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于迎丽，2月15日〝保朝鲜，打台湾〞的奇谈怪论，至今在网际网路上引起的网民骂声不断。(微博截图)
这几天因为两个人的原因，绝大多数的中国网民都把目光聚焦到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先是2016年2月15日所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博士于迎丽在香港凤凰卫视上的一番极为冷血的言论，引爆中国网络。而就在人们对于迎丽冷血言论争论的不可开交之时，2月19日，华东师大青年教师江绪林在办公室内自杀身亡的消息更是让国人震惊。
表面上看于迎丽的冷血与江绪林的自杀似乎毫无瓜葛，但只要稍微一思考，这里面透露出的巨大的时代信息却足以使人深思。从于迎丽和江绪林的履历来看，他们都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都毕业于中国所谓的名牌大学，于迎丽先是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后来在上海复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而江绪林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在北京大学硕士毕业。他们所学的专业大体上也属于同一领域，于迎丽学的是国际关系专业，江绪林的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史，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所学的专业都与政治有关。而且他们都出生底层，于迎丽还来自于山东海阳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当然，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把勇者江绪林的名字与冷血的于迎丽放在一起是极为不妥的，但他们相似的身份背景和因他们不同的事件而反映出的相同的时代脉动，却使我自然而然地把他们联系到了一起。于迎丽事件和江绪林事件的发生已不仅仅证明中国教育体制的彻底失败，在更广的层面上足以反映出现在的政权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个不正常的、病入膏肓的腐朽体制。
一般而言，知识分子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但在中国自现政权建立以来，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早已不复存在了。在目前的中国，似乎只有读书人可以称呼那些靠知识谋生的人群。而在现在的中国读书人中，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彻底泯灭良知，对当权者自动投怀送抱，自觉充当现体制打手的，象司马南、孔庆东、方滨兴之流，当然于迎丽自然也属于这类人中的一个小角色。第二类是明明知道现政权是一个腐朽、残暴、专制的政权，但因为没有反抗的勇气，而让自己变得麻木不仁，极端冷漠，在目前的中国，这类人占居着读书人中的绝大多数。第三类，则是敢于思考、不甘堕落，生活在因反思而带来的极端痛苦之中的一类人，从履历上来看，江绪林就属于这类人中的一个。
于迎丽的言论之所以能在网路上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就在于她反常识思维的过于冷血。现政权愚民教育的贯常手段就是反常识，这种反常识洗脑教育最终使得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彻底丧失了思考能力，而非敌即友、非白即黑成为中国人的贯常思维，指鹿为马也成为现政权愚弄国民的贯常手段。于迎丽虽然学历高为博士，但她的思维能力却近乎侏儒。在她的眼里除了赵家的利益之外，是绝没有普通人的人权存在的。她的冷血思维也绝不只存在于她一个人身上，她是整个现体制思维的代表性反映。而令于迎丽万万想不到的是，她的这种体制正常思维进入网路之后，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们在网路上更多地看到的是对于迎丽冷血言论的口诛笔伐。于迎丽2月15日在凤凰卫视上说的是如果美国不排除军事介入北韩核武问题，那么我们在台海问题上一贯立场，从来也没有排除过武力手段。这句话放在互联网文化没有兴起的中国过去，是绝不会有什么反响和争论的，在体制中混过的人都知道，这种敌人意识普遍存在于中国体制内人群特别是中共的中下层官员的脑袋之中。
而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看到，自互联网文化兴起之后，中国社会或者说至少在网络社会中，公民意识特别是权利意识已经在广大的网民中茁壮成长起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接受了现代文明中的普世价值观，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于迎丽的言论恰好在一个关键的时代节点上测试出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构筑出了自己的底盘，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这个底盘的基础是捍卫人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于迎丽正是因为挑战了大多数中国网民捍卫人权的基本底线才导致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弹。而于迎丽的脑残言论经过网路上的不断曝晒，也越来越让世人清楚地看到现体制的落伍和腐朽，对于日益与世界时代潮流融合的中国网民而言，现政权是如此的封闭、落后、愚昧无知，它已经被6亿中国网民远远地甩到身后。
与于迎丽有意迎合现体制截然不同的是，江绪林却选择反思和逃离。早在2000年6月3日晚上，身在北大读硕士研究生的江绪林就在北大三角地点燃11支蜡烛，试图以纪念8964血难点燃中国社会和解的火苗，但令江绪林失望的是，他被警方带走，他的一片赤子之心首次遭遇现政权冰冷的手铐。2011年，江绪林写下《其实我不热衷政治，只是今夜还是很悲伤》，在文章的开头江绪林就写道：林达提到作为一介书生的余杰遭受到暴力残酷的辗压。读后不禁十分悲伤而又无法自控的抑郁。类似的情绪上一次要回溯到十月底人大代表选举的时候；仿佛就在刹那，实实在在地洞察到一切都在暗中被掌控着、被监视着、被强迫着；而更绝望的是，那些平日也不乏各种人性美丽和光彩的人们（同事、学生、路人甲）也默默地或淡然地甚至主动地配合着这一幕。
这些年来，或许是因为看到更多的人主动配合着现政权的罪恶行为，才使江绪林悲伤的情绪越来越浓郁。特别是身居国内著名高校的他，看到自己培育的不是时代的栋梁而是党国的五毛大军，一种罪孽深重的感觉在他身上油然而生，他在自己的遗书中说抱歉本来这学期有4门课要上的，对不起了，或许这个尚未开始就结束的恶果是最小的。很显然他把自己给年青的大学生授课看成是一种罪孽，上的课越多则罪孽越重，因为他并不是按照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大学精神在培育人才，而是按照现政权反人类常识反时代潮流的要求在对年轻一代进行思想控制。令江绪林绝望的并非这一万恶的体制，而是那些看似美丽和光彩的同事、学生、路人甲的自甘堕落，助纣为虐才使他觉得了无生趣。
在这里我并不想责难江绪林的死，面对现政权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无所不用其极的罪恶，只要是一个正常人都会有万念俱灰的时候也会有一死了之的念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江绪林的死能引起举国关注，也说明这个国家并非万劫不复。自现政权新主继位的这三年来，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在位的大人物们花样翻新的各种自杀死法，只不过他们的死就象邻家死了一条狗一样，很快就会被人们彻底遗忘。但江绪林却会成为这个时代某个节点的标志性记忆而载入中国的某段历史中，他已经成为那些身居象牙塔却不愿沉沦与堕落，以自杀这种决绝的方式反抗现体制的读书人的代表，他的死自有其价值，他的死似乎也在催促那些仍在犹疑的读书人，赶快做出自己的选择。
其实江绪林也可以选择不死的，他的注定会成为华东师范大学最著名校友的杨茂东（郭飞雄），选择的就是对现政权的最彻底的反抗。当然这比死更需要克服恐惧，更需要勇气，也比一死了之更难。但只有更多的读书人象郭飞雄一样起来抗争，中国的公民社会才会越来越强大，中国的民主转型才会朝着良性有序的方向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