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4日，晴
昨晚抵家，已凌晨两点，倒床便睡，至中午还魂。
闷头整理采访，过滤与《纽约时报》傅好文（howard w.french）时断时续的交谈，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是昨晚，我们风尘仆仆自都江堰回成都，寻一川菜馆子刚落座，嘴战就开幕了。
桌子比较大，傅好文与我正对面，左右是其他人。老范的录音笔始终在我的下巴底。我们喝了两瓶红酒，平均两口酒的缝隙，傅好文就要插入一个问题，并且是出其不意的。我们再次讨论了刚出版的英文《底层》，人物和细节，一个接一个，非常微妙。
英文《底层》开篇就是《吹鼓手兼嚎丧者》，傅问：这样的特殊职业在中国有多久？我答：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吧。小时候，我在乡下，就见识过各种各样的吹鼓手和嚎丧者。傅问：你遭遇的这一位，他还活着？我答：已经过去10余年，不晓得。如果他活着，该有80多了。傅问：有可能找到他吗？我答：他住在江油境内，离北川很近呢。这次大地震，那边死伤无数，如果老先生还在，就算奇迹了。傅问：是吗？他还在为死者吹唢呐？我答：尸体都堆成山了，他为谁吹唢呐？又为谁充当假孝子？说不定老先生正为自己哭呢。傅问：自己哭？很有意思。廖，你的书中写了很多死亡，赶尸体的，为尸体整容的，麻风病，100岁的和尚，在天安门被枪杀的，为什么？中国人都生活在死亡里吗？我答：对对。要不中国为啥有“行尸走肉”这个名词？热闹的大街，电视，报纸，充满着行尸走肉。老祖宗孔子也说“未知死，焉知生”。大地震一来，我又得忙碌了，我就是干这种活儿的。我会写出一本地震后的《中国底层》。
大家都笑了。我又补充说：除了死亡，当代中国人没啥可敬畏的。傅说：是吗？那么强权呢？我说：强权也是建立在恐怖，也就是死亡威协之上。傅说：所以你一直写底层，没有权力的人们，这样危险小一些？我说：是的。但这样写出来的，无论历史还是文学，都要真实一些。傅说：为什么？无权力者不会撒谎吗？我说：人天生就会撒谎。但弱者撒起谎来没有底气，很容易露馅儿。而权力是谎言的翅膀，林彪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全体中国人都相信啊。傅说：如果有一天，让你采访高官，比如省长，或更高的中央领导，甚至总书记，你愿意吗？我说：不太愿意。傅说：商人呢？比如董事长、总经理之类？我说：不太愿意。傅说：为什么只写底层？害怕挑战？我说：电视和报纸上，天天都有你所说的那种成功者或主流的采访，杨澜你晓得吗？眼睛有点问题的富婆，专门开你所说的煽情专栏。傅说：我指的不是CCTV。不是中国的一个上层访谈的标准。他们不值一提。我在非洲呆了10年，曾把一本法文小说翻译成英文，后来又做《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后来又做《纽约时报》的记者。我渡过军政府时期，渡过天天政变时期。我采访过蒙博托，还采访过中非的小皇帝博卡萨，非常可笑，对本国人民很严厉，对外国记者没什么，很随便。我写了很长的文章。我说：蒙博托和博卡萨，在中国名声非常大，据说博卡萨吃人，还用人肉冒充熊肉招待外宾。傅说：我没听说过。而反对他的人，说什么都可以。我是记者，我会用我的办法挖出有价值的东西。其他同行，只要有头脑，也会这么做。知道卡布钦斯基吗？他做得更地道。我说我不知道卡布钦斯基，但我知道西方人，比如你，傅好文，在自由的环境长大，可以自由选择现在和将来做什么。你们的人生很主动，反政府，随便；游行示威，随便；你小时候喜欢革命毛泽东，更随便，只要不搞爆炸。中国人可不行，比如我，六四之前写诗，同所有的官方作家一样，企图通过纯文学之桥走向世界。不幸的是，我写下长诗《大屠杀》，坐牢4年，一下子被抛入社会最底层，此后的岁月，我就一直同我书中描述的人与事打交道——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坐牢、做政治犯、做异议作家，包括离婚和吹箫，都不是我主动选择的。傅说：是吗？你不喜欢你的工作？可你为中国底层写了这么多书。我说：我很晚才意识到必须要写下去。我曾经想逃跑，想得发疯，我已经去云南西双版纳踩过点，本来花两三万，就能偷渡过去。可事到临头，我却下不了决心。我使用汉语，我的职业使我下不了决心当永远的流亡者。于是就一次次申请护照，十几年，我申请了9次，官方都死死卡着。傅说：这和你的文字有关系吗？我说：当然嘛，出不去，又不能逃跑，只好埋头苦写。于是就成现在这样子，于是我们就只有在这儿见面。我的文学、音乐和政治老师，都应该是共产党啊。我担心哪一天离开了它，自己将成为有自由无激情，甚至无价值的废人。
大家都笑。傅好文却说：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如果有机会采访到高官，你会去吗？我说：一般情况我不会去，因为如我这种智力和阶层，很难迫使他讲出真话。而没有真话的访谈，太无聊。除非高官一栽到底，坐牢了。我曾经和重庆市委书记的秘书一块坐牢，大家一放松，就无话不谈。傅好文说：廖，我不认为你的智力比高官底。我苦笑道：如果我有公开采访高官的智力，就不会坐牢，更不会倒霉这么多年了。
大家又笑。傅好文摸出像机，对旁边的小金说：我能给你拍两张吗？小金点头，可担心光线太弱，因为整座两层楼的饭馆，就剩我们这一桌，服务员已关掉大多数灯。酒早喝得差不多，胸中的块垒仍未浇下去，于是我抽出箫，幽幽吹了一段。
尽兴了，都明白了，只有服务员们窃窃私语着。金琴耳尖，听出她们在议论：地震期间还能上大馆子吃饭，不错嘛。吹这种死人调调干啥子哟？
2008年5月25日，晴转阴
应我的请求，老范自上海发来网址，我查看了刚刚从傅好文嘴里得知的卡布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去年逝世的波兰人，前年进入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最后阶段，并最终败给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战地记者。了不得。
卡布钦斯基说：“20年前我在非洲，看到一场场革命和军阀混战，看到一个战争又一个战争。事实上，历史正在制造当中——真实的历史、当代的历史或者说我们个人的历史。令人吃惊的是，我没有遇见任何一位作家、诗人或者哲学家，甚至社会学家。他们在哪里？如此重要的事件，为什么连一个作者都不在场？我想，回到欧洲能找到他们，他们可能在家，正在写自己身边的事儿：男孩、女孩、笑、隐私和婚姻——几千年来我们反复阅读过的故事。我们某一天读到的获得法兰西奖章的小说不真实。因为没有一本属于我们的现实——经过多次篡改又被我们改写回来的历史，没有一本！
我读得心潮澎湃，立马引为知音。可惜大陆没有他的翻译书。
2008年5月26日，阴间多云，有雨
我迷上了卡布钦斯基，一口气下载了关于他的许多文字。可惜是二手货，介绍文章也都是国内人写的，新闻套路害死人。
但是从中仍可以读出，卡布钦斯基模糊了作家与记者的概念，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路子。难怪瑞典文学院的保守老头们选择了中规中矩的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卡布钦斯基“在市镇上走一整天，不与人说一句话，他宁愿选择细心去看，去听，去感觉。他说：要把自己变成一部摄像机，什么都吸入脑中，即使谣言，也不放过。因为，谣言也代表了一种集体投射，只要大多数人相信，那就会如‘事实’般发挥影响力。他也不爱写笔记，我们也不会看到他与被访者纠缠于难解的问题，或奋笔疾书，记下答案，再逐字逐句引述被访者的言论。不，他永远不会这样做，但他偏偏能够准确把握事件或争议，立体呈现在读者眼前。”
——忍不住大言不惭，跟我的手法很像嘛。我在《最后的地主》之《用脑子里的摄像机记录苦难》里，就说过“现实里的机器只能拍此时此刻的人和事，而脑子里的机器却能穿透此时此刻，将镜头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到对方的灵魂深处，被泯灭掉的历史碎片会一块块拼接拢来，重新嵌合成一种称之为‘见证’的惨不忍睹的东西。”——我的朋友苏晓康大约担心此种东西会被挑剔的业内人士抓住辫子，还特地在序言里发明了一个词：转述。再转述。
如傅好文所说，我没采访过暴君，而卡布钦斯基的代表作就是《皇帝》，写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的。曾被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Literary Supplement)指出有“多处失实”。为此，卡布钦斯基辩解道：我为什么要当作家？为什么要多次出生入死？是为了做一些猎奇性的报道吗？还是为了挣薪水？不，于我而言，作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召唤。如果不是发现有些关于历史和人类自身的问题非解决不可，我不会投身到这么大的危险中去。
我没有如此大的雄心，所以面对质疑，我往往退缩和沉默。无尽头的孤寂使我依赖时光，想象它能澄清一切，其实时光在某种意义上，跟人性一样靠不住。非常惭愧，我属狗，脊梁骨虽然没打断，可受伤了，一遇敏感的政治天气，就隐隐作痛。其他人呢？那些占据道德制高点的知识分子呢？真能忍耐住莫名伤痛，彻底做一个刘晓波描述过的“被关押在自己家中的自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