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拐卖儿童现象十分严重，但一个在中国为失踪儿童寻亲的海外非政府组织，却被当局定性为“反华敌对势力”，四名义工负责人被判刑入狱或逮捕羁押。虽然该组织的反拐项目曾为数十个中国家庭找到被拐孩子，但现在不得不暂停在国内开展这一公益项目。
中国妇权大陆项目负责人姚诚(本名谭春生) (美国之音方冰拍摄)姚诚（本名谭春生）是总部在纽约的中国妇权组织的国内项目负责人，也是该组织四名近年被判刑或被起诉羁押的义工中首位获释的。星期二他在纽约法拉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在中国妇权和女权无疆界两家组织的帮助下离开中国，于1月22日经第三国抵达纽约。
“我2014年6月18日因为送（张林女儿）小安妮到上海领事馆办签证被国保抓了，被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了一年十个月。出来后根本没办法生活，连续3次被刑事传讯，想抓你就抓你，甚至半夜来骚扰。”
合肥法院的判决书称姚诚是“海外反华敌对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
贩卖儿童做“期货”
姚诚在中国从事反拐卖儿童工作8年，他说，跟过去相比现在人贩子拐卖手段更为隐蔽，他们甚至做“期货”：
“人贩子到农村看到一个妇女，怀孕了，比如说，这个孩子在市场上能卖4万块钱，他跟这个女的说，我先给你两万，生出来时候不管男女我再给你两万。女的收了两万块，到快生的时候人贩子把她接到一个地方把孩子生出来，这个女的拿了两万块钱就回去了。”
中国自2005年以来一直在美国国务院年度世界人口贩卖（Trafficking in Person）报告上被列入观察名单，2013年还一度被列入不符合最低标准也没有努力改善、可能面临美国制裁措施的第三类国家。
美国国务院2015年世界人口贩卖报告说，“中国是成年男女和儿童被贩卖从事强制劳动和性奴隶的来源、目的地和中转地。”
拐卖现象蔓延全国
姚诚表示，中国大规模拐卖儿童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之时，“人贩子从云、贵、川等贫困地区，把孩子卖到福建广东沿海一带。90年代中，拐卖现象逐步蔓延至全国。现在全国很多省都有被拐卖儿童家长成立的寻子联盟。”
2009年深圳爆发上千失踪儿童家长抗议游行，中国公安部才选2009年4月9日为全国打拐专项行动。按照现行中国法律，拐卖妇女、儿童判处5年至10年有期徒刑，具有拐卖3人以上等情节的判处10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判处死刑。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去年提出，买孩子方也应被定罪。
很多被卖孩子已被公安洗白
但姚诚认为，中国公安当局并不真心打击拐卖儿童。他说，“我们提的很多好意见他不接受，比如说，人口普查的时候，你确实把它登记起来，做个DNA，有一半孩子就可以回家了。但是他不干。因为这些孩子被这些公安洗白了，上户口了。你派出所肯定收好处费了嘛。县市的户籍部门它都有责任。”
姚诚说，中国公安当局常常对寻找失踪孩子并不热心，但却把家长组团寻亲当作不安定因素和维稳对象，“外出组团的家长几乎都进过派出所，甚至关过拘留所”。
女权无疆界主席瑞吉在《中国妇女儿童权益论坛》上发言 (美国之音方冰拍摄)星期二，姚诚在中国妇权主办、女权无疆界协办的《中国妇女儿童权益论坛》上发言指出，中国实行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久不衰的拐卖儿童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姚诚讲了一个案例：安徽宿松县柳乡农民邓结超因为想生男孩结果一连生了三个女儿，房子被拆，妻子离家出走，为躲计生办罚款，自己外出打工，把三个女儿放在奶奶家抚养。计生办找不到父母就把奶奶关起来。结果不到12岁的二女儿被当地一小学老师强奸；奶奶被放出后愤极而死。不久，邓结超的弟弟把三个侄女卖给了人贩子。
现代白毛女
姚诚说，经过多方打听发现二女儿卖给了一个40岁男人为妻。2012年姚诚带领德国媒体到村子里找她，村民们告诉他们，“她患有神经病，经常一个人跑到山里躲起来。原因是她丈夫让她和村子里的光棍睡觉，一次收20块钱。说她家房子就是靠她和光棍睡觉的钱盖起来的。村里有20多个光棍，几乎每个人都和她睡过，她害怕，一有机会就躲到山里，整个一个现代白毛女。”
姚诚说，他们到当地派出所报案，被告知强奸者已经赔钱，双方同意私了，案子已结。由于她丈夫和村里的光棍怀有敌意，姚诚捐了些钱不敢久留。他说，到目前为止，邓结超的大女儿、三女儿究竟卖到哪仍不得而知。
姚诚表示，强制计生政策受害最深的是女孩。安徽桐城市30年来有上千个女婴被遗弃在尼姑庵门前。他说，“一些家庭为留下指标生男孩，又不忍心弄死亲骨肉，便将刚出生的女婴送到尼姑庵。”
十几万童养媳不足为奇
计生政策导致的劳力不足，催生了一些地方的童养媳现象。姚诚说，福建沿海渔民为留住买来的男孩劳力，就买女孩养大给男孩做老婆。在福建莆田市，“特别是北高、平海、埭头等镇，一家有两、三个（童养媳）都不足为奇。当地沿海有十几万户渔民，平均一家有一个应该不算夸张。”姚诚说，这些童养媳都是“没有娘家的女人们”。他讲了其中的一个故事：
“有一家买了一个女婴，长大后打算嫁给自己的小儿子，可小儿子不要，便嫁给了大儿子的儿子，这孙子后来遇到了一个女孩，便不想要她，这家人就用老鼠药灌她，然后将她扔到海里。可这个女孩命大，没死。被一个60多岁老头捡回家做老婆。我们找到她时，她因为中毒后脑子不好，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清，只一个劲地要我们帮她找爸爸妈妈。”
中国妇权创始人张菁(左)和《被国策处决的胎儿》作者依娃(美国之音方冰拍摄)中国妇权组织创办于2007年。该组织创办人张菁说，他们一直很低调地在中国做慈善和维护妇女儿童的工作，包括反拐卖儿童、农村女婴辅助、童养媳救助、尼姑庵女孩教育等计划，但是她说：
“近年来习近平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打压越来越厉害，我们做跟过去同样的工作，却被定性为‘海外反华敌对势力’，国内主要负责人好几个被抓。没有办法，只有把这些事情公开，让大家知道，从地下转为公开了。”
张林、天理、苏昌兰仍被监禁或关押
该组织做农村女婴救助项目的张林，2013年7月因争取女儿安妮的就学权被刑拘，2014年9月被当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3年6个月。
另外两位义工天理（陈启堂）和苏昌兰，因在网上支持香港占中分别于2014年被刑拘，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和起诉。法院已经三次延长审理期限，他们目前仍在羁押中。
星期二，在《中国妇女儿童权益论坛》上，曾以《寻找大饥荒生存者》一书闻名的作家依娃介绍了她的新书《被国策处决的胎儿》。该书收录了84个强制堕胎案例。
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洁（Reggie Littlejohn）出席会议，并发言指出，中国政府实行二胎政策并非出于改善人权的目的，而是应对劳力不足、老龄化严重而采取的行政措施。
瑞洁说，张林的两个女儿张儒莉、张安妮来到美国后她和她丈夫罗伯特把她们当作自己的女儿抚养。她说，21岁的儒莉学英语和开车，现在旧金山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刚13岁的安妮是个跟爸爸一样聪明的全A学生，最近在一个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并将于12月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出。
瑞洁说，每每看到张林的第二个女儿安妮，都会令她想到所有被强制堕胎的生命可能具有的美和优秀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