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原苏联一批苦於无法正式出版作品的先锋派作家，在一间地下室里，编辑了一部地下文集名曰《大都会》。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苏联人很少有人不知道这本文集，但是也没有几个人有机会亲自拜读.围绕这本文集曾发生过两次“大都会”热潮，一次发生在该文集诞生伊始的1979年（这次热潮的结果使得这本文集在美国得以出版，而在苏联被全面“封杀”，所有参与此书的作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史称“大都会”事件；另一次发生在1991年，当时文集首次与俄罗斯读者见面（这次热潮的结果使得曾在1979年处於“被告”和“被审判”位置上的编作者们将当时的“原告”告上了法庭），我在这里暂时把它称作为“大都会后继”事件。这两次热潮在当时的苏俄社会都曾引起强烈反响，其主要人物位置与力量的戏剧性转变发人深思。由於多种原因中国读者对这一事件并不十分了解，本文即试图根据现有的一些材料，对“大都会”事件作一简要述评.
1962年，一批苏联先锋派艺术家在莫斯科马涅什展览馆发起了一个先锋艺术展，目的是争取各种先锋艺术的独立存在权。展览曾遭到了当局的压制，有一些艺术作品甚至被推土机推倒。不过，迫於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当局后来逐渐倾向於默认这些艺术家们的活动，部分官员甚至偷偷购买、收藏他们的作品。这样，先锋艺术在苏联慢慢争取到了自己在阳光下的一席之地。这就是所谓的“推土机”展览.十五年后，1977年12月的某一天，当年轻的苏联作家维.叶罗菲耶夫推开自己家面向一片墓地的窗子的时候，从外面传来了一阵葬礼的音乐声──就在这样的情景下，作家突然想到了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主意：仿造前人故事，举办一个文学的“推土机”展览，使那些为当时官方主流文学所排斥的所谓“流浪文学”能够从地下堂而皇之地走到地上。
叶罗菲耶夫的这一构想得到了叶.波波夫、瓦.阿克肖诺夫、安.比托夫、法.伊斯康得尔等四位作家同仁的鼎力支持。他们组成编委会，向一批出色的、有着自己独特创作个性的作家约稿。这其中既有资深作家，也有年轻的、刚刚崭露头角的文坛新秀。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78年底，他们编出了一本厚厚的文集，其中收入了包括五位编者在内的二十三位苏联作者（安.比托夫、瓦.阿克肖诺夫、贝.阿赫玛杜琳娜、弗？维索茨基、安.沃兹涅先斯基、谢.利普京、伊.利斯尼扬斯卡娅、法.伊斯康得尔、尤.阿列什科夫斯基等）和一位美国作者（厄普代克）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不直接涉及政治内容，而强调在美学范围内做形式性探索──作家们所提交的作品不限体裁，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有些作品的体裁特徵甚至已不十分清晰；超现实主义、超自然主义、新小说派、视觉诗派、荒诞派等当时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作“另类”的创作手法在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按照平等和审美多元化的原则，编者将这些各具特色的作品彙编成集，并将其命名为《MетрOполь》，即《大都会》。从词源上说，“метрополь”（“大都会”）来自其同根词“метрополия”（即“都会”、“京城”），用它作为文集的名称，意思是作为一个文学事件，该文集发生的地点是莫斯科这个苏联的大都会。另外，“метрополь”也是“метрополитен”（即“地铁线路”）的同根词.在《大都会》1979年版的序言（基本上由阿克肖诺夫撰写）中曾明确地指出，“метрополь”也是“位於世界上最出色的地铁线路之上的首都的窝棚”（在这里，处於地下状态并迅速发展的所谓“流浪文学”被比作莫斯科城下纵横交错的地铁线路）。1
编者们在阿克肖诺夫的母亲、已故作家、《险峻的道路》的作者叶.金兹堡的旧宅里将该文集制作成样书，并在其前言中写道：“只能以现有的形式印刷出版。不得做任何增添与删改。” 2他们把其中两本样书送交国家出版委员会和全苏版权协会审查，以获得在国内和境外发行的许可。出於保留原稿的缜密的考虑，他们又秘密往美国和法国各寄了一本。3
在编制文集的一年中，无论是编者还是作者都没有故意要隐瞒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做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还打算在文集正式出版后好好庆祝一番；文集与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并没有甚么联系；另外，克格勃对他们的活动也早已知情。因此，奇怪的是，尽管知道自己的行为有些“出格”，也知道当局可能持反对态度，但是编、作者们却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将惹来大麻烦的事情，甚至心存侥倖地期望自己也能得到艺术家们获得过的好运.
然而，艺术领域成功的先例并没有给文学领域的模仿带来同样的结果。着名的剧作家尼古拉.克里蒙托维奇后来就围绕《大都会》发生的事件谈论说：“俄国的密谋有一个自古以来就有的特点：即使是最为小心谨慎的阴谋，公众也是很早就知道了，并且不耐烦地等待着结果。俄国的政权有一个自古以来就有的特点：尽管对事情瞭若指掌，它还是从来不曾及时制止阴谋”。直到1979年初，关於一些作家编辑了一部“自由主义”性质的文集的消息已经传遍了莫斯科，而这时的官方机构才似乎如梦初醒，忙乱了起来。时任莫斯科作家组织第一书记的菲利克斯。库兹涅佐夫提出要“熟悉一下”样书，於是波波夫和叶罗菲耶夫两个人一起把一份厚重的、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文本送了过去。文集的内容立即被複制并分发给一些文学权威。
很快，莫斯科作家组织又把四位元编者找到书记处“谈话”（阿克肖诺夫拒绝出席），谈话的结果使得几位编者感到事态严重，於是在1979年1月19日，阿赫玛杜琳娜、比托夫、阿克肖诺夫、叶罗菲耶夫、波波夫、伊斯康得尔等人向勃列日涅夫和主管文艺事务的苏共中央书记齐米亚宁联名写了一封信，请求弄清楚这一正在变得複杂化的事情。
作家们没有等到对这封信的正式答覆，反而收到了以急件方式送来的通知书，要求他们必须参加莫斯科作家组织於1979年1月20日举行的书记处会议，否则后果严重。在会场上，编者们发现自己处於极为不利的情况：与会者多达五十多位，而且众口一词，都对他们进行指责与攻击。由於编者们打算在1月23日召开文集的首发式，因此这次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这个首发式。与会者们确信，波波夫等人之所以想到要编辑《大都会》，就是为了在西方发表它；首发式的目的是要扩大《大都会》的恶劣影响，因为“美国之音”肯定会对首发式加以报导；而随后文集一定会在西方出版。会议主席威胁说：“我警告你们，如果文集在西方出版，我们是不会接受你们任何忏悔的。”那些与会的批评家们则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喊叫、发火、恐吓编者们，有人甚至“由於愤怒”而大哭了起来。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擅长“粉饰现实”的诗人、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格里巴乔夫则在走廊里用“带着黑话的信任的口气”对波波夫威胁说：“无论你们将怎样解释，夥计们，反正你们要完蛋的！” 4
面对这种事先组织好了的来势汹汹的攻击，编者们除了“英勇”地表现自己之外，别无他法。阿克肖诺夫称作家协会为“强权制度下的幼稚园”，伊斯康得尔表示，生活在自己的国家就好像是生活在殖民地里一样。5
1月23日的首发式本来定在莫斯科一个名为“旋律”的咖啡馆里举行，编者们还邀请了大约三百名文艺界和非文艺界的知识份子参加。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克格勃这时直接介入了。他们对此事高度重视，如临大敌。为阻止《大都会》文集影响面的扩大，他们事先通过各种途径威胁那些接到邀请的人，要求这些人不得参加该次活动。克格勃还在首发式当天对咖啡馆所处的整个街区进行严密监视。当文集的编者和作者们按预定时间来到预约好了的咖啡馆时，却发现该咖啡馆早已提前关门，门上挂着“打扫卫生”的牌子，而咖啡馆的周围却有很多陌生的面孔在转来转去。6
也正是在这一天，“美国之音”宣布，《大都会》文稿已经到达了西方，即将出版。果然，《大都会》文集的俄语版以极快的速度在美国由阿尔季斯出版社7出版了（后来还出了英文和法文的译本）。这样，“大都会”事件就迅速升级为一件具有国际性影响的事件。
苏联作协坐不住了，很快作出反应，在发行量很大的《莫斯科文学家报》上“建议”某些作者要在苏联的而不是外国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文集的编者们也被多次叫到作家组织接受克格勃的问话；而且，几乎所有参加该文集创作的作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与恐吓：他们的书被禁止发行，图书馆不再外借他们的作品，剧院不再演出他们创作的戏剧。
不过，作协的领导们也知道，事态扩大后，单纯的法律、行政手段很难达到预期的遏制效果，於是，另一种更为“温和”却很是打击要害的手段得到了採用。1979年2月19日，《莫斯科文学家报》刊登了一组所谓资深作家对《大都会》文集的审查意见。审查者们普遍认为该文集的许多作品带有“诲淫”的性质，而且在艺术上也毫无可取之处。
菲利克斯。库兹涅佐夫在《我为〈大都会〉难为情》一文中这样表明自己的态度：“对刑事犯罪、粗俗的黑话语彙的美化，假斯文，都已昭然若揭，而且实际上，《大都会》文集的全部内容从原则上讲是与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最根本的人道主义传统相矛盾的……不应该用髒斧头煮宣传汤，假借关心拓展苏联文学的创作能力来搞拙劣的政治挑拨。” 8在政治上定性之外，着名作家、时任苏联作协书记的邦达列夫以不屑一顾的姿态谈到文集的艺术性，认为这些作品是“自然主义的粗制滥造，很肮髒，看来无法认真地谈论它们艺术上的得失”。在文学界青云直上、很快就将进入作协领导核心的卡尔波夫认为：“我认为在这里甚至用显微镜也看不到文学的迹象。” 9同样即将成为作协领导的丽玛。卡紮科娃则认为文集中的作品是“垃圾，而不是文学，是一种近似於病态的写作狂式的东西”。另一些“批评家”对文集的思想倾向表示出了“忧虑”：表现积极的古谢夫表示自己“为那些青年作家，包括参与该文集创作的青年作家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担忧”，因为“青年作家是不是像叶罗菲耶夫那样描写男女厕所，或是像波波夫那样只写酗酒和性变态，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无所谓的”。意识形态战线的着名“斗士”古德里亚夫采娃和莫蒂廖娃对该文集“思想的清晰性”表示痛心的担忧.而自身创作平平、时任俄罗斯联邦作协书记的顺季克则威胁道：“你这个阴谋的参与者，将会成为最廉价的政治投机的对象。” 10
在当局一味高压的情况下，《大都会》的编、作者团结一致，坚决不予妥协，使得官方极为难堪。为了杀一儆百而又不过分冒犯国内外舆论，骑虎难下的苏联作协又想出了一个对策：尽管五位编者中最为年轻的两位作家──波波夫和叶罗菲耶夫在此前已经加入了作协，库兹涅佐夫却散布流言说他们不是作协成员，他们的加入申请被拒绝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流言实际上意味着把这两位作家“开除”出作协，而“开除”则意味着这两位作家实际上被永远剥夺了通过正常途径发表作品的权利，并同时丧失了生活开销的一切正常来源。 这一蛮横的行为遭到了文集编、作者们的一致反对，阿克肖诺夫、比托夫、伊斯康得尔、利普京和利斯尼扬斯卡娅等联合上书，表示要以退出作协的行动抗议开除叶罗菲耶夫和波波夫。着名女诗人阿赫玛杜琳娜也写信表示抗议.
国际舆论也没有放弃对此事的关注。1979年8月1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厄普代克、冯尼格特、亚瑟？米勒、斯泰伦、阿尔比等五位美国着名作家给苏联作家协会的一封电报，电报呼籲苏联作协恢复两位作家的会籍。
到了这个时候，事实反正是瞒不住了，库兹涅佐夫乾脆撕下假面具，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何喧嚣》的回应文章，声称所发生的事情是苏联作协的内部事务，当然与他人无涉，而且，说到关心，则他们对苏联年轻作家们的关心“一点也不亚於其他甚么人”。11
不过，尽管有了这篇近乎强词夺理的反击文章，迫於国际舆论的压力，作协及政府有关部门对“大都会”事件参与者们的处理还是不得不缓和下来。他们开始採取拉拢与威胁并施的手段，以恢复波波夫和叶罗菲耶夫的会籍为诱饵，试图要《大都会》的编者们向西方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以此在舆论面前洗刷自己。俄罗斯作家协会书记谢尔盖？米哈尔科夫亲自主持了这一工作。他甚至通过外交途径将身为外交官（苏联驻瑞士裁军大使）的叶罗菲耶夫的父亲从其工作的第一线上紧急调回，以“劝说”其子妥协.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大都会》的编者与作者们对其行为的正义性和正确性并未产生丝毫的动摇，他们并不准备妥协.
1979年12月，俄罗斯作协书记处对《大都会》的参与者们发起了最后一轮攻击。他们对五位编者逐一盘问，连威胁带哄骗地想迫使该文集的发起者们屈服认错.但是，这五位编辑最终也没有作出丝毫让步。结果终於使得失去耐心的作协下定决心，封杀该文集及其作者。这之后，波波夫和叶罗菲耶夫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叶罗菲耶夫的父亲被迫“退休”。作为抗议，利普京、利斯尼扬斯卡娅等作家退出了作协，而阿克肖诺夫、尤？阿列什科夫斯基等人更是先后离开了苏联，侨居国外……轰动一时的《大都会》事件就此暂告一个段落。
有意思的是，这次镇压《大都会》的行动恰巧发生在斯大林诞辰一百周年的前夕。后来编者们在接受《纽约时报》的记者採访时曾针对这次行动风趣地说：“……他们就是以此种方式来纪念领袖诞生一百周年的。” 12
此事过后一直到1991年，《大都会》文集才终於得以在俄罗斯与读者见面。虽然由於时过境迁，该文集出版的震撼效应远不及当年被镇压时那样强烈，但是它还是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第二度《大都会》热。
1998年，电视台就“大都会”事件组织了一次纪念晚会，既邀请了《大都会》文集的作者们──他们大多已成为当今俄罗斯文坛的精英，也邀请了当年带头向该文集发难的库兹涅佐夫──他这时已经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了。在晚会上，库兹涅佐夫仍然坚持自己当年的观点，认为文集中的作品在艺术上是无足称道的，“大都会”事件是一个政治上的挑拨行为。
在这次晚会后，当年送交文集的波波夫要求库兹涅佐夫归还原稿，并赔偿自己精神上的损失，为此还向法庭提起了诉讼.面对挑战，库兹涅佐夫在法庭上再次对该文集的美学价值提出质疑，并说他已经把毫无价值的原稿扔到了垃圾场。不过，理亏而不再有后盾的库兹涅佐夫最后还是承认，原稿仍在世界文学研究所，但强调这是科学院的财产而拒绝归还。波波夫则坚持自己的要求。经过一番交涉，在1998年底，双方达成了和解，波波夫放弃赔偿精神损失的要求，而库兹涅佐夫则将原稿归还原主。事情至此算是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而“大都会”事件至此也可以划上一个还算差强人意的句号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人们曾对当局如此严厉对待《大都会》的原因作出了种种猜测：作品本身“诲盗诲淫”的说法即使在当年也是很少人相信的，基本上可以排除；有人认为，《大都会》在编辑、出版的时候忽视了出版审查，因而激怒了有关机构；有人认为文集内容是“自由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相违背；有人认为那些作品确实能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因而触犯了苏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权，是对当局的挑战；还有人乾脆认为这是克格勃在其中起了不良的作用。当时任克格勃主管持不同政见者事务的第五局局长、后担任过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菲力浦？博布科夫对以上说法都不认同。作为一个幕后的知情者，他在法庭审理波波夫诉讼案时指出，克格勃本来无意压制《大都会》，只打算将文集在一定范围内出版，以使人们“确信其文学品质低劣”，但是这一想法却遭到了库兹涅佐夫的坚决反对，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当时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不允许出版该文集──也就是说，《大都会》遭禁、一些人如此起劲表演的原因，仅仅是库兹涅佐夫等人为了自己的仕途考虑而兴风作浪罢了。
综观整个大都会事件，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它由简单的文学事件作为开端，逐步发展为一场政治性的纷争，并从国内政治事件升级为国际政治（意识形态之争）事件，而最终又被作为一个纯粹的政治阴谋而被镇压下去。这种从文学到政治的异化过程在苏联时代是屡见不鲜的，人们比较熟悉的有：帕斯捷尔纳克在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被迫放弃该奖，郁郁而终，作家达尼埃尔与西尼亚夫斯基於1966年因为作品而获罪入狱，特瓦耳朵夫斯基因为“自由主义倾向”而被迫离开《新世界》杂志（1970年）等。
到底是怎样一种原因导致了这种“异化过程”的发生呢？赫尔岑在总结俄国十九世纪文学繁荣的原因时曾经写道：“没有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便是他们唯一的论坛。” 13问题也许就在於此：当文学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时，文学将不再是文学本身，其面目会被扭曲而变成畸形：在一种情况下，它是热情的政治宣言书，在另一种情况下，它是蛊惑性的宣传品──附着在它身上的各种要求使得它担负起了过多的使命，丧失了自我本体，不再成其为文学了。事实上，文学既可以是一个能够独立存在的现象，又可以是与其他事物结合在一起的现象，它可以描写风花雪月，咏歎自然万物，称颂或者鄙视“永久不变”的人性，也可以描写“火热的”或者是“绝望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揭示人生哲理，展示历史沿革。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况，文学必须首先是文学，而不是政治宣言或者别的甚么.
另外，在文学不受官方控制的时候，充分了解赫尔岑言外之意的苏联当局也意识到了某种危险──他们是熟悉这种危险的，只不过以前他们习惯於让沙皇政府为此操心，而现在，在他们自己掌权之后，轮到他们担惊受怕了。遗憾的是，新的掌权者在同样的挑战面前採取的是同样的应对措施：往往草木皆兵，反应过度，将不合心意的事物宣布为异己而大加排斥。这样，新一轮“愈压制愈写，愈写愈压制”的恶性循环就又形成了。无疑，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它们的相互转换将变得极为容易和简单。
在苏联当局看来，创作手法、审美标准、价值体系等方面的一元化可以使自己一劳永逸地摆脱各种各样的麻烦，使不那么驯服的反对者俯首贴耳。於是，随着各个领域内一元化的推行，文学意外地获得了新的政治－社会意义：鼓动、号召群众，图解政策，成为唯一一种意识形态的载体.这样，它就完成了自己的再一种的“异化”过程。
一元化的方针实际上既不现实，又缺乏对世界万事万物规律的理解和尊重：从一方面来看，“纯洁的”状态是违反自然的、不平衡的、脆弱的状态，很容易走向相反的方面。经典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为我们出色地描写了一元化的企图和维持这种企图所需付出的高昂代价.在其他一些作品中，人们更可以看到这种企图的破产.事实上，人性是如此的複杂难测，世间万物是如此的多姿多彩，以至於“一千个读者可以有超过一千个的莎士比亚”，多元化倾向是任谁也挡不住了。
从另一方面来看，既然多元化的倾向无处不在，各种拦阻措施收效甚微，合情合理的对待方式就应该是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而不是增加控制的力量：“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坚决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力”。靠了某种强制性的外部权力而获得的“统一”，如果不辅以适当的内部协调，终将难於完成其最终的目的，这是已经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了的。
正如有句名言所说的那样：“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神”。“大都会”事件提醒人们：应该无条件地将文学还给文学，政治还给政治，多元化的世界还给多元化的人。这就是人们应该从这一文学事件中得到的一项有益的启示。
註释
1 Метрополь, Москва, 《Текст》,1991,стр. 6.
2 Метрополь, Москва, 《Текст》,1991,стр. 14.
3 波波夫后来回忆说，出版文集是一个自觉的需要，除此而外没有别的办法：他们的作品得不到官方的认同，难以出版；这种情况逼得作家们通常要么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要么到国外去发表作品。而他希望住在自己的国家里，在祖国发表作品。因此这部文集也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个例子。
4 Метрополь, Москва, 《Текст》,1991,стр. 7.
5 Метрополь, Москва, 《Текст》,1991,стр. 7.
6 顺便说一下，这个咖啡馆从此关门，没有任何理由。
7 这一出版社因为出版过纳博科夫的俄语作品而在苏联颇为有名；它当时的领导人卡尔?普罗菲尔是编、作者中很多人的朋友，印过很多俄国的书。为了赶时间，文稿先是以电版翻印的方式出版，后来才出了排版版本。
8 Метрополь, Москва, 《Текст》,1991,стр. 8.
9 转引自《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张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14页。
10 Метрополь, Москва, 《Текст》,1991,стр. 8-9.
11 Метрополь, Москва, 《Текст》,1991,стр. 10.
12 Метрополь, Москва, 《Текст》,1991,стр. 13.
13 转引自《列宁和俄国文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3月，北京，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