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美丽岛事件尘埃落定，漩涡中心的人物个个都出版了厚厚的回忆录，如同好莱坞大片“英雄归来”的情节。但是，若要我推荐关于美丽岛事件的书，又只能挑选一本，我的答桉恐怕与众不同，我会说那是唐香燕写的《长歌行过美丽岛——写给年轻的你》。唐香燕是《美丽岛》杂志编辑及美丽岛受刑人陈忠信的妻子，知识分子气质十足的陈忠信不处于党外运动的核心位置，虽然坐了四年牢，并不属于受军法审判、判刑最重的群体。而此前唐香燕只是一个热爱文学、性情浪漫的外省家庭的小女生，对于政治并无太大的兴趣和太深的关切。但恰恰因着这种“边缘性”，使得这本书既有当事人的历史现场感，更有一种超越性的视角。
这本书不是为了争取或奠定作者及其家人的“历史地位”而写的，它是母亲写给儿子、跟儿子分享自己的生命历程的文字。读着书中的很多段落，让我想起自己在十八岁离家到北大唸书时，母亲从四川的小镇给我写的那些讲述家族往事的信。这样的文字，有水晶般的透剔与单纯，而没有刻意经营的匠心。难怪儿子陈函谿读了之后会说：“我爱看他们那些好友江湖重逢，长夜相聚，天南地北，肝胆相照，无所不谈。……我们一起经历了人生最严峻的挑战与上天的不公，度过最黑暗的夜晚，一同迎向朝阳的晨曦。”历史就是这样永最简单朴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有一天，邪恶像毒蛇一样闯进来
我向来对于高调的英雄主义向来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作为一名基督徒，我的人性观是建立在人的罪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软弱之上。那些自诩为英雄的人物，在自传中将自己塑造得无比伟大、光荣、正确的人物，要么是过于自恋和自大，要么是惯于说谎、自欺欺人。同样是美丽岛事件受刑人的施明德，就两者兼而有之。这种人，千万要离他远远的，否则会被他灼伤。
反之，我喜欢阅读那些呈现真实人性的文字，帕斯卡说过，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芦苇不是钢筋，芦苇是柔弱的。唐香燕生动地描绘了当听到警察粗鲁的敲门声时的自然反应：敲门声突然响起，她起床穿衣服，却找不到袖子，慌乱中怎么也穿不进去。丈夫在旁边帮她穿上外套，并在她耳边说，“不要慌”。丈夫被带走之后，她“刚想要哭，就有一种奇怪的声音从身体裡面涌出来。但是不能哭，不能浪费时间，全身的力气同时朝上奔，把快要冲出来的嚎啕大哭硬在喉头拦住”。最能打动人心的，从来都是这样诚实而朴实的文字。
专制政权刻意营造一种遍及社会每个角落的恐惧氛围，这种精神氛围比荷枪实弹更加可怕。那时的恐惧究竟到了怎样的程度？恐怕后人已经难以置信了，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据说一对党外夫妇在大逮捕开始后就跳上火车，然后两三个星期没有下火车，不断的南来北往，不断的更换列车，后来实在受不了火车了才心一横下车。”唐香燕坦然承认：“怎么不怕，怕得要死，我们是这样活过来的。”我也记得刘晓波后来回忆六四屠杀之后被便衣警察抓捕的场景，他并不掩饰当时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的细节。而我在被秘密警察用黑头套绑架走时，也一度恐惧得如哮喘病人般喘不过气来，当时我大脑中惟一能思考的问题就是：他们是不是要我拉到荒郊野外活埋了？
恐惧感毁灭正常的人性。罗马尼亚流亡作家马内阿如此描述西奥塞古统治下的罗马尼亚社会：人际关係日益恶化、一切都始终悬空在积聚和爆发之间不能动弹、生活裡充满了拖延，怀疑和恐惧像肿瘤一样疯长、精神分裂症状全面爆发、私人生活被一步步缩减乃至最后消失、到处都可以看见那个被称为权力的恶魔在阴险地不断扩张。在家裡，在思想上，在婚床上，到处是黑暗的权力。在这个黑洞裡，是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蔕固的愚昧、无限的空虚、人性的丧失、人的动物化。谎言变得越来越猖狂、绝望伴随着疯狂、顺从掺杂着愤世嫉俗。而前辈作家王鼎钧眼中的台湾社会，宛如一望无际的荆丛，置身其中，姿势必须固定，如果随便举手投足，就可能受到伤害。那时有一段文人自嘲的话暗中流传：“你心裡想的、最好别说出来，你口裡说的、最好别写出来，如果你写出、最好别发表，如果发表了、你要立刻否认。”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鼎公多年来如履薄冰：“我极力避免写信，也不和别人一同照相，偶然收到照片我必偷偷的剪成碎屑丢进公厕的马桶，我不保存来信，我把信件放在水桶裡泡烂捣成纸浆，再借倾盆大雨冲走。特务抓人，顺藤摸瓜，照片信件都是‘藤’。”
恐惧与邪恶是一枚硬币之两面。唐香燕书中的若干细节亦可与马内阿和王鼎钧的描述彼此印证。其中有两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片段。第一个是：“有一天下班回家，发现洗手间的抽水马桶非常肮髒，秽物没冲，是有人进来用过，不想冲乾淨。”显然，那个私闯民宅的特务故意这样做，既有羞辱的用意，也有警告的信号。那个特务并不认为他是在做一件坏事，反而有一种顽童搞恶作剧的心态。是愚昧导致专横，是专横激发出人性的阴暗面。第二个故事是：有一次，她去探监，一名负责审查信件的人主动对她说：“唐小姐，你的信写得实在太好了！”那么，她该怎样回答此人呢？怎能感谢审查信件的人？她只能点点头，表示听见了。而这个细节则表明，即便是从事最不堪的刺探他人隐私的工作的人，内心深处也仍然有可能保有一丝同情心以及对文字之美的欣赏。
爱为什麽高于正义？
书中最精彩的一篇文章是《一九七九，动盪美丽岛：侧记唐文标》。唐文标不是美丽岛受刑人，其本行也不是文艺，而是一名留美回台的科学家，却跟党外人士和异议作家圈关係密切，是“来去赤条条无条挂”的大侠式的人物。我最早知道唐文标的名字，是从文坛前辈尉天骢的《回首我们的年代》那本书中。唐文标喜欢法国作家纪德的一句名言“如果说我们的灵魂还有甚么值得称述的话，那就是它燃烧得比别人热烈”，尉天骢说，这句话也正可以形容唐文标自己。在唐香燕笔下，唐文标是一个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朋友，是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的人物。
当然，那个时代不仅仅有一个唐文标。陈忠信桉定谳之后，唐香燕送给两位律师各一套参与编辑的书，那是他们承担压力后，惟一得到的一点物质回报。唐香燕感叹说：“回想起来，那也是我们那个时代才会有的事，灿如明星宝石。”这也正应了尉天骢的书名“我们的年代”——“我们的年代”这个说法，多么沉重，又多么骄傲！这让我想起中国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我是一名八十年的“迟到者”，我考入北京大学时已经是万物萧瑟的一九九二年，只能从残存的文字中追寻缕缕的微光，比如阅读查建英写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在今天的中国，也有一个分文不取，甚至掏钱帮助当事人及其家属的人权律师群体，他们在中共当局的铁拳下艰难地捍卫法律的独立与尊严。
当历史的那一页翻过去之后，或许后人看到的只有诗意和荣耀，即便当事人的回忆，也常常是举重若轻。唐香燕用白描手法记述了丈夫被抓走后，她跟一群难属相濡以沫、併肩作战的往事。读到这样的段落，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被软禁、被绑架、被施加酷刑的日子，我妻子的处境比唐香燕还要糟糕：陈忠信是被警察“依法”抓走的，之后唐香燕还能自由行动，与其他难属一起商量对策；而我是被秘密警察用黑帮式的方式绑架走的，我妻子继续被非法软禁在家中几天几夜。因为恐惧和焦虑，短短几天时间，她那乌黑浓密的头髮掉了差不多一半。当我获释以后跟她再次相见时，才知道伍子胥一夜白头并不是夸张的典故。
坐牢的囚徒，日子当然不好过；而监狱外的亲人，承担着更多的压力与苦楚，正如唐香燕所说：“女人得接下先生的生命重量，为他照顾家庭，整顿物业，甚至为他继续他的政治工作。”政治犯的难属当中，有代夫出征，在政治上打出另一片天地的铁娘子，更多的则是操持家务、奉养老人和抚育儿女的平凡女子。在唐香燕笔下，有一位容貌端庄细緻的太太，在先生入狱后才发现先生在外另有家室和孩子。“她的泪水，掺和了多重的伤心。”在公众眼中的民主先驱，未必是忠诚的丈夫，在妻子眼中高贵的丈夫，才真正有高贵的人格。还有一位热情勇敢的女子，只是受刑人的恋人而不是太太，却不弃不离，以“未婚妻”的名义去监狱送食品和衣物。后来唐香燕与她偶然相遇，她说，对方的家人不能接受她，因为她不是单纯的女子，有过丰富的情史，甚至还有孩子。唐香燕永远都记得“她在暮色晚风中真情流露的惨惨一笑”。
最勇敢的，不是十二月党人，而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唐香燕写道：“回想起来，大难来时，这些女人，不论是太太还是情人，没有一位背弃她们的先生、情人，没有一位扔下人生的重负不面对。”在人权自由路上奋斗了三十多年的刘晓波，充满感激地写了一篇题为《心牢裡的女人》的文章，讚美那些沉默而坚韧的良心犯的妻子。没有经过苦难的淬炼，没有看过血肉模煳的人生，就不可能明白“爱永远高于正义”这个最简单的道理。许多单单以正义为政治理想的人，往往轻视和忽视爱的价值，于是，他们迅速沦为其反对的独裁者的孪生兄弟。因为，没有爱的、自以为是的正义，岂不是另一种独裁的开端？
最好的疗伤，是从伤口中取墨
每一个与黑暗对抗的战士，同时也是黑暗的受害者。每一场与黑暗的殊死搏斗，战士都会筋疲力尽、遍体鳞伤。而最深的伤口，非关乎肉体，乃关乎心灵。
当陈光诚一家逃离中国之后，我在其获得“杜鲁门-雷根自由奖”的晚宴上与之相遇。当我们谈及他的英文版自传和中文版自传时，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说，最后一次校对文稿时，她要非常有勇气才能完成，那意味着再次体验当初那地狱般的折磨。但完成之后，她就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彷佛从重创中慢慢痊癒。是的，回忆和写作是最好的疗伤方式。
我的评论文字常常有金戈铁马之声，也就是某些“理中客”所说的“偏激”，那是因为我与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中共政权狭路相逢，惟有如此才能阻止它肆无忌惮地行凶作恶。但我所心仪的最高境界的文字，是王鼎钧、高尔泰式的澄静而平缓，“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最让我讶异的是，唐香燕远远没有那么“老”，其文字却已然臻于“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的境界。或许，这些文字最初设定的对象是在美丽岛事件之后出生的、与台湾民主化同步成长的儿子，所以才会如此娓娓道来、打动人心。
书中有两个细节，一反一正，一荫一阳，共同呈现出完整的人性。第一个细节是，美丽岛大审前夕，当局委託一名高官关先生（关中）与难属接触。有一次，唐香燕受众人委託，打电话去联繫，接电话的或许是关家的女佣，说去请示主人。在等候的一两分钟裡，唐香燕从话筒中听到麻将桌上洗牌的声音，听到女子的笑语漫谈。那是一个星期天，有人的星期天祥和安好，有人的星期天愁肠百结。果然，对方说主人不在，明天再打来。唐香燕感概说：“他们可以选择不听。他们随时可以更改。他们不用太在意，因为我们已经被一张很大的罗网圈围起来，他们比我们更知道罗网裡面每一个角落的事情。”多年以后，唐香燕在电视上看到关先生因为女儿跳楼自杀，而老泪纵横、痛哭失声，再次想起当年的那一幕场景，澹澹地写了一句：“原来关先生是会喊痛的人。”她丝毫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只是引人往下思索：当年，企图对反对派处以死刑时，那些高官显贵为何从不思量受刑人也有家人，也是人子及人父？人要“爱人如己”为何那么难？正如罗青作词、李泰祥作曲的那首被齐豫传唱的诗句“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一般的拥挤呢？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
另一个细节则温暖人心。陈忠信的好友、作曲家赖德和作了一首《前奏与赋格》，作为新婚礼物送给陈忠信和唐香燕。陈忠信被捕之后，国家音乐厅有首场演出，唐香燕独自去聆听。作曲家在台上解说，前奏意味着新娘的聪慧，赋格象徵着新郎的悲剧性格。“现在新郎出事了不能来，新娘子一个人在台下。我们一起陪她来听为她和她先生做的这首曲子。”那个晚上，美好的音符和美好的人性充满了那间大厅。不过，如果要比较威权体制与极权体制之差异，可拿另一个细节来参照：被誉为“中国的肖斯塔科维奇”的作曲家王西麟为天安门母亲写了一首交响曲，在公开演出前夕却被叫停，他只能到国外去演出，并将CD送给天安门母亲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