能忍受这种千篇一律毫无创意的机械重复。撇开道义不说，这也是对中国人民智力的放肆侮辱：难道13亿人民个个是白痴，只需喂以智力含量为负值的粗饲料，便会傻傻地鼓腹而歌，歌颂天皇圣明，民罪当诛，坚信人民永远不会对，政府永远不会错；坚信政府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民间流传的一切都是假的；坚信在党英明领导下的太平盛世里，一小撮坏人就是能轻而易举地动辄煽惑上万群众，围攻政府机关那全民爱戴中心，而“不明真相，轻信谣言”就足以冲销他们对党国的无限热爱？
这种拙劣表演，弄上一次也就够了，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都知道。这不等于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是白痴政府，中国人民是只配让白痴政府饲以比锯末还乏味的粗饲料的白痴人民么？
看新华网的视频链接，原来是贵州省政府的新闻发布会现场转播，看了之后绝望到连脚杆都抹细了。
最强烈的印象，就是那些人民公仆的惊人弱智。名曰记者招待会，所有的人都是照本宣科。那位主要发言人最绝。当他念到6月22日晚间李树芬投水、陈某刘某下水打捞的节骨眼上，突然发现下面缺了一两页发言稿，不知道下文如何，便只好戛然中断。经过一段难堪的沉默，他遍寻缺文不获，别无选择，只能用嘴匆忙简单地通告大家李树芬死了，接着念既有的讲稿，案情介绍便突兀地跳到6月28日的事件。于是这之间发生了什么事，王、刘、陈又是怎么处理的，便只有天知道了。离开发言稿就不知道事件经过的人，居然也能充当案情介绍人。既然如此，何不使用更可靠的录音机？起码不会出这种“中间没有了”的事故不是？
整个招待会都给人一种演戏的感觉，显然是针对网上传闻而召开的。不同记者给指派了不同的问题，提的都是网上的说法，而答案早已写就，并指派专人宣读。亏得那主持人的记性还好，谁的手上有相应的答案记得清清楚楚，一点没弄错。又幸亏没谁再像那位主要发言人一样遗失讲稿，而答案都是针对问题事先写好的，于是那指定回答者便流畅宣读了预先写好的讲稿，完美解答了问者的疑惑，大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大将风度。
如此记者招待会我还真没见过，当真是开眼界了。它对网络文化的贡献，便是“在桥上做俯卧撑” 以及“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的经典名言，肯定与“很黄很暴力”一样，要在网上流传一阵子。
据政府告诉我们，李树芬自杀前，兴致勃勃地和同学出去玩，兴致勃勃地和他们一道吃晚饭，却在席间毫无来由突然提出要自杀。而王某也竟然没有被吓坏，把她送回家去或是通知家长，还要跟她去桥上玩，并在一旁做俯卧撑，似乎生怕她没有机会兑现前言，而李果然没让王失望，在自杀前还宣称：“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所以，她的全部自杀动机，似乎就只是为了检验河里能不能淹死人！
老实说，这说法之离奇，以致我禁不住都要怀疑那是真实的了——如果是编造，就算我党官员的智商再低，也该弄点稍微有点可信度的说法出来吧？
于此，我便遇到不可解的两难：假定那证词是真，又能排除李是精神病患者，则世上就是有人会为了检验投河能否致死而去自杀；假定那证词是假，则贵州公安乃至省政府官员的智力就低下到了神鬼莫测的地步。我虽然不惮从最坏处估计中国官员的智力，然而打死我也难以相信他们会到了这种匪夷所思的化境。
不幸的是，尽管事前写好了脚本，大概还作了彩排，人民政府的官员们毕竟还是留下了两大漏洞。第一就是那遗失讲稿的主要发言人念的：“6月26日经县做工作，死者家属同意县工作组的协调意见，同意在28日上午签订协议，了结此事……”
这未免太蹊跷得过了份：既然李是自杀，那公安局的责任，似乎也就是通知家属真相吧，哪还需要县里专门组成“协调组”来做家属工作，甚至“签订协议，了结此事”？签什么协议？那是需要双方同意的买卖么？谁听说过自杀者的亲属要跟政府签协议的怪事？了结什么事？自杀是需要了结的事么？怎么个了结？要了结也就是家属办后事吧，与政府什么相干？还要特地签订协议，以确保家属不会反悔！
第二个漏洞就是李的叔叔去公安局谈完话后，走到保险公司门口遭到毒打，以致重伤入院。为什么挨打？莫非也是为了检验一下去找公安局麻烦的后果，如果没被打死就好好活下去？公安局不是专管社会治安的么？那时上哪儿去了？为什么竟然坐视一个从本局走出去的人被流氓毒打？这岂不是故意扫自己的面子，让执法机构的威信荡然无存么？
我不是说凡是政府的说法就要怀疑，我深知民间流传难免夸张，例如李的叔叔被打死就被证实是误传，谁谁的头发被剪光也未必属实。但政府凭什么让大众相信自己的一面之词？就凭手上捏的万能的枪杆子？既然如此，那又何必开什么记者招待会，直接动用暴力严格封锁消息不就完了？就算要按伟大领袖的指示办事，那还有“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一条啊？凭什么不让大家相信群众只相信党？
稍微有点文明常识的人都该知道，我们不该相信群众，我们也不该相信党，我们只能相信独立的第三方调查。这独立的第三方可以是媒体，也可以是司法界，而不许媒体和司法界独立的政府，当然就永远只能是天然的伪证罪嫌疑人。哪怕蠢如党朋也得同意，无辜者绝对只会欢迎独立的第三方调查。
我最觉得绝望的，还是再次感受到中国社会自“解放”以来的惊人倒退，以致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上虽然发生了巨大进步，然而政治上的清明还远远没有进步到“封建”王朝的水平。
任何一个对传统社会略有所知的人，都该知道这种事若发生在“封建”王朝，不论是非曲直如何，地方官都得掉脑袋。盖地方官员代天子牧民，其责任是爱护子民，但凡激起民变，不管曲在何方，都说明该地已经民怨沸腾，地方官虐待子民引起了反弹。还从未有过但凡官民发生争执，朝廷永远只会站在官府一边的怪事。在传统社会中，官官相护寻常事，君臣相护就少见了。相反，明君最怕的就是官吏虐待百姓，毁了他的明君名声。皇帝和官僚集团的利害并不一致，常常是互相冲突的。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明君的努力目标就是竭力防止官吏利用他授予的权力侵害人民。
但在现代极权社会中则连这种理论可能性都压根儿不存在。在这种烂污社会里，没有权威高于一切、不容质疑的皇帝，只有“最大的官”，而这最大的官之所以能爬到最高位，全靠下面的官的支持。与皇帝不一样，“最大的官”和下面的官利害完全一致。他能保住权位，靠的不是人民而是官吏集团的拥戴。
于是传统的“君—臣—民”的三明治结构便成了“官—民”两极结构。在这种烂污社会里有的只是官官相护，绝无可能发生传统社会那种皇帝为民作主，严惩贪官污吏的事。传统社会是“百姓怕官，官怕皇帝，皇帝怕百姓”，而如今连环少了一节，只剩下“百姓怕官”了。
由此可知，胡锦涛所谓“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人为本，为民负责”等等，不但是假话，而且是大话，他就算有心，也没那个胆子兑现。
●著名网络评论家五岳散人：“罪己诏”初稿发布
俯卧撑事件之后，一般人都想着估计有个屎盆子正在等着参与的老百姓，因为事先已经是定性了的：一小撮某某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云云。这是我们这里的常用手法。
但今天的这条消息多少有些让人意外：贵州官方分析此事的原因，总结了五条，最后归结到“民众有怨气”上。而怨气的原因自然是当地政府办事不利、不能为百姓做事。
这事好玩的地方在于，最初的反应其实是条件反射型的，类似事件一出来，首先就是这么个反应，比巴甫洛夫那些倒霉的实验用狗的反应都敏捷，虽然经过了大脑，但可能没经过管思考的那部分。后来的反应是经过了大脑皮层，但这正好跟条件反射出来的话语形成了悖论。先开枪再问为什么。
看见这玩意儿，头一个感觉就是这是新型的“罪己诏”。话说当年有皇帝的时候，国家出了大事或者天象示警，皇帝一般都颁布一个罪己诏，以说明万方有事、罪在朕躬的道理，接着倒不是皇帝退位，而是宰相倒霉。即使不辞职，也要表示辞职的意思。大致这事的意思是皇帝负个形式上的责任，宰相因为是实际政务实行者，所以要负更大的责任。
罪己诏的真实意思，其实就是个“寻找替罪羊诏”。因为不是具体的官员，即使负上某些责任，也不过是个领导责任，跟那些具体事件的当时官员之间，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不知道当年这种罪己诏的效果如何，反正现在我是不会相信的。因为这根本不是个“主清于上、政乱其下”的问题。
替罪羊诏书一颁布，估计这事儿基本就算是定性了。“一小撮”与“不明真相”估计就不会怎么说了，群众的眼睛最终还是亮的，或者说至少群众是有原因的。换几个官员看来是必然了，追究老百姓的力度将会降低了。
要说起来这未必是坏事，至少比起以前还是有进步。可有一个事情我想知道：从这个罪己诏后面，到底怎么解释那“一小撮”。另外一个想知道的是，是不是以后每次事件都要出到近乎揭竿而起的手法，才能有一个勉强能接受的结果呢？如果真是如此，那可真是要遍地烽烟了。
●记者山人在德国之声发表评论文章：中国要少做“俯卧撑”就要做足“仰卧起坐”
中国最近连续发生三起重大社会事件：瓮安、上海袭警、张家界撞楼，于是“俯卧撑”成了最流行语，甚至用到了股市，用于了足球业界。德国之声记者认为，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由来已久，如今愈演愈烈，表明：几个方面的政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借用类似的语言：中国急需要做的是几个“仰卧起坐”。其中最关键的是三个：新闻放开、法制到位、民主升级。
瓮安事件让我们看到什么
就瓮安事件本身而言，这也许是一件在这么大一个国家里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无论少女李树芬是自杀还是他杀。就事论事地说，官方做出陈述后，各媒体进行了采访报导后，看来，这本来是一件应该由检察院和法院处理的事情。似乎还不能完全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但自杀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可以是一个非刑事案，也可能是个刑事案。
问题不在这个介于两者间的案子本身，而在两点：为什么会引起万人骚乱，为什么会引起全国乃至全球性的震撼。为什么会引起万人骚乱呢？从贵州省对县政府的处理可以看出，贵州省和中国中央领导人也认为，这里牵涉到很大的民怨，县政府负有重大责任。李树芬的叔叔从派出所出来后，在一家保险公司门口遭到毒打，也不能排除有关警察找人干的嫌疑。另外就是象中国国内有的贴子说的，贵州人爱看热闹，其实真正闹事的并非万人，可能只有几百人，其他人只是在看热闹。当然看热闹也许也表明了一定的民怨。为什么会震撼中国全国呢？首先，事件发生后，网络上传出了许多版本的\”事实真相\”，激怒了大众；第二，这也表明，各地的民众中也有很多人对（当地）政府不满或积怨很深。
世界各地都有社会冲突，比如巴黎郊区几年前、柏林五一时的骚乱。有许多人表现也很极端，比如美国和德国的校园枪杀案件。但是，中国这些年来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却是不争的事实。每年七、八万起，还不包括上海袭警、张家界撞楼这样的非\”群体事件\”。为什么呢？为什么越是说“和谐社会”，社会似乎越不和谐呢？自然，中国国家大，人口众多，是一个表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三十年来处于社会剧变的过程中，具有许多类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也具有许多中国独特的恶疾，比如严重的腐败、许多地方官的贪婪、枉权，与商人的勾结，许多地方官被别人和自己捧成了土皇帝，比如许多公务人员的妄自尊大，对民众的不尊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民众有理没地方说去。官官相护的现象也非常严重。
但是，笔者认为还不能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了社会危机，随时有天翻地覆的可能性；也不能认为这些严重事件表明了中国民众对共产党、对中国中央领导严重与普遍不满。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不久前美国马里兰大学的那个民意调查中，居然有90％以上中国受调查民众对胡锦涛表示好感。
中国这次处理瓮县事件的过程也表明，在经历了西藏事件和大地震后，中国有些方面确实有了进步，甚至是不小的进步。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 从一开始就没有掩盖这件事情。在几年前发生重庆万县事件、广东汕尾事件、郑州大学生抗议事件时，中国国内是绝对不报导的。二. 似乎也没有完全不让外国媒体介入。我们在此间看到一些美联社记者拍摄的当地照片，也读到德新社记者对当地政府的询问。三. 一开始也奉行只许转发新华社报导的那一套，但这几天也允许地方媒体报导和评论了，比如贵州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对当事人刘某父亲的采访，齐鲁晚报发表了\”公众为什么还有许多质疑\”的评论，并为新华社转发；四. 一开始封了几个主要网站的相关论坛，但现在据说又有所放开了；五. 贵州省撤换了该县的公安局和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并指出他们的责任。
另外一点引起笔者思考的是：为什么这次此间（西方）媒体对这件事不那么热衷，西方公众也远不如西藏事件时那么激动。自然，一个方面是，西方对西藏问题更关注，许多人把这看成是国际问题，强欺弱的问题，而认为中国国内\”汉人\”间的事情是他们内部的事情，\”窝里斗\”。另一个方面是，不仅中国国家领导人从西藏事件中吸取了教训，西方媒体也吸取了教训，不再仅仅根据某一方的话和传言来报导，而也尊重了中国官方的报导。
但是，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民众的不满处处存在，社会动荡非常激烈，而且有越来越激烈的趋势。长此以往，中国确实是坚持不住的。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长期坚持的。如果\”俯卧撑\”越来越多，恐怕也确实会引发地震，引发全面的危机。今年以来的几次重大事件分别表明：坚持老一套，就会出问题，出大问题（西藏事件）；有所改变，情况就好得多（四川地震）。但中国仍然在害怕着，犹豫着，观望着。要减少俯卧撑，避免太多的俯卧撑哪天引发地震，就必须做好一些政治改革方面的\”仰卧起坐\”。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三个。
第一个仰卧起坐：新闻放开
在这一点上，中国在西藏事件以后已经有了进步。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的初期，中国吸取西藏事件的教训，做出了几个首次：首次快速全面地报导，并允许国内各地各种媒体报导；首次允许国外媒体介入大事件到当地报导；首次通过电视台向全国直播每天的新闻发布会；首次接受国外援助，并允许人员到当地援助；首次举行全国性地为普通民众搞的哀悼活动。结果是什么呢？很显然，是非常积极的反响，全世界都给中国政府以好评。
可惜的是，几周后，这个政策又有些收回了，对各地媒体和网络论坛、博客对负面问题（尤其是校舍的坚固性）的报导又开始了控制。
瓮安事件发生后，中国局部在新闻方面吸取了大地震的好经验，一没有掩盖，二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三是似乎虽不提倡、但也不坚决拒绝国外媒体介入。但在有些方面仍然显得惊慌失措，这尤其表现在对网络论坛的封锁方面。这几天，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又表示说，新闻自由要有一定的限度。
这些表明，中国领导人虽然感受到了大地震初期新闻自由的好处，但仍然摆脱不了担心害怕的心理，总怕新闻放得过了会出现社会大动荡。而为什么西方媒体全面放开却不会因此而引发社会动荡呢？恰恰相反，有了新闻的充分监督，许多社会矛盾反而避免了。比如，如果能让国内外所有媒体参与调查和报导，网上即使有许多东西是编造出来的，不也不攻自破了吗？
之所以害怕新闻放开会导致社会动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光新闻放开是不够的，必须有个全面的配合：民主和法制必须跟上。
第二个仰卧起坐：法制到位
瓮安事件后读到一篇受到不少读者热捧的评论，作者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建立在基层把危机处理掉的机制。这是一个不错的观点。只是作者没有继续探讨下去，这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机制。
笔者认为，这个机制就是法制（当然同时要有新闻和民主的配套）。老百姓有怨，有冤，要有地方去说。中国的处理办法是绝对中国特色的：信访。国务院有信访办，各省、各地有信访局。表面上看，这个东西很民主。然而，这恰恰是不民主、没有充分法制的产物。
信访是什么呢？就是有冤、有问题，找上级领导去申诉，或者说，找更高级的政府、找党去解决问题。可是，如果有官官相护的问题存在呢？事实证明，这个东西是几乎避免不了的。于是有许多人跑断了腿，倾家荡产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社会怨气积累起来了，这里那里爆发了。
中国还有一个特产，就是纪委。党内、官内的问题不归法院管，而归纪委管。信访有成果的那些恐怕多半也是要通过纪委来处理，至少是第一步的处理。可是同理，如果出现官官相护的问题呢？
有人说，那也可以告到法院嘛。问题是，中国的法院和检察院也都是党的；审理多半是不公开的；许多案子对新闻界也是保密的。于是，许多问题解决不了，有的似乎解决了，但起诉者仍然认为不公道，不相信你的公正性。
不得不重提一个问题：司法独立。这个问题现在陷入了僵局。但是，如果没有独立的法院、检察院，没有公开的、受到舆论监督的审理程序，同时又有纪委和信访办的存在和各级领导的干预，就是没法让老百姓充分地信服。
还有一点，民告官，虽然中国也逐渐有了告赢的例子，恐怕还是很少的。德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有个特殊的法院：行政法院。当然行政法院不是专管民告官的事情的，但牵涉到许多官办的事情民不满可以申诉的。如果中国取消或缩小信访办，建立行政法院，并且就是以民告官、告公务人员的案子为主，是否也可以更公正、更有效一些呢？是否也可以避免上海袭警事件这样的事情呢？
当然，法院的法官、检察院的检察官等的产生过程也是法制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是司法独立的一个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无论哪一级的领导，都不能干预法院、检察院的工作，即使是司法局局长，也不能涉入具体案子。要做到这一点，同样不能缺少新闻和民主的配套。
第三个仰卧起坐：民主升级
这次四川大地震让我们看到，中国也有很多好地方官。因此，也不能“一网打尽”。但是，就是好地方官，也不见得每一个都处处都好，更不见得每一个都会一直好下去，尤其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今日中国。
对于不好的官，中国有自己的处理办法，尤其在这次大地震后和瓮安事件后：撤掉当地当官的。这应该说也是一个进步，也是一种民主：把触犯民怨的责任人撤下来。但这只是一种初级的民主。现在已有人在呼吁：县级直选已不可再拖延。这确实是个好建议。
在西方，如果发生了什么大事，一个地方政府或国家政府就会被迫辞职；如果政府做得不好，老百姓下次就不再选它。这样做的直接效果是：政府位置上坐着的人不敢得罪老百姓。不是老百姓怕政府长官，而是政府长官怕老百姓。如果说，中国一次到位进行全国大选不可能，那么，从村一级的普选提升到县一级，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吧。如果没有民主这个东西，即使司法相对独立了，新闻相对自由了，而县长县委书记是土皇帝，至少当地的法院和媒体还是不敢太勇敢的。
然而，民主并非仅仅是选举和辞职。它还包括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实际上已经规定的东西，比如言论自由、罢工自由、示威游行的自由。中国在这方面都没有真正落实宪法，这是众所周知的。
有人会说，西方罢工自由了，示威游行自由了，又怎么样？大罢工的时候，全国交通瘫痪；大游行的时候，也发生冲突，甚至骚乱。可是，这东西是个权衡的问题。控制这些，固然可以换来一时的平静，但不能避免矛盾积压，导致一旦爆发就不可收拾的结果。
也许，上述这些“仰卧起坐”不太容易一下子都做到，但至少可以充分地探讨起来吧？要解决社会矛盾的积压，要做成一个\”和谐社会\”，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靠压和堵是不行的，只能靠疏和导。或许可以归结到一点：让老百姓真正有地方说话。也许不是每个“老百姓”的话都对，但可以通过一些方面来体现普遍的民意：比如选举，比如对政治问题的民意调查，比如公投。这些都是民主的组成部分。
●署名“祭园守园人”在《观察》发表评论：稚嫩的负重与博弈：瓮安小男孩与小女生
一位现场记者在医院里面看到个7岁的小男孩。左腿受伤。医生说没伤到骨头，主要是肌肉受伤严重，被划了条长长的口子。
原来小男孩6月28当天居然也参加了瓮安事件。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参加，他说死人了警察都不管事，感到气愤。有个家伙问他谁叫他说这些话，他说这些都是他看到的，他还跑到河边看过停放的女孩冰棺，没有人去管。
记者问他当天干了些什么，他说力气小，没能干别的，就只会放车胎的气；问他放了几个，他用幼稚的声音回答：两个。
腿怎么受伤的？他说是警察冲出来的时候受伤的，用什么打伤的也不知道，说当时人太多。
他老爸也很郁闷，带这小家伙去看热闹，本来是抱着的，小家伙说看不到，偏要下来，一下来就没了踪影。
后来见到儿子的时候就是在医院里了。
还是这位记者，晚上有个人叫他帮忙改一篇东西，说这东西7月3号在贵州省委大会堂由一个小女生念出来。他一看，一点兴趣也没有：“开始时我还相信政府所说，看到小女生这个内容后，我觉得明天一定要走到人民群众中去看一看。”
小女生是瓮安三中学生吴青，是李树芬的同窗校友。
呵呵，那么今天的贵州省委大会堂就能从这个小女孩嘴里听到：李树芬是“不幸溺水身亡”；6月28号瓮安县发生的是“一起恶性打砸烧事件”；“黑烟无节制般吞噬着整片天空。这让我们感到恐惧，感到无助，感到失望，更感到痛心。”
更精彩的，是同时还可以听到小女生黑烟笼罩的心头，升腾起县委书记雪灾中高大形象：
“‘凝冻无情，党有情。’再往里看，竟然是县委书记王勤穿着棉袄再亲手为灾民们分配物资。我分明看到人们嘴边流露出一丝笑意。于是我举起摄像机把这令人感动的一刻记录下来。虽然只录到一个忙碌的身影，但那代表着我们领导与群众团结一心。”
瓮安小男孩与小女生：多么稚嫩的负重与博弈！
“谎话说一千遍也会变成真理”，既然记者这样感言平面媒体、滚动电视、高音喇叭在不大的瓮安县城内的巨大优势，我相信，他也在现场探求与思索：
七岁的小男孩的观感行为里，黑社会的影子何在？小吴青被反复修改的讲稿，不就在红社会的簇拥中吗？
预谋与冲动，真相与谎言，稳定与正义——
价值博弈的时代使命竟然压在孩子们稚嫩的肩上，这是汶川学童震难之后中国成人世界的骄傲，还是莫大羞耻？这是未来中国的希翼，还是阴霾？
●评论人士黄燕明：“无组织力量”的爆发
一个中学女学生的死亡案件，为什么会演变成千上万人的示威抗议乃至演变成焚毁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的暴力流血事件？显然，愤而围攻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的数万民众不是直接受害者，他们也与受害者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大多数人之间甚至是不认识的。作为民间人士，我对中共贵州省委这种急躁的“定性”持有异议，认为这是不利于事情解决的！这也是对3千多万贵州人民以及十三亿中国人民不负责任的说法。……
胡、温执政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其间虽然也有一些“亲民”举动，但一直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中国现在的“无组织力量”已处于一个多发、易动时期，当这股力量构成一定大的量时，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足以让我们的社会走上无序暴力循环之中。正是当局政治上的无所作为为“无组织力量”提供了一个活跃的空间，正是当局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行为极可能把民间理性和平能量导入一种暴力的恶性循环之中。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原中国海洋报记者昝爱宗：十问贵州当局负责人石宗源
一、6.28贵州数万人参与的抗议活动，若是黑恶势力操纵、策划的，那么政府就可以把责任完全推到黑恶势力身上，难道贵州瓮安当局就与此事没有一点责任了？
二、贵州日报和新华社已经公布了贵州瓮安真相，如果这个真相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话，那么，为什么没有开放众多媒体的自由采访？而且官方媒体上为什么只有贵州日报和新华社的同一种声音？
三、如果说黑恶势力在瓮安很强大，如果6.28事件果真是\”对我党和政府公然挑衅\”，说明黑社会形成由来已久，正不压邪了，请问政府建政59年了，贵州瓮安的\”正\”逃到哪里去了？从邪不压正到正不压邪，瓮安的黑恶势力猖獗到何等地步？请公布真相和当地的社会治安情况综合评估数字？
四、石宗源先生以前当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是个共产党员，请问一个常识问题，按照国际规则和惯例，新闻是以为党服务为至高准则，还是以为公众报道真相为至高原则？
五、贵州日报称瓮安县委书记没有亲戚在瓮安，而且6.28事件也只是一桩普通刑事案件，也只是一小撮人浑水摸鱼，可我们看到照片和视频，有不少中学生参与，即与死者年龄相仿的人参与，难道他们都是不明真相者，还是他们就是暴徒？
六、陕西华南虎事件后网络和传统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评论潮、质疑潮，可贵州瓮安事件十天来，仍然没有公开的质疑潮和主流媒体上公开的评论潮，与纸老虎铺天盖地的评论潮和质疑潮相比，恐怕瓮安事件不是发生在中国，不但\”地球人不应该知道\”，而且贵州人也未必知道，这难道也是\”黑恶势力参与策划和操纵\”的结果？
七、温家宝说过，是人民养着你们，你们看着办吧。我问：贵州当局何时把瓮安事件的调查权移交到贵州之外的第三方，即贵州当局回避，中央作为仲裁方，请第三方独立调查，作出权威结论，如何？没有独立调查权，就没有独立发表意见权，石宗源先生可否认为\”凡事就是这个理\”？
八、石宗源先生，你作为贵州省党委书记，省人大主任，请问你作为贵州的最高掌权者，请问你本人在6.28事件中应该承担什么样领导责任？如此数万人的抗议，若在韩国，第一把手及领导班子早就全体引咎辞职了，请问你又没有这个打算？你当政以来的反对呼声有多高，人大会议上你有过反对票吗？有多少反对票？
九、民众对政府的抗议，说明政府的领导能力极其糟糕，政府的公信力也下降到最低点，请问石宗源先生，通过6.28事件发生，你们政府的公信力何在？还有下降的空间吗？贵州当局何时才以客观真相和务实来回应公众的质疑，提高公信力？
十、请问你能就上述问题公开在中央电视台、贵州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贵州金黔在线、网易网、21cn、腾讯网上回答并现场直播吗？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杨宽兴：“瓮安事件”中官民冲突的导火索
言论自由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能够保证我们面对所发生的事件时，听到不同的声音和观点，从而在信息尽可能充分的基础上形成判断。当某一事件发生后，由于信息发布者的不同立场、角度和认识能力，其观点都可能是片面的，面对某一方面信息时，我们应以类似法律上“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严谨态度，综合分析判断以形成尽可能符合实际的观点。因此，正如官方声音并不代表真理一样，民间言论也不具有天然的可信性，而且，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中，由于民间不具备完整的调查手段，信息交流和发布的渠道受限，它在某些突发事件的第一时间里所释放的信息更需要经受严格的检验。
焦点性的群体事件往往伴有一个信息快速产生和汇集的过程，事后来看，其中包含的信息往往并不十分准确，比如近年来颇具影响的万州、大竹和刚刚发生的瓮安等事件中，民间一开始得到的信息都是不够准确的：万州事件中，胡权宗自称当地某局局长，“局长”的蛮横霸道激起了民愤，导致万州暴动，事后，当地有关部门称胡权宗其实不是什么局长，而是某水果批发市场的临时工；大竹事件中，一开始网络传言莱仕德商务酒店服务员杨代莉被来自省城的“三名高官”酒中下药轮奸致死，事后，根据当地警方的调查，强奸杨代莉者系酒店员工刘持坤，刘持坤因此被判十四年有期徒刑，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三名“省城高官”应是不存在的；瓮安事件迄今并无被公众认可的鉴定结果，不过，7月1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的部分言论虽有可疑之处，但似乎没有足够证据支持此前传言中省里的“姜厅长”为“奸杀”李树芬人员后台的说法，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当地县委书记与他们有亲属关系。
由此可见，三起大规模群起案件中，引发骚乱的部分原因——官员涉案——并不是确凿无疑的，除尚未有最终结论的瓮安事件之外，我倾向于认为第一时间来自民间渠道的信息并不完全准确，有时甚至与事实存在较大差异。
●德国之声发表潇阳评论文章：“非典型性”典型中国事件
贵州瓮安女中学生溺死引发的抗议事件已经被当局盖棺论定为严重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当地恢复了官方不惜一切代价要维护的稳定。至于事件真正起因的调查，官方以三个漂亮的“俯卧撑”完成了它的规定动作后草草交差。然后，是那些被定性为敌对势力的极少数受到专政，……而对如此惨无人道的行凶犯罪背后的原因，官方大概也不愿细说。
瓮安抗议事件与上海袭警事件除了发生的时间很近，其它方面就像两个地方的地理距离一样远得毫无关联。但是就是这个时间上的接近，才对社会心理产生了震撼效应。它提醒人们，就连为了保奥运而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稳定的今天，也难以阻止恶性事件以加速增长的频率在发生，长久的“和谐社会”更是难望难及的一厢情愿的口号。
这两起孤立事件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积怨酝酿的可怕危机潜能，反映出现行制度化解与处理社会危机能力的薄弱。瓮安事件的起因本来是一起不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个别刑事案件，但是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中，它很快就演变成一场指向政府权力的怨恨，而这样的怨恨在“理想”的情况下表现为和平理性的抗议，在通常的情况下则按照“有可能变糟事情就一定要变得更糟”的中国版墨菲定律，以一场暴力与镇压的流血方式来收场。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上海袭警凶犯的真实动机，但是中国众多的恶性报复社会事件背后往往都有这样的普遍逻辑：个人尊严在权力面前的尊严扫地导致心理扭曲和对权力的仇恨，在压抑与扭曲达到了变态的临界点后以变态和疯狂的方式把破坏的能量释放给社会。
●评论人士周虎城在自己的博客发表文章：如何吸取瓮安事件的教训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时是突然引发的，有时则长期埋藏着导火索，一旦处置不当，就极易引爆。对于群体性事件，我们不能一味采取遮蔽、言禁的做法，中国是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国家，光靠遮蔽和言禁是难以根除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土壤的。分析瓮安事件发生的原因，其实和以前的几起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比如四川大竹事件、安徽池州事件等并无本质不同，主要都是由群众个体伤亡引发的对官方处置的不满，进而各种传闻四起，再加上官民信息交流渠道不通畅，造成人们更相信传闻，从而让传闻占据了民间信息传播的上风，加上以往积累的矛盾或者社会痛感，直接利益冲突和非直接利益冲突交织在一起，遂越闹越大，及至惊天动地。
瓮安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如果仅仅是由一起简单的事故引发的，那么这起简单事故的影响力也太大了，居然可以发动较多民众参与，可见瓮安事件的发生是看起来简单，实则不简单。有关方面表示，“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由此暴露出的问题应引起反思。”也就是说，深层次矛盾已经在瓮安当地长时间掩埋，可惜的是，这些掩埋着的矛盾并没有引起当地官员的高度重视，一旦发生突发情况就措手不及。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未看到有哪个具体部门或者具体官员站出来承担责任，似乎出了这么大的事故，责任均与己无关，而对方则是无理取闹，并被“别有用心”的人教唆利用。这种解决手法是群体性事件出现之后的“常规”手法，散见于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处理程序中。
其实，这种常规手法已经被用得十分熟稔了，以至于一位网友在博客中就预测了群体性事件的五个处理程序：第一，电视上播出一个视频，展示暴徒是如何掀翻警车、砸毁政府办公室和放火烧公安局办公楼的，肯定有特写镜头，如一个青年手拿一根铁棍什么的； 第二，发布公告，要求参与打砸烧的人员于5天之内到公安部门自首，否则从严惩处； 第三，再过两天，播出当地市民声讨暴徒、渴望安定的现场采访； 第四，播出一些不明真相参与打砸烧的自首人员痛哭流涕悔过的画面； 第五，对一些因保护国家财物和打砸烧人员博斗而受伤的警察给予奖励。这种预测不一定准确，却也让人似曾相识。如果这个预测彻成真，此程序显然就差了一环，也就是缺少对政府本身施政行为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原贵州记者李对龙：要聚义厅还是要议会厅——评贵州瓮安事件
在汉语里，“刁民”一词本意指有智慧、头脑聪明的百姓。但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喜欢的是愚民，太过聪明的脑壳是不受欢迎的，是要被砍掉的。于是“刁民”这个词便逐渐被统治阶层涂抹为了贬义，主要意指不服管教、不体谅人民公仆、不懂得社会和谐、不老老实实做老百姓的野蛮分子。
这类野蛮分子的确让人民公仆们伤脑筋，他们往往恶狠狠地说一句：穷山恶水出刁民！其实老百姓再“刁”，所求的也只不过是安稳地过自己的日子。就如有人所言，中国的底层百姓不被统治者折腾个五六代甚至十几代，不被逼得走投无路，断不会行揭竿起义之事的。是什么在逼智慧的“刁民”变成野蛮的“刁民”？不是穷山与恶水，而是那些不断折腾他们的人。穷山恶水出地霸，穷山恶水出酷吏——也可以倒置而言——山穷水恶因地霸，山穷水恶因酷吏。
奥运前夕再激波澜，贵州瓮安事件又一次暴露出中国地方官民矛盾之重。据报道，贵州瓮安县逾万民众冲入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打砸办公室，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数十辆车。起因是瓮安三中一名女学生遭当地流氓强暴杀害，但官匪一家，凶手受公安局局长和省、县政府领导袒护而逍遥法外。领导们宣称受害人乃跳河自杀，并试图毁尸灭迹，当地民众冒死群起反抗。公安局出动警力镇压，最终演变为群体性暴力冲突。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张博树：质问《新华网》
我要质问的是：
谁给你们的权力来不来以“不明真相”为由侮辱正当维权的广大公众？
谁给你们的权力不去追究真正的责任者，动辄就把屎盆子扣到所谓“少数不法分子”的头上？
谁给你们的权力遮掩事情真相，通过封锁消息侵犯公民的知情权，通过删帖侵犯公民的网上表达权？
谁给你们的权力用这种无耻的方式袒护已经变质的地方政府，保护地方黑恶势力？
中国媒体的此类“党八股”早已沿袭成习，一遇突发事件，先是遮掩，能不报道就不报道；实在不得不报道，就搬出这一套“不明真相”、“坏人挑拨”的老套子，以欺蒙视听，殊不知今日中国已今非昔比，中国的广大公民正在成长，正在成熟，这套东西已经失去它的市场，它只会令人感到厌恶和不齿！
不是要建设一个诚信社会、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么？那么我建议，要提高中央政府的公信力，就从扫荡新华网的此类鬼话“报道”入手！
●律师许志永：每一个县都是瓮安
6月28日，因为一个中学生的死难和家属遭遇的迫害，贵州瓮安县突然爆发了数万人参与的暴力事件。瓮安事件看起来极其偶然，但有它的内在必然性，不仅是瓮安县官民矛盾的必然性，同时也是中国问题在某个环节爆发的必然性。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辽宁西丰县委书记进京抓记者，一年数万起群体事件，聚集在北京的成千上万访民，各地层出不穷的抢受害人尸体现象，城管打死人的消息层出不穷，都是同一个逻辑的必然结果，那就是权力不是来自于人民的选择，权力只对上负责不对人民负责，社会缺少公平正义，人民长期压抑的结果。对瓮安事件的定性和处理以及媒体宣传不仅伤害了瓮安人民，同时也伤害了普通的中国人。因为愤怒的人群中有人曾经是吸毒者和犯过罪的人，所以人民就成了吸毒者和劳改释放分子，事件就成了打砸抢烧，于是中央被地方官吏绑架了，这本来只是地方事件，于是上升到危害共产党执政、危害中央权威的事件。2008年以来，这样的事件已经不止一起。
几乎与瓮安事件的同时，为了迎奥运，各地展开新一轮县委书记大接访活动，仍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仍然是自上而下的恩赐。2008年8月，当中国能够凝聚人心的最后的口号已经用尽，中国向何处去？是继续压倒一切直到崩溃，还是真正开启政治改革，建立真正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所有对国家负责任的中国人都应该认真思考。
●经济学家、流亡在美国的评论人士何清涟：透过瓮安事件解析中国的官场文化
高高在上的周永康、孟建柱们支持瓮安地方当局的镇压，倒并非他们与隔了多少层的瓮安某官有直接的利益瓜葛，更主要是出于“稳定”与“共克时艰”这一大局的需要。这种事情要是查下去，不知会扯出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情。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最后是利用了浙江京官与湘军派系的矛盾才得以雪冤，但却引发一场官场地震，摘了包括两位督抚在内一百余位官员的花翎顶戴──中共如今正要凝聚党内人心“共克时艰”，怎能拿官员利益不当事？几条草民的命，怎比得上“稳定”大局重要？
●署名Juliet Ye / Sky Canaves的评论人士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打酱油还是做俯卧撑？
不久前发生在贵州瓮安的骚乱事件催生出了一个新的网络流行语“做俯卧撑”。
过去几天中这个取自瓮安警方调查结果的短语在中国互联网上急速窜红，遍地开花。上周，由于人们怀疑有政府后台的人奸杀了十七岁少女李树芬，瓮安当地发生了大规模骚乱事件。周一，在平息骚乱后，警方坚持了此前的说法，称该少女的死亡与同行男子无关。警方在通报调查结果时称，李树芬在河边和一位男同学发生了争吵，后来，她的情绪似乎平静了一些，于是那个男同学便开始在她身边做俯卧撑，当他做完第三个时，李树芬突然跳进了河里。
网民们抓住了此番解释中他们认为荒谬可笑的地方，让“做俯卧撑”一词迅速成为了网络新宠。
网民甚至把“做俯卧撑”和之前的网络流行语“打酱油”进行了连用，后者源自广州某电视台记者的一次失败采访经历，当时当记者问路人对政府应对“艳照门”的做法有何评论时，此兄答道“关我什么事，我出来打酱油的”。这个“少来烦我”的应答迅速在中国网民中掀起了一股潮流，很多人都把自己MSN的个性签名改成了 “出来打酱油”。
而眼下中国最流行的MSN个性签名已经变成了“我不是出来打酱油的，我是来做俯卧撑的！”
●专栏作家林保华发表文章：中国激烈抗争事件透露出来的新信息
有关胡锦涛的消息看来不是空穴来风。新华社的报导说“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这是中共建国后对任何抗争事件的一贯官式说法。而所谓“真相”﹐则由一言堂的中国官方来定调，所以永远是镇压有理。但是这次手段上的狡猾，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新华社对“真相”的报导，是“据当地警方介绍”，因此一旦真相穿煲，可以把责任推给“当地警方”。第二﹐据报导，由于网民反应强烈，中共采取一贯的封网手段﹐但是留下新华网等官网的讨论区。
从胡锦涛的指示与当局的一些做法来看﹐中共从以往的全面封杀改为留一个“出气孔”，似乎表明中共已经意识到﹐中国社会这个充满矛盾的压力锅已经到了随时要发生爆炸的地步，因此要制造“出气孔”进行疏导，而这个疏导由中共主导，留下新华网等讨论区就是便于中共主导舆论。问题是这个“出气孔”的大小够不够积累已久的怨气﹑怒气﹐乃至杀气出气？
●评论人士吴玉琴：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强权压迫下的必然
近年来，一种制度性的灾害正在以强大的攻势在侵害着普通的老百姓，官黑勾结使得更多的普通人正在受着来自于强权的无端伤害。人祸为患的中国使得普通老百姓在遭遇灾难时，无法找到一个为自己主持正义和公道的地方，公安成了黑恶势力的象征，成了官员们的保护神。肆意枉判、错判、冤判，他们是为所欲为。著名时评家廖祖笙先生的儿子廖梦君在死后700多天，尽管廖祖笙先生一直都在找有关部门协调和处理此事，尽管给胡、温政府写下了无数封声泪俱下的公开信，要求政府给一个公正合理的说法。可是，反馈的却是政府相关部门的无动于衷！瓮安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正好印证为了解决好问题，在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身上发生的事，如果一味地采取文绉绉的做法，是无法为自己的孩子讨到公道的。只有诉求民意，让老百姓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民众才是真正公道的判定者！尽管瓮安县公安局发出了“敦促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的通告”，称这些民众为“不明真相”的参与者，可是公安们为何不扪心自问？为什么这些“不明真相”的人不去阻止烧车或干预参与此事件的任何人？哪怕有一个这样的人都可质疑此事发生得是否合理！为什么群情激奋的帮助一个与自己并不十分相干的人？为什么参与此事件的大多数人都是无相关利益者？为什么民众要把公安视为自己心目中的敌人？如果公安真是做到了“人民公安为人民，人民公安爱人民”，以正义和公道的法码来衡量和处理每一件事，那么又怎会发生今天的瓮安群体性事件？
●青年作家韩寒：最惨的事（开始题目为“那个啥”）
对于这些大事，我现在没法说什么，尤其是628。因为我不知道真相。一点都不知道。官方的说辞大家也知道，尤其是出了多颗人头担保的华南虎事件后，我实在是无法相信。但民间的说辞或者网络上的帖子我也不能完全信，因为我没有调查过。我打电话给了好多贵州的朋友，他们都表示他们听说了，说其实事实是什么什么的，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他们说是论坛里看来的，我说，哦，那我也不能完全信，又看到政府开的发布会，一看那永远的套路就觉得也没法信。我真的很痛苦，我该信什么呢？628这是一件惨事，新闻封锁是更惨的事，只允许用新华社的稿子是最惨的一件事。
一个纸老虎政府就鉴定了大半年，一件这么大的事情，政府只需要两天就鉴定完毕了。
另外，在各大门户网站上，我看到628没什么评论，因为我们没有评论的权利和通过其他新闻媒体知道真相的权利。你不能只有一家高喊，这就是真相。但是这两天主推了美国总统和高管为出席奥运开价以及法国总统为出席奥运开条件的新闻，新闻说他们都是反华的，美国人说，中国的人权问题不解决，我们是不会来的。于是，当然，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就有了评论的权利。几万条评论里团结一致一片讨伐责骂，很多人说，放屁，咱们中国没有人权问题。法国总统和美国总统大大的缓解了我们的内部矛盾。你们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我们直接利用你们最高领导人。
美国人揪住我们的人权问题做文章，我们的回击就是主动表示我们不要人权了，看你怎么办。真的是很高，他们肯定没想到，一万个预案里也想不到咱们来这一手。这些为国捐权的兄弟们，我为你们觉得很自豪。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评论家李平的文章：震惊中国的第三个俯撑！
旅游胜地张家界的一栋政府办公楼昨日发生爆炸，这是一周内第三宗震惊全国的针对政府机构的暴力事件，但网民的反应截然不同：对贵州瓮安县公安局被纵火，网民表达的是对少女被奸杀的愤怒；对上海公安遇袭桉，网民表达的是对凶手的同情；对张家界爆炸桉，网民表达的则多是调侃，称之为第三个「俯撑（掌上压）」。
调侃官方 避开网络审查
「俯撑」是近两日内地最热爆的网络语言，仅百度「俯撑吧」就有超过1.1万条留言。其贴切含义，恐怕没人说得清，出处则是源于瓮安少女李树芬怀疑被奸杀桉。当局发布的现场版本指：李树芬与同学王娇、男友陈光权及陈的朋友刘言超，晚饭后到河边游玩，陈后来先离开，刘在河边做俯撑，做到第三下时，李大叫要自杀，结果跳河身亡。当局强调，验尸结果证明李树芬是自杀，临终前没有性行为。但家属及目击者则坚称，李树芬是被奸杀。网民对刘言超在河边做俯撑的细节最为不解，但在网络上张贴相关消息、评论，一再遭封杀，于是开始用俯撑调侃官方的结论，并表达对事件的愤怒、无奈、怀疑等情绪。
在北京男子血洗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后，网民虽然不认同杨姓男子的血腥行为，但对他不杀女警还是表示敬意，对他蒙受屈表示同情，对上海市公安局撤除「为报复民警而行凶」的结论感到可笑。于是，「贵州俯撑」、「上海俯撑」分别成了火烧瓮安县公安局、闸北袭警桉的代名词，「张家界俯撑」则成了张家界爆炸的代名词，并以此躲过官方的网络审查。
民怨沸腾 入「俯撑党」
民怨沸腾之际，「全民大练俯撑」的呼声越传越广，宣誓加入「俯撑党」的戏言越来越多，不能不令人担心，攻击政府机构会否成为民的模彷动作？暴跌的股市会否制造新的「俯撑」运动场？这是当局肆意封锁网络、封杀传媒就可以解决的吗？
●专栏作家莫之许发表评论：两类群体事件
在这些年的群体事件中，一直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汉源、太石、汕尾、定州、东山……，因为大面积的土地拆迁、环境保护等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因素，而出现聚集和对抗；
一种则是万州、广安、温州……因为偶然的医疗事故、治安事件或刑事案件等等，而出现聚集，这被叫作无利益相关的冲突。
利益相关的冲突好理解，无利益相关的冲突则不好解释，尤其是在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中，人民政府代表人民，是不可能出现人民群众VS人民政府的图景的，也因此，官方对冲突的事件解释中，一直沿袭着少数别有用心+不明真相群众的模式，而这次也不例外，甚至还特意强调了黑恶势力的所谓“挑衅”，无他，无法突破正统意识形态，只得选择无视现实罢了。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确实存在着大量无利益相关者对政府机关的冲击的事实，这是一个需要去理解的事实。在我看来，应该与以下因素相关：首先，所谓无利益相关，其实仅仅是在某次特定事件中无利益相关，而不是说从来都与权力机关的作为无利益相关，在历次的拆迁、下岗、城管、治安……中，不知道有多少曾经的利益相关者，汇聚到了某次看似无利益相关的行为中来；曾经的利益相关，可以移情到这一次的利益无关中来，共同之处就在于，曾经全能的权力将所有荣耀和责任归之于自身，那么，所有特定利益相关的最后落脚点，也一定指向了权力的所在。
其次，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假设当中，那就是，既有的权力运行方式可以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出空间，而后者的发展，又可以反过来逐步改变既有的权力运行方式，从而实现所谓的渐进转型。表面上看，在东部沿海的大都市区域，在市场化媒体和网络空间的庇佑下，在法治进步和社会交往逐渐充分的掩护下，这一进程似乎渐有雏形——当然，孙志刚和崔英杰也提供了反例。但是，在另外的区域，尤其是在内地市县这一特定的层级，事情或许并非如此，在这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尚不足以在当地造就足以让权力忌惮的任何力量——想想彭水诗案和西丰进京拿人，而权力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授予，不需要给予在地社会以责任承诺，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在地社会一切进程之上的超级存在，可以想象的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它将怎样地深入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去，而在利益相关的场合，这样的权力又将如何运行，而这样一来，又将由此积累下多少的怨恨——犹如不断聚集的易燃气体，只等待一颗火星的出现。
最后，现代转型既带来成功与荣耀，也一定会将失败的苦涩留给特定人群，而如上所述，中国特色的现代转型背后一直有权力之手的直接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权力与所谓的成功是正相关的，而这在市县层级这样层级更加突显，这就使得失落者倾向于将自身命运归因于权力的作用，以此缓解自己心理的失落——这里面还不包含下岗人群这样自身境况与权力因素密切相关的群体。在这种心理的长期投射下，权力这一存在，就可能由影响自己命运的重大因素，成为改变自身命运必须克服的障碍，由不得不承受的被动压力，成为需要主动去克服的束缚，当然，这种由被动承受到主动克服的转变，或许仅仅是下意识的，但未必不存在。一旦遭遇到特定事件的刺激，就犹如被召唤的魔售一般，脱缰而出。
这就是我对翁安事件的理解，它来自于三个因素：依旧存在的全能权力、经济社会进程中的超级权力之手、转型社会的群体心理。
●评论人士梁京：从瓮安事件看中国的困境
贵州瓮安事件再一次有力地证明，系统地打击和压制民间组织和民间领袖，完全不可能消除民众骚乱，因为民众骚乱最大的根源恰恰是无法无天的地方政府。鼓励地方政府打击和压制民间组织和民间领袖，事实上把地方政府置于有持无恐的地位，让他们根本不可能把民众放在眼里。地方政府的蛮横态度，激化了许多本不难化解的社会矛盾，而由于缺乏民间组织和民间领袖居中调解，民众的不满一旦爆发，就难以控制。
这些道理本不难理解，但为什么胡锦涛上台这么多年，还是如此不开窍呢？究竟是因为他胆子太小，不敢做他该做的事情，还是因为他并不知道该做什么？一位美国学者曾经明确地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虽然两种因素都存在，但最主要的因素，恐怕还是胡锦涛并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正如所有人都观察到的，胡锦涛并不缺少善意，但是他并不具备政治领袖应该具备的学识和能力。他既不能与官员有效地交流，更不能与民众有效交流。
6月20日，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希望证明自己领导能力的胡锦涛与中国“网民”进行了第一次交流。这次所谓的网上交流，没有任何实质性，即便如此，已经有人怀疑，整个交流都是官方自导自演，那个向胡锦涛提问、自称“大好河山美如画”的网民，很可能是一个中共官员甚至是网络特务。这种猜测，完全符合胡锦涛一贯的“皇帝新衣”风格。
贵州瓮安的民众骚动，很快就会平息下去，但新的骚乱，甚至更大的骚乱还会发生。这些完全自发，不可能有明确政治目的的自发骚乱，当然不可能真正地威胁共产党的统治，但是，这些骚乱凸现了中国当前的困境，那就是，民众拿共产党专制无奈何，共产党对危机没办法。而导致共产党对日益深化的危机毫无办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对自己无能的领袖也毫无办法。
●评论人士阮永松在联合早报发表评论：从瓮安事件看媒体松绑必要性
“不明真相”的群众似乎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被煽动，而没有一家电视台和其他媒体对真相有深入的报道。如果媒体对人命关天的案件都无法跟踪追击，那么，“以人为本”的德政要如何才能贯彻，对权力的监督如何才能落到实处？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媒体和司法机构的“地方化”正日趋加剧，使地方官员可以独霸一方，无法无天。以中国幅员之辽阔，北京最高层不可能全面了解每一个事件的真实情况。某些地方官员便欺上瞒下，限制媒体，实际上是给中央政府带上了眼罩和耳塞，他们成了执政党威信最大的破坏者。
在社会矛盾激化的当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形象、个人政绩和小团体的利益，极尽打压媒体之能事，控制媒体深入调查采访报道，限制人民陈情投诉。由于没有媒体在第一时间跟踪报道，各种谣言才迅速扩散。
媒体公开透明利国利民，唯独不利于渎职的官僚。中国要想建设和谐社会，就应该给媒体松绑，让媒体去竞争、去挖掘、去监督官员，反映群众的心声，同时鼓励人民依照法律程序维护自身权益，让温良的人民看到希望。否则，在天高皇帝远的地区，如果任由地方官员操纵媒体，欺上瞒下，堵塞群众宣泄的一切渠道，限制民众正常的维权行动，只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