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0日，吴思先生抵达美国哈佛大学，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不久，受民间性双周学术文化沙龙——哈佛沙龙之邀，他在沙龙第50期作了主题演讲，题目是：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无疑，这是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课题。数天前，当我拿到吴思的《哈佛讲座修订稿》电子版后，就一口气读了一遍。然后是一而再、再而三，一连读了三遍。
 
春分时节，刚看完贺卫方的翻白眼，又品读吴思的讲座稿，一种美妙的精神愉悦感，灿然灵动，漾于心中。以前，我在读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时，启迪多，共鸣多，会心的笑意多。如今，读吴思亲手修订之文稿，复又如此。比如，他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分析，就出自他的独到见解。他说：在当代中国，资本能“主义”吗？不是只有权贵或官家在“主义”吗？因此，称其为“资本一官家主义 ”较好。在我看来，这一命名的确比“权贵资本主义”要可取得多。和吴思类似，张显扬和刘军宁基于事实和学理，也不认同把板子胡乱打到资本主义身上，尽管早在170年前，三十而立的德国人马克思就已胡乱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显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应称为“权贵社会主义”社会；[1]军宁则主张，可定名为“官商社会主义”社会。[2]
 
再比如，针对有些人用“新极权”来命名当代中国社会，吴思提出了十分有力的质疑和辩驳。基于公认的极权定义，吴思发问道：“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主导，还可以或可能成为极权社会吗？没有深度动员，极权如何可能？”的确，只有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傻傻地、真诚地接受官家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极权社会。曾记否，在被极权意识形态所深度麻醉和全身心俘获的年代，官家可以一呼万应，甚至一呼亿应，而国人却可悲到连翻白眼的想法都不会有！现在，知识分子的大多数都已不傻或只是在装傻，虽然他们还不敢站出来当谔谔之士，但至少，他们都敢在家里翻白眼了，极权又如何可能？略显遗憾的是，基于极权定义，吴思本该再发一问：极权是不允许存在任何多元化的，而中国已经存在经济、社会的有限多元化且又不可能被抹去，还可以或可能成为极权社会吗？
 
三读之后，可以说讲座修订稿中的大部分论述，我都能认同；对其中有些内容，则深表赞同。然而，也正因为三读，我大出意外地发现，在吴思讲座稿的“第三套叙事”中，存在一个在我看来完全不该有的学术硬伤。
上述“第三套叙事”说的是：根据西方转型理论的概念框架，就如何判定中国社会的性质一事，20多位中国知识人所展开的思索、切磋和论争。在娓娓叙事中，吴思重点介绍了由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胡安•林茨修正和完善的转型理论概念框架，并对林茨所提出的“威权主义”概念作了恰如其分的肯定评价。吴思所描述的林茨框架（以下简称吴思叙事框架）是：
极权•后极权———威权———民主自由
              一元化———有限多元化——多元化
作为吴思的校友和朋友，我深知吴思做学问，一向认真、扎实，可以信赖。我当然认为，上述叙事框架，是对林茨本意的如实表述。说真的，如果我没有读第三遍；又如果在读第三遍时，我对吴思文稿中所列有的表3.1只付以一瞥而没有认真查阅，那么，我就肯定不会发现吴思叙事框架偏离了林茨的本意，也就不会提出“后极权概念的份量与价值”这一话题，并动手写作本文了。
 
表3.1来自胡安•林茨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一书，[3]它有一个标题，叫做：现代政体的主要理想类型及其判定依据。事先我根本不可能想到，读罢表3.1，我会大吃一惊。当时我发现，吴思所给出的概念框架，与林茨的原意有明显对不上号的地方。根据表3.1，胡安•林茨一清二楚地给出的转型理论概念框架（以下简称林茨框架），其实是这样的：
极权—————后极权——————威权————民主自由
一元化——部分有限多元化——有限多元化———多元化
从林茨框架可知，在西方转型理论原先的极权—民主框架中，林茨不仅加进了重要的威权概念，而且还加进了另一个重要概念——后极权概念。这一概念不是用以指称步入后期的极权社会，即不是指“后期极权”或“弱化极权”，而是用来说明离开极权之后、未到威权之前的社会形态。在林茨心目中，后极权概念是一个很有份量、可以和极权、威权与民主相提并论的概念。请看，在表3.1中的“后极权”三个字后面，林茨郑重其事地加上了“主义”二字，名为“后极权主义”，从而使其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和“民主”赫然并立，如大厦之栋柱共同撑起他的概念框架——林茨框架。
 
那么，林茨如此看重的后极权概念，其价值又如何呢？林茨明确认定，世界上有一类社会形态，既不能归于极权名下，也不能归于威权名下，必须用后极权概念去加以界定——这就是其价值所在。在表3.1中，林茨对后极权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如下描述：
1、多元化：有限的但非责任的社会、经济和体制多元化，几乎没有政治多元化。（余略）
2、意识形态：指导性意识形态仍是法定的，且作为社会现实的一部分而存在，但对乌托邦的忠诚和信仰已经减弱。
3、动员力：领导人和非领导人参与组织动员的兴趣日益下降，对国家赞助的组织内的人员的常规动员，目的是获取最低程度的一致和服从。许多“干部”和“军人”只是职业家和机会主义者，对主导价值的厌倦、淡出以及最终的私人化成为公认的事实。
4、领导权：后极权主义政治精英越来越强调个人安全，通过政党结构、程序和“内部民主”实现对高层领导权的制约。高层领导人很少是克里斯马型的，高层领导的选拔仅限于执政党内，但很少取决于政党组织内的事业发展。高层领导人可能来自国家机构中政党技术专家。
上述关于后极权社会的判定依据，是林茨在多年前给出的。今天的我们，应当也能够对之加以必要的审视和修订。但是我认为，用其“政治一元化，社会、经济有限多元化”的本质规定来比照和判定当代“特色”中国社会，仍然是大体靠谱的。而这，就是后极权概念在当下的一项重要价值体现。
 
    关于林茨的表3.1，吴思简明、客观地给出了一些相关导读。那些导读表明：他是认真读过表3.1的。然而，究竟是出了何种情况，做学问一向极为认真的吴思，竟然没有给出我在上文中列明的林茨框架，而却给出了吴思叙事框架呢？对此，我三思不得其解。因为，谁都能一眼看出，吴思叙事框架与林茨框架存在重大的区别。前者将林茨颇为看重的后极权概念陡然降格，并违反林茨本意将其附于极权名下。林茨的“后极权”明明是指“政治一元化，社会、经济有限多元化”的社会，怎么能将其与“没有任何多元化”的极权社会归为一类呢？
 
当然，如实给出林茨框架和进行不失真的解读，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对之持有异议了。如果认为林茨的“后极权”还不够称“主义”的资格，那么，就给出你的理由。又如果认为，“后极权主义”可以成立，但介乎“后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世界上还存在一种现实的社会形态，因而应该提出一种新的概念去加以命名，那么，就作出你的尝试。事实上，包括吴思在内的20多位知识人正是认为：当代中国已相继离开了极权时代和后极权时代，但是，又没有进入威权时代，因此，他们才展开了长达两年多的认真讨论和理性交锋，尝试去解决如下问题：对“处在（极权）后极权与威权之间”的当代中国社会，如何加以命名？他们已经作出的两种命名尝试是：“新极权”和“半极权半威权”。
 
然而，不管心中持何种异议，胸中有多少创见，我认为首先必须做到：一是不能有意、也不应无意将林茨框架加以变形。二是不应将林茨的“后极权”误读为“后期极权”或“弱化极权”。遵守上述学术规范，是作出学术贡献的当然前提。将林茨框架以吴思叙事框架失实地表述出来，是一种不幸，也是一条学术硬伤。这一硬伤，无论是由什么原因所造成，“灯下黑”也好，“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也好，总之，是一条让我嘘叹、实不该有的低级硬伤。
行文至此，应是点评“两种命名尝试”的时候了。我看到，在20多位知识人中存在两条基本共识：一是当代中国社会，是没有政治多元化的部分有限多元化社会。二是当代中国社会，已不是“后期极权”社会。他们中间的主要分歧是，有些人将其命名为新的极权社会，而吴思则称其为半极权半威权社会。在这里，我首先要指出，既然当代中国连“后期极权”社会都已离开了，他们的命名尝试中还出现“极权”字样，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新极权”命名者事实上明白这一逻辑困难。其中的崔鹤鸣先生，主张弃用林茨框架中的极权定义，通过另行定义“极权”来将其命名为“新极权”，如极权“可以接受多元化的存在”，极权允许“实现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和开放度”等等。但这么做，就违背了基于西方转型理论寻求命名的初心，并与立足于林茨框架的论说无法对话和互动。
 
吴思的命名依然采用转型理论的概念，但他的“半极权半威权”提法，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一方面，由于存在有限的社会、经济和体制多元化，当代中国社会已毫无悬念地失去了极权社会的会籍。并且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也已回不到极权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官家铁了心地使出浑身解数，就是不走威权主义和民主宪政的“邪路”，因此目前的中国社会，离威权边界足有数十箭之地，又岂能称其进入威权领域已达一半之遥？换句话说，当代中国社会，既不是中等强度的极权社会，也不是中等硬度的威权社会，更不是中强极权与中硬威权的半极半威混合体。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用林茨框架中“极权之后、威权之前”的后极权概念来命名当代中国社会，至少到目前为止，是相对而言较为确切和精当的。不过，如能找到比它更好的概念，我则乐见其成矣。
2018年3月23—26日 于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3月26日播出）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张显扬，历史决定论批判，香港东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第175页
[2]    刘军宁，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官商社会主义？上网搜索，立等可取。
[3]    胡安•林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