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反思“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器”认识的基础上，利用CGSS2006 J全国调查数据，重点分析了当前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与其他各阶级阶层相比，中产阶层的社会批判意识渐趋显化，其政治态度也并不保守；在中产阶层内部，“新中产阶级”比“老中产阶级”更具“社会改造”风险；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向“社会中层”的认同，能显著增加社会稳定性；社会公正的维护与各级政府形象的改善极其有利于抑制各类冲突的发生；在社会稳定意识的培育上，政治身份的作用渐趋式微。

关键词：中产阶层 社会稳定 政治态度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近一时期，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研究已成为社会学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个炙手可热的焦点，集结在中产阶级的培育和壮大对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的影响上。就现有文献看，绝大多数学人及其研究认为：中产阶层的扩大是中国未来社会稳定的基石。尽管也有人对此进行过反思，但可以说，这个自亚里士多德提出并经后辈继承的假设，得到了中国学人的普遍支持。

可考察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的成长史就会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境下，其对社会稳定的“维护”作用会显著不同。支持其是“社会稳定器”的重要根据是：这个阶级／阶层不仅在政治上相对保守，而且能极大缓和来自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矛盾冲突。虽然学人引用这一论断时做了解释，但很少有人把中产阶级／阶层自己的社会态度和阶级意识置于其中并进行探讨。很自然地，这些学者将中产阶级／阶层的社会态度和阶级意识等同于社会的主流态度和阶级意识，即认为中产阶级／阶层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态度可以引导和规制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并相对“和谐”地形成主要阶级结构的社会替代。

跨国研究得到的认识也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幅图景——中产阶级的崛起往往伴生着与该阶级有关的社会冲突的蔓延。这就是说，如果把中产阶级的“生成过程”与中产阶级既已生成所形成的“阶级力量结构”作为两个不同研究对象的话，那么，在其壮大过程中，它绝不会静悄悄走上历史舞台。比如说，美国中产阶级的崛起，甚至于西欧国家的中产阶级化，就曾经风起云涌般掀起过20世纪60年代的所谓“革命”。美国的反战运动、法国的学潮以及蔓延于整个西方社会的大学生的反叛、大麻吸食、性解放运动和随后的民主思潮等，都与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不无关系。所以，芭芭拉才说，不管是在19世纪末，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被标称为职业专家和管理人员的中产阶级，都与体力工人存在重大认识冲突。在她看来，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相比较，反倒是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更为保守。维纳曼。儒夫和韦伯。加农在《美国人的阶级感知》一书中，也有同样认识。

退一步说，即使在考虑到中产阶级可能具有的保守性时，还应该看到：当上层阶级的规范与道德准则，或者国家机器的强制性约束与其所追求的那种“自由”存在差异时，他们对上层阶级或现存社会制度的反抗也会剧烈起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分子，就既不满于所谓工人阶级的保守——革命性的丧失，也非常愤恨上层资产阶级的意识规制枷锁。虽然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屡遭所谓亚文化论者的批评，但其所代表的“左派”性质却毋庸置疑——虽然他曾公然反对学生之盲动。总体来看，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运动，大都发端于中产阶级的启蒙、鼓动和推进。在近期出版的一些文献中，就有人将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的动荡描述为中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争夺。

如果说西欧和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成实践，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发达国家中产化过程所带来的“冲突”画面的话，那么，亚洲及南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与后工业化过程，则为我们展示了当代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热情。比如说，韩国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中产化，就变相地体现着整个社会政治结构的再造。与西方社会如出一辙的是，学生运动既吹响了“政治民主化”的号角，也补充和扩张了中产阶级队伍。另外，中产阶级参与支持之下的学生运动，还直接导致了总统直选制的产生。对巴西中产阶级的研究也发现——中产阶级的成长，尤其是下层中产阶级的向上流动，紧紧依赖于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设施——比如教育设施的改善。在可以顺利获得经济收益时，他们对财富和生活享乐的渴望会消解其政治热情；但在其收益被经济起伏所阻滞时，他们则会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中产阶级不但在整个社会建立了众多非政府组织，而且还以极其强烈的示威活动，造就了总统直选制。

虽然有很多文献反思过东欧各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政治转型过程，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中产阶级的成长与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崩溃”的关系。如果对匈牙利、波兰、苏联等国进行阶级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国家中产阶级人数的扩张及其向政治反对娠的转化，使其有了动员足够大的社会力量去反对原有制度配置的可能。为什么在“民主化”压力下执政党历经改革，一再妥协，但结局却极其惨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产阶级的中坚代表——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阶层对政治反对派的支持。

亨廷顿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时，发现中产阶级在其成长阶段总是革命的急先锋：他们在维护个人利益、反对官僚统治、追求平等、迎合全球化等方面，要比体力工人更明确、也更有合法性策略和“自觉”意识。亨廷顿认为，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往往是都市政治的制造者。在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

李普塞特的研究也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经济成长和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造成政治民主化。另外，在全球化影响下，中产阶级的那种理想主义的、力图“拷贝”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欲望，往往会产生其与本国政治——传统统治方式的冲突。如果国家的社会转型，较好调整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引导了中产阶级的思维取向，并使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具有话语和行动表达的空间，那么，中产阶级的政治抱负就会被政治转型所消解，这个社会就会在改革中趋于平稳。但如果中产阶级在扩张过程中，其话语和社会行动空间被约束和压制，或者其阶级意识不能被上层建筑所整合，听任其以“亚文化”方式蔓延，则其所导致的反弹会日趋激烈——这时，政治动荡就会生成。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经济飞速增长带来中产阶层的迅速扩张，以及大学教育为中产阶层准备了越来越多后备军的社会背景下，研究中国中产阶层在当前和未来的政治取向，就理应成为人们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绝大多数社会学家肯定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作用的同时，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与其他各阶级阶层相比，中国中产阶层会不会在其成长时期成为既有社会制度的改造者？会不会以其阶级行动表达某种不满？也就是说，本文想从赛特斯所说的阶级心理学角度，来说明中产阶层的潜在政治态度对未来社会稳定的影响。

本文的假设是：

如果中产阶层在其生成过程中，与其他各阶级阶层相比，它对政府的信任心理、对社会制度的公平性评价、对政府各项工作的满意程度等与别的阶级阶层无差异，则与其他阶级阶层相比，这个阶层的社会稳定意识和政治改造意识也会无差异。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不能说它是社会的稳定器，也不能说它会影响社会的安定。

如果中产阶层在其生成过程中，与其他阶级阶层相比，其对政府的信任心理较低、对社会公平程度的评价较消极，对政府各项工作不是很满意，则它的社会不满会更强烈，在心理上也会滋生对国家制度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认同危机，生成改造既有社会秩序的政治风险。

如果中产阶层在其生成过程中，与其他阶级阶层相比，其对政府的信任心理较强，对社会公平程度的评价较高，对主导社会发展的政府的各项工作比较满意，则它会成为既定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在社会变迁中其政治态度也会比较稳定，亦会积极消解其他阶级或阶层带来的社会不安。

二、定义、研究策略、数据与变量介绍

1.  中产阶层的定义

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实证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定义问题——这一概念外延的扩大或缩小，一内涵的精简或充实，都会直接导致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人口结构的差异，致使研究中得到的结论缺少互相借鉴和比较的价值。当前，阶级阶层理论繁华多样。不同学者，为了不同目的，往往会构建出不同的理论图状去进行自己的阶级分析。

但比较明确的是，学术界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以社会流动为出发点的阶级阶层理论，很难用于阶级关系的现实解释，因此主张要“回归马克思”。的确，把社会阶层确立为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那种“理想型”，很难发现马克思意义或社会冲突论者所说的阶级关系、阶级团结或阶级意识。已有文献使用了岗索普（John H.Goldthorpe）的阶级分类框架，但却发现客观阶级对因变量缺少解释力。在这种情况下，要研究各个阶级阶层社会行动的意向或心理，就必须从抽象走向具体。

应该说，中产阶级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渔猎社会和农牧社会更多地表现着缺少流动的封闭特征。人们的收入、职业、社会地位和阶级位置等，往往取决于世袭和家庭出身等先赋因素。工业社会来到世间之后，越来越细的职业分化对工作技能的要求使教育成为就职之必需，从而也使人力资本开始彰显社会流动的重要性。这就打破了传统社会那种世袭式固化结构，使人们有可能通过自身努力改变那种与生俱来的既定地位安排。这也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阶级结构的分化和结构组成的多元化。

马克思正是注意到这种变化，才在不同著述中用不同笔墨刻画既不属于社会上层，也不属于社会下层的那些人——申产阶级的组成人群。有时，马克思将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等标称为“中等阶级”；有时，他在前述组成人群的基础上，还加入富农、小食利者、自耕农、医生、牧师、律师、教师等；有时，他明确地将知识的生产者——“学者”等也置于中产阶级之列；有时，他还将企业里当时为数很少的管理人员指称为中产阶级。③马克思认为，伴随竞争的激化，居于中间位置的这些阶级，会日益向贫富两大集团分化。但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却没有出现马克思所分析的那种结果，反而出现了中产阶级人数越来越扩大的趋势。于是，伯恩斯坦为区别中产阶级内部的组成结构，即将那些企业管理人员、国家公务员、办公室工作人员、技术雇员等为代表的所谓“白领”标称为“新中产阶级”——这标志着劳动过程技术含量的增加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分化一～非体力劳动者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有了长足增长。

这种增长的稳定性，使20世纪中期的米尔斯看到，美国白领工人的数量已经接近整个工人总数的一半并将超过蓝领工人的数量，于是，他就将那些受过一定专业教育、作为企业高级雇员、脱离体力劳动的羁绊、以技术资本和管理技能而取得较高收入的人们抽象为“新中产阶级”（这与普兰查斯的“新小资产阶级”、马勒的“新工人阶级”、高茨的所谓“非工人的非阶级”等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组成人群差不多一致）；而将拥有少量资产、雇用少量雇员并参加一定体力劳动的人们定义为“老中产阶级”。在20世纪后期，美国左翼社会学家赖特的阶级类型学划分标准，也基本继承了这种“新”“老”中产阶级的划分方法。只不过在赖特那里，那些权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经济资本（收入）都高度一致地居于中产阶级最上层的人们的特性，极其接近资产阶级，而其下层则接近蓝领工人阶级而已。

所以，中产阶级的语境，离不开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这样的时代背景。而中产阶级的定义，也是在与资产阶级、体力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的比较中逐渐明晰化的。非体力劳动的特性将“新中产阶级”与体力工人区别开来，不拥有生产资料但拥有技术资本的特性又将其与“老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区别了开来。是否拥有一定生产资料和雇员等特性又将“新”“老”中产阶级区别了开来。

赖特的理论框架，因为较好地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解决了“新”、“老”中产阶级的位置安排问题，旋即被社会学界所接受，并成为阶级分析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赖特与马克思一样，首先将一个社会的阶级分为“有产”和“无产”两大类。但与马克思的假设所不同的是，他认为：作为“老中产阶级”的小雇主等，会与所谓的“新中产阶级”即白领阶级一样长期存在于现代资本市场经济之中。故他在理论分析中，将雇用了l0人以上的有产者，定义为资产阶级；将雇用了2—9人的有产者定义为小雇主；将“有产”但不雇用他人劳动的人（自雇）定义为小资产阶级——雇用人数的多寡成为划分大、中、小资本拥有者阶级位置的依据。

对中产阶级／阶层进行类型学分析，区别出“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的概念和社会人群，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两个人群都可能占有较大的人口比重。另外，即使在同属于中产阶级这个阶级类别的人群中，不同的权力和技术资本位置，也决定了不同的“中产”特性。赖特正是注意到了这些，才一方面将中产阶级区别为“老中产阶级”（雇员人数在9人以下的雇主和自雇）和“新中产阶级”，另外一方面也将“新中产阶级”细化为管理阶层和监理阶层。在赖特看来，权力和技术作为资本之后，与经济资本一样，都能够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参与分配，并使自己的收益有所增加。所以，权力资本、技术资本与土地和货币资本一样也参与了剩余分配，故理应成为划分阶级阶层的依据。

基于此，也结合中国自身的特点，本文将各阶级阶层的操作性概念定义如下（见图l）。

“新中产阶级”：这里借用西方社会学家的这一概念，将那些不拥有资产的、受雇于国家机构、企业或其他类型组织的非体力劳动者标称为“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管理阶层”、“专业监理阶层”、“专业人员阶层”、“技术管理阶层”、“技术监理阶层”以及“体力管理阶层”。

“老中产阶级”：拥有一定资产并雇用7人及以下非家庭成员的业主或不雇用他人的自雇。拥有雇员的阶层，是“老中产阶级”的上层，在其使用雇员进行生产劳动的特性上，更类似于业主阶层。不拥有雇员的自雇是其下层——与工人阶级相像，但却具有更多的劳动自主性。

业主阶层：拥有生产资料等资产并雇用了8人及以上非家庭成员的企业主。

农民阶级：以务农为业的土地承包者。

工人阶级：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体力或半体力受雇者。主要包括“半技术半体力阶层”、“体力工人阶层”和“体力监理阶层”。其中，半技术半体力阶层，在技术资本上，接近于中产阶层的下层；在体力劳动性质上，与体力工人阶层相类似。体力监理阶层在权力支配性上，与中产阶层相像；在劳动过程的非技术性上，接近体力工人阶层。

2.  研究策略、数据与变量介绍

本文将在区别“新老中产阶级”的基础上，分别分析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态度及其对未来社会稳定性的潜在影响。为此，文章设计了两个进程的量化分析：

第一，以三组不同类型的变量测度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为消除某单一变量所造成的随机扰动，在测度人们的政治态度时，文章使用了如表1所示的三组变量进行分析。每一组变量要求被访对其中包含的各个问题做出“满意程度”、“信任程度”和“公平程度”评价。然后将每组中5个问题的最后得分加总。因此，每组问题的可能最高值为10，最低值为一l0.分值越低，证明被访问者对该项问题“越不满意”、“越不信任”或认为社会“越不公平”；分值越高，证明被访问者对该项问题的评价“越满意”、“越信任”或认为社会“越公平”。为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文章又将最终得分进行二分变量处理。将一l0分到一1分者赋值为“0”，即定义为负面评价；将l分到l0分之间者赋值为“l”，即定义为正面评价。由此分别得到“对当地政府工作是否满意”、“对当地政府是否信任”以及“当前社会是否公平”三个二分变量。力图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以logistic模型分析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态度，当然，重点会放在“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那里。

第二，在进行政治态度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设计了另外三个因变量：“您认为我国现在是否存在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您认为当前我国社会是否和谐”、“您认为今后我国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否会激化”，力图据此分析以阶级关系为取向定义的各个客观阶级——尤其是中产阶层的心理感知，并以此预测他们在未来的政治态度。但在分析时，文章会将第一步分析中得到的那三个二分变量作为自变量，检视其在logistic模型中对“社会冲突是否会激化”等的影响。

采用这种测度的基本出发点是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的“情境预定假说”：如果人们定义其所处的情境是“真”，则其会按照这种定义去行动。②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导发展的大国，各个阶级阶层对当地政府的信任程度、对当地政府工作的满意程度以及其对当前社会是否公平的评价等，就与其可能的社会整合心理密切相关。无疑，在这一指标体系中，越是负面评价的人和阶级阶层，对当前社会的不满程度就越高，其在社会发展可能提供的机会中，力图改造这个社会的动机也会越强，从而产生威胁社会常态发展的风险；而越是正面评价的人和阶级阶层，则其对当前社会现状就越认同、对当前社会秩序所维持的发展方向越认可、对当前社会的稳定性也会越加维持，并会以较大努力去消除可能出现的发展风险。

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实施的CGSS调查。该调查以第五次人E1普查所提供的统计资料为基础进行抽样框设计，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方法，共采集到了覆盖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30个县（市、区）的260个乡（镇、街道）的520个村（居委会）的7l00余家庭户。然后通过家庭内抽样的办法采集到了有效问卷7063份，调查误差小于2％。在数据使用过程中，本文以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进行了加权。

二、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规模与“新老中产阶级”的构成

毋庸置疑，中国社会仍然处于转型之中。为此，我们所关心的是：当前，在以是否拥有生产资料资产、是否在劳动过程可以对他人进行权力支配，以及劳动过程所要求的技术能力这三个维度所做的阶级阶层划分中，“新”“老”中产阶级各自占有多大规模？当然，为进行必要分析，对现今中国社会其他各阶级阶层规模的估计，也是不得不考量的内容。

图1为我们详细报告了这些信息。在有产阶级栏，越在上层的位置，其雇用人数就越多，其在生产过程中的权力也越大。在受雇阶级栏，处于左上角的位置、或与该位置越接近的阶层，其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其劳动岗位所需要的技术资本就越高。与之相对应，居于右下角的阶层，则无权支配他人的劳动，其劳动的技术含量也最低。为粗线标定的、居于有产阶级栏的是“老中产阶级”，居于受雇阶级栏的是“新中产阶级”。在有产阶级栏，雇用人数在8人以上的拥有较多资产的“业主阶层”，在社会劳动者中所占比重为0.52％；雇用人数在1～7人之间的小雇主阶层占2.63％；自雇或家庭企业无酬和有酬劳动者占很大比重，达到11.51％；农民阶级所占比重最大，为46.96％。

在受雇阶级栏，专业管理阶层占0.93％；专业监理阶层占0.79％；专业人员阶层占2.31％；技术管理阶层占1.11％；技术监理阶层占1.65％；半技术半体力阶层占7.63％；体力管理阶层占0.97％；体力监理阶层占1.55％；体力工人阶层占21.43％——在中国的非农化和世界工厂化过程中，这个阶层所占比重还会迅速上升。因为我们的抽样框中，没有将居住在企业内部的集体职工和流动民工囊括在内，故由农民工转变来的体力工人阶层的人数可能被低估。

需要说明的是：划分构成“新中产阶级”内部各部分的依据，在赖特那里，主要看其在单位内部决策权的大小及其劳动岗位的技术含量。本文将那些位居单位中上层并对其下属具有人事任免权和提拔权者，定义为管理阶层；将没有人事任免权和提拔权，但对业务具有安排指导等权力者定义为监理阶层。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属于单位的技术专家、具有一定职称但不能支配他人劳动的人员，被定义为“专业人员阶层”。我们认为：那些有人事权——真正有权对其下属任免和提升的人员，实际上也能在业务上做出重大决策。

这样，由小雇主阶层和自雇阶层所组成的“老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中所占比重达l4.14％（2.63+11.51）。由位居管理阶层、监理阶层及专业人员阶层所组成的“新中产阶级”，则占7.77％。所以，严格地说，“新中产阶级”的人数规模，比“老中产阶级”的人数规模要小一点。但“新中产阶级”却是权力精英和技术精英，他们不但掌握社会管理权、经济管理权，而且还拥有我们社会主要的技术人力资本和文化生产霸权。它会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逐渐加深中继续扩大规模。高等教育的扩张，也将迅速增加其人El比重。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个欣欣向荣日益壮大的阶层。工人阶级主要由体力工人阶层、半技术半体力阶层和体力监理阶层所组成，占全社会各阶级阶层比重的30.61％。在这里，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如果将“体力监理阶层”定义为“新中产阶级”，则“新中产阶级”占整个就业人员的比重会上升到9.32％——也就是说，当我们将“新中产阶级”的定义宽泛到体力监理人员时，其比重会增加到差不多l0％左右。

四、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和社会冲突感

1.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

在进行阶级阶层的心理学分析时，社会学惯常的做法是将认同阶级和客观阶级同时置于模型之中以探索其对可能出现的阶级行动的影响。已有的研究曾经发现，人们的认同阶级比客观阶级更易于导致行动阶级的产生。但这些研究也告诉我们，以社会流动为理论基础构建的阶级阶层结构，可能并不适宜于阶级关系取向——有关阶级团结、阶级冲突和阶级共同性行动的分析。所以，这里构建了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具有明显阶级关系取向的阶级类型学框架。将这个框架作为客观阶级（或理论阶级）而置于模型分析会产生何种结果呢？

表2向我们详细报告了各个变量的影响。

在控制了“性别”、“年龄”、“上个月月收入”等变量的影响后，作为政治资本的“党员身份”在各个模型中都失去了统计影响力。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发现：以往的研究，尤其是在以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为核心内容的研究中，“党员身份”这个政治资本变量，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意义。①但在表2的各个模型中，其失去了统计解释力。这一方面说明党员的增加，尤其是党员数量的迅速增长给党的思想整合带来了重大压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时代的变迁，使党员的质 量在数量扩张中受到了影响。所以，党员的整合能力和团结能力是其影响力的主要保证，而不是简单的数量多寡。

      

按照惯常的假定，人们的收入越高，则预示其在现制度中的收益越多，由“收益”所影响的对现制度的支持和拥护感就应该越强。但有意思的是，在表2的分析中，该变量也没有任何解释力。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话题：人们不是因为实际收入的绝对值高而对现状产生满足感，而是在与参照群体的比较中，在自己的心理预期与实际达到的目标的比较中产生满足感。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扩大中等收入层”政策指向所达到的目的，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经济意义，将大于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意义。

“文化程度”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当我们将其视为虚拟变量来看待时，与“未受正式教育者”相比，其在前两个模型中失去了解释力。但在“对当地政府各部门是否信任的评价”模型中，受过较高教育者——“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显示出了负面影响，即与“未受正式教育者”相比，其选择“不信任”的发生比增加了。也就是说，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对当地政府的信任感也较低。而这个群体，则正符合“教育中产”的标准。

与以往研究发现相一致的是：当人们将自己认同在“社会中层”或“社会中上层”时，他们对现实社会各方面的评价会更积极一些。不管是在“对当地政府各项工作是否满意”的评价模型，还是在“对当前社会各项制度是否公平”的评价模型和“对当地政府各机构是否信任”的评价模型中，认同阶级都极具解释力。也就是说：人们将自己所处的阶层认同得越高，则对政府工作满意程度的评价越高、对社会公平感的感受越高、对政府各机构也越信任。也即：人们认同的阶级阶层位置，与人们实际所处的阶级阶层位置不同，因而人们得到的心理感受也会不同。而正因为如此，人们的政治态度才深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种状况再一次证明了：人们在心理上将自己认同在比较高的位置时，其对社会稳定的维护作用就比较显著。这对获取下层阶层的支持极其有用——因为下层阶层收益增加获得的满足感，即其将自己认同到社会中层的心理评价弹性，要远远大于中上层阶层。所以，政府对弱势群体所做的改善其生活状况的任何努力，都会较大程度地获得好评——时至今日，对普通百姓而言，民生问题的政治收益仍然大于其他问题的政治收益。

与原有研究发现不同的是：在我们将具有阶级关系意义的客观阶级引入模型后，客观阶级或理论阶级的变量在这里变得显著起来。在“对政府各项工作是否满意”的评价模型中，与农民阶级相比较，“老中产阶级”的下层、“新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都显示：这些阶级中有相对较多的人选择了“负面评价”。在“对当前社会各项制度是否公平”的评价模型中，“老中产阶级”的上层也有了统计解释力，也显示了比农民阶级更多概率的负面评价。但在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上，“老中产阶级”的上层和“新中产阶级”比农民阶级更具有负面评价倾向——显示出了更低的发生比。

这是在已有有关中国阶级阶层定量研究中很少被揭示的现象。中国的中产阶层——“新中产阶级”更具有社会批判意识，更对政府和社会制度具有怀疑心理，他们对政府工作的要求可能更严格。我们可以说，在现今中国，与其他各阶级阶层相比，农民阶级和体力工人阶层相对比较满意于当前社会制度的配置和政府工作的既定方向。国家解决“三农”问题、减免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努力与新农村建设方略的推进，大大改善了农民阶级对国家的亲和心理；城市就业形势的改善、体力劳动者工资待遇最近几年的相对提高、城市“低保”政策的贯彻与充分就业的努力，也给体力工人阶层物质生活的改善提供了机遇。

但工人阶级的“上层”——“半技术／体力监理阶层”，却与“新中产阶级”的状况极其相近。虽然在“对政府各级机构的信任程度”评价上不显著，但在另外两个模型中，这个阶层都十分显著地显示出了负面评价意向——即与农民阶级相比，他们对政府不满意的发生比更高、也感受到了更多的不公平。这个阶层中的成员，如果不是监理人员，则其在技术资本上与“新中产阶级”很相近；如果不是半技术人员，则在监理权力上与“新中产阶级”很相近。f|缶近阶级位置之问的互相比较，很容易使其在参照群体的变换中，产生更多的不满。另外，一部分新毕业的大学生，虽然拥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但却在就业竞争中不幸落人了“半技术半体力阶层”。这种暂时的挫折感，也助长了这一阶层的不满情绪。

在“老中产阶级”内部，拥有雇员的“老中产阶级”，是一个更加接近业主阶层的“老中产阶级”。他们在位置上本来就与业主阶层临近。虽然其对当前社会的公平感较低，但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程度，却并不显著，而与业主阶层相一致。如果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继续扩大再生产的机遇，或者为其资本的积累继续创造了条件，他们仍然会与业主阶层一样，维护现实社会的制度配置。但某些制度配置影响其发展时，他们也会怀疑制度配置的公正性。

而“老中产阶级”的下层——不拥有雇员的自雇阶层，主要由城市里自主创业的灵活就业者和来自于农村的夫妇经营店面所组成。他们具有某种程度的劳动自主性，但劳动时间却可能很长，其市场竞争力也很弱。在这种情况下，其虽然具有劳动自主性，但在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上，却与工人阶级的上层相仿。这种阶级位置，使其渴望转变为业主阶层与小雇主阶层的愿望经常受阻，其对未来的预期与发展现状之间的矛盾，使其易于产生不满心理。

“新中产阶级”虽然不拥有生产资料，但却拥有权力资本和技术资本。他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不但继续再生产着自己的权力和技术技能，而且还再生产着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意识和社会舆论。从职业上说，他们本身就是知识的生产、使用和再生产者；也是媒体和大众传播的主要操作者和受众——相对于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而，言，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等决定了其对媒体的依赖和易接收性；相对于业主阶层和“老中产阶级”而言，他们的工作内容和精神追求易与社会意识相关。虽然他们的经济收入远远高于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但其改善生活状况的心理预期，却也远远高于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最近几年城市房屋价格的飞涨、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的居高不下，大大阻滞了他们迅速提高生活水准之欲望的满足。某些新就业的大学生，虽然进入了白领阶层的大门，但其工资水平却与所预期的人力资本回报之间相距甚远。另外，“新中产阶级”对腐败现象的敏感性，也增加了其与时代相关的“愤青意识”。这一切，都是其易于对现社会的稳定运行形成潜在风险的原因。

这正应验了发展风险论：在原制度配置下，人们本可以忍受某些制度局限，但在改革改进了制度配置，将机会带给社会成员时，那些欲求过高但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的阶层的不满就有了表达的渠道，其对社会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怀疑就会在发展所提供的空间生出胚芽。

3.  中产阶层的社会冲突意识

中产阶层对当前社会的负面评价，是否影响了其社会冲突意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曾经发现：越是社会地位较低的阶级，越会比较强烈地产生社会冲突意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还发现，认同阶级对社会冲突意识更具解释力，而客观阶级基本不具解释力。这些发现在我们的模型中会得到验证吗？

表3向我们提供了详细的解释。与表2的信息相似，性别、年龄、党员身份、收入等变量俱不显著。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验证了：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收入对人们的社会冲突感的解释力是很有限的。不是收入越高，则其所具有的社会冲突感就越弱，其间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不是收入越低的人，越会产生社会冲突感。在国家干预有效缩减了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在社会保障为绝对贫困人口提供了起码的物质维生资料后，来自于社会低层的反抗就被社会发展所消解了。

但受教育程度是一个十分显著的变量。在这里，与对照组相比较，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越认为“当前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越严重、“当前社会越不和谐”和“未来社会冲突会越激化”。令人惊讶的是：那些拥有中专、大专和本科及以上文凭者与“未受正式教育”者相比，认为“当前各社会群体有冲突或有严重冲突”的发生比，前者是后者的3.105倍；认为“当前社会不和谐或很不和谐”的发生比，前者是后者的I.445倍；认为“未来社会冲突会激化或绝对会激化”的发生比，前者是后者的2.5i0倍。

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具有天然的社会关怀，还是受教育程度本身提高了人们的社会冲突感和社会的不和谐感？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本文倾向于认为，现代化过程造就的教育大众化，增加了受教育者的社会反思意识，也提高了受教育者对物质生活之外其他权力的追求水准。所以，教育的普及与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会为现代“中产阶级”的成长提供社会温床，另一方面也会为“中产阶级”之阶级意识的萌发进行必要的知识装备。这也正是李普塞特所一再告诫的内容。

  

同样，在这里，认同阶级也是一个非常具有解释力的变量。自己的认同阶层越高，具有的社会冲突感、社会不和谐感和未来社会矛盾的激化感就随之越少。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说中国中产阶层具有社会稳定作用得具备这样一个前提，即中产阶层自己得认识到自己是中产阶层，并将自己定位在社会中层或中上层以发出自己的社会行动。即使是那些在职业分层、收入分层或教育分层中不在中产阶层之列的人们，如果自己将自己认同在中产阶层之列，那么，其社会行动就具有他们所定位的中产阶层的取向——比如说富裕农民，就是如此。

而客观阶级中的中产阶层，却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悲观的解释：与对照组相比，“新中产阶级”是一个具有显著解释力的变量——其社会冲突感更强、社会不和谐感更显著、认为未来社会群体之间矛盾会激化的可能性也最大。这里的发现再一次验证了前文得出的结论——在关系取向的阶级阶层结构类型学中，“客观阶级”会变得显著起来。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其代表了阶级意识的形成和阶级一致性看法的同构，这也预示着客观阶级转变为行动阶级的社会动员成本被大大降低了。如果我们不能拒绝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更加注意“新中产阶级”的那种社会批判性。

“老中产阶级”的上层——小雇主阶层，认为当前社会有冲突和严重冲突的发生比是农民阶级的2.646倍。但这个阶层对未来社会冲突会激化这个因变量却失去了解释力。这说明，“老中产阶级”的上层，与表2所反映的情况相似，仍然是一个接近业主阶层的人群。业主阶层的性质，会多多少少地表现在他们身上。而“老中产阶级”的下层——自雇阶层，除在“社会不和谐感”中不显著外，在“当前社会群体的冲突感”和“未来社会群体冲突会激化感”中，都具有显著解释力。他们与工人阶级的上层一样，具有与“新中产阶级”的下层较为接近的本性，所以其社会不稳定感会比较显著。

在这种情况下，“新中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取向，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运行形成潜在影响——在社会经济形势顺利发展时，其负面影响会被控制在一定范畴内。但如果某个环节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脱节或矛盾，其所造成的影响就可能显化，就可能对既有社会的常态运行表示怀疑并力图去改造之。

在将表2的三个因变量引入表3作为自变量之后，我们发现其具有很强的统计解释力。这就是说，人们越是“对当地政府各项工作感觉满意”，越是认为“当前社会公平”，越是“对当地政府各机构表示信任”，就越会较少地滋生社会冲突感、社会不和谐感和未来社会矛盾的激化感。显而易见，人们的政治态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只要各级政府的工作能够让大多数老百姓满意，其制度配置能维持起码的公正、其各个机构能够取得老百姓的信任，那么，社会的冲突感就会被抑制在可控范围内。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会更有保障。即使某些阶级阶层会对现实产生一些不满，并造成小范围冲突的发生，但只要国家在冲突中调整利益秩序，整合不同价值观的负面影响，则社会在总体上也会安全运行。

要知道，中国最近30年来的发展，就是在政府主导之下所形成的飞速发展。不管是人们对东亚奇迹的论述，还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都不得不提及政府的推动作用。而政府之所以有这样强大的力量，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依赖关系极其密切。要维持既有的发展成果，除在政治改革上需渐进推进外，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贯彻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思想、高举社会公正的旗帜，对维护社会的恒久稳定，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五、研究结论与进深讨论

第一，中产阶层并不必然是社会稳定器。在我们的研究中，不管是“老中产阶级”，还是“新中产阶级”，都具有相对较大的社会改造风险。他们对当地政府工作满意程度的评价较低、对当地政府也表现了较差的信任程度、感受到的社会公平感也不高。他们对未来社会发生冲突的心理感受也最强烈。按照情境预设假设，如果其普遍认为未来社会冲突会激化，那么，在真的发生社会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结果，其态度就会很容易演化为“参与”或“听之任之”。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中产阶层会是社会稳定器。把中产阶层的扩大当作稳定社会的必由之路的思想是不可靠的。

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却为现代“中产阶级”制造了孵化的温床。虽然中产阶层人数增长所带来的阶级结构和各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会严重影响未来的时局；尽管中产阶层对原有主导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和权力结构表现出了疑问；但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出现，乃是中国社会开万古之变局的新事。所以，为增加未来社会的稳定几率，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只能是完善社会整合机制。如何加强社会意识的整合作用，以国家的主流意识整合中产阶层的阶级意识，是应该迫切思考的议题。在经济发展大大唤起了人们的“物欲”，但价值观念却缺少较好引导的转型期，我们应尽速竭力创造一种符合时代内容的、积极向上的、既吸纳西方文明又与中国传统相衔接的思想文化意识，去引导各阶级阶层的发展。

另外，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性格做出必要的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稳定器须具备几个必要前提：（1）中产阶层的利益追求与国家的发展方向一致；（2）中产阶层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阶层，其不盲动并远离暴力；（3）国家或政府的社会政策，要能够充分吸收中产阶层的参与，给其以发展空间；（4）中产阶层的自我发育与国外文化的输入之间，要有一个基本的和谐关系； （5）工作在‘国外的华人中产阶层，与国内中产阶层在对时局的看法上，应该达致基本的一致。

那种假设中产阶层是社会上层阶层与社会下层阶层冲突的缓冲器的观点，是一个未经我国社会所验证的观点。在这里，以下条件必须具备，其“缓冲”矛盾的作用才可能发挥：（1）

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的矛盾必须是惯常的，即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富人阶级的寡头制和穷人阶级的极端民主制存在一定的社会基础；（2）中产阶层的利益诉求必须是不偏不倚的；（3）在上述两个条件存在的同时，中产阶层还必须既能够抑制上层阶层也能够非常有影响力地抑制社会下层阶层，即这个由很多不同职业阶层所组成的所谓中产联盟，既能够协调上层阶层对国家专政机器的借用，也能够压制下层阶层的有组织的暴力反抗，使之能够将这两个处于两端的阶层的矛盾限制在一定社会空间，不至于导致社会的分裂。

但是，在现代社会，（1）上层阶层与下层阶层的矛盾已经被国家的干预有效缓解。所以，经验观察到的现象是：上层阶层与下层阶层并不持续性地处于暴力状态；（2）中产阶层的利益诉求并不是不偏不倚的。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说其会协调上层阶层与下层阶层之矛盾的判断忽视了社会情境和社会情绪对中产阶层的影响。中产阶层在其形成时期，往往很希望国家政策的配置符合其与生俱来的那种诉求与渴望。如果这种诉求被国家政策所保护或顺应，其自然会支持执政党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如果其利益被损害，或者其发展空间被抑制，则他们往往会与下层阶层相结合，并成为促使下层阶层团结起来并与之形成联盟的组织力量。在下层阶层没有自己的阶级意识时，中产阶层往往会移植进一种新的、外生的意识以改变原有的社会文化和思想，并鼓励整个社会怀疑国家政策配置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总之，中国中产阶层在未来20年可以想见的高歌猛进中，将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消费观念和政治制度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政府、企业和社会等组织单元，都应该研究中产阶层可能发生的种种变化。

第二，下层阶层向社会中层的认同会增加社会的稳定性。下层阶层收益改进的社会整合作用大于社会中层和社会上层。的确，在传统社会中，对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经常来自于下层社会——贫困阶层因为不能解决温饱问题而发生的反抗。但现代社会，由于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下层阶层——作为阶级概念的、由于物质生活资料的极度匮乏而被迫进行的反抗，已经被消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国家的发展史说明：只要国家加强社会保障建设，下层阶层对统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反抗就是可控的。

所以，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反倒会成为比较保守的阶级。如果说他们会形成某些有组织的反抗活动的话，那么，这些活动都将仍然指向于物质生活资料的满足。他们很少会对政府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形成质疑。另外，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虽然处于“非中产之位置”，但在生活状况的改善过程中，他们将自己一旦认同到社会中层的位置。其维护社会稳定的那种情怀就会强烈起来。

第三，政府形象的改善、人们对政府信任感的增加、对社会公平感的提升，都有助于增加社会的稳定。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加强“反贪”力度，约束党政官员的权力“寻租”，严厉打击官商勾结行为，在吏治和司法等关乎群众基本生活的领域，树立廉洁为公、执政为民的形象；

另一方面继续改革一系列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需要知道，人们越是对政府各项工作满意，越是对政府各部门信任，越是较多地感受到社会公平，就越感受不到冲突，就越感觉当前社会是一个应该珍惜的社会，也就越对“未来社会各阶级阶层冲突会加剧”的判断持否定态度。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很具有政策结论的量化研究的发现。

第四，在对阶级形成及其政治态度的影响上，政治资本的意义很难被发现。在本文的量化研究中，当认同阶级和客观阶级都被控制的时候，以“党员”为表征的政治身份，不再彰显其重要价值。所以，党员队伍的扩张，不是越大越好。队伍越大，整合成本也越大；人数越多，集体一致性行动的能力就越小。以时下形势计，质量应重于数量。

第五，收入之多寡，并不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态度。把“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看作社会发展的意义，远远大于进行社会整合的意义。本研究发现，并不是收入越高，其对社会的评价就越积极。也并不是收入越低的贫困阶层，更易于产生不满情绪。人们的主观感受，深受很多社会因素的复杂影响。所以，收入只有通过某些中介变量的影响，才能与社会态度发生联系。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不公的表现，只有在那些认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的阶级阶层那里，才可能生成为变革的动力。应该注意到，在常态社会中，是人们对现实的解释，而非现实本身，引发着集体行动。勤劳致富、智力致富等不会产生“仇富”心理，但非法致富、越轨致富，抑或腐败致富和权力裙带致富等所引起的社会不公感，却会点燃“仇富”之火。

第六，阶级关系取向的阶级阶层类型学划分，在解释阶级行动的一致性可能、在解释阶级意识的形成性可能上，具有更为显著的意义。不同的学术需要，不同的理想型，会产生不同的解释作用。这是吸取以往研究经验得到的改进。这里的研究结论是：客观阶级的中产阶层，不但是一个具有明显政治解释力的阶层，而且还是一个可能对未来中国的稳定具有批判性影响的阶层。

第七，政府部门需要指导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使之能够比较顺利地转化为白领阶层，而避免落入“半体力半技术”阶层或体力劳动阶层。大学扩招所形成的就业压力，与大学生毕业不能顺利转变为白领职员之间的矛盾，正影响着“初职工作”的教育收益。如果其劳动回报低于或与比其人力资本低的那些人员的工资相仿，则其普遍萌生的不满会逐渐淤积，并会寻找发泄途径。那些半技术半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文化程度较高，但其劳动的白领性质却不明显——显然是进入了他们并不愿进入的劳动力市场，这是这个阶层“社会不满”的最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应该把大学生的就业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