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对泰国国王的印象，来自美国电影《安娜与国王》，电影中的英国女教师安娜由茱蒂•福斯特扮演，泰国国王蒙固则由周润发扮演——如此英俊温柔的国王，谁都会爱上他。而安娜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是要帮助蒙固国王“‘建立’比您自己‘更伟大的国家’，一个‘没有人高于法律的国家’”——影片夸大了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影响，以及西方对东方的影响。儘管电影中泰王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泰国王室仍不能接受崇高的国王与卑微的女教师之间摩擦出爱情火花的情节。他们无法阻止影片开拍，却不允许剧组进入泰国取景，剧组只好转道越南拍摄相似的风景。当时，我心生感叹：为什麽泰国国王比日本天皇还要“神圣不可侵犯”呢？
套用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的名字，英国路透社记者安德鲁•麦格里高•马歇尔写了一本《泰王的新衣》，并因此受到泰国政府的通缉——只差没有像鲁西迪那样被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悬赏百万美金、全球追杀了。该书中文版在封底特别注明：“泰国警方将其列为禁书，凡进口或散布者，将以‘侮辱泰王罪’面临三年之刑期或六万泰铢之罚款。请读者切勿携带本书前往泰国。”这绝非玩笑。当下就有一名泰国博客作者因为嘲讽了泰王的爱犬而锒铛入狱。
“焚书坑儒”的慾望，存在于所有傲慢专横的统治者心中。泰国国王蒲美蓬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都不能容忍对他们有丝毫“不敬”的书籍问世。而我的遭遇甚至比马歇尔更糟糕：因为写作《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我收到了死亡威胁的电邮，不用猜也知道来自共产党的特务；而七十三嵗的香港出版人姚文田，则被秘密警察诱骗到深圳逮捕，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十年。
中泰两国在维护国王或党魁的尊严方面，互相学习和合作、彼此支援。泰国将已获得联合国难民身份的中国异议人士姜野飞等人强行遣返中国，也任由中国安全人员越境到泰国绑架香港出版商桂民海。可见，泰国宁愿让渡国家主权，也要帮助中国维持其独裁统治，因为面对民主浪潮冲击的独裁者需要抱团取暖。
那么，泰国王室为何如此害怕《泰王的新衣》这本书呢？王室的百年基业会轻而易举地被这位作者和这本小书颠覆吗？泰国王室的紧张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这本书中，马歇尔以丰富的史料、严密的考证和对各阶层人士的第一手访谈，抽丝剥茧地揭露了泰国王室在辉煌威严的礼仪背后黑暗而残酷的真相，如果泰国民众人手一册《泰王的新衣》，对国王的顶礼膜拜必将烟消云散。
亵渎王室法：言论自由的天敌
泰国王室拥有奇特的地位。马歇尔在《泰王的新衣》一书中揭示，泰王蒲美蓬与在君主立宪框架下行礼如仪的英国国王和欧洲各国国王不同，他在一群野心家和保守派的包围下，有着明确的政治立场，他多次支持军方发动军事政变，镇压学生和市民的民主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手上也沾满人民的鲜血。换言之，泰国王室与军头、富豪结盟，是泰国社会的反动势力，也使得泰国的政体成为半民主与半威权的溷合体。
在泰国，民众的言论自由必须向王室的尊严让路。泰国有一条特别的法律，即《亵渎王室法》。泰国政府广泛运用《亵渎王室法》堪称举世无双，这条法律的解说以及为它提出的辩解已经成为一种艺术。一名男子被判刑，只因为他说没有必要在会议室悬挂国王与王后的肖像；一名报纸专栏作家写了一句“在这块盲人的土地，独眼人是国王”，就被判刑四年。一个小贩因贩卖涉及泰国王室的资料和DVD被判重刑。辩护律师寻找种种证据证明其中的内容是真的，法官却宣称，这样的辩护无法让当事人脱罪，“因为如果它是真的，诋毁的罪名更重，如果它不是真的，那更是诋毁中的诋毁。所以，证明这些资讯是否属实，对你们一点好处也没有。”这简直比卡夫卡的小说还要荒谬。
泰国当局说，他们是应民众之请而执行这条法律，民众因为太热爱国王，不能容忍国王遭到亵渎。但是，这个观点无法自圆其说：如果泰国人民真的那么热爱王室，政府何须动用这样一条现代世界仅见、最严厉的《亵渎王室法》？马歇尔叹息说，泰国是在“微笑国度”的表面下，有着连中国也要甘拜下风的言论管制。不过，在我看来，这个结论似可商榷：中国虽然没有成文的《亵渎王室法》，但秘密警察抓捕和折磨那些在网上讽刺习近平的人士毫不手软。人权律师浦志强遭到逮捕和审判，检方加诸的罪名是七条加起来只有两百字的微博。而且，在相关领域没有成文的法律，反倒赋予秘密警察更大的滥权空间。许多言论者突然凭空消失、无影无踪，在秘密拘押的地点日复一日地承受严刑逼供。在至少存在着“半民主制”的泰国，还不致于出现这种“国家绑匪化”的滥权现象。
近年来泰国政局的溷乱，跟国王的幕后操纵脱不了干係。高龄的泰国国王蒲美蓬长期隐居在医院中，据说患上了严重的抑鬱症，却仍在遥控政局。在国王的支持下，军方再度发动政变，推翻民选的英拉政府。而自二零一四年五月军政府掌权以来，因诽谤王室遭起诉的桉件暴增。执政当局除了对在网路抨击批评政府的人士提出刑事诉讼，并计画推出比照中国的「泰国版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 of Thailand）方桉，从单一管道监看网路言论，对网路内容进行审查封锁。国防部长普拉威表示，军方正计画成立反制网路异议的新单位，用来防范新形态的威胁，但未详细交代威胁性质或新机构的职权范围。
那么，泰国会变成一个像中国一样的躲藏在网路长城背后的国家吗？对于泰国军政权的网路管制计划，泰国民间团体「公民反对单一闸道：泰国网路防火牆」团体誓言，若该计画不取消，将对军政府展开不特定攻击。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告诉法新社说，正在训练数百名志愿者进行网路攻击，「我们会训练他们如何防止政府追踪」。同时，超过十五万名支持者在网路上连署，反对新的审查计画。由此看来，泰国的公民社会毕竟比中国成熟和强大，以中国人口之众多，联署信的签名者亦很难达到十五万的数字。
泰国的民主退步、言论自由状况的恶化，或许给了中国的防火墙专家和网络警察们一个提供外援的机会，他们或许可以去泰国向军政权和王室面授机宜，或许可以邀请泰国的网路管理人员到中国接受培训。这是推销“中国模式”的一个天赐良机。
帝王崇拜背后的文化宗教传统
泰国王室拥有的财富，不仅让欧洲王室望尘莫及，甚至国王本人都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有多么富有。王室财产不受政府监管、不用纳税。儘管泰国北方农村的民众依然陷于困苦生活之中，但王室成员骄奢淫逸、夜夜笙歌，根本不顾民众死活。王储命令泰国驻英国大使馆从当地一家他喜欢的泰国风味餐厅打包数百份食物，空运回泰国供他和参加盛大派对的客人享用，外交官成为外卖郎，真个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国王如此漠视人民，人民为何还需要国王？作者在泰国访问的时候发现，十有八九的泰国平民都愿意将自己所有的一切献给国王，这跟中国颇有相似之处：没有皇帝的中国，人们将习近平当作皇帝来崇拜，肉麻地称之为“习大大”，其背后就是儒家的“君父”观念。根深蔕固地存在于民众心中的帝王崇拜思想，是由一套深层绵密的文化和宗教传统打造出来的。泰国王室从印度教和佛教中汲取信念：在印度教中，国王是半人半神，是活的神，其法统来自于其神圣的血脉；而在佛教中，国王是一位法王，法统来自于他伟大的精神力量。青年时代长期在欧洲求学和生活的蒲美蓬，甚至还从西方现代学术中寻找支援。《泰王的新衣》中提及，蒲美蓬深受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啓发。马氏认为，一个社会若能神圣化它的传统，便可以透过这种传统取得难以估计的权力与持久优势。蒲美蓬也念念不忘登基前夕，其岳丈曼加拉亲王的一句忠告，皇家礼仪和传统相当重要，“一旦神话破产，一切随之崩溃。吴哥窟曾是一个伟大帝国的心脏，而今已经爬满了猴子”。可见，权力离不开神话的包装。
东方文化中的印度教、佛教以及儒家思想，无法生成现代民主、自由、人权、宪政观念。比如，在印度的民主化过程中，民主、法治、人权的价值是从英国移植而来，而印度教中的虚无主义和种姓制度至今仍然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宗教领域起到了推动民主的进步作用的是基督教长老教会，而佛教及其他民间宗教则依附于威权政府甚至在某些时刻充当帮凶或帮闲。惟一尚待观察的亮点，是缅甸僧侣曾挺身反抗军政权的“袈裟革命”，以及翁山素姬的民主思想中从佛教汲取了些许养分，但缅甸是否能够在原有的文化传统内部完成民主转型，目前尚待观察。
帝王崇拜也需要一套繁複辉煌的礼仪支撑。在泰国，民众不可直视国王、不可直呼国王的名字，觐见国王时必须匍匐在地。庶民不得接触王室成员的身体，否则立即处死。所以，历史上有一次王妃失足落水，没有人敢去抢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淹死。泰国的小学课本中如此写道：“自古以来，泰国国王就都是忧国忧民、爱民如子的贤君。身为领导人，国王奋力谋求国家繁荣昌盛，让人民都能过得和平而幸福。我们因此应该永远崇敬王室。”
中国古代的皇帝，从儒家、法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中提炼统治的合法性，炮製出更为精密宏大的宫廷礼仪。刘邦称帝之后，一开始将秦朝的礼仪全部废除，力求简易。跟他打天下的大臣们大都粗鲁无文，经常在朝堂上做出失礼的举动，如醉后喧哗、拔剑击打宫殿的柱子。刘邦对此渐渐感到不满，这时儒生叔孙通向其建议制订宫廷礼仪。叔孙通到鲁国故地徵召约三十名儒生到长安，协助制订及演习宫廷礼仪。长乐宫落成后，刘邦首次使用叔孙通制订的宫廷礼仪进行新年朝会。《史记》记载说：“皇帝乘辇出房，百官手执帜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领六百石薪金的吏员依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各人无不肃然起敬。”朝会期间，专门安排了御史在场内执法，见到不依礼仪的人便立刻带走。于是，整个过程没有人再敢喧哗失礼。刘邦对此十分满意，终于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之处，“汉宫威仪”确实必不可少。刘邦遂委任叔孙通为太常，并赏赐黄金五百斤。今天，习近平迷恋阅兵式，跟刘邦从宫廷礼仪中咀嚼出当皇帝的美好滋味，可畏一脉相承。中共的统治，无论用多少新潮理论包装，骨子裡依然是专制王朝。
对于东方国家而言，民主化不仅仅是推翻一个独裁者、一个独裁政党或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民主化更意味着改造文化和宗教传统，戳破独裁者维持权力的一整套神话和礼仪，改变民众崇拜权威的心理定势，啓蒙民众的现代公民意识。
人生如戏，还是戏如人生？
《泰王的新衣》中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一九一八年，在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和牛津大学受过教育、举止宛如英国绅士的泰王哇栖拉兀，有感于前一年俄国王室的覆灭，在曼谷北部建一座玩具城，城裡有一千个具体而微的建筑物，包括宫殿、医院、银行与一座消防站，此外还有公园、运河与高架桥。国王说，这座玩具城是一处练习场，目的在于教育泰国人如何治理。他在玩具城举行模拟的选举和国会辩论，甚至打破传统，亲自在舞台剧中扮演一个平民出身的政治人物。但是，真正的政治改革从未在玩具城外实施。
中共政权也乐于玩弄这套愚民把戏：当局划出几个乡镇“试点”乡村选举，这一过程中，民众积极参与选举，政治热情被唤醒，民主选举并没有带来政治动盪。然而，当局却拒绝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乡村选举。中国政府发言人声称，人民素质不够，选举只能缓行。但北京当局无法自圆其说的是：香港居民的教育水准在全球名列前茅，习近平却违背普选承诺，千方百计阻挠香港人直接选举特首和立法会议员，从而引发香港的雨伞运动和催生年轻一代的本土意识。
十九世纪的西方观察家吉尔兹为了描述泰国社会，生造出一个着名的词语“戏剧国”（the theatre state）。他指出，统治者运用种种典章仪式，以及极度夸张的暴力，强调国王的权力凌驾一切的地位。马歇尔写道，统治菁英透过宣传与强制性的行为规范，打造一种神话王国假象，泰国人就算发现这些神话荒谬可笑，大都是也假装相信，并且在行为上配合演出。儘管心不甘情不愿，泰国人大体上还是在统治菁英执导的这齣闹剧中，与当局合作、演好指派给他们的角色。捣乱、不配合演出是非法的。人们一谈及国王，只能用“谄媚膨胀”的方式。这也正是习近平治下中国民众的处境。习近平没有王室血统，试图将自己塑造成毛泽东的精神传人，从而具有超越血缘的统治合法性。当文革的个人崇拜再度沉渣泛起，被催眠的人们无力抗拒，就半推半就地接受了。
泰国人最崇拜的动物是大象，白象被作为王室的标志，但在自然界中从未发现传说中的洁白无瑕的白象。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巴维尔从形容众人因为害怕或难堪而刻意忽略眼前显而易见的问题的英文谚语“房间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入手，剖析了在人们私密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对于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集体保持沉默的社会现象，并称之为“合谋性沉默”。如果将“戏剧国”和“大象”两个词语结合在一起，泰国国王不就是“戏剧国”裡的“大象”吗？甚至所有的独裁者都可以用这组词语形容——习近平不也是“戏剧国”裡的“大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