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引言：阵地情结与「自春秋」
在中国传统史观里面，有一种未曾理论表达但实际存在的手法，是为「篡改历史比焚书更有效」【注一】。篡改的对象当然是文献。任何重要文献不管它质量如何而必然成为史料，因此，任何时点上的当下篡改（含删削）都是在伪造历史。不过，网络时代使包含删削在内的篡改变得毫无意义，此因旁征文献很容易使研究者恢复时点真实性。而在传统史观当中，删削是一种容易被正面化的东西，它源于孔丘的春秋笔法。此笔法的道德化谓之「微言大义」，云云。
在道德中性视角下，所有基于「微言大义」之政治与历史伦理行为都是「自春秋」性质的。不管结果好坏，行为人在行为之前就自赋了春秋笔法的道德优先。在马克思主义居首、儒教伦理居次的新混合意识形态体系里面，这一点几同癔症。比如说，马克思主义观念（或指导功能）之下，意识形态的阵地情结是统治体系间歇性发病（民俗谓之「抽风」）朕兆。更具体地是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九日的中共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会上，习近平大讲「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增强阵地意识。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去占领」【注二】；会后，不仅有人原话转述【注三】，而且军方高级政工人员亦有表态，称言要以战略学思维来谋求「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注四】之优势。
阵地情结的社会效果极坏，以致文献截止二〇一四年三月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未收录习近平的该一重要讲话（媒体称为「八•一九讲话」）。此后，出版于该年十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文集未全文收录「八•一九讲话」，以《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为题的收录注明「这是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注五】。至此，「自春秋」情形出现了一个「几近完美」的个案。还有，在此「要点」式公开文献中「占领」已主动删去，「阵地」也只有一处，表达为：「党校、干部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注六】
一、 词悖：超乎文化不自觉
上述「自春秋」行为删去了「占领」，也许是行为人感到了某种不适。这种不适与权力斗争等热点几无关系，而小处言之则为从速掩盖文化素质粗陋，大处言之则为整个统治体系处于文化不自觉当中。如果文化不自觉之指有嫌宽泛，那么，至少集团性的政治文化不自觉由来已久。在纯汉语语境里，「占领」的第一含义是使用武力获取某地理区域，具有明显暴力偏好；在英语语境里，Occupy意义较为突出（其次是capture），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侵略者即占领军（an occupying army, 或者occupation army）。基于语义学，也可以反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自春秋」笔法而去掉「占领」一词考虑了英语语境的理解，因为该文集很快（也提前计划）译成多种外文。
然而，「自春秋」暨去「占领」并不能说明以阵地情结反映的占领军意识消失在了以「习李新政」或「反腐新政」表达的当下统治中，因为占领军意识是超乎文化不自觉的政治败坏思维。它是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实践特别形成政权之过程与之后的根本性格。如果占领军意识消失，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就自动消失。从生存策略上讲，正是占领军意识可能由于不可控因素（如网络技术引发颜色革命）而意外消失，中共国家才将曾被其痛诋力毁的儒教放在次要位置并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相混溶。但是，在混溶未致理想效果之前（也几无可能），任何一个时段的统治集团都会坚持全面的文化内战。并且，全面文化内战并不是由于统治集团希望超宏大的改革来格式化它而终止，相反，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加深与加快，利益受损者更愿意「将内战进行到底」。
全面文化内战并非绝对坏事，它是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巨大动力且以布朗运动或凯文•凯利意义上的「蜂涌」方式汇集。其社会冲突的结果在互联网条件下也有相关反应，这就是网络（不止限于中共国家的）反占领功能——数字革命可以削弱传统上滥用权力的暴君势力暨提升普罗大众的地位——「这一理论认为，这种网络连接的力量将改变大众，教化他们，并将我们全都提升到历史上阻隔我们的一切界限和隔阂之上」【注七】。文化内战也是文化转型的契机，在时间并不确定的长博弈当中，「阵地情结—占领军意识—反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结构会突然垮塌，从而让中国迎来一个全新的制度时期。在这个新时期到来之前，具体的统治集团与它之后的中共国家（政权体系）仍然会坚持词悖思维与作为，其如用「重拳」对付雾霾之类虽然会被人们想象为权力分子们在击打空气，但没有此种暴力情绪宣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样会意外死亡。
二、史混：从审查歌曲到屏蔽微信
正如前述，全面文化内战并非由「习李新政」或（和）「反腐新政」发起，亦非它能终止，相反，阵地情结还强化了内战烈度。不用回顾太长的历史（其如始于延安整风的文化内战激烈节点），只看邓版改革开放时的文化禁忌就知道文化内战有多难控制，尽管形式上是国家权力挑起的。本文选取港台歌曲对大陆影响做简短案例来说明问题，因为歌曲是大众化的文化消费品。
上世纪七十年代晚期至八十年代前期，港台歌曲尚属严厉审查对象，尽管有一些已经在大陆流行。港台歌曲脍炙人口，因而也带动了大陆词作家与曲作家的模仿，但在模仿效果之好的社会收益之外，广义的政治审查还无所不在。最典型是女歌唱家朱逢博的《妈妈教我这支歌》，虽然内容是颂扬中共统治，但形式不被接受，招致「一位资深音乐家强烈反对」【注八】，其称：「能用这样软绵绵的情调歌颂我们的党吗？」【注九】时隔十年，中共国家改革已经进入「江版时期」，而模仿国外（境外）音乐的有些创作还会如「邓版时期」那样遭到封杀。著名摇滚乐歌星崔健《红旗下的蛋》在一九九五年刚发行即被禁。被禁的原因不在于美国音乐形式而在于歌词内容，按崔健的事后说法是「当时审查部门对专辑名称的不同理解」【注十】。
审查是非常经典的占领军行为即意识的动作化，在网络极为发达的今天，它变成对更通俗文化消费品的专注审查，即对微信内容（亦及博客与微博）的高强度屏蔽[如图]。与权力部门的占领军行为不同，审查责任交付给了商业网站。虽然商业网站起到了政治权力体系的「白手套」作用，但本质上，这种「自审查」也属于「自春秋」的广义内容。从朱逢博到崔健，再由崔健到如今人数很多的网络名人，固然展示与证实了罗思科普福所引用的网络理论，但是，中共国家的文化内战在其政权史混到当下，全面文化内战未见有终战的可能。歌曲如崔健新作《死不回头》之所以被放行，是因为其通俗影响力已没有网络上的文字产品之大了。
在江版改革结束后，胡版到来，其特征是以体系化的理论来延续文化内战，重点进攻对象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进行非常没有专业水准的批判之时，也不忘（或曰有意导向）文化批判。这当中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因是中共国家的经济理论生产体系太落后，所出产品质次价高而致无国外（境外）市场。因此，体制内经济学家远非作家那样有机会获得或接近诺贝尔奖。更残酷的现实是：中国经济已经糟到中共国家自己也承认的有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之虞，尽管在文化内战层面上，它还是力批「中国（经济）崩溃论」。这个时期的纠结着经济理论的文化内战有向外部展开的倾向，在内部则是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来贬损全球化，其如有曰：「在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文化渗透，一方面鼓吹文化多元化，以消解对方国内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鼓吹新自由主义，推行干涉主义，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其实质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注十一】
在文化反动也即很混帐的政权史之时序推进过程中，这种持续作为也遭到了不懈的反对。反对的形式有自觉的外部文化影响内化，如对港台文化的吸收并深化，以及电影市场中的精英欣赏导向（偏好欧美片同时弃绝国产片）；反对的形式也有行为艺术化的，其如以自我矮化形式来划清与政权自定的主流文化之界限。并且，自我矮化都是借助网络表达的，因此，很容易激怒管控当局。不管激怒是无意的还算计的，与外部文化的内化一样是文化内战的参战行为，具有普遍的社会反抗意义。所以，被激怒者很惊恐，指称自我矮化行为的「动机很复杂」【注十二】，更详细指出诸种分类，其如「有人以此为吐槽工具，标示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愤怒；有人把贴标签当成一种个性，真正有别于他人的奇异；也有人用这一标签自我麻醉，降低标准，用一种自我设障的方式拉低期望、舒缓压力」【注十三】，凡此等等。较为通俗地说，网络上的文化内战参战行为就是要远离「两个一百年」，过好自己当下的一两年；弃绝「中国梦」，让自己今晚或明晚有个好梦。
三、耳淡：错觉下的「正统」与心理意识缺失
文化内战没有硝烟，但比雾霾更容易感受到，因为正统、主流、传统权力之类的概念与其内含社会能量正在慢慢消耗掉。在消耗过程中，简化为「正统」的统治力不仅没有狭义的政治文化自觉与更广义的反省泛传统的文化自觉，而且，它本身总认为诸如「自春秋」之类的行为可以保持传统的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国家权能想隐蔽什么就可以隐蔽什么，想让公众知道多少就是多少。这是一种幻觉，即便不能直指为幻觉，也是一种错觉。用俚语言之，是为「拽着耳朵扯蛋（淡）」。并非我有制造新术语（如前面的「词悖」与「史混」）的偏好，而是全面文化内战之下的网络内战是中国古典社会乃至江版改革时期所未曾有过的。在这个前提下，把「耳淡」上升为一种「主义」，它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文化反动的继续使「正统」在网络世界里更加强化了占领军意识，如对自媒体艺术作品进行屏蔽以致「误伤」【注十四】；其二，在错觉下宣传互联网对社会的重要促进作用，但由于阵地情结无时不刻地推涨错觉，因而陷入与「自春秋」功能陷阱一样的「自完美」状态。这一点早为互联网分析大师所预言，尽管预言并非是针对一个文化反动的「正统」而是针对上每个网者的，「共享信息常常是极为有益的，即便在模拟时代，完美的信息控制也是一种幻想，只有那些最坚定的隐士才能实现」【注十五】。
「正统」体系的理论粗糙，如其根本不能理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良性、良知法律体系的关系及其构造可能，完全没有深化互联网理论及行为伦理的意愿，「阵地情结—占领意识—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结构让其难以具有网络时代最一般的心理意识。这种心理意识也是由人类不同技术时代慢慢演进积累而成的，它的诸多前身是狩猎时代的口神话、农耕时代的宗教训诫、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意识形态、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电信机制。而后，「电子通信促成了一种新的思想的产生——心理意识」【注十六】。这种心理意识不完全是普通心理学范筹的东西，而是借助互联网技术而形成在以往人类知识史上所未产生的个体发现力，这种发现力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形成新的权力资源体系。更简单地说，与「正统」划清界限的「自我矫化」就是最初级的心理意识。因此，每个（并不一定懂其技术的）个体借助互联网功能完全可以成为真正独立的人，真正独立的人必然反对传统权力错觉下的诸种网络管控；因此，网络内战不但是全面文化内战的一个分战场，而且还有可能扩展为文化内战的替代品。
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势力在占领军意识支撑下，对网络也有相当强的占领欲望并将假想敌设定为西方，即云：「如何利用网络这块新的阵地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我们还没有成熟的经验。所以西方国家就利用我国在网络传媒上的这一弱点，抓住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来肆意放大，甚至制造一些虚假的网络信息来误导公众。这种网络渗透在一部分人当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如何应对网络时代的挑战，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注十七】此中以理论包装的情绪反应不仅说明在网络内战过程中「正统」体系毫无胜绩可言，而且说明其主动挑起的网络内战陷入「失控」状态是因为「正统」体系设定的文化武器（或曰能够占领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的先进文化【注十八】）并不存在，或者那种文化武器仅仅存在于纯娱乐的网络游戏当中。如同网游者喊一声「神器来了」，「神器」还在游戏里而并未实握在手上。所以，对「正统」的心理意识缺失以及对网络认知错觉讽以俚语「拽着耳朵扯蛋（淡）」，既不粗鄙也不刻意。
结语：嚣张•不搭界•力量汇集
对新自由主义的诋毁作为全面文化内战的重要标志完全失败了，尽管巨大失败并未能消除战争发动者的嚣张。或者说，在没有既往胜绩又无未来胜算的情形下，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世界最后一秒的奇迹。但那个奇迹并不会为他们而来，因为他们的阵地情结如此之自惑，以致把占领军意识改装成了「制话语权」，即曰：「谁拥有了制话语权，谁就能引导民众。」【注十九】以消极的宽容对待「正统」体系无胜绩亦无胜算的嚣张未尝不可，姑且认为它是某特定群体（集团或阶层）的「自由」。在知识价值层面，亦可对之抱以同情，因为他们知识粗糙而无由提升本身的知识价值而深陷「耳淡主义」漩涡。这仍不是讽刺，因为在最浅显的知识层面他们都无法获取常识。比如说，新自由主义在中共国家「正统」体系貌似以政策主张方式出现，其如从「胡温新政」至今的货币主义（投入巨额信贷刺激经济），再如从现在而始的供给主义（将大幅提高财政赤字），但无论货币主义还是供给主义它们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分支都需要良知与良性共构的法律体系。这在中共国家连个影子都没有，相反，过来的所谓货币主义政策的重要举借几乎项项违背「正统」体系自定的立法法与行政许可法。
如此窘态，还尚未涉及新自由主义对地方财政的压缩主张；若涉及，以地方债为例（它已变相打包上交中央），则被批判的中国新自由主义则完全与批判者是一路货色了，与最宽泛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都不搭界。「正统」体系继续嚣张，但在网络时代，公众不会再屈从于占领军意识，阵地情结也只能是极少数人心灵的一份树荫而与最广大的网络人群无关。这样，不但人民拥有了最真实的主权——网络信息主权，它不会让渡给「民族」、「国家」之类大而无当的嚣张词汇，而且会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分散亦可适时汇集的真实力量。
注释部分：
[一]参见拙著《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六十一页（分节〈篡改历史比焚书更有效〉，第六十一至第七十一页）；拙著版本：中国社会出版社，二〇〇五。
[二]与[三]参见人民网•时政版块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九日转《人民日报》文章《一定要增强阵地意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者：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曹征海）。
[四]同[二]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五日转刊《解放军报》文章《刘亚洲：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作者：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
[五]参见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百五十三页（全文<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第一百五十三至第一百五十七页）；习著版本：外交出版社，二〇一四。
[六]同[五]，第一百五十四页。
[七]参见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九/十月号文章《网络时代的力量悖论：占领虚拟高地的到底是谁？》（作者：美国商务部前代理副部长、《外交政策》双月刊主编戴维•罗思科普福）；新华社《参考消息》报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译介，《网络时代的权力悖论》，第十版〈参考论坛〉。
[八]与[九]参见李皖著《多少次散场 忘了忧伤》，第九十一页；李著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二。
[十]参见E都市•娱乐版块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转刊吴大哥娱乐网报道《崔健为什么被禁 崔健〈红旗下的蛋〉理解歧义》（记者未详）。
[十一]参见张才国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第一百四十六页；张著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二〇〇七。
[十二]与[十三]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转刊《人民日报》文章《自我矮化 可以休矣》（作者未详）。
[十四]一个亲历案例是：二〇一五年二月四日我在网易博客发表短诗《我的故土——仲冬回乡小记》，博客管理方告知我：「由于该篇日志含有违反国家《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内容，暂不支持外部访问。」在依例进行快速审查申请三天后屏蔽解除，外部访问被允许。然而，我既不知道该诗的哪部分表达违背了《国家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哪些条款，也不知道在内容没作任何改动的情况下所做申请是如何通过审查的。换言之，代行国家权力的商业站的审查行为太过随意，或者那个在它背后的权力分子（机构）心理状态非常成问题。短诗全文如此：「几年前，那是个夏天/还没踏进老家院门/我就坐在了少年时代看闲书的小河边。 四十多年前，这里激流和我的裸体/毫不害羞地互相拥挤/也和鱼虾纠缠。 这个时节已是仲冬/低垂在河床的冰还没看到春天/它却送给我一团温暖。 这是我的故土，灵魂里抹不去的挚爱/拿起一块胶泥/足以顶抵重耳的江山。 这是我的故土，思想中磨练锋芒的坚砥/即使在深牢大狱/我也能听到小河里青蛙的呼唤。 这是我的故土，重轭下蓝图规划的比例尺/即便二十二世纪曙光初见/我也是以这里的胶泥堆砌起点。」
[十五]参见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著《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汉译本，袁杰译），第一百一十四至第一百一十五页；袁译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三。
[十六]参见杰里米•里夫金著《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汉译本，张体伟、孙豫宁译），第二百四十七页；张孙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二。
[十七]同[十一]，第二百三十四页。
[十八]同[十一]，第二百三十三页。
[十九]同[二]，「制话语权」更基于如此考量：「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这个『最大变量』来『扳倒中国』。各种反主流意识形态思潮混杂在政治性谣言甚至『心灵鸡汤』中，在互联网上竞相发声，而且极具蛊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