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学院政治系教师江绪林2月19日自杀，在海内外华人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目前旅居美国、曾与江绪林有过交往的中国维权律师和法律学者滕彪指出；江绪林之死，反映了在中国的现实体制下，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痛苦，唯有以自杀寻求解脱。而中国知识分子只有投入抗争，才能给自己找到一条精神出路。
滕彪2000年在北京大学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江绪林在北大读硕士学位，他们在学校曾有交往。江绪林今年40岁，他不属于天安门广场上的89一代，但有着深深的六四情结。滕彪说：“他在北大学习的时候就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包括六四，这是中国最敏感的话题之一，他在那个时候就能够关注这个事情，而且非常勇敢的去行动：在六四11周年，他拿着一根蜡烛，到三角地去，结果被国保带走了。他在北大还做过一些事情，比如说推动成立真正属于学生的学生会，但是没有成功。再后来我就没有跟他有直接的交往。我知道他在大学教书，偶尔会在网上看到他的文章。从文章上看，他对自由民主有深刻的理解。”
据说江绪林信仰基督，试图从信仰中获得解脱和救赎，但是他没有做到。滕彪说：“我们不大好评价他的信仰。但是他的理想主义和他周围的现实差距太大了，对他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以至于没有办法去解脱。在中国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他的自杀事件，是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比较重要的事件，代表了少数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理想，在精神上有积极的追求，在寻找救赎。但是这样的人在中国社会里被边缘化，受到排挤，受到嘲笑，生活陷入困顿。像江绪林，他40岁也没有结婚，也没有房子，工资非常低；而那些做了很多坏事的当官的人，那些御用文人，他们能过好日子。这是中国社会不公，思想、精神匮乏的写照，江绪林的死是一种控诉。”
滕彪指出：没有任何个人能够使得江绪林自杀，江绪林之死是体制造成的：他说：“这个政治体制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无论是从政治层面对人民权利的剥夺，对思想的控制，包括对宗教的压制，包括大学的种种的管理，包括在经济上官商勾结、贫富悬殊，包括环境和生态的危机，包括人们道德的滑坡和精神的堕落，这都是中共极权体制造成的恶果。这种恶果还在扩大，对国民思想、精神的破坏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滕彪认为，不能够说江绪林选择自杀是错误的，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人以自杀的极端方式对制度表达控诉和寻求解脱。但滕彪表示，人们还可以找到另一种精神出路。他说：“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投入到抗争中去，像我比较熟悉的中国维权律师的群体、中国的政治异议人士和各种反对人士，有的正在被关押，有的受到绑架、酷刑，丢掉工作，家庭被破坏，等等，他们受了非常多的苦难。但是我所接触的这些维权律师、这些抗争者，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非常乐观的，他们能够从抗争当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寻找到归宿感。他们并不孤独，有很多人和他们站在一起。抗争应该是一个出路，从抗争当中会看到生命的意义，也会看到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起到的一点作用，也会给自己活下去的一个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