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份子的人数，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五十万人；而互联网上公布的、据说是依据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称被划右的是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为官方发布数字的六倍多（罗冰：“反右运动档案解密”，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6/01/20）。

官方数字历来弄虚作假，可信性低；互联网上公布的数字由于没有注明出处，也不敢轻易采用。所以，究竟多少人在那场惨烈的政治运动中罹难，至今仍然是一笔烂账。

然而，不管多少人罹难，反正吴树仁是其中铁定的一员。他被划为右派，是因为他给化学系党总支贴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党总支：“胡风分子”汪承铸的血白流了吗》？——而且把大字报贴到了党总支所在的那间办公室的门上，结果，他被划为“右派分子”。

所谓的“胡风分子”汪承铸是化学系助教，一个高个子的大胖子，曾经和我丈夫住同宿舍。据我丈夫说，此公对他所学的专业不当一回事，却迷恋朗诵。每当汪承铸要朗诵的时候，总是先闭上眼睛，用几秒钟定定神。定神片刻之后，突然间睁开眼睛，顿时目光、声调、神态全都大变——我想，这倒挺像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那位三仙姑，三仙姑在跳大神之前，也要先定一定神，定神之后也是神、色俱变的。

酷爱朗诵的汪承铸对高尔基的《海燕》倒背如流——这倒不要紧。给他带来麻烦的是，他由于酷爱朗诵，误打误撞，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主帅胡风扯上了干系：他在一九四九年年末的一次晚会上——好像是新年晚会——朗诵了胡风刚刚发表在同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的长诗《时间开了》：

毛泽东！
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
他微微俯着身躯
好像正要迈开大步的
神话里的巨人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
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
你微微俯着身躯
你坚定地望着前方
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
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
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
你镇定地迈开了第一步
你沉着的声音像一声惊雷……

今天看来，这首“颂圣诗”写得真够肉麻的。但是在当时，由于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再加上诗歌的朗诵者汪承铸激情四射、如醉如痴，所以，在晚会上竟然博得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可把把汪承铸美坏了，多少日子飘飘然的，沉浸在掌声中不能自拔。后来，据说汪承铸还给胡风写了信，向他请教如何进一步更深刻地理解这首诗歌的丰富内涵，以便在更重大的场合再朗诵这首诗，讴歌伟大领袖毛主席……

然而，历史没有给汪承铸再出风头的机会，却把他投向死亡的深渊。这是因为，在“反胡风运动”中，凡是与“胡风分子”们往来的信件，全都受到特别的关注，是定罪的直接依据。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在公布《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之后，写了极具权威性的、指导全国运动的“按语”。那篇“按语”号召胡风集团的一切分子站出来向党交待，交出与胡风往来的“密信”，足见“信件”受重视的程度。

为了追查“密信”，汪承铸被关押在化学楼顶层，“隔离审查”了很久。他到底受到了怎样的逼供不得而知。反正是在一天中午，他趁看守人员一时疏忽，从窗口中跳了下来，一百七、八十斤体重的胖人，重重地砸在楼脚的水泥散水上，焉有不死之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到了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后期，共产党制定政策，将清查出来的“胡风分子”划分为三类，名为“骨干分子”、“一般分子”和“影响分子”。所谓“影响分子”，即包括由于崇拜而偶尔同胡风通信求教的人——一言以蔽之，胡风的“粉丝”们——汪承铸显然属于这一类。但是，所谓“影响分子”云云，只是到了运动后期领导人内部掌握的“内部政策界限”。在“反胡风运动”高潮中，凡是与胡风有点关系的人，并不分哪类分子，一律被整得死去活来。可惜汪承铸没挺住，否则，挺到运动后期，被划为“影响分子”也比死强多了！

说来凑巧，当汪承铸从化学楼顶层垂直落下的时候，吴树仁正好走近化学楼的楼门口。事后吴树仁说，当时，他只见一件“蓝色的物体”，“飕”的一下从六楼窗口垂直落下，真是“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蓝色的物体”，已经伴随着“咚”的一声闷响，重重地砸到地上……
 
吴树仁与那个垂直落下的“蓝色的物体”物相距只有十多米远，他一个箭步奔过去，发现那“蓝色的物体”乃系坠楼人，呈匍匐姿态，脸朝地面。吴树仁翻过坠楼人的身体，一张已经摔得变了形的面孔赫然呈现在他的面前，他吓得毛骨悚然，厉声尖叫“汪承铸！汪承铸——”

汪承铸口中涌出一股热乎乎的紫黑色鲜血之后，躺在吴树仁的怀里一动不动了。

当人们围拢过来的时候，看见吴树仁仿佛也成了死人：他僵尸一样地矗立在汪承铸的尸体旁边，面色惨白，表情恐怖，眼珠子瞪得老大，呆呆地望着躺在地上的汪承铸，衣袖上滴滴答答地往下淌着汪承铸刚刚吐出来的鲜血……

这件事情对吴树仁打击实在太大，足足有半年时间，吴树仁晚上睡觉不敢关灯，一关灯，眼前就出现汪承铸那张摔得变了形的歪脸……

两年以后，便是一九五七的“大鸣大放”。说实话，吴树仁的头脑不属于“思考型”，平时对“自由民主”这类共产党最忌讳的话题也没有多少关注，但是属于有正义感的那类人。由于他亲自目睹了汪承铸跳楼这幕惨剧，受的刺激太深；更让吴树仁不平的是，后来他听到化学系的人私下传说，其实汪承志只是有给胡风写信的想法，并未真的写过信……

在“反胡风运动”中，私人信件即构成定罪依据的条款是被写入共产党的文件的。但是，没写信的人也被逼得跳楼，这让年轻气盛的吴树仁愤然不平：汪承铸没写信是明摆着的，因为始终不见党总支拿出汪承铸写给胡风的信，或是其它任何能给汪承铸定罪的材料，——当然也没人敢问。汪承铸一死，他的“胡风分子”问题便没有下文了，稀里糊涂的不了了之了。一个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丢了性命。

在“反右斗争”中，凡是敢于仗义执言的人，注定是要挨打的。有多少人，仅仅因为说了公道话——比如说土改中错杀了一些地主，肃反有扩大化倾向，“苏联红军” 在东北强奸了不少中国妇女等等——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按照“反右”时期的政策，吴树仁为“胡风分子”鸣冤叫屈，恶毒地提出“流血”的问题，矛头直指“基层党组织”，被划为“右派分子”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人见过“右派帽子”，因为它是无形的。虽然无形，可是那重量却非同凡响：凡是戴上它的，有如泰山压顶，有几个不被压弯腰的？！我亲眼看到吴树仁被压弯腰的过程，简直与汪承铸跳楼相仿：同样都是生龙活虎的大小伙子，一个从楼上往下一跳，肉体死了；另一个是“右派帽子”往头上一扣，精神垮了，同样都是一眨眼的功夫。我的婆婆曾经忧心忡忡地对我和丈夫说：“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咧，树仁这孩子，年纪轻轻的，这脸上咋就失了阳气，露出死相来了呢？”

如果没有见过吴树仁戴了“右派帽子”之后的那张脸，对我婆婆说的“失了阳气”和“露出死相”大概不容易理解。但是，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明白，它的意思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阳光男孩变成了一具失魂落魄的行尸走肉——“右派帽子”厉害如此！

一天清早，有人敲门，原来是化学系来人，通知吴树仁到小礼堂开会。吴树仁不知道开什么会，二话没说，顺手抓起一件浅蓝色的衬衫，匆匆忙忙走了。我正在厨房洗早餐用过的粥锅，透过玻璃窗，看见吴树仁走得很快，一边走，一边系衬衫的扣子，那是我见到的吴树仁的最后身影……

午饭凉了，吴树仁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晚饭也凉了，还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原来，被通知到小礼堂开会的全是右派，没让这些人回家，直接用卡车把他们拉到市里集中，等候分配，到不同的劳改农场去劳改。吴树仁去劳改农场前，甄珠到市里好像叫“自新路”的右派集中点给吴树仁送过衣服、被褥，但是，没让他们夫妻见面。

在右派集中点，右派被发往不同的劳改农场，近的在大兴团河，远的被送到黑龙江北部中、苏交界的兴凯湖劳改农场，吴树仁就被发配到兴凯湖。甄珠知道吴树仁被发配到了黑龙江，顿时傻了眼，赶紧翻箱倒柜，把吴树仁所有的御寒的衣物——绒衣、毛裤、围脖、手套——全都翻了出来。

“这哪成啊！”我婆婆一看甄珠找出来的吴树仁的几件不象样的冬衣，大声嚷了起来：“树仁穿这点儿衣裳在东北过冬，还不得冻成冰棍儿咧？俺们村里有好几家闯关东的，在东北呆的日子太长了，回来口音都变了，用东北话对大家伙说：‘东北那疙瘩可不比关内，冬天贼冷，吐口唾沫，没等落地，就冻成冰疙瘩啦！’”

在婆婆的指挥下，甄珠买来了布料和棉花，给吴树仁做冬衣。我婆婆比量着吴树仁的旧衣裤，给吴树仁裁了棉袄、棉裤，然后教甄珠怎样絮、怎样绗，甄珠奉命唯谨，一一照办。棉裤絮得尤其厚，在婆婆的提议下，在两处膝盖部位，还各自缝上了一块毛烘烘的狗皮。婆婆说：“这就不能要样儿啦，暖和才是真格的。你们没见闯关东的那些人吗，哪个没落下寒腿的毛病？！”婆婆性格刚毅，别看不识字，但是好为人师，在教甄珠做棉裤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甄珠，当她看到那套里、面全新的厚厚的棉袄、棉裤时，脸上竟然现出了消失已久的笑容……

吴树仁的冬衣已经打包，还没有寄走，噩耗传来，吴树仁死了，死于食物中毒——劳改农场食堂不知给劳改犯们吃了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导致在食堂用餐的近百名劳改犯突发性的、群体性的食物中毒。

吴树仁去世二十多年后，一位当年和吴树仁一起在兴凯湖劳改农场劳改的幸存者对我介绍了那次致吴树仁于死命的集体食物中毒的惨景：那天傍晚，像往常一样，干完活之后收工，收工之后吃晚饭，晚饭之后开批判会，批判会之后睡觉。可是，那一天的情况跟往常不一样，批判会还没结束，有的人开始肚子疼，上吐下泻；有的人批判会结束后刚刚睡着，又被肚子疼搅醒了，也上吐下泻。随着人们肚子越来越疼，又开始发烧，体温不断上升，呕吐、腹泻越来越频繁。由于劳改队没有电话，联系不到医生，所有的人只能忍着，折腾到天亮，每个人都泻了几十次肚子。虽然天越来越亮了，但是这些人的眼睛看东西反而越来越模糊了，有的人已经进入半昏迷状态，有的干脆不省人事了……

天亮以后，农场医生赶到劳改队，给每个人都服了药。但是毕竟太晚了，有的人腹泻、呕吐愣是止不住，体温也降不下来。最终，在这次集体食物中毒中，吴树仁等四人抢救无效身亡。

这位幸存者还说，事后，劳改队的人们都说，吴树仁特怕死。食物中毒后，吴树仁躺在他的铺位上，他已经吃过药，还想再吃——绝望中，他把药当成了救命的灵丹。在半昏迷状态中，不停地叨念“啊啊……吃药！啊啊……”把嘴张得茶杯口那么大。而且，到后来说不出话来了，依旧顽强地睁大眼睛，仿佛只要他不闭上眼睛，死神就奈何不得他。吴树仁直到入土都圆睁双眼，张着大嘴，好像对人说：“啊啊……吃药！”——这或许是由于他对人生有着太多的眷念和牵挂……

当这位幸存者身体复原之后，又扛起锄头、铁锹，排在队伍中出工。行进途中，劳改队的犯人们指给他看，告诉他，新死的四个人就埋在那里——顺着他们所指的方向，他看到远处新添了四个并排的小土堆，很不起眼儿，如果不是劳改犯们指给他看，他自己绝对注意不到。

幸存者说，在劳改队，右派分子是与刑事犯混合编队的，刑事犯约占三分之二，右派约占三分之一。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批斗会上，农场的“管教人员”往往用刑事犯来监视和批斗右派分子。本来刑事犯与右派分子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可是，一旦和“立功受奖，提前解除劳教”的利益许诺挂上构，不少刑事犯变得十分凶恨，让“右派分子”们大吃苦头。

在这次食物中毒中，死了两名右派，也死了两名刑事犯——一名盗窃犯，一名强奸犯。凡是在食物中毒中活下来的右派，听到这两名刑事犯的死讯，颇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因为这两个刑事犯在世的时候，对右派分子特别凶恨，除了常常捏造事实打小报告之外，还常常找茬儿对右派分子拳脚相加，以此显示他们的“革命义愤”。在一次对某个右派分子的批斗会上，在“管教人员”的纵容下，那名盗窃犯在站起来走上前去，大庭广众之中，二话不说，走到被批斗的右派面前，“啪” 的一声，把一口浓痰吐到那名被批斗的“右派分子”的脸上，然后从容地转过脸来，用手背抹抹嘴，洋洋得意地狞笑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吴树仁是1958年8月底去世的，一个月后，就是国庆节。国庆节那天，劳改队放半天假。劳改队里年龄最大的右派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在西语系教德国文学的副教授席老师——他曾经解嘲似的对我说，他姓席，又最崇拜德国文学家席勒，和“席”字有缘——暗中和我约好，偷偷地去凭吊一下吴树仁。当我们来到这四座小坟头前的时候，看到四座小坟头前各树一块粗糙的木牌，木牌上面是用黑色墨汁写成的“墓表”，字迹潦草，书法拙劣。对这四位死者，没有再像他们生前那样强调身份，他们的“头衔”一律被写成“劳教分子”。吴树仁的“墓表”是“劳教分子吴书人” ——“吴树仁”被写成“吴书人”，三个字写错了两个，不知执笔者是不确知“吴树仁”的名字呢？还是为了省事，贪图笔划少，写起来方便？

黑龙江天气寒冷，九月份就连续下霜。我们在“吴书人”的墓前，献上了一小把蔫巴巴的、几经严霜的野花。秋风凛烈，刚刚把那束干枯的野花放到墓前，马上就要被风吹跑。席老师搬来几块大土坷垃压上，才算把那把野花固定在“吴书人”的墓前……

席老师十分不安地对吴树仁和另外那位故去的右派的坟头说：“这两个家伙跟着你们过去了，跟你们成了‘一对一’，你们可得多加小心呐!”幸存者对我说，其实，就凭吴树仁的年轻力壮，一个人就能够对付得了那两个刑事犯，这两个刑事犯所以胆敢这样欺负右派们，全仗着管教人员给他们撑腰。

幸存者说，第二年春天——那时席老师已经调到别的劳改队，但是还没有被饿死，席老师饿死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他所在的劳改队到那四座荒坟的所在地去挖排水沟，前后差不多一个星期，他有足够的时间把吴树仁的坟墓端详个够：经过漫长的严冬中一场又一场当地人称为“大烟炮”暴风雪的反复扫荡，四座坟头前墨汁书写的“墓表”早已荡然无存，小小的坟头大为“萎缩”。再经过一夏天雨水的冲刷，坟头继续“萎缩”。等到幸存者调离吴树仁生前所在的劳改队时，离吴树仁逝世还不到一周年，小坟头最终削落净尽，被淹没在一片荒烟蔓草之中……（未完待续）

                                          2008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