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网络图片
自这一届中共最高领导人上台以來，他就不断采取行动把党、政、军、财、内政、外交的所有大权集中在自已个人手里。到现在为止，他已公开担任的重要领导职务计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10个重要领导职务(不便公开的领导职务尚未计祘在内)。他的这种集权行为，令许多在他上台之前对他抱有希望的国内外民主人士大失所望。他们曾寄希望于他上台后能在中国大陆推进民主宪政和法治。他因此招致国内外民主人士的广泛批评和反对。
每当中国大陆出现类似状况时，总会有一些被网民们蔑称为“砖家”、“叫兽”的、被中共当局豢养在高等院校和各类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御用专家、学者、教授们或奉命或自告奋勇出來发声、写文章，为最高领导人和中共当局的作为，从马恩列斯毛邓的共产极权教条中寻找“理论依据”，和极力证明最高领导人和中共当局这些倒行逆施的举措的“伟、光、正”。这一次当然也不会例外，近期以來就有不少被当局豢养的御用专家、教授通过发表谈话、写文章为最高领导人的集权行径寻找“理论依据”、论证其必要性和正确性。这些人之中以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的“理论”独具特色。公先生一反往常御用学者们一见民主宪政、法治必公开加以攻击、丑化的惯常做法，公先生在他《转型中国必须赋与最高决策者更大权力》一文中，居然提出把更大的权力集中在最高决策者的手中才能“推进中国的法治化和民主化进程、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荒谬的主张。从文中看出公先生确实要比他那些公然抵制、反对法治和民主的同仁要高明一些。因为公先生必竟已认识到民主和法治已是世界上不可阻挡的社会发展趋势，公然反对必遭世人的唾骂，故而提出上述主張。不过从公先生的整篇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其推进“法治化、民主化进程”是假，替最高决策者的集权行径寻找“理论依据”和进行辩护是真。这虽是明眼人一下子便可以看穿的小把戲，不过，对于资讯匮乏、因长期接受中共当局的愚民教育而容易上当受骗、由于对外开放而对民主法治已开始有些向往的许多国人，却仍具有不小的欺骗性。这从公先生提出这番“宏论”后，已有不少网民表示某种程度的认可这一事实便可看出。因此揭露公先生这番通过集大权于最高决策者的方式來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的“理论”的荒谬和方先生的真实目的已成为关心、促进中国大陆法治化、民主化进程的国内外民主人士的当务之急。笔者不才，愿为此略尽绵薄。
公先生先在前言中写道：“国家制度采取分权制衡，还是集权或适当集权，取决于人文生态与特定阶段、特定集团或是社会对某种权力模式的适用度。基于文化传统形成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及其制度原因，满足现代民主承载能力，中国民众需要进行至少一代人的训练”。简而言之公先生这段活不过是“民主宪政不适合中国国情论”的另外一种版本，和为中共当局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不作为寻找借口。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且过去的社会结构与中国类似的日本和韩国成功由集权制转型成为现代民主宪政国家；特别是与大陆同为中国一部份的台湾，也成功由一党集权的威权政体转变为现代的民主宪政政体，这些实例都雄辩地证明了公先生上述言论的荒谬和与事实大相径庭。
公先生提出的“把权力关进笼子”，“推进中国法治化和民主化进程”的办法是“给编约束权力的笼子，一定要给编织者相应的权力和能力”[註：1] 。公先生在这里把因果关系弄颠倒了，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只是，而且必然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政权(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实现法治化和民主化进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不仅如此，公先生还把编织关权力的笼子的主体搞错了，只有公民通过自已的民主权力，例如：选举权、监督权、结社组织政党权、言论、出版自由权、个人财产不受侵犯权…等， 制订各种保障并制衡各种权力的法律的笼子，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要达到这一目标，往往要通过民众前扑后继的不断抗争、不断努力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被迫以強力迫使某人、某党、某政权把被他们独揽的不受制约的所有权力，统统关进民众通过自已的民主权力制订的制度与法律编织而成的笼子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是一个对独裁者、独裁政党和它们的独裁政权不断削权、分权和制约权力的过程。而不可能指望通过授与这个独裁者更大的独裁权力由他來编织把独裁者自已和他不受制约的独裁权力关进去的笼子，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上尚无先例，因为权力特别是高度集中的不受制约的巨大权力，对有着天生的自私、自利的生物本性的个人来说，具有任何人都不可抵禦的巨大诱惑力。这些是早已为世界各已实现法治和民主宪政的国家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常识。作为教授的公先生居然对此一无所知？抑或是为了某种目的故意装做不知？这恐怕只有公先生自己才清楚。
从公先生提到的所谓“推进中国法治化和民主化进程”來看，公先生大慨已经感受到实现民主与法治已是当前世界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因而不敢象早几年吳邦国先生那样提出“五不搞”[註：2]，公然反对民主宪政和法治社会(吳因此召致国内外一片反对、怒骂，以致声名狼藉，不得不从此销声匿跡) 。出于某种不可示人的动机，公先生既要为最高领导人反民主、反法治的集权行为塗脂抹粉，以讨好最高领导人和中共当局；又要装出一副赞同民主化、法治化的假样子，以欺骗民主、法治意识已开始觉醒的中国大陆民众。居然不顾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的现实，提出了一套在中国要实现民主、法治必先赋与独裁者更大的权力的奇谈怪论。环顾周围的世界、回顾中国大陆“解放”以來的历史。与世界历史上所有的国家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相比，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朝代的独裁者、独裁政党所掌握的独裁权力，超过“解放”以來中国大陆过去和现在的独裁者和独裁的中共当局？然而他们所掌控的如此史无前例的巨大独裁权力给中国大陆带來了民主和法治吗？中国大陆的现状已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公文称“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完成了一个时代的制度设计，除了高超的智慧，很重要的是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及其基础上形成的权威。” 毛和邓的确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权威，他们也各自完成了一个时代的制度设计。但他们用他们的“超高智慧”和所掌握的高度集中的权力，毛设计出了一个封建奴隶式的共产极权体制，不仅没有给中国大陆带來民主与法治，反而给中国大陆和民众带來了至今尚未穷尽的、史无前例的深重而巨大的灾难：八千多万人因镇 压、迫害和人为的饥荒而死亡、全中国大陆的民众(包括除毛一人之外所有的党政军大小官员在内)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无端横祸随时都可能降临在自已头上的巨大恐惧之中、社会、道德、文化、经济的倒退和濒临崩溃…；邓设计出了一个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同样没有给中国大陆带來民主与法治。邓的这种体制造成了目前中国大陆社会严重不公、贫富极度悬殊、社会财富和权力被中共当局、党政官员、红二代、官二代所垄断、社会道德论丧、黑社会猖獗、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经济不可持续地畸形发展、贪污腐败的严重程度和普遍程度已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任何朝代、社会风气败坏、诚信和信仰丧失、民族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严重对立。由于邓顽固坚持所谓“四项基本原则”[註：3] ，掌握了至高无上权力的邓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期间，面对反贪污、反腐败、反独裁、要民主、要自由的大规模学生、民众的游行示威活动，不惜动用数十万野战军用冲锋槍、机槍、坦克对参与游行示威活动的学生、民众进行血腥的镇压，造成数以千计的学生、民众的死亡和更多学生、民众的伤残。邓利用了集中在他手里的巨大权力，开啓了人类历史上本国政府动用数十万野战军动用冲锋槍、机槍、坦克血醒镇压本国和平示威的学生、民众的先河。如此惨痛、如此血腥、如此触目惊心的历史和现实不都是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一党所造成的吗？
国外也不乏类似的先例：共产极权暴政的开山鼻祖斯大林和苏共，高度集中在他们手里的权力，不仅没有给前苏联带來民主与法治，反而因为斯大林掌握了高度集中的大权，而造成前苏联约有三千多万的无辜民众(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各级党政军官员)被迫害和人为的饥荒而死亡(仅在乌克兰地区因遭迫害和人为的饥荒而死亡的民众就达800余万人)、全苏联先后有约两千多万人被关进“古拉格群島”[註：4] 、全苏联民众包括除斯大林本人之外的所有大小党政军官员在内，都因长期生活在灭顶之灾遀时都有可能降临到自已和家人头上的恐惧之中而惶惶不可终日；掌握高度集中权力的波尔布特和柬共，在掌权的短短数年之内，在仅有600多万人口的柬埔寨，就残酷屠杀了200多万无辜民众，其中包括40多万华人。还把柬埔寨的经济、文化、社会破坏殆尽，使柬埔寨全国几乎变成一片废墟。高度集中在波尔布特手中的权力，同样也没有在柬埔寨实现民主与法治；大权独揽的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祖孫三代和朝共，利用手中独揽的大权在朝鲜胡作非为，金氏祖孫三代不仅没有用高度集中在自已手里的大权“给编约朿权力的笼子”；也没有在朝鲜推进朝鲜的法治化和民主化进程。为维护金氏王朝的封建世袭共产极权统治，不顾朝鲜民众的死活強力推行先军政治。据维基百科解宻资料统计：从1948年金氏封建世袭共产极权政权建立起到现在，已造一百数十万人死于镇压、集中营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清洗、300余万人死于1994年至1998年金氏封建世袭共产极权统治集团自已人为造成的大饥荒(北朝鲜总人口约2200万)[註：5]。和所有高度集权的共产极权统治下的民众一样，所有的朝鲜民众，除过去的金日成、金正日和今天的金正恩一人之，外包括所有的党政军官员在内，都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横祸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自已和家人头上的恐惧之中，就连独裁者本人的至亲也不能幸免，如曾辅佐金正恩上台的、权力仅次于金正恩的张成泽，系金正恩的亲姑父，也因遭金正恩疑忌未经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便被金正恩处决。
以上不容质疑的事实表明：高度集中的不受制约的权力，特别是在各种形式的共产极权体制之下的这种高度集中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造成与这种权力集中程度成正相关的巨大而深重的灾难。最高独裁者攫取了多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他就可以造成多大程度的灾难。公先生不顾历史和现实真像，居然提出要把更多更大的权力集中在当今中国大陆最高领导人的手中，以便其“给编约朿权力的笼子”和“推进中国法治化和民主化进程”，这样违背历史和事实的荒谬主張，不是出于无知；便是出于某种不便见人的动机，为这届最高领导人上台以來不断把各种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的集权行为制造舆论和“理论依据”。为此公先生呼吁：“阶段性上XXX必须拥有不低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权力和权威。”若果真如此，则笔者可以断言XXX将给中国大陆带來不低于毛、邓给中国大陆所带來的深重而巨大的灾难。
公先生在文中承认“民众缺少大国国民应有的人文品质和价值观念”、“新中国成立65年來，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我们党，既没有造就影响世界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成果，也没有实现文化的全面繁荣、原因之一是背负太沉重，思想禁锢太多，日常我们听到的几乎都是“不允许”…如此精神重压，何言創造力？”公先生这几句话倒是他这篇文章中难得的几句实话，虽然其中有点自相矛盾。“我们党”既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又怎么会65年来既没有造就影响世界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成果；也没有实现文化的全面繁荣？在我们党治下的民众又怎么会缺少大国国民应有的人文品质和价值观念呢？这种结果和现状表明“我们党”代表的不是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而是落后和反动的文化发展方向。对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公先生说的都只是表面现象，避而不谈深层的真实根源。造成上述状况的真正元凶就是不受制约的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个人、一个党手里的共产极权体制。 在这个体制里独裁者、独裁政党利用手中不受制约的权力剝夺了民众的所有民主权力和基本人权、打击有头脑的独立思想、奖励奴隸主义的顺从态度、摧毁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強制用马恩列斯毛邓的共产极权教条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学说对民众进行灌输洗脑、以谎言误导欺骗愚弄民众、长期推行愚民政策、长期禁止普世价值观念在中国大陆的传播、长期对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念进行歪曲丑化。长期在这种政治生态环境之下生话的中国大陆民众，当然“缺少大国国民应有的人文品质和价值观念”；当然也不能产生“影响世界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成果”；更不能在中国大陆实现“文化的全面繁荣”。
在这个体制里是掌握了高度集中在自已手里的大量权力，和利用这些权力从民众身上攫取的巨大利益的最高独裁者和独裁政党背负的特权和利益太沉重，使他们不敢在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迈出哪怕是一小步；是他们利用集中在他们手里的大权才可以对民众的思想“禁锢太多”；是他们因为有了集中在他们手里的巨大权力才能夠对民众规定了那么多的“不允许”。在公先生前面这段难得的实话里，公先生似乎对历届中共当局的对民众规定诸多“不允许”持批评态度。然而在公先生接下来的文章中却认为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两个不走”(也就是两个“不允许”)是正确的抉择，豈不自相矛盾，自已打自已的觜巴？当然中共在十八大上提出的“两个不走”中，其“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是假，而“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是真。其所谓“邪路”是指民主宪政、法治和普世价值观。看一看这届中共最高领导人上台后的所作所为便知道。这一届最高领导人上台后抓紧了个人集权、不断加強对新闻和网络的封锁、不断加紧针对民众和民主人士的“维稳”行动，以致到现在全国每年“维稳”的费用已超过了每年的军费、不断加強对民众的维权行动和维权民主人士的镇压(连依法为民众维权的律师也不能幸免)、不仅恢复了毛时代的以言治罪，以思想治罪的恶政，还“創新”出以网络治罪的新恶政、公然粉饰毛时代的暴政和罪行，提出：不能以后三十年的辉煌成就否定前三十年；居然提出“辉煌六十年”以掩饰前三十年毛和中共给中国大陆造成的灾难和犯下的罪行、在高等院校提出“七不讲”[註：6]，公然抵制民主宪政、法治社会和普世价值观…等一系列倒行逆施。这不是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是什么？这一届最高领导人之所以能、之所以敢在这些倒行逆施方面比江、胡时代走得更快、更远，难道不是因为在他手里集中了比江、胡手中更大、更多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吗？
公先生还以前苏联为例，试图证明是党内攫取了巨大财富的权贵利益集团才需要改变政权(指改共产极权政体为民主政体)，公先生写到“最后摧垮苏共的不是外部力量，而是苏共自己，甚至说是苏共高层，因为掌重权者，利用权力寻租攫取超额利益，只要政权不变隨时都有被清祘的可能，而政权一改，黑钱即可洗白，所以他们内心里都希望苏共垮掉。”公先生这段话，前面部份没有说错，苏共垮台的确是苏共自己造成的，那正是因为苏共及其最高领导人掌握了太多、太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在苏联给苏联民众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而深重灾难的真像，经戈尔巴乔夫先生的“公开化”、“透明化”政策暴露于苏联民众面前，致使苏共及其共产极权体制遭到全体苏联民众的唾弃，才导致苏共的挎台。而不是公先生所说的苏共高层掌握重权者，为保住自已利用权力寻租攫取的超额利益，害怕被(原体制)清祘，希望改变政权，洗白黑钱，心里都希望苏共垮掉，而导致苏共垮台的。公先生这段话后面这部份表明他对前苏联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的政治、社会状况的无知。那时的苏共高层领导人虽然享有许多特权，并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不过这个特权阶层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共特权阶层一样，他们手中并没有掌握通过权力寻租而获得的巨大的私人财富，在一个没有私人企业、没有市场经济的共产极权社会，特权阶层手中的权力到哪是去寻租？到哪里去攫取超颓利益？所以前苏联跟本不存在一个利用权力寻租攫取了巨大超额利益的苏共高层领导集团，而只存在一个手中集中了大量权力的由苏联高官组成的特权集团。这个特权集团的成员为维护自己手中掌握的巨大特权，反对任何削弱、剝夺他们特权的政权变更。因为政权形式的变更，不仅将使他们丧失手中巨大的特权，而且还将清祘他们利用这些特权对国家、对民众犯下的罪行。公先生不顾当时苏联社会的真实状况凭空给苏联揘造出一个利用权力寻租攫取了超额利益的苏共高层，并毫无根据地认为是这些人希望苏共垮台政权变更，才导致苏共的垮台。又凭空认为“只要政权不改变，这些人随时都有被清祘的可能，而政权一改，黑钱现可洗白，所以他们内心里都希望苏共垮掉” 。真实的情况是攫取了巨大特权利益的苏共领导集团(除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开明人士之外)为了保住自己巨大的特权利益，和自己利用这些权力对苏联及其民众所犯下的巨大罪行不受清祘，而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权变更。由前苏共特权领导集团中以副总统亚纳耶夫、“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国防就长亚佐夫…等为代表的保守派人士在1991年的发动的、以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和维护原苏联的共产极权体制不变为目的的“8.19政变”就是明证[註：7]。
公先生也知道“权力过多集中于单个人手里会产生风險”，但他却认为：“领导人任期制决定了，没有人不考虑滥用权力的身后风險；另一个是中国民众已经实现觉醒”这两点能夠消除这种担心。公先生在这里又自相矛盾了，他前面为论证中国大陆民众目前还不适宜实现民主化、法治化是因为“满足现代民主承载能力，中国民众需要进行至少一代人的训练”、这些因“背负太沉重，思想禁锢太多、不允许”太多的民众因而“缺少大国国民应有的人文素质和价值观念”。这样的民众到公先生要论证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不会有风險时，又变成“已经实现觉醒”的民众了。如此自相矛盾的话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公先生难道不觉得臉红吗？当然，如果他还有臉的话。
领导人的任期制，在一个民主的法治社会对领导人的滥权行为能起到约束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中国大陆这种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却不能有效阻止最高领导人的滥权行为，因为他的继任者也必然是这个极权体制领导集团内一个新的权力不受制约的大权独揽者，他们为了维护共产极权统治集团的共同利益，和维护该统治集团在民众中虚假的“光辉形象”，和便利于自己今后的滥权，通常不会对其前任的滥权行为及造成的罪恶进行追究。邓小平从一线退居幕后之后，他在“6.4事件”中滥用权力调动数十万野战军残酷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民众的罪行至今未受到追究；江泽民滥用权力调动武警、公安残酷镇压数以百万计的信仰“真善美”的法轮功学员的罪行至今也未受到追究；胡锦涛滥用权力调动武警、军队、公安在2008年西藏“3.14事件”中残酷镇西藏游行示威的僧侣、藏族民众的罪行，和在2009年新礓“7.5事件”中残酵镇压游行示威的维吾尔族民众的罪行同样至今未受到追究。以上事实表朋：在共产极权体制下的所谓“任期制”丝毫也不能阻止其大权独揽者滥用其手中不受制约的独裁权力。
至于“中国民众已经实现觉醒”则又是公先生为了论证其把更多更大的权力集中在这一届最高领导人手中不会造成滥用权力的危害而编织的又一谎言。众所周知，自“解放”以来中共当局一贯利用其所掌握的新闻媒介、舆论工具用精心编造的各种谎言和假像对中国大陆民众进行欺骗、蒙蔽、愚弄，用马恩列斯毛邓的共产极权理论教条对大陆民众进行強制灌输、洗脑，对国内外事实真相进行封锁。其结果是许多大陆民众对本国历史和现实的真像、对世界其他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像缺乏起码的认知、对普世价值观缺乏必要的了解。这种状况虽然由于对外开放、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但离“民众巳经实现觉醒”还远得很，这从中国大陆还有着大量的“五毛党”、“乌有之乡”的乡民和毛左份子以及像公先生这类所谓专家、教授的言论、行为中便可以看出来。老实说真要是中国大陆民众都觉醒了，那么，中共及其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早就被觉醒了的大陆民众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大陆民众彻底觉醒之日，也就是民主宪政、法治社会、普世价值观在中国大陆实现之时，这是毫无疑义的。
公先生不敢公开否定高度集中于个人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将带来权力的滥用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一公认的事实和历史教训。为给这一届最高领导人的集权行为辯护，又提出，权力“如果交给弄权者，再小的权力也会被滥用，如果交给拥有高尚情怀或拥有英雄主义情结的政治家，权力就会造福于社会。”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对于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多灾多难，因而一心盼望圣明君主和清官的许多中国民众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诱惑力。然而人类的历史几乎无一例外的证明：不受制约的巨大权力，一旦集中掌握在一个人、一个党的手中将给这个人、这个政党所在的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带来多么巨大的深重灾难。掌握了巨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金日成祖孫三代、波尔布特等，无一例外都给自已的国家、民族甚至整个世界都带起了巨大而深重的灾难。而他们生前难道不是都被次捧成“拥有高尚情怀或拥有英雄主义情结的政治家”吗？
公先生还在他的文章中毫无根据地断言：“这一届最高领导人上任以來的行为已经反映出他的权力观，同时彰显出他的品德。可以断言，XXX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足以支持其掌握巨大权力而不会滥用权力”。鉴于中共当局一贯的保宻作风和暗箱操作，民众所获资讯有限，因此笔者对这一届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品德不敢妄加论断，但从一些暴露出来的蛛丝马跡却也可略见端倪。早在此人上台之前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党校校长时，他在一次对中央党校党史编写小组的专家、教授们的讲话中就曾明确指示：在党的历史上凡是对党的形像不利的事，那怕是事实也不能写。这就是这位最高领导人在这里所彰显出的品德，也就是这一届最高领导人对待错误的态度。一个人、一个政党既然连所犯的错误都不敢承认，那还怎么能指望这个人、这个党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呢？由比可以推断这一届最高领导人如果犯下什么错误，他自己也不会承认，更不会允许他人批评，而只会像他的前任们一样，对错误进行掩饰，或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管中窥豹，此人的品德由比可见一斑。
而这一届最高领导人上台后所坚持的价值观念，仍像他在中共十八大的各届全会公报中所宣称的那样：除了重申要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译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这些僵化、陈腐的共产极权价值观念之外，并未提出过任何适应世界民主潮流和普世价值的新观念。一个坚持如此腐朽、反动的共产极权价值观念的人，怎么会“掌握巨大权力而不会滥用权力”呢？怎么能指望这种人来“推进中国的法治化民主化进程”呢？这一届最高领导人上台以来所有的倒行逆施已经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公先生为这一届最高领导人的集权行为寻找的另一荒诞理由是：“强调赋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更大的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角度看，也是必要的，积极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所有把不受制约的权力集中在最高领导人个人手中、一个政党手中的极权政权，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必定要滥用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权打击政治上的对手和镇压民众的反抗，而其滥用手中权力所采用的那些阴谋诡计都是见不得人的，他怎么敢把他这些滥权行为放在阳光之下呢？回顾一下“解放”以來的历史，无论是手握大权的最高领导集国内部彼此之间为争政夺利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内斗；还是以各种“政治运动”的名义对民众的镇压、迫害和种种滥用权力禍国殃民的举措，有那一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的、有哪一件是可以公开在阳光之下的？只有在实行民主宪政的法治社会，民众充分利用自已的民主权力，才有可能让最高领导人的一切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
公先生文章的最后还提出了一个更加令人惊讶的自相矛盾的“理论”：“赋与党和国家最高决策者更大权力，不是同时向各级党委“一把手”和政府扩权，恰恰相反，以民主法治限制各级党委与政府的权力，尤其是限制“一把手”的权力，势在必行”。既然以民主法治限制各级党委、“一把手”的权力势在必行，那么有什么理由不能同样以民主法治来限制党和国家最高决策者的权力呢？不仅如此还反而要赋与他们更大的权力，这豈不是只许党和国家最高决策者放火，不许各级党委持别是“一把手”点灯？党和国家最高决策者的集权行为公先生可以为他美其名为：“为了更有力地推进民主法治”；各级党委“一把手”也可以以“为了更有力地推进民主法治”的名义把各级地方、各部门的权力集中在自已的手里。事实上在这一届最高决策者集权的同时，他下面的党政军各级党委的“一把手”也和他一样在进行集权，正所谓“上行下效”，这是中国大陆的封建家长式的共产极权体制的独裁本质所决定了的，不会因任何人的狡辩而改变。
任何辯护士(更不要说公先生这类拙劣的诡辩士了)、不论他们多么能言善辬、也不论他们以何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为了推进中国民主化法治化进程也好；为了维护深化改革也好；为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也好；为了实现大国梦也好，都无法改变任何个人、任何政党的集权行为，都是与民主宪政、法治社会、普世价值观念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行为这一事实。
[註：1]：公教授的这句话实在不夠通顺，如把前面那个“给”字改成“要”字才比较通顺。鉴于公教授文字功夫的水平和逻辑思维的混乱，其文中此类词不达意、生造词头、自相矛盾、缺乏常识或不知所云之处甚多，后面不再一一指出。这已是当下中国左派专家教授们的普遍水平，无怪乎网民们把他们称之为“砖家、叫兽”大家对此早已见怪不怪，故建议各位对此不必过于介意。
[註：2]：五不搞是：1、不搞多党轮流执政。2、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3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4、不搞联邦制。5、不搞私有化。
[註：3]：邓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註：4]：指遍佈前苏联各地的劳改营。详情可参考前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索尔
仁尼琴所著《古拉格群島》一书。
[註：5] 与因大权独揽的毛氏共产极权政权在中国大陆的胡作非为，造成1959年至1961年三年大饥荒致4千余万人饿死时，毛和中共当局把责任推到“三年自然灾害”一样，当时的金正日也把自已造成的罪责推到“四年自然灾害”身上。
[註：6] ：七不讲是：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
[註：7]：由于戈尔巳乔夫总统在前苏联推行的民主改革已严重触犯了苏共领导集团的特权利益，代表该特权集团利益的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国访部长亚佐夫…等人于1991年8月19日趁戈尔巴乔夫去福罗斯度假的机会，在莫斯科调集军队和“克格勃”武装发动政变，声称戈尔已乔夫因病不能视事，成立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接管国家权力，不仅遭到戈尔巴乔夫的抵制，而且遭到因戈午巴乔夫的公开化、透明化、民主化、放松新闻舆论管制…等改革政策而觉悟起来的大多数苏联民众、军队、克格勃成员的激烈反对。当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冒看危險登上被政变集团调来镇压民众的坦克，向广场上的军队、克格勃武装和民众振臂一呼：号召军队、克格勃成员和全体民众团结一致，保卫改革成果，反对以亚纳耶夫为首的“紧急状志委员会”的政变阴谋时，立即得到在场军队、克格勃武装和民众的一致拥护，军队、克格勃武装立即把原来对准民众的炮口、槍口，立即转向，对准政变集团没所在地“白宫”，致使政变失败，三天后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重新视事。世人称这次政变为“8.19政变”。
二0一六年元月卄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