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极权景观（网络图片）
红色意识形态只是单一的、唯一的存在，因为它决不允许社会上存在其他的意识形态。此之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或者叫做：我要风光独占，绝不允许他人分享。这就是说，除了红色，其他的颜色，如绿色、蓝色、黄色、白色、紫色、茶色、米色等等的意识形态，都要一概地予以否定、排斥、围剿、打击，乃至于灭绝。按照“宇宙真理”一以贯之的和坚定不移的思路，对于任何不同的声音、任何离经叛道的思想观念、任何不能看齐的妄议，不打击是绝对不可以的，不消灭是根本不行的。
红色意识形态具有相当漫长的历史，是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而兴起的，也是随之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尤其在一八四八年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一个ghost，一个魔鬼，一个在欧洲大陆上徘徊的魔鬼，就无可阻挡地弥漫开来，迅速发展，影响既深且广，乃至于无远弗届。曾几何时，红色意识形态以金戈铁马横尸骨、昂首阔步溅血泪的姿态强行地霸占了人类社会的半壁江山，并且，总是以其强词夺理的歪理邪说，与践行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西方世界相抗衡、相对峙、想敌对。红旗招展、凯歌嘹亮、神气活现、不可一世，大有席卷千军如卷席之气势，更有浊浪滚滚兴风雨之能量。因为具有相当迷惑力的左倾思想，特别是以仇富的社会意识、以“均贫富”、“打土豪、分田地”之类的蛊惑人心的口号、以同情、惠顾并解放广大的劳苦大众等作为旗帜的美妙得可以的说辞，似乎从来都是理所当然的天然的政治正确，也从来不乏泱泱之众的趋之若骛者、献媚邀宠者、歌功颂德者。直到现在，甚至在西方发达的后工业社会，如美国、英国、法国等所谓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怀抱着左倾思想，同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傻得可怜而可笑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生活在充分自由的社会里，竟忘记了自由的来之不易、自由的无比可贵、自由的至高无上，匪夷所思地羡慕起并极力地推崇以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为基础的根本没有任何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等由于实行民主制度而得到毫无疑义的充分保障之际，他们反过来对于非民主的极权专制主义制度却唱起了莫名其妙的颂歌或抛去了极为可耻的的媚眼。这，真的叫人顿生疑窦：他们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难以理喻的心机：仅仅是为了得到某些经济利益而拿原则做交易，还是因为民主自由享受得太多了，以至于非得要这山望着那山低？
看来，脑残并不只是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所普遍拥有的专利，也不一定是极权专制主义的中国大陆所必然生成的独一无二的特产，就是在西方现代发达的国家里，在那里潇洒人生的自以为是的诸多左倾知识分子们的身上，也仍然存在着脑残似的明确迹象，也从不缺乏装聋作哑的糊涂虫。对于极权专制主义的红色意识形态之垄断，某些人还是处于不清不楚的一片茫然、混沌之状态。在此情况下，似乎有必要借用一个宗教的词汇来说明，这就是：开示迷误，以振聋发聩之，猛然惊醒之，醍醐灌顶之——
红色意识形态之垄断，可谓严酷至极、蛮横霸道、耀武扬威，毫不留情地扼杀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思想观念。凡是不能顺从党性媒体所宣扬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便都要统统地被扼死在萌芽状态，由此而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几代人都难以消除的人心惶惶的长而久之的深重恐怖，也形成了极其广大、极其悲凉的惨不忍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断层。整个社会都没有鲜活的思想，既没有思想的深度，又没有思想的广度；既没有超凡脱俗的远见卓识，又没有思想的力挽狂澜之气势、之魄力、之才华，简直就是一言难尽的和难以言喻的大脑平滑、庸庸碌碌、默默无为。人们只能在到处埋伏地雷、到处设置陷阱、到处都是危险的禁锢中小心翼翼地摸索着、爬行着、匍匐着，人云亦云，不敢造次、胆小如鼠，生怕一不小心就人仰马翻，就一败涂地，就灾祸连绵。此时此际，谁还能无所顾忌地、天不怕地不怕地大胆放言？还有谁可以直抒胸臆地发泄对于丑陋、邪恶乃至罪恶的愤懑与不满？不让人说话，怎么能行？不让人随心所欲地表达，又怎么可以？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和谐盛世？
红色意识形态之垄断，罪恶昭彰的无耻目的就是：不让人们敢于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不让人们敢于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历史的和现实的红色恐怖全面地造成了人们的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胆怯和懦弱。所谓的祸从口出，就是：说了真话，就要倒霉，就要遭害，就要被批判、被关押，甚至被枪决。所以真正的思想是说不得的。真正的思想必须隐藏起来，必须憋在肚子里不露声色才行。只有在不敢、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的情况下，只有在随风唱影、顺风朝屁的状态下，人们方才可以获得某种暂时的也是可悲的苟安。在人们的意识中，任何敢于心直口快地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更不用说那些能够以命相搏、与极权专制主义的巍巍党国进行挑战、批判乃至于决一死战之人了，那肯定比傻子还要傻，比疯子还要疯的了。这样的人怎么竟看不到自己所可能或必然面临着的极其巨大的危险、陷阱、倒霉和磨难呢？按照通俗的理解，恐怕只有疯子或傻子，才能够无惧任何险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是真心话，就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只要符合道德、符合良法，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此类不识时务者，绝非俊杰也。的确，只要是正常人，便都能够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所谓道理，都能够一见到危险，就躲、就跑、就做缩头乌龟。这就是：把安全留给自己，把危险留给别人。这么做，就是所谓的聪明。这样的聪明以及聪明人在我们的社会中触目可见，比比皆是。不让说，就不说；不让做，就不做。没有道理，只有霸道；没有理由，听命就是理由。精于算计因而惟命是从的聪明人，都普及化了。此所谓，现实的社会从来都不缺少各种各样的愚民、奴隶和犬儒。这，自然构成了极权专制主义腐朽没落的统治赖以生成和延续的可耻而又广大之根基；这，乃是中国人民普遍悲剧、普遍冤案、普遍人祸、普遍灾难的重大原因之所在。
在中国特色的愚民、奴隶以及犬儒们一天到晚地、绞尽脑汁地、尽心竭力地、苟延残喘地挣扎在生存底线之时，中国大陆的新阶级、赵家人、既得利益集团仍然唱起一以贯之的和老生常谈的调子，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顽固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矢志不渝地为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伟大理想而奋斗，从思想上、理论上、代表性上、科学发展观上坚定不移地实行极权专制主义的红色意识形态之垄断。垄断，而且只有垄断，才能齐心协力地奠定并夯实红色江山万年长的党性基础，才能一心一意地闷声发大财，固步自封地开拓进取、驱动发展、再铸辉煌，在国民经济不断滑坡和向全世界大撒币两不误的新常态下全面奔小康，在海市蜃楼的南柯一梦中实现赵姓家族的伟大复兴！
思想垄断
思想垄断，即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中国人民的头脑，并埋葬任何一种不合时宜的非共思想。其所惯用的通常手法，就是把所有非共的思想一概地贬斥为所谓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以及帝国主义的思想。除了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唯一的、无可怀疑的、正确的、伟大的真理之外，任何其他的思想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有那样的问题；不是错误，就是落后；不是落后，就是反动；不是反动，就是异端。凡是异端的，没有不反动的；凡是反动的，肯定是离经叛道的。反动的异端或异端的反动，都是没有价值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肯定是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的。也就是说，所有非共的思想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机会，可以继续处之泰然地、堂堂正正地存在下去了。只有共产主义思想、只有马克思所描绘的人类大同的天堂似的乌托邦，因为被表述为“物资极大地丰富”，“各尽所能、按需所取”，“只有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过上真正的天堂生活”、“丢掉的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等天花乱坠的未来，才是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的理想，才是天然正确的、合理的，并且是毋庸置疑的唯一的存在。
所谓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要求大公无私，舍弃自己的私利而一心一意地为他人着想、为社会着想、为国家着想。在“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基础上必须完全彻底地放弃个人所应有的一切，个人的自由是谈不上的，个人的主体地位是看不见的，个人的权利是根本没有的。因为共产主义与个人主义、个体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是截然相反的、是天壤之别的。共产主义的本质是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否定、蔑视、围剿、排斥并取缔个人主义、个体主义，并以此作为其存在和延续的前提条件、应有过程和必须手段。非此，则不足以达到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及其建立其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目的。在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无所不用其极地招摇过市的社会里，个人的诉求、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等，都概莫能外地遭到极端仇视、肆意诽谤和无情打击，不是苟延残喘地边缘化，就是斩尽杀绝地抛尸荒野乃至于死无葬身之地。作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主要构成的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所要求的，是整齐划一、步调一致、万众一心、向党看齐，决不允许出现任何不同、任何差异、任何反对。思想要统一、舆论要一律，一切要跟风，一切要跟从最高的政治权力者，一切的言论都要进行所谓的正确舆论导向。稍有差池，都是坚决不能允许的，都是要进行极其严格地追究的：不是罢官撤职被双规，就是戴上手铐关监狱。连稍有不同的声音都不可以，还哪里谈得上反对的意见、独出心裁的建议，抑或是针锋相对的乃至当面锣、对面鼓的批评？恐怕连想也不要想，除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且已做好了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决一死战的准备，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及其代表的政治权力，向来颐指气使、蛮横霸道，以消除各种各样的差异为能事。到处寻找敌人；找不到敌人，就随心所欲地制造敌人。一是向外找，以各种各样的花里胡哨的眼花缭乱的名义；二是向内找，也是以各种各样的花里胡哨的眼花缭乱的名义，于是变成了一台极速旋转的绞肉机。绞肉机一样的政治权力，根本不讲道理，也不屑于讲什么道理。正常的道理，是子虚乌有的，也是毫无作用的；一切都是胡搅蛮缠、强词夺理、横行无忌。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的意志就是至高无上的道理，就是谁不折服就要谁命、说要谁命谁就活不成的杀人不眨眼的真理。
共产主义从来就不承认个体的私利，因为共产主义是以消灭私有制为目的的。但私有制是以个体为本位的。所以个体的存在，必然是共产主义的潜在威胁；个体的私利，自然是共产主义的极大障碍。但是问题在于：任何人都自然地拥有其不可否认的私利。这一点，必须给以恰当的承认和明确的认定，特别是在认真地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惨绝人寰的世纪悲剧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更应该切实地尊重并竭尽全力地保护个体、保护个体主义、保护个体价值等。个体有私利，本来就是正常的、合理的，也是正义的。就是说，个体的私利，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必须的保障。不能尊重并保障个体的私利，就不会也不可能尊重并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剥夺个体的私利，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利益也都可以同样地被肆意剥夺。基于这种考虑，所谓的大公无私，舍弃自己的私利而一心一意地为他人着想、为社会着想、为国家着想的说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不能成立的、实在是空中楼阁，是虚幻、是泡影。只有在充分地尊重并切实地保障个体的私利这个基础上，整个社会的利益才能够真正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才能够得到应有的切实的保障，否则，一切都是胡扯，是谎言，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云山雾罩的骗术。
没有个体，哪里来的社会；没有个体的私利，哪里有社会的整体利益？对于个体私利的藐视，就是对于人类整体利益的藐视。因为每一个个体，正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构成原素。抽空了个体，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整个社会大厦。因此，个体主义应当成为社会的主体。个体自由，是社会自由的检验标准，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鲜明标志。没有个体自由，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自由；没有个体发展，整个社会的发展就根本无从谈起。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之论调不无祸心，实属阳谋，其目的就是要泯灭个体，消除自我，取缔个体主义，以利于毛泽东极权专制主义的独裁统治。不承认个体价值，而只承认社会价值；只承认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及其建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承认个体主义，其结果只能是社会价值都集中于权力者的身上。由此领袖便自吹自擂地伟大起来，社会则被虚置起来，人民则被虚置起来，什么都被虚置起来。无限膨胀的领袖于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肆意滥权、穷凶极恶、杀人如麻、罪恶滔天！
为他人着想，应当是在确保个体所应具有的权利这一基础上才可能成立，否则是不能成立的。连个体的自由都没有，连个体的权利都不能得到行之有效的保障，又怎么能够为他人着想？他人也是个体。只有在个体的价值被充分地尊重和保障的情况下，在既可以首先为自己着想，同时或稍后又可以为他人着想的条件下，个体主义才能够成为社会生活的自然的和必然的景象。没有个体，就没有集体，就没有社会，就没有国家。这，应该是社会与国家予以认真对待并真正践行的一个基本原则。个体，是一切的出发点。个体主义应当是一切理论、一切学说、一切主义的核心。个体主义是灵魂。个体主义是旗帜。个体主义必将以其无所不能的雄伟力量当仁不让地、大义凛然地并且摧枯拉朽地战胜以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毫无容忍之意识、更没有宽容之理念，因为共产主义决不允许有离经叛道的任何可能。共产主义对因独立思考而与其游移之人都要尽其所能地斩尽杀绝，对反对它的人就更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毛泽东），连怀疑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连提问都是必须予以严惩的恶行。共产主义大搞思想之垄断，只允许人们拥有一种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而决不允许三心二意地另起炉灶。非但如此，共产主义而且还大搞言论垄断。所谓的言论垄断，就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所严厉规定的“舆论一律”，就是概莫能外的党控媒体，就是一切媒体都姓党。除了作为“党的喉舌”的官办媒体之外，任何的私营媒体都是不可能存活的。党的声音是唯一的声音，此外无他。中国大陆的这种极其可悲更是十分可耻的政治现实，与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深刻表达的“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却要用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一高贵的思想观念南辕北辙、天差地别，简直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这，毫无疑义地是对宽容的彻底否定和完全抹杀，是具有中共特色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非人性的可耻表现。中共几十年如一日地对中国大陆实行统治的局面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那我就注定要把你给关起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地以“煽颠”的名义、以“寻衅滋事”的名义、以“泄密”的名义，或以其他随随便便的什么名义，即用手到擒来的莫须有的口袋罪，完全可以把你轻轻松松地给搞定——–收拾进局子里。以前是让你一命呜呼地掉脑袋，现在说是进步一些、文明一些了，但让你无罪也要关监狱，或者拉你央视去悔罪。此种作为，乃是文革游街示众之遗风，是战天斗地的红卫兵之胡作非为——-制造全国性的红色恐怖的现代升级版。
共产主义思想改造人，把原本自然的活生生的人都给改造成面目皆非的非自然的嘴不对心的行尸走肉了，因为独立思考的大脑没有了，人都被搞成没有思考能力、没有自主意识的徒有其表的唯物主义的经济动物了。共产主义思想一经植入人的头脑，人就像被施行了脑摘除的手术一样，立竿见影地没有了独立意识。所谓的洗脑，就是“我把党来比母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亲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等的性骚扰、诱骗、强奸之类的罪恶的政治乱伦常态化、中国化、大众化，以使人们普遍错误地认为，党控媒体所连篇累牍地强制灌输的东西，乃是自己的头脑中固有的东西，从而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说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官话、鬼话，等等。洗脑，把中国人都洗成了什么样的不堪睹目的无知无识的不可救药的乌合之众？
洗脑的目的，就是让人们不可以更不能够进行随心所欲的独立思考。丧失了独立思考，人就只能堕落，并成为极其可悲的低级动物，人就势所必然地非人化。人，可以丧失其他的东西，但却决不可以丧失自己的独立思考；放弃什么，也不应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是人的人化的根本标志。不允许人们进行真正自由的独立思考，并千方百计地乃至无所不用其极地扼杀人们的独立思考，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乐此不疲地实行思想垄断的本质特征，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遭致无可挽回地彻底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人的真正的自由的独立之思想，是必定要冲破一切的障碍、踏平所有的艰险的。不管是为外界所肆意强加的教条主义之栅栏，还是各种各样的严苛之规定、之禁锢，都迟早是要统统地分崩离析的，是要行将朽木并要鱼贯地进入坟墓的，总之，肯定是要为真正的自由的独立的思想攻坚克难、战而胜之的；陈旧而又无聊的权力意志之思想，是必定经不起疾速前行的历史车轮之无情碾压的，也是不得不为迎面而来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让路的。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由的独立的思想，必然像从地平线那边喷薄而出的、越来越壮观的太阳一般显示其不可抗拒、雄伟磅礴的凌云之气势的，也当仁不让地更是大义凛然地自我表现的，是一定要展现出自身所具有的的摧枯拉朽的伟大潜力的。哪怕有一种真正的自由的独立的思想在百般磨砺，甚至千难万险的的挣扎中破茧而出、横空出世，就像在沉闷而又浓重的暗夜中散开着的璀璨礼花一样，必定把垄断思想所全面覆遮的苍白之荒原统统地照亮，并前所未有地昭示着无可阻挡的思想解放的绯红黎明和无限广阔的明丽希望。
个体主义由于尊重人的本质、人的自由、人的权利，特别是符合善良的人性和通常的道理，既能遵循在优风良俗的基础上所确立的道德规范，又能按照民意的普遍意志所制定的法律处事待人，因而必将在中国大陆不久的将来逐渐地成为浩荡如潮的主流，不但彰显其不容小觑的青春洋溢的蓬勃生命力，而且更会风行于世、大行其道，并成为社会繁荣和文明进步的可贵而又普通之标志。个体主义，是为集体主义、社群主义、国家主义等极权专制主义的思想理论想阻挡也阻挡不了的、想消除也消除不尽的。作为极权专制主义基础的集体主义、社群主义、国家主义等，必将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纷纷溃败而呈现出四面楚歌的分崩离析之情状，或迟或早地是要树倒猢狲散的，就像散发着令人恶心乃至令人呕吐的弥漫之恶臭的死耗子一般只能火化了事。
共产主义思想以其假大空的乌托邦，总是要塑造着并制造着所谓的新人类。其以超级骗子的瞒天过海的油嘴滑舌以及魅力十足的虚幻影象，向人们许诺谁也不曾见过的未来——-无比美丽的天堂。什么牛皮都敢吹，什么旖旎的言词都敢用，什么好话都敢说，简直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至于海市蜃楼般的空头支票能不能兑现、什么时候兑现、谁人可以负责兑现，等等，人们恐怕就一无所知了，那也许就只有鬼知道了。说是说，做是做，虚与委蛇也，名不副实也，刚好相反也，两极分化也。共产主义运动肆意造成的一言难尽的和不堪回首的历史和现实，乃是宋朝女词人李清照所忧伤感叹的“惨惨惨”：惨绝人寰、惨不忍睹、惨烈之至：百业凋零、人心惶惶、江河破败、大地沉沦。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特色的疾风暴雨似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肆意妄为地把人民划分为壁垒森严的三六九等，更是荒谬绝伦地、人为地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和无穷无尽的莫名其妙的敌人，以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等名义，把成千万、上亿万的中国人都给打成了抬不起头来的极其可悲的政治贱民，对同是人类的所谓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人民连绵不绝地分而治之、分割包抄、围而歼之。今天说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多数，打击百分之五的一小撮；明天又打击百分之五的一小撮，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多数，如此这般的十次、十多次乃至二十次，其结果就是：中国人民都挨整，一个也都跑不掉。中华民族所经历的浩荡千秋的历史悲剧、人祸和灾难，就此而极其惨烈地、也极其悲哀地铸成。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所搞的穷折腾、乱折腾、瞎折腾，乃是数典忘祖，认贼作父，不但毁灭了辉煌灿烂的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而且更是与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相敌对，准确地说，是自绝于人类文明之外。
半个多世纪以来，按照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具有中共特色的教育制度实实在在地培养了泱泱之众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即所谓的共产主义新人。正是这些喝着党文化的狼奶长大的红卫兵们，满脑子假、恶、斗之观念，基本上没有真、善、美之意识，没有正常人的哪怕是最起码的理性，但却不乏难以理喻的非理性、非人性、好勇斗狠的匪性、狼性等兽性。
共产主义思想一直弥漫于中国大陆，其主要表现就是毛泽东思想。曾经称霸一方、据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了七亿中国人民，也垄断了中国人的所有思想。思想一垄断，必定成脑残。在垄断的毛泽东思想之下，中国人民基本上都成了脑残。不脑残的人，即拥有真正的自由的独立思想之人，不是被肆意枪杀，就是被关进大牢；不是流离失所、历尽磨难，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毛泽东思想之垄断，使中国人民深深地陷入到心胸狭隘、鼠目寸光、睚眦必报，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无知无识无耻之境地，既没有法律之底线，又没有道德之底线，胡作非为、穷凶极恶，硬把不是当理说，硬把不要脸当饭吃，致使中国大陆从上到下都可悲可耻地、全面彻底地痞子化、流氓化、土匪化、黑社会化；
毛泽东思想之垄断，造成了全民族、全社会的巨大灾难。人命之卑贱，无以复加。生命可以随意地被枪杀，也不必经过法律之程序，只要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需要，就可以滥杀无辜，于是造成了尸横遍野之惨象；合法的私人财产更不能得到行之有效的保障，说抢就抢，说掠就掠。几辈子积攒起来的个人财产，一夜之间就统统地化为乌有，因为都被强制性地公有化、国有化，即实行所谓的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实质上是中共的权力者所有，即，谁有权就归谁所有。当一切的生产资料都公有、私有财产不能予以应有的任何保障时，贫穷落后就水到渠成地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故而贫穷社会主义曾经是中国人民不堪回首的惨烈一幕。连生命都处于随时随地被剥夺的状态下，连合法的私人财产都被全面地公有化或国有化之时，中国人民本应具有的权利、本应具有的自由，便都统统地无影无踪了。中国人民没有属于自己的任何权利：无论是政治权利，还是经济权利；无论是文化权利，还是其他方面的权利。中国人民只能作为毛泽东这个红色帝王的现代奴隶，极其可悲地苟延残喘。
理论垄断
照理说，理论是不应垄断，也垄断不了的。所谓理论，就是成系统的、合逻辑的、有条理的学说，就是言之成理的解释和说明，就是人们可以理解和把握的道理。古往今来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等学者或专家因为对社会或社会上的某些事情，各有自己一套与众不同的独特的见解、立场和方法，由于自己成体系的言之成理的学术著述，而为人们称为理论家。理论家之所以为人们所认同，是因其独特的思想、理论、学说，而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比如因其所拥有的权力、威望或地位等。依靠非理论的东西来拼凑所谓的理论，由于经不起实践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因而是毫无说服力的，只能成为可耻的笑柄和一言难尽的滑稽。因为这种假冒伪劣的理论，是对于真正理论的肆无忌惮的蔑视、侮辱和排斥，是对于真正思想的完全彻底的否定、贬低与取缔。
没有理论价值、没有理论意义，更无法自圆其说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投机主义，还有威权主义的大杂烩，却以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霸王硬上弓地搞出了一个让人无法心悦诚服的莫名其妙的“邓小平理论”。所谓的邓小平理论，是由邓小平所钦点的中共总书记、所谓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在邓小平逝世的追悼大会上一把鼻涕一把泪、抽抽泣泣地提出来的。被邓小平黄袍加身的江泽民，对提拔他当皇帝的大恩人理所当然地要感激涕零了，于是便使出浑身解数地尽情报答，况且，对于赋予他至高无上之权力的主子的肯定，确实有利于维系其所占据的九五之尊之地位，更能增进其执掌巍巍皇权的所谓合法性。正是基于如此之考虑，邓小平理论才由江泽民名不正言不顺地、顾头不顾腚地大力推出、匆忙上市、风行开去。虽然没有理论，也要拉大旗作虎皮、兴师动众；虽然不成体系，也要东拼西凑，赶鸭子上架，虚以委蛇地郑重其事，大言不惭地向全中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一个以国家权力意志作为后盾的理论、极权专制主义的四不像的大拼盘——–邓小平理论，业已冠冕堂皇地诞生于世界的东方，诞生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这，就像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在中共建政之时喊出来的一句口号“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实则意味着“中国人民从此都给我趴下做奴隶”一样，江泽民所宣称的邓小平理论，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理论都要统统地荒芜、凄凉、空白，鲜活的生机是没有的，明丽的希望是看不到的，美好的前途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了邓小平理论，理论界的学术标准就只能残缺不全地破败化、劣质化、权力化，要多低级就有多低级，要多无聊就有多无聊，要多无耻就有多无耻。因为理论一垄断，什么样的生机勃勃的思想、观念都统统地不见踪影了，所有的真正的理论都只能以完蛋而宣告结束。
作为崇信和迷信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赳赳武夫，邓小平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功利主义者、投机主义者，也是个诡计多端、品性恶劣的权谋家、更是个毫无信誉的政客和凶狠残暴的超级屠夫。即便活着时，他也从来不认为、更不承认他自己是个所谓的理论家。因为实事求是地说，他压根就没有哪怕是最起码的理论素养。如果有人说他是个实干家，也许他会暗自称许、点头称是的。在擅自逃跑致使其所率部属全军覆没的丑恶历史中，邓小平是个令人不齿的货真价实的懦夫；但在整治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整治刘伯承、粟裕军事教条主义，整肃中国知识分子并把他们统统地打成万劫不复的右派等政治贱民的全国性运动中，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非常得意的有力干将，发勇斗狠、穷追猛打、威风凛凛、斩尽杀绝、凶残至极；在连续非程序地罢免三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宫廷政变中，邓小平心狠手辣、杀机毕露，耍尽诡计，终于阴谋得逞。邓小平后来也曾经不打自招地、轻描淡写地坦白说，在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中，我（邓小平）也有必不可少的一份。其实，在毛泽东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中，邓小平理所当然地占有一定的乃至相当的份额。邓小平绝对是犯罪集团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重量级的魁首。他是反右运动的主帅，由此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沉默而沉沦，更不用说在成为中共的实际掌门人之后他一手策划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
贪腐治国的江泽民处心积虑地首创并极力吹捧的邓小平理论，究竟有什么样的思想内容呢？可以实事求是地说，毫无价值，没有创造性，根本谈不上理论，却不外乎有几个不伦不类的特点：一是猫论，二是摸论，三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之类的说辞。
猫论，就是“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这种猫论，无异于毫无文化的人扯老婆舌也可以扯出来的没有任何知识含量，更谈不上任何智慧的稀松平常之话语。拿这种小儿科的话语来蒙人，恐怕连说“上帝死了”的尼采倘若地下有之，也是要再次发疯的。尼采并且会一针见血地指出：理论完了。对于尼采所做的恰如其分的和实事求是的这个定论，包括笔者在内的广大读者一定会欣然同意并且理所当然地要纷纷点赞的，因为猫论实在是个毫无生命力的东西；再看摸论。邓小平对于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死了之后究竟应该怎么办，始终没底，也没谱，更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临时抱佛脚，遇事烧高香。这，势所必然地形成了邓小平所确立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穷于应付之国策。
“摸着石头过河”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到底潜藏着怎样的不可思议的危险呢？这么大的国家，十几亿的人民，都去一窝蜂地“摸着石头过河”去了，走的都是一条稀里糊涂、不明不白之迷路，岂不是都要可笑地乱了套？
河，有大小之分，深浅之别。小何弯弯也浅显，摸着石头去趟、去过，也不是不可以，哪怕摸爬滚打嘴啃泥，差不多也都能将就着趟过去；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倘若河水深深的话，即便摸着石头去过，那也是根本过不去的。弄得个人仰马翻，甚至连本都没了，真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赔了夫人又折兵，那可就惨了。面对大河，人们只能站在岸边，瞪着两眼过不去。过河，最好是通过桥来过。如果有桥不用，那岂不是抱残守缺的教条主义，或是心胸狭隘、目光短浅的自我封闭、作茧自缚？没有桥的话，那就赶快遇河架桥吧，哪怕搭个便桥、小桥，也是聊胜于无的。有道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放着阳关大道不走，非得走“摸着石头过河”之险路、之绝路，那就只能是蒙昧主义的选择了。即便没有桥，也还是可以另外想辙的。应该考虑用船来过河。如果没有大船的话，用一条小船也可以。干嘛非得用原始的粗陋的方法呢？为什么不能用先进的工具、用智慧的方法，来达到应有的目的呢？这就像有的旗帜一样，非得用原始的粗陋的工具来做标志，比如用锤子和镰刀来代表。这，就是落后的蒙昧主义标志了。
现代化工业以大规模和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以高速计算机、电脑操控的大型轧钢机、自动化生产线、永远不知疲倦的机器人等，来取代繁重而机械的体力劳动，由此而否定并取缔原始而简单的生产工具——–斧头和锤子；现代化农业以多功能播种机和康拜因收割机来替代传统农业的生产工具——锄头和镰刀，等等。在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工业革命之后，现代的工业经济绝非是简单的生产工具的积累和重复，而是进入到以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广阔天地。史无前例的和别开生面的互联网技术，通过计算机而把整个人类的知识和智慧连接在一起，难以想象地形成了人们时刻面对着的信息爆炸的蘑菇云，也势所必然地形成思想观念的蘑菇云。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的科技革命和科技创新，业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并使日常生活更加便捷而舒适的强大动力。故此，以锤子和镰刀作为其标志的旗帜，显而易见地大大地落伍于现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然不符合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时代潮流。锤子应当由计算机操控的大型轧钢机或灵活自如的机器人来取而代之、来进行改造、来做醒目的标识；镰刀应当由康拜因收割机来取缔、来替代、来标识。只有这样的先进的旗帜，才能够符合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正当要求。落后的旗帜，毕竟是落后时代的标志，毫无疑义地应该被进步时代的旗帜所否定、所取缔、所代替；同样地，“摸着石头过河”之类的落后的口号，也应当被进步了的时代口号所否定、所取缔、所代替；当然，落后于现时代的、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的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猫论”、“摸论”，还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等不是理论的所谓理论，应当被现时代的、没有任何权力背景的、具有正当学术价值的理论所否定、所取缔、所代替。
不无偏颇、缺乏远见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之国策，是弊端丛生的、是错漏百出的、是病症缠身的。此种国策，毫无疑义地应当予以迅速、切实而且有力之纠正。应当用“正义才是硬道理”来取而代之。正义，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人类社会的指导方针，中国社会也同样地不可以更不能够游离于正义之外。特别是对于长期没有正义、匮乏正义的中国大陆来说，就更加需要刻不容缓地把正义提到其所应有的至高无上的战略地位上来考虑、来对待、来提倡，要万众一心、积极进取地热爱正义、追求正义、维护正义、捍卫正义，直至完全彻底地实现正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之国策，没有统筹兼顾，没有长远打算，加上忽视正义、没有正义，只是目光短浅地、一味地追求功利而不讲人性，不讲信誉，缺德之至，几乎什么都不管不顾地乃至无所不用其极地搞发展，都闷声发大财地钻钱眼，无法无天地投机钻营、巧取豪夺，整个社会便都乱了套。假冒伪劣盛行，坑绷拐骗甚多，人与人之间没有或缺乏哪怕是最起码的信任。所有这些惨烈的事实，都不能不极大地增加各种各样的经济成本，严重地拖累并迟滞本应具有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应该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确实是没有什么道理。即便经济上去了、钱包膨胀了，由于正义缺失、人性不彰、良知泯灭、道义空白，这样的发展也不过是金絮其外败絮其中的表面光的暂时的现象而已，也终究是没有根基也是靠不住的，也是迟早要付出应有的和必有的惨痛之代价的。邓小平理论，可以休矣！必须休矣！
理论需要不断地创新。创新的理论要结合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正义之要求，为中国大陆的普世价值化或普世价值的中国化而大声疾呼、建言献策、摇旗呐喊。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着的前所未有的正义转型的必由之路是：从肆意妄为的人治，逐步地走向规范的法治；从极权专制，艰难地移入到民主自由；从随心所欲的滥权，到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等。这是一个大的变局。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是中国大陆走向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行动指南。中华民族作为逐渐觉醒并且已然觉醒的民族，必须在彻底否定以权力意志做后盾的理论基础上，不失时机地确立起适合于自己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的建立与完善，是中华民族融入世界文明之林的极为重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工程。与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相背离、错漏百出、蛮横霸道的极权专制主义之理论对于中国人民所实行的垄断，全面地窒息了思想所应具有的勃勃生机，极其可耻地泯灭了鲜活理论的生成条件，从而使社会学术界、思想理论界、教育界等各领域均呈现出荒凉、破败、凄惨之景象。尽管有泱泱之众的和无穷无尽的权力理论的阐释者、拥戴者和献媚邀宠者以千篇累牍的和汗牛充栋的著述无所不用其极地为没有理论的理论涂脂抹粉、乔装打扮，表面上热闹一时、琳琅满目、风光无限，不由得使人眼花缭乱，仿佛真的置身于浓重的理论氛围之中和千载难逢的良好的学术环境之中了。然而，风头一过，却原来，权力理论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假冒伪劣之作，是毫无学术价值，更没有任何理论意义的虚幻，是江泽民为了维护其非法的最高权力所肆意冒充、强行充塞的下三烂货色，更是对中国知识界的肆无忌惮的挑战、污蔑、诽谤与欺辱，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卑鄙蹂躏、无耻践踏与百般折磨。任何关注于中国大陆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知识人，对于这种国家权力意志的肆意滥权的无耻侵犯，如果还是沉默寡言、不闻不问，那就是中国知识人的悲哀与堕落，那就是中国人的自取其辱、不可救药。中国知识分子早已被极权专制主义搞得斯文扫地，彻底地犬儒化了。明证就在于此：把滥竽充数的烂货，硬是当成了莫名其妙的理论，如同把肮脏下流的黑抹布，煞有介事地当成了迎风招展的明亮而又辉煌的旗帜一样。
理论之垄断，埋葬了中国大陆真正的思想和真正的理论。所有的人文学科，到处盛行着人云亦云、照猫画虎、随风唱影、歌功颂德、献媚邀宠的诠释性理论和学说。中国的学术，基本上都是以权力意志为意志。此之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要是权力者所说的，哪怕是再混账透顶、匪夷所思，哪怕再胡搅蛮缠、难以理喻、哪怕再黑白颠倒、不堪入目，也总是不乏夸夸其谈地捧臭脚的歪理邪说，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胡说八道的辩护士。专家于是不无鄙夷地被称为砖家，教授于是被名至实归地被称为叫兽。具有中国特色的砖家和叫兽之所以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实在是因为他们瞪着两眼说瞎话、说大话、说空话、说套话、说官话、说鬼话，但就是不会说真话、就是不会说人话。正因如此，虚假、空洞的邓小平理论，不但蒙骗了十三亿中国人民，而且也把全世界人民都当成了大傻瓜；
理论之垄断，必不可免地造成了强词夺理的极端可耻的封闭之局面，这就是：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学术问题、政治问题抑或其他方面的问题，都不可以进行正常的、公开的、开放的商榷、探讨，更不可能展开据理力争的争论、激辩。非竞争的垄断思想蛮横霸道，居高临下，不容置疑，以绝对正确的自我认定而唯我独尊。在此情况下，任何其他的思想都不可能毫无阻碍地进入到思想市场里面去进行流通，既没有思想之生产，又没有思想之交流；既没有思想之传输，又没有思想之消费。几十年来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形成过所谓的思想市场。因为思想市场都一概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所特别制造的大大小小的顽固透顶的叫做“不许”的铁将军来把门。真正的自由的独立的思想，只能像黄山顶上一棵松那样孤零零地存在着。孤立存在的思想由于不能流通而孤掌难鸣，难免大打折扣，亦或因长久的无声无息而香消玉殒，乃至于自生自灭。反而言之，招摇过市的、颐指气使的、趾高气昂的、无所不能的，乃是权力意志的理论、权力意志的思想。除了权力意志的理论、权力意志的思想可以一意孤行地到处垄断之外，其他任何的理论都决不允许生成，更谈不上些微的发展。苍白无力的理论，虽然拥有国家的强制力做后盾，虽然通过各种现代化的传媒手段大肆鼓噪，即进行日夜不停地、连篇累牍地轰砸、宣传，但却决然不能深入人心，决然不能化为人们丰硕的精神营养。尽管做尽了形式主义的表皮功夫，但内心深处却难以真诚地予以接受。这样的理论，又能有什么样的实质力量呢？
现在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说法，叫做“理论自信”。 所谓的“理论自信”，已然成为红二代、官二代们乐不由衷、沾沾自喜、自吹自擂地夸下海口的口头禅。在中宣部业已连篇累牍地出台一个又一个不许自行报道的诸多禁令之条件下，在中共明确地要求“五不搞”，即吴邦国在人大会议上公布的“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和“七不讲”，即中共中央文件所要求的“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以及司法独立”都不许讲等诸如此类的极其严苛的王八的屁股——规定（龟腚）之下，在谁敢自由写作就不免遭受牢狱之灾、谁敢维权就要遭到严酷迫害之环境下，在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度被有关国际组织实事求是地排位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倒数第二、三名，仅比金家王朝统治的朝鲜好那么一点点，而腐败指数又居高不下、名列前茅且已成全球老大之际，在老调重谈、味同嚼蜡的官方话语弥漫成几十年如一日的思想灌输之浓重雾霾之时，理论自信，真的不知又是从何而来？理论自信的充分根据，又是在哪里可以找得到？理论自信，究竟是来自于“喵喵”的猫论，还是来自于不知深浅地“摸着石头过河”，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真正的理论，绝非花里胡哨的装潢，绝非自吹自擂的夸耀，绝非狐假虎威的权杖。真正的理论，应当借用泰国前总理的一个名字叫做：他信。他信，就是由别人自愿地、真心诚意地相信、敬佩、折服才行。别人不信也不敬佩更不折服而只有权倾一时的所谓核心——纯属大脑平滑的江泽民一个人相信，那是根本不能算数的，也是根本确立不起来的，因为实在经不住事实之考验与时间之检验，是迟早要被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大浪淘沙给淘汰出局的。没有理论价值更没有实际意义的理论自信，哪怕再轰轰烈烈、风风火火，也是没有根基的，也是站不住脚的，也会像海市蜃楼一样地昙花一现的，也是要过眼云烟一般地无影无踪的。
理论，无论什么样的理论，只要是真正的理论，就必须具有坚实、雄厚、沉稳之内涵，就必须拥有历史、文化、社会之积淀，就必须具备振聋发聩、醍醐灌顶、别开生面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丰厚之潜力。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够拨开认识的迷雾而启动思想的发动机，就像猫头鹰一样尽职尽责地、一刻也不懈怠地坚守漫漫长夜，直到迎来冉冉升起的思想解放之朝阳；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理论一定要成为在浓重的黑暗里给人带来希望和光明的探照灯；在危机四伏、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的雷区，理论是不能惧怕任何危险而能够洞察秋毫、排除一切隐患的探雷器；理论是长鸣不息的警笛，告知人们时时刻刻提高应有的警惕；理论是旗帜，调动一切的积极因素，聚积一切的努力，向着正义的方向大踏步地迈进；理论是原子能反应堆，为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源源不竭地提供史无前例的强大动力。
理论需要不断地自我修正，以使之更加牢固、更加圆润、更加完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更不可能有登峰造极的理论。也就是说，真正的理论从来没有也更不承认所谓的顶峰之胡说。任何自命为顶峰的理论或思想，都是夜郎自大的夸大其词，都是井底之蛙的一叶障目，都是不切实际的想入非非，是空想，是梦幻，是滑天下之大稽。理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理论倘若不能自我修正、自我充实、自我革新、自我革命，那就意味着理论的生命戛然而止。
中国现在正经历着从极权专制主义走向民主自由的艰难困苦的正义转型之过程，故此特别需要建立正义转型之理论；中国人民从身份依附的现状正在逐步地进入到自立自为自主之状态，因而特别需要成型的完善的公民理论；中国人民要从壁垒森严的等级制中完全彻底地解放出来，就必然需要别开生面的和前所未有的平等之理论；中国人民需要埋葬各种各样的积重难返的冤假错罪案及其产生的罪恶之根源，因而急切地需要法治社会题中应有之义的公正理论；中国人民正在齐心协力地追求属于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自由。自由是人类的本质存在，也是中国人民的本质存在。中国人民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没有自由了，中国人民绝不能丧失自己的本质存在而被肆意宰割了。中国人民急切地需要天经地义的堂堂正正的自由理论；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权利都要适得其所地和名至实归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被肆意剥夺的，要全部地、一点不差地予以应有的和必须的归还；有所遗漏的，应当加以必要的有力的补充。人权必须得到必须的尊重。人权为王。人权与正义相一致。人权即正义，正义即人权。热爱人权，就是热爱正义；追求人权，就是追求正义；保护人权，就是保护正义；捍卫人权，就是捍卫正义；人权的实现，就是正义的实现。人权是旗帜，因为正义是旗帜；正义是灵魂，因为人权是灵魂。正义与人权，紧密相连，互为一体。如同正义一定要成为中国大陆的主流一样，人权应当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目标；如同正义必胜，人权将要战而胜之。人权大于其他权力，大于党权、政权，以及国家主权，等等。正如没有正义是不可想象的一样，没有人权是根本不行的，人权少了也是不可以的。故此，中国大陆迫切地需要明确地列出人权的全部清单，以便于有力地提升人权的制度水平，切实地完善人权的实现途径，并在汲取各个现代民主国家成熟的人权经验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反人权国家的沉痛教训之基础上积极地和尽力地保障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所有权利的作为正义的人权理论；中国大陆没有约束、没有制衡的公权力肆意扩张，权力集中而横行无忌，管得宽泛无边。该管的，没人管；不该管的，却胡乱管，简直没谱。权力市场化。权大于法。在人治大于法治的不良现实中，中国人民强烈地要求力行法治、实行宪政。所谓宪政，就是限政，即限制党权、限制政府权力，同时又积极地扩大并保障公民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故此应当建立中国人民十分需要、与现代发达国家宪政制度完全接轨的宪政理论；中华民族正在融入人类文明大家庭之中，因而特别需要大量地引进并确立人类文明普世价值之理论；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之相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也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就要求：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获得的财富，必须拥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实行，是人类文明得以存续和发展的核心，是关键之关键，是重中之重。没有产权制度，没有明确的产权、没有对产权的行之有效的保护、没有建立产权保护的法治体系，就什么也谈不上。社会发展谈不上，文明进步也不可能。社会倘若不能保护个人产权，社会就是邪恶的存在；国家如果不能保护个人产权，国家就是罪恶的标志。个人产权制度的确立和实现，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人类社会自我发展与进步的正义原则。所以，一定要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现代的产权经济理论；由于中共建政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从来都没有进行过正义的宣传和教育，所以中国人的是非观念很成问题。人性被党性所驱逐，善良被邪恶所迫害，良知泯灭，道德缺失，毫无诚信，满目疮痍、不堪睹目，宛如实行丛林法则的野蛮之地。这，还哪里是什么一句歌词中所唱出的“美好的人间”？因而特别需要立即建立前所未有的大义凛然的正义理论。
在冤假错罪案层出不穷，不公、不平、不正、不义四面开花，无辜遭受迫害而又不能讨回哪怕是最起码公道的访民业已汇成了亿万上访大军的情况下，在吃拿卡要、敲诈勒索、贪污腐败像传染性极强的病毒一样无孔不入地侵害着整个社会的机体、器官，甚至每一个细胞的情况下，还有谁能够鸵鸟一样顾头不顾腚地谈论起所谓的理论自信呢？
代表垄断
在具有特色的政治环境下，领袖一般都要冒充人民的唯一代表。不代表人民，领袖的价值就化为乌有了。人民喊领袖“万岁”，领袖也要回之以“人民万岁”，这实际上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因为在尚未开化的人们看来，领袖和人民是一体的，是不可分离的、是胡子眉毛可以一把抓的。领袖喊“人民万岁”中的“人民”，准确地说，是指领袖自己。领袖是人民的至高无上的独一无二的代表、是永远正确的，不容否定，无可怀疑，必须充分地相信、崇信、迷信。林彪说，相信毛主席，就是要迷信毛主席。迷信领袖，就是迷信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迷信从中央到地方、从上至下一路委任、官爵分封下来的各级领导，迷信社会主义制度。倘若不能迷信各个具体的领导干部，那就意味着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怀疑。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对本单位的领导，如书记、厂长、校长等领导提出了正常的批评意见，就被指斥为向党进攻、向社会主义制度发泄不满，结果就被扣上了泰山压顶一般的右派大帽子，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就是说，反对单位领导，就是反对党，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反人民。本来是人民中间的一员或一部分，仅仅因为表达了自己的某种独立的想法、意见、批评，就丝毫不见容于统治者的意志，就被打成反党反人民的阶级异己分子，就被驱逐于人民之外了。须知，反党，绝不是反人民。非得要把党和人民混淆一团，把根本不相干的两者结合在一起，使二者变成为一个不伦不类的词组——–党和人民或“反党反人民”。在中国大陆几十年如一日的宣传攻势中，党和人民是一体的，有如连体婴儿。照理说，党是党，人民是人民，两者本质上根本不同。但为什么偏偏给给合起来，非得要混淆一块、纠缠不清呢？这，实在是毛泽东在长期的共产革命中屡试不爽、偷梁换柱、以售其奸的一个花腔，是毛共骗人无商量的一个欺世盗名的诡辩。毛共把党和人民搅合在一起，党就可以无所顾忌地代表人民，党所做下的任何丑事坏事恶事等，便都可以一推六二五地、毫不负责地、全部地推给人民了，从而党就能够心安理得地也极其可耻地逃脱严惩了。人民由于是虚拟的存在，只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似是而非的冠冕堂皇的口号，只是被毛泽东用来招摇撞骗的幌子而已，是不起任何实际作用也没有任何意义的。党与人民，是概念的混淆，是明目张胆的政治阴谋，是对于人民的肆无忌惮的污蔑和诽谤，是党强行代表人民无商量的无耻之举。党是由社会上的一部分人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为获取相应的利益所组成的政治集团。党仅仅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不会是也不可能是全体人民，更谈不上人民的所谓代表。假定代表了过去的人民，也不一定能够代表现在的人民；即便代表了现在的人民，也不一定能够代表未来的人民。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执政党，都是拥有自己一定利益的政治集团而已。一个标榜为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根本没有自己利益的政治集团，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做如此表白的政治集团，不是瞒天过海地虚以委蛇，就是公然地撒谎不脸红，或者极有可能隐藏着更大的秘密企图或阴谋。总之，这样的政党绝不是一个实事求是讲真话的政党，绝不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也对社会负责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倘若成为执政党，必将给整个社会、给全体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极其巨大的灾难、人祸和悲剧。
任何政治集团、任何政治党派，都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应有的政治利益。因为这是合理的、正当的，也是正义的。不能坦诚地相告自己应有的利益，就是虚伪。虚伪就是堕落，就是为无所顾忌地作出任何天大的坏事预设了让人迷惑的前提，铺平了进行肆无忌惮地欺诈的广阔道路。对于这样的虚伪，对于这样的谎言充斥的表白，对于如此这般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矫情张扬，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每一个中国人想必都是耳熟能详且司空见惯的。
在中国大陆各种各样的媒体上或在某些大中小型的公共场所中，常常可以听到一些云山雾罩的莫名其妙的如下语式：我代表XXX；一个年青人说：我代表青年；一个妇女说：我代表妇女；一个县的人说：我代表某县；一个城市的人说：我代表某市；一个省的人说：我代表某省；一个中国人说：我代表中国；一个亚洲人说：我代表亚洲。仅仅主持某个电视节目，混个脸熟，就大言不惭地自称是亚洲代表，不愧为具有特色的典型爱国贼；仅仅因为某个运动项目获得了一个奖杯，就一下子成为众目睽睽的明星，就一下子成为体育界的人民代表；唱歌的、拍戏的、跳舞的，只要露点脸的，只要出点名的，在没有征得任何人民同意的情况下，都言之凿凿地、神气活现地成为舍我其谁的当之无愧的人民代表了。某些国人就像无法自拔的瘾君子一般，总是有做代表的极大的瘾头，就是愿意做代表，并且是做各种各样的代表。但无论这个代表，还是那个代表，都是名不副实的一厢情愿，因为根本不真实、不客观、不恰当，压根儿就不是那么一码子事儿！
任何人要是作为另一个人的或另一群人的代表，必须首先经过被代表者的同意。如果没有经过被代表者的同意而自行代表，显而易见，这个代表的资格是无效的；一个政党倘若作为人民的代表，就必须事先征得人民的同意。没有征得人民的同意而代表人民，其代表的资格也是无效的；一个政治人物倘若代表人民，就必须事先征得人民的认同、许可和支持。倘若没有人民的同意，就丧失了代表的资格。人民的同意，就是人民手中的选票，经过统计学意义上的多数票之认可，才能拥有人民代表的资格。没有经过统计学意义上的多数票的认可，没有经过人民的讨论、商榷、辩论、交锋，没有经过人民中的每一个人投下庄重而又神圣的一票，没有经过既定法律程序的认定和许可，人民代表的资格也都是统统地无效的、没有的。就是说，在没有竞选的情况下，即便是拥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力，也拥有了所谓人民代表的称号，那也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其本质上是与人民相脱离、相异化的，是根本不配人民代表的资格的。这样的人民代表纵然有十万、二十万，也仍然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合格的，都属于伪人民代表。
任何人，无论是谁，只能代表他自己。除了他自己之外，第二个人他都很难代表，除非得到了应有的授权。根据这种对于代表的正常而合理的要求，中国大陆的各种代表，与代表的正当而合理之要求不能不相距甚远，甚至相隔十万八千里。当一个中学生在大会发言时说他代表全市或全县的所有的中学生要如何如何时，所有的中学生可能不以为意，可能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实际上这是非常严重的简直不能容忍的侮辱人的大事件。因为在没有征得所有中学生同意的情况下，他竟大言不惭地擅自代表所有的中学生。也就是说，所有的中学生都被他强制性地代表了。这，难道不是违背所有的中学生意志的类似于强奸的作为吗？当一个妇女在没有征得全体妇女同意的情况下代表妇女发言，难道不是对于所有妇女肆无忌惮的侮辱、对于所有妇女权益的肆意妄为的剥夺吗？当一个受到上级指派的市长、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自称是全市人民、全省人民的代表，难道不是对全市人民或全省人民的极大的藐视、蔑视、歧视、乃至于比一般的刑事犯罪还要恶劣、还要狠毒、还要凶残的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政治强奸吗?
有一个叫做申纪兰的人，当了半个多世纪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一个反对意见也提不出，一个独立自主的思考也没有，全是举手，举手，再举手；同意，同意，再同意。这样一个恬不知耻的僵尸般的人民代表，竟赢得了某些尸位素餐的位高权重者的满心欢喜和热情赞美，美其名曰：这充分显示了中共领导下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与其如此这般地表扬申纪兰作为几十年如一日只是一味地举手、只知一个劲儿地拍巴掌赞同的人民代表，那还真的莫不如献花于一个被抽干了血的干瘪的蟑螂或一只腐烂发臭的死耗子为好。看一看民主国家议会里的一个个议员，哪里能有这样的专以听命举手为能事的无知无识的混球似的议员呢？
再说三个代表。所谓三个代表，是指：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是江泽民为强化自己的贪腐统治而无中生有地胡乱编造的所谓的政治纲领。从其实际的政治表现和对中国大陆所造成的极大的负面影响来说，是既代表不了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既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也代表不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说实话，三个代表，只能代表江泽民及其领导的政权上海帮——-贪腐集团的贪腐利益、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统治集团的统治利益。除此之外，是不能有任何代表意义的。因为在贪腐治国的政治环境下，人民的根本利益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乃至极大程度的剥夺与损害。几千万工人下岗，亿万农民失去土地，司法腐败、司法不公导致冤假错罪案堆积如山，统治集团又有谁可以自称是不那么腐败的呢？只有两个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都出了事儿，都是大老虎：徐才厚、郭伯雄。他们明码标价、卖官鬻爵，晋升一个少将得进贡500——1000万，一个中将1000——2000万，一个上将2000——5000万；部队的贪污腐败，十分严重。无论干什么，尤其是征兵、提干等等，都得花钱。哪怕当排长，也要进贡。排里向连里送、连里向营里送、营里送团里、团送旅、旅送师，师送军、军送兵团、兵团送军委，中国的军队就是如此这般地运行的。军队是这样，地方也大同小异，也都好不到哪里去，也都得按照潜规则来办。天下乌鸦一般黑。就是说，都得请客送礼、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此类作为，都叫做所谓的中国特色。潜规则无孔不入地悄悄运行，一切都在难以言喻的不言中，一切都是桌子底下的干活，一切都在贪污腐败的秘密中。一切都是冠冕堂皇。但在冠冕堂皇的招牌下面，到处是阴暗、苟且、无耻、肮脏、下流，这，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和见惯不怪的密室政治。密室政治之下，究竟能是些什么货色？
就说薄熙来。薄督总是大言不惭，明里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他把那些依靠自己的能力而发家致富的企业家们都统统地打成了所谓的黑社会，所用的手段基本上都是栽赃陷害、黑白颠倒，无所不用其极地把属于他们私人的财产肆意妄为地掠夺而去。直到如今，在薄熙来已被关进秦城监狱近三年的时间里，那些被迫害的企业家们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平反昭雪，他们的亿万财产早已付之东流、不知所踪。薄熙来唱红打黑的小文革，着实害人匪浅，也蒙蔽了很多不明真相的民众。这些人直到现在还在把恶贯满盈的薄熙来当成了一个所谓的能人。作为装腔作势、油嘴滑舌的红二代、官二代，薄熙来在骗人无商量这方面的确是个不容小觑的能人。但是，这样的能人，还是少一些为好，最好从此绝迹。但这可能吗？
再看周永康。周曾任四川省委书记、国土资源部部长、公安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做过十年维稳沙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是由叫喊“三个代表”的江泽民所一手提拔起来的，无恶不作、罪恶滔天，对于中国的民主自由人士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毫无人性的镇压，对于自由信仰者进行残酷无情的杀戮。周永康及其家族、以及其追随者，在其重权在握的十多年里，竟贪污了一千亿之多，也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了。周永康的确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光辉典范。其凶恶、丑恶、邪恶、罪恶，简直罄竹难书、一言难尽也！
三个代表不是思想、不是理论，也不是学说，三个代表只是三句话。一句话一个代表，三句话三个代表。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谁能代表？江泽民认为他能代表，因为他有权。他的权力是由邓小平所一手钦定的，他因之掌握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但有权力是不是一定有代表性？究竟能够代表谁？这个问题，的确值得认真研究。在江泽民的意识中，他始终认识不清或是有意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他把权力和人民化成等号了。要知道，权力和人民是不能化成等号的，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权力和人民甚至连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连一分钱的关系都没有。权力并不代表人民，因为权力并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和认可；人民并没有赞同这种权力。江泽民所掌握的权力，根本代表不了最广大的人民，也不可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人民没有认可的情况下，江泽民却非要代表人民不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极权专制主义者不知羞耻、不知天高地厚、瞒天过海的可耻伎俩。除了代表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加上上海帮的喽啰们之外，他是谁也不能代表的。
至于另一个代表，即，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何以见得？这，也同样是毫无根据的。生活水平处在联合国所规定的每天不足两美元的穷困人口，据说中国竟占了大约有七亿，但中国政府却说有二亿多。特别是在老少边穷地区，广大农民的生活究竟有多么糟糕，简直让人不忍提起。在中国的几乎任何一个地方，看病贵、看病难，有病治不起；入托难、入学难，上学上不起。毕业就失业，闲散游民甚多，啃老族越来越普遍，诸如此类的社会难题，不是触目可见的活生生的事实吗？单靠国家投资的方式来拉动GDP，后劲乏力，因为内需不足，老百姓的消费水平不高，医疗无保障、养老无保障、生活无保障，老百姓又如何敢花钱、又如何舍得花钱？中国人的窘境如此这般地可悲、可怜、可耻、可叹，还哪里谈得上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说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倒是完全可以代表的。根据“毛宰东”、“江宰民”的民间俗语，就可以略知一二了。“毛宰东”的意思是，毛泽东对所有的有产者，包括地主、富农、资本家等所谓的东家，都是要格杀勿论的；“江宰民”的意思是，江泽民对所有的工人、农民等社会上最广大的底层大众，都是要尽其所能地予以鄙视、打击和剥夺的。
再说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那就更是莫名其妙的无稽之谈了。党文化从来就没有先进过。过去不先进，现在不先进，将来也不会先进，而且永远都不会先进。自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发表以来，中国大陆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就一直在走下坡路，直至全面彻底地落后，稀里哗啦地一蹶不振，并且几乎不见天日地陷入到无以逃脱的漫漫幽暗的迷途乃至万劫不复的深渊。因为此后中国文化统统地被所谓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治所挟持、所封锁、所蹂躏、所打击。党文化耀武扬威，横行霸道，颐指气使，无所不能。党文化一统江山。党文化动辄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无限地上纲上线，凶恶地穷追猛打，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生不如死。党文化灭绝了五千年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与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相敌对。到了江泽民统治时期，中国文化就更是一如既往地、大踏步地退后、退后、再退后。因为在中国大陆，无论是文艺，还是教育；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新闻媒体；无论是图书杂志，还是广播电视，等等，都是没有自由的，都是限制种种、禁锢重重，无处不陷阱，无处不雷区的。在到处是危险的情况下，谁还敢于随心所欲地搞创作、谁还敢于自由自在地去写作？除非不要命了，才可以如此地造次。没有自由，就没有进步，就没有发展，又何谈什么子虚乌有、莫名其妙的先进？不管什么文化，无论是斯拉夫文化也好，还是中华文化也罢；无论是欧洲文化也好、还是美利坚文化也罢，只要是文化，就必然需要自由，而且要需要尽可能多的、尽可能大的、更大的乃至最大的自由。自由，是只嫌弃少，不嫌其多的。有自由，文化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与进步。没有自由，文化必然停滞不前。先进文化，是人类精神自由的象征，是心灵无拘无束地飞翔的结晶，是人类应有的丰硕的精神硕果。
中国文化之所以不会先进更不能先进，乃是因为，中国大陆是特色文字狱空前发达的一个最广大的地域（地狱）。对于文艺作品的审查，简直纵横交错、功能齐全、设施完备，并且已然内置于中国大多数文化人的心灵深处，即，每一个读书人的头脑中都建立了一个精神阉割的或大或小的密室，即看不见、摸不着的脑手术室，于是变成了如此不堪的一言难尽之局面：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绳。对于思想和文化的严格审查和肆意枪杀的外在的国家强制力，与人们内心深处的思想阉割的秘密手术刀结合在一起，就必然使中国的文化达到了举世瞩目更令世人扼腕兴叹的苍凉、空白、无力之局面。先进是谈不上的，苟延残喘、半死不拉活，倒是不乏所见。任何敢于冲破党文化禁锢的胆大包天之人，不是无所作为地呆坐在遥遥无期的和暗无天日的监狱高墙之下，就是在昂首阔步地、有意或无意地正在迈进看守所的大门及其之后的无处不在的阴森森的狭隘的禁闭室。中国文化之先进，就先进在有形的和无形的范围广大的共产监狱。
江泽民自我夸耀的三个代表，只能是可悲、可气、可笑，只能是阴暗、苟且、绝望，只能是无知、无道、无耻。以三个代表的名义，江泽民却干尽了卖国求荣、丧尽天良的罪恶勾当。随着1999年12月9-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的签订，中国领土黑瞎子岛一半割让给了俄罗斯，江东六十四屯以东、以北的由历代沙皇所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原属于中国的领土，都全部无偿地并且是永远地划归于俄罗斯了；买美国两房债，中国亏了3763亿美金（约2.5万亿人民币）；对数千万乃至上亿自由信仰者所进行的肆无忌惮的有组织、有预谋、有纲领的迫害与打压，极其严重地破坏了原本十分脆弱的中国法律体系，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对于自由言论者、对于有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等中华民族的精英，无所不用其极地实行大规模的镇压，令人发指；对于下岗工人、农民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各种各样的剥夺，激起广大民众的愤怒与反抗。在贪腐治国、民不聊生之际，江泽民又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把不稳定因素都要消除于萌芽状态”等新兴的法西斯主义口号和国家恐怖主义的行动纲领，致使中国的维稳经费大大地超过了国防经费；上行下效的制度腐败导致贪官层出不穷：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甚至小官也大贪；胡作非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远远地超越了做人的底线；假公济私、肆意滥权，好人遭殃，恶人得好，有理判输，无理判赢，颠倒黑白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如此等等令人不忍睹目的惨烈现实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是因为颇能吹拉弹唱、更会胡诌几句蹩脚外语、被人们称为戏子的江泽民，对于人间最起码的正义，简直是擀面杖吹火——窍不通。
江氏统治中国的十多年，是毫无正义可言的邪恶历史：正义，都被与时俱进地踩在脚下；正义，都被开拓进取地消除净尽；正义，业已成为蛤蟆口中的饕餮之物；正义啼饥号寒、默默饮泣，邪恶却在呱呱呱——那是在自吹自擂冠冕堂皇的和恬不知耻的“三个代表”。除了把整个国家都推入到无知、无道、无耻的绝境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科学垄断
1、 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科学”二字的垄断
胡锦涛主政的十年，其实是个维稳的十年。作为在各方面都要追求四平八稳的政治辅导员，胡锦涛向来是大气不敢出、小气不敢喘，过于谨小慎微、亦步亦趋，就像小媳妇听婆婆一般地江规胡随，从不敢自作主张，更不能显示一星半点儿的政治韬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治国之本领，就更谈不上什么像模像样的理政之能力了。以击鼓传花为能事，以混时度日为本质，仅仅提出了似乎真理在握的所谓的“科学发展观”，并要求以此来统领整个社会。
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整个社会，就是用新的胡说来云山雾罩地瞎指挥。除了“科学发展观”，胡锦涛还提出了一个早已有之的新词组，叫做“和谐社会”。所谓的“和谐社会”，也是夸夸其谈的有名无实的胡说。在人权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并常常受到欺压、迫害与剥夺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什么和谐的，“和谐社会”就更是海市蜃楼。就这样，在浪费了历史发展的大好机遇和极其宝贵的十年之后，在毫无执政水平而庸庸碌碌、一事无成的情况下，胡锦涛竟也可以混得个全身而退，真是够一个中国特色或中共特色的了。这么个样子的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任何一个叫做民主制的国家里，恐怕早就卷铺盖走人了。因为胡锦涛没有正义，更谈不上维护正义、捍卫正义、实现正义；对中国人民毫不负责，更没有其所应具有的使命意识、担当意识，实属花架子。试问，胡锦涛难道不该为现实的诸多乱象担负其所应予担负的不作为等重大罪责吗？
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垄断。所谓的科学垄断，是指对于“科学”这个词的垄断。在中国，特别是在官场，好像不论干什么事情，不管有用没用；无论是照本宣科地作报告也好，还是党性媒体吹喇叭也罢，反正都得加上一个词——“科学”。不标榜为“科学”二字，似乎就不算时髦似的，至少看起来像底气不足或缺少依托似的。对科学这个词，人们往往趋之若骛、津津乐道，非得要往上面靠，以此来给自己的脸上贴金，来为自己的行为背书，哪怕与科学根本不搭界的事情，也非得要套上科学的套子不可。这，实在是很不靠谱。
科学，作为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进行研究的科目，却被党控媒体用来进行宣传、蛊惑。党控媒体并且还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而且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甚至对宗教信仰、艺术创作、思想观念等，也要如此这般。因为中共非得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一切的社会存在不可，非得要用“科学发展观”来实行坚定不移的垄断不可。
什么东西一垄断，是必定要走下坡路的，也许都要搞砸、搞完蛋的。这方面的前车之鉴，实在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的。哪怕最好的，也要变成最坏的；哪怕最优秀的，也会变成最低劣的；哪怕最光明的，也终将成为最黑暗的。
科学，只有在科学领域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倘若科学被利用来对于非科学领域里的某些事情，甚至对一切的社会存在都要实行垄断，那就极有可能转变成制造灾难的不科学、反科学，那就必然形成具有极大危害的伪科学。在中国人民所经历的长期而痛苦的历史中，以科学的名义所标榜的伪科学、穿着科学外衣的鬼画皮，竟迷惑了多少天真烂熳的心灵、吞噬了多少如花似玉的青春、残害了多少生机勃勃的希望、灭绝了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2、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科学、反科学，是伪科学
在一百六、七十年之前，当卡尔•马克思带着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深度的有色眼镜，观赏他所极力开辟的乌托邦的共产主义梦想时，当他不无偏激地对于“每个毛孔都滴着血的肮脏的金钱”、对于资产阶级、对于早期资本主义进行史无前例的猛烈的抨击时，马克思经常有意地把他自己的偏见、臆想、观念等等，都几乎一概地说成是科学的定论；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则是忠实地遵循马克思的旨意，无所不用其极地美化马克思的理论，并称赞说，是马克思把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空想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科学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的朋友马克思的理论是无可怀疑的科学，那么，作为这一理论奠基人之一又是人所共知的“第二小提琴手”的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本人，自然而然地和顺理成章地也会被纳入到科学理论发明人的堂而皇之的行列里来了。变魔术的特技与此堪有一比，简直就是乾坤颠倒——-僵尸大变活人一样地把空想共产主义竟匪夷所思地也是栩栩如生地变成了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也许是恩格斯肆无忌惮地和大言不惭地吹嘘、热捧等宣传之效应所导致的必然之结果。科学社会主义一时间风靡开来，传播开去，并且滚雪球似地不断扩大、渐成气候，尤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自命为科学的连篇累牍的著述因吸引人们的眼球而汇集越来越多的粉丝时，更是如此。哪怕是空想，也毕竟是颇有条理的言之凿凿的空想。对于这样的天花乱坠的空想，可能、也许、大概、差不多有朝一日会变成现实的吧？人们在游移不定的迷惘中不知所措。共产主义，到底可信，还是不可信？真的像说的那样，什么东西都有吗？既然这么好那么好，试试又何妨？人类就是这样懵懵懂懂地进入到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共产革命的试验场里面来的。
只要广告做得好，假的可能也成真，甚至比真还要真。只不过对于真真假假，善良的人们暂时还识不破其貌似玄妙的机关而已。实事求是地讲，空想，恐怕也是人类无可逃脱的一个宿命，特别对尚未开化的人们来说，更是如此。应当承认，马克思的生花妙笔，绝对不可小觑，特别是因其极端的决绝而彰显独特的语言天赋，可能或必然产生出磁石一般的难以言喻的极大诱惑力。这，或许是马克思主义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鹤立鸡群、独树一帜的极其重要的原因之所在。总之，诸多因素的因缘际会，才最终不可收拾地促成了我们人类所经历过的并且正在经历着的波澜壮阔也是灾祸连绵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在痛定思痛之后，有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是非人性、反人性的，是非正义、反正义的，是邪恶也是罪恶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无论如何都是不文明的、野蛮的，更是血腥的；是灾难性的，更是毁灭性的。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仍然不可能也不愿意更不甘心改邪归正，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基因是雷打不动的，因为改了就要命。要想改变牠，除非虎狼不吃肉，江河倒着流、月亮变太阳。最好的结果，只能是逼迫其退出本不应占据的且已被其蹂躏得一塌糊涂的惨不忍睹的历史舞台。马克思极端主义的诸多定论，如“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无产阶级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等等，都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谬论。对于自己曾经参与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晚年有所悔悟的恩格斯于1895年3月6日坦白地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但暴力革命理论早就木已成舟，且等待着扬帆远航——-
恩格斯所做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指出：马克思做出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两大科学发现：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然而，在此需要说明更需要明确的是：恩格斯的此种论断是毫无根据的，是与事实完全不符的，因而是绝对错误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质内容的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既不是科学，又不是发现。唯物主义不是科学，因为它不属于科学范畴，不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内；唯物主义属于社会研究范畴、属于人文研究领域，因而是学术。剩余价值学说，亦应作如是观。首先，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发现。发现，必须是原创，必须是某个或某些事物、现象及其原理的第一个掌握者或说明者。由于马克思不是唯物主义的首先掌握者、说明者、阐述者，所以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发现。马克思只是对历史上早已存在着的朴素唯物主义做了一些补充、予以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并加上了黑格尔所论述的辩证法，再加以搅拌、匹配、加减乘除等，最后使之混合成一体而已，于是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如果说对早已存在的理论只是作了某些补充说明就算是发现的话，那岂不是荒唐可笑?牛顿是第一个论述万有引力定律的物理学家。万有引力定律之所以是物理学的伟大发现，是因为牛顿第一次在其著作中对万有引力做出了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首先阐释。首先的找到者、发掘者为第一，第一才是发现的本质规定。第二或第二之后，都算不上发现。根据发现的这一原则规定，马克思显然不在唯物主义的发现者之列。因为在马克思出生之前的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的唯物主义者，也有唯物主义的若干论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泰勒斯，中国的王夫之、王冲，都是早期的朴素唯物主义者。古希腊的泰勒斯认为万物生于水，又复归于水，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一团永恒燃烧的活火，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生成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中国古代的气一元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把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些具体的物质形态，此乃唯物主义的一大进步。到了近代，唯物主义者就更多了，如狄德罗、赫尔巴赫、爱尔维修、费尔巴哈、培根等。培根认为，万物的基础是原始物质，是基本元素。狄德罗说，自然界是由数目无穷、性质不同的异质元素构成的。等等；再者，剩余价值也同样不是马克思的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史证明，英国人威廉•配第爵士（Sir William Petty 1623—1687），是早于马克思的揭示剩余价值的先驱。马克思对此也承认说：“在配第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两种形态上：地租和货币租金（利息）。他是由前者导出后者。在他眼里，地租是剩余价值的真正的形态”（马克思著〈剩余价值学说史〉:《资本论》第4卷）。其他经济学家，如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等都不同程度地论述过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只是用剩余价值学说“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并通过论证剩余价值规律而探究和揭示资本家所谓剥削工人的秘密，进而提出“剥夺剥夺者”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
马克思为达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而罔顾事实，把资本家与工人的劳动予以同等对待，以有意地贬斥资本家的应有价值、独特作用以及难能可贵的资本主义精神，一味地否定、排斥、摧毁并消灭有产者即资产者、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
“剥夺剥夺者”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在其勃兴与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兴风作浪，横行无忌、所向披靡、恶贯满盈。“剥夺剥夺者”是马克思通过所谓的剩余价值规律而得出来的貌似有理的结论，实则是偷梁换柱的，是理亏词穷的、是蛮横无理的抢劫理论。这个抢劫理论，势所必然地造成人妖颠倒、黑白不分、邪恶横行的历史悲剧：本来不容否定的可贵的资本，却遭到了完全彻底的蔑视和绝对无情的否定；本应予以珍视的资本家以及资本家阶级，却被极不公正地、伤天害理地予以仇视、批判、敌对乃至于消灭。在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共产革命大折腾之后，人们猛然惊醒，终于认识到一个基本的道理：藐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本家，就是藐视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其结果必然导致贫困、导致落后、导致灾难；剥夺资本家，就是剥夺人类及其文明的丰硕硕果，就是毁灭人类自己。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业已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罄竹难书的极其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以科学社会主义之名，为所欲为、肆意逞能、杀人如麻、罪恶滔天。据不完全统计，由于科学社会主义之肆虐，全世界为此而罹难的冤魂，竟超过了一亿人之多。悲夫? !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实乃不科学、反科学，是伪科学。
3、学术应当客观、适当、公正、合理、正义
学术，应当客观。可是，马克思单凭主观臆断就把能够带来利润的资本、把能够有效地运用资本以求发展的资本家、把保护私有产权的资本主义一巴掌给打了下去，并使之万劫不复、永世不得翻身。可见，马克思非常主观。马克思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主观性极强的学说；
学术，应该适当。适当，就是恰如其分、就是不多不少、就是正好。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用不着添枝加叶、画蛇添足，更不用肆意夸张、美饰装潢。历史的本来面目根本改不了，但却用谎言来充塞，历史就变了调、走了样。这样的历史，岂不能让人误入歧途？本来是自己摘桃子，却一口咬定是别人摘桃子，这就叫做肆意栽赃。这么做的，就是不适当；为这么做提供各种辩护的，也同样不适当。谎言，特别是弥天大谎，肯定不适当；假象不会是也不可能是适当；
学术，应当公正。可是，马克思绝不公正。马克思非常极端、绝对极端。马克思有意地、匪夷所思地仇视资本，更痛恨金钱；对金钱极尽泼污之能事，对资本更是置之死地而后快。马克思对资本家怀有莫名其妙的敌意乃至深仇大恨，更没有给予资本家及资本家阶级以恰如其分的公正评价。1）、资本家组织商品生产，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千方百计地调集各种资源，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一方面解决自己之需和家人之需，另一方面，也为他人，为社会做贡献。争取个人的利益，就是争取社会的利益，就是争取国家的利益；通过正当的努力及合法的方式增加自己的财富，就是增加社会的财富，就是增加国家的财富。公民个人的财富，是社会财富的基础。没有个人的富裕，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富裕；个人的贫困，是国家贫困的标志；个人的落后，是社会落后的证明。2)、资本家为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而购买原材料，为适应市场的需要而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商品，用以销售，因而促进消费、增加流通、活跃市场、繁荣经济；资本家在工业发展中运用智力、资本、技术、管理，开源节流，筹划销供产等事项；3）、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需要招募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以及配套服务者等，可以并能够有力地解决就业问题。工厂给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以及配套服务者提供报酬发工资，解决相应的福利待遇，人们的衣食住行得到一定的、相应的、极大的保障和满足，从而免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由此而使人们能够安居乐业，社会也因此变得和谐；4）、资本家建立工厂，在从事生产、运输、销售等活动中，都要把自己的利润拿出来一部分，以上交税收。国家通过征税的方式来稳定财政收支平衡，供养政府、军队、警察以及各类公务员等，从而能够保证社会管理的正常秩序；5）、在瞬息万变的市场条件下，为应对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及其导致的随时可能的破产，资本家必须处心积虑、如履薄冰、谨小慎微，即便如此，倾家荡产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只有在无情的市场竞争中摸爬滚打地逃脱出来的侥幸成功的资本家，才能够成为被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所刻骨仇恨并予以彻底消灭的对象。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上来看，资本家肯定是有恩于工人的，也注定是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的。但“剥夺剥夺者”——打到资本家，消灭资产阶级、灭亡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及其导致的共产行动，无异于恩将仇报，狼心狗肺，毫无人性，更谈不上哪怕是最起码的理性。这，其实就是蛇与农夫故事的重演。“剥夺剥夺者”，不但冲破道德底线，而且也冲破法律底线，简直混账透顶、荒谬绝伦、可耻之极。这，还哪里谈得上公正？
学术，应当合理。可是，马克思把空想当成了目的，把暴力当成了手段，把破坏当成了道路，把落后当成了力量，把先进当成了垃圾，把造反当成了革命。既然以暴力相向，那就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了。操家伙就是了。谁的拳头硬，谁就可以称王称霸；谁有刀枪，谁就是响当当的草头王。因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样的真理，还哪里有所谓合理的成份？必定是连一丝一毫的合理都没有了。
资本家，应该算做是一种职业经理人，懂经营、善管理、信息灵，嗅觉敏。这样的行家里手，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只有尊重还来不及的份，哪里有轻视、忽视、蔑视的道理，哪里有排斥、围剿、侮辱、打击、歼灭的道理？
资本家阶级，即资产阶级，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整个阶层，必然是高素质、有涵养、有品位、有能力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只能对社会有利，因为他们是通过自己的智慧、才华、能力等等而首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只能对国家有利，因为国家的繁荣昌盛需要他们去引领、去指导、去激励。没有他们，社会就要贫穷，国家就要落后，人民就要遭难。对于资本家阶级的尊重，是对于他们的智慧、才华、能力的尊重，是对于他们的勤俭、敬业、责任心的尊重，总之是对于他们的开拓进取、攻坚克难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尊重。中国大陆尤其需要，迫切需要、强烈需要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是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的。此种认识，方为合理。批判资本，消灭资本家、取缔资本主义，不但不合理，而且是很不合理，极不合理的；
学术应当正义。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典里压根就没有正义。大规模地、全社会地抢劫、掠夺，却被美其名曰地冠之以共产主义革命，还有什么正义？明明是兴师动众的集团犯罪、社会犯罪、国家犯罪，只不过打的旗号冠冕堂皇、花里胡哨、蛊惑人心而已。但犯罪就是犯罪，犯罪的本质是不能有任何改变的。难道说，罪恶，在乔装打扮一番之后换了名称，就不是罪恶了吗、就正义了吗？
马克思根本不懂得或不屑于懂得极其重要的经济学核心——–个人产权。至于对个人产权的保护，那就更是没有任何的概念了。对于这样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简直就是空白一片。更有甚者，马克思主义坚决彻底地否定、排斥并取缔所有的个人产权。因为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这，又怎么能够谈得上各得其所的正义？不讲正义的马克思主义，既谈不上形式正义，又谈不上程序正义；既谈不上程序正义，又谈不上实质正义。马克思主义是毁灭正义的邪恶纲领，是祸国殃民的邪恶理论。
4、政治不是科学，科学也不是政治。两者根本不同
科学垄断政治或政治垄断科学，都是不合道理的，也势所必然地造成科学和政治的扭曲、变异、退化以及沉沦。实事求是地说，科学不是政治，政治也不是科学。两者根本不同。两者互不相干，两者各有自己的不同之本质及其表现形式。硬把互不相干的东西纠合在一起，用一句成语来说明也许是恰如其分的，这就是：东施效颦。这就是说，政治一旦用科学来给自己的脸上贴金，毫无疑义地、或迟或早地是要露出不堪入目的底色的；反之，科学倘若用政治来装潢自己，科学的价值也就自然而然地大打折扣了，因为根本经不起事实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
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条主线，就是在各方面都要追随苏联，此即“一边倒”政策。中共中央一声令下，就对全国的高等院校进行了元气大伤的所谓的调整和改组，完全依照苏联那一套既有的僵硬模式来搞，调整和改组的结果是实用主义的勃兴：重工科、抑文科，甚至连理科也得服从工科之需要，大部分理科也都已转入了工科，诸多研究社会学术的人文学科干脆就被蛮横地取消了。大学由此丧失了应有的自主权，通识教育统统地化为乌有，只生产出“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因为中国大陆的大中小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按照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强制要求，只能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在自然科学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界亦步亦趋地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打击、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均放弃科学立场而加入到批判的队伍中来，但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却遭到了同行们的公开批判。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仅此一例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了科学，多数知名科学家也都无可逃脱地屈服了中共的统治权。为迎合毛泽东拍脑门决策的人来疯的权力意志，当时的“著名科学家”、火箭专家钱学森公开发表文章，说什么只要光合作用达到什么样的一定程度，如每亩地的阳光聚集多少多少，那么亩产万斤、几万斤就都是没有问题的。钱学森并且还煞有介事地使用了一连串一般人根本看不懂的高深莫测的花里胡哨的数字计算公式来进一步地论证他那所谓的科学定论，由此把毛泽东也给糊弄个五迷三道的了，于是毛泽东的信心更是十足，意气更加风发，斗志更加昂扬，大干快上，又是大跃进，又是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直到后来全中国发生了饿殍遍野的凄惨场景，方才悔之晚矣，简直不可救药了——–四千多万活生生的中国人都已化作了沉默无语的滚滚冤魂了。
历史证明：中国现代史的一些大灾难、大悲剧，坏就坏在某些无良的科学家或伪科学家的身上。他们由于天良丧尽而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罪孽，这是一定要予以毫不留情地、全面彻底地清算的。是不清算坚决不可以的。不清算邪恶，邪恶就会肆无忌惮地到处张扬。钱学森应该明白，搞火箭、搞导弹，他可能有那么一套；但要搞从未搞过的完全陌生的农业，他确确实实是个啥也不懂的门外汉。什么光合作用？那一大串莫名其妙的数学计算公式，都糊弄鬼啊？钱学森瞎子摸象一样地胡诌八扯，到底瞎掺和些什么啊？简直就是乱弹琴！四千多万人都饿死这么一个旷古未有的大灾难、大悲剧，谁敢说，谁又能说，钱学森没有责任更不用负任何罪责？钱学森所负的罪责，必须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的历史时期，中共惯于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阻碍科学的正常运行，惯于用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即蒙昧主义的政治标准来代替科学准则。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革命大批判，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个典型事例。不分青红皂白，当头就是一棒，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展开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大规模的群众批判运动，批判爱因斯坦的理论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工具”，是唯心主义的、是不切实际的、更是脱离现实的。的确，爱因斯坦的工作内容很不现实。但，这是革命大批判的正当理由吗？简直是一场滑稽剧加闹剧？！
科学，是个老老实实的学问，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和懈怠。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不懂而装懂，必将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也必将引火烧身、咎由自取。科学，最忌讳的就是不懂装懂。不懂而装懂，是一定要弄出大乱子的、也是一定要捅出大娄子的。对此，的确有无数的历史事实可以提供如假包换的铁板钉钉的证据的。像为亩产万斤粮所提供的科学证明，难道不是伪科学的响当当的杰作吗？钱学森既能制造出一飞冲天的火箭，又能搞出惊天动地的祸国殃民的大捣蛋（导弹）。也许，科学家只有在他自己的专业里是个不可多得的凤毛麟角的能人，但换了另一个领域，特别是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可能就是个痴呆儿。
5、科学不是学术，学术不是科学。两者各有不同
科学从宏观宇宙到微观世界，通过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运动而发现规律，通过不断试验而证伪，通过反复试错而证实，通过追根溯源而发现真理，科学因之严密、客观、确定。科学，是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有系统的知识体系；学术，研究的是人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及其运动规律。学术在中国历史上指的是治国理政的经验，也有知识、学问的含义，还指观点、主张、学说，又指教化、学风或本领等。科学与学术的区别在于：
一是研究对象的不同：前者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后者对人及其活动、对社会及其活动之规律；
二是研究的方法不同。前者通过试验室，通过对实验的过程与结果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得出结论。此结论即可成为共识。就是说，人们都认定其结论，如勾股定理、二次方程式、相对论公式、微积分公式等；学术，一般不需要试验室，但必然需要图书或图书室。学术所得出的结论不一定能够确定。即便确定了，也不一定能够形成共识。因为人们的立场不同、观点不同、经历不同、知识不同、利益不同，所以对同一个人文的、社会的问题，就自然会有不一而足、五花八门甚至千奇百怪的看法。因而一个已然下定的结论仍然会并且是永远会处于不断探讨、争论、激辩的沸沸扬扬、莫衷一是、七嘴八舌的过程之中，而得到肯定、推翻、再肯定、再推翻或反之亦然的变动不居之状况，相应地补充、修订、完善，常常不可避免，也实属正常。对于社会中的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对于任何一个领域，甚至对于一个人的经历、观点及其所处的时代环境等，学术都可以进行仔细地研究。这就是说，凡是人的活动及其规律、凡是社会的活动及其规律，都必定是学术所要认真研究的；
三是研究目的的不同。前者要达到了解自然、理解自然、掌握自然的目的，以建立环境友好、天人合一的和谐之境地，从而为现实的人类和子孙后代与自然携手并进打下坚实的基础，铺平广阔的道路；后者研究的目的是，使人的活动及其行为、由人所建立的组织、社会、国家及其运行、规律等，符合道德、遵从法律、走向合理，实现正义；
四是学术与科学的研究状况不同。学术，必定有其主观的、情感的、人为的、不确定的、易变的诸多因素。此之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不同、有差异、有反对，各有异彩，因之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尤其需要容人之雅量、宽宏之心胸，最好能有宰相肚里能行船之大气魄、大涵养。
与学术不一样，科学必须排除各种人为的、主观的、情感的、不确定的、易变的因素，而直指自然现象及其本质即规律。虽然科学与学术在诸多方面，尤其在某些特定的领域里业已形成了相互借鉴、相互交叉、相互交融的趋势，例如在经济学、运筹学、管理学、未来学、法学等领域中，这种趋势表现得日益明显，并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越来越多的交叉学科。这证明了学术从科学中的确借鉴了一些有益的东西，由此而为提升自己的水平注入了一定的生机。但从整体来说，学术不会更不可能取科学而代之。学术不是科学；科学也不是学术。
五是科学能够证伪，学术却不能证伪。科学，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公式等思维形式反映自然界各种现象的本质，是揭示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之范畴、定理、定律、公式等绝不会互相违背、互相否定，即，不能既是这样，又是那样地互相矛盾、互不一致。科学的定论必须是一致的。其定理必须是理性的、合理的、客观的。科学存在一个适用的范围，并且具有普遍的必然性。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假设能否被验证。比如，想当初如果袁世凯拥有华盛顿的民主思想或者袁世凯就是华盛顿的话，那么中华民族后来所发生的惨绝人寰的世纪悲剧毫无疑义地就可以完全地得以避免了；假设按照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之意愿，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被杀了，那么，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许就会是另一番模样了。上述的假设均无法得到验证，不能得到证实，因而历史就不是科学。虽然文学理论、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法学等人文学科也都有其相应的逻辑，但学术毕竟不是科学。科学，绝没有人情世故之类的利害之考虑，更不需要为之而焦头烂额、失魂落魄、患得患失；学术却身不由己地考虑各种利害关系、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择优而选之、择优而从之。学术对事实因为有所顾虑而有所选择，科学却不管不顾地只是认定事实本身。
六是科学与学术的研究者各有其不同的称呼，一个叫做科学家，另一个叫做学者、作家等。写出《天体运行论》的哥白尼是科学家，但却不能说柏拉图是科学家，也不能说亚里士多德是科学家；伽利略是科学家，但不能说黑格尔是科学家，也不能说康德是科学家，虽然康德提出过著名的“星云假说”；麦克斯韦、居里夫人是科学家，但海德格尔是哲学家，萨特也是哲学家。
如果人文学术是科学，那么无论亚里士多德也好，还是黑格尔、康德也罢；无论海德格尔也好，还是萨特也罢，那就干脆都叫做科学家得了。毕竟不是研究自然的，所以就不能叫做科学家。至于恩格斯把马克思当做科学家来称呼，那肯定是他有意地制造的一场大的误会，抑或是以讹传讹？真的是叫错了。可以把马克思叫做作家或其他的名称，但却绝不可以叫做科学家。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从正名开始，各归其位，各得其所，是为至理。
七是科学与学术各有自己运行的轨道。擅越轨道则翻车。
学术自命为科学，就意味着与自己的本质相脱离、相抗衡、相异化，就意味着把自己与不同质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学术，既没有科学之本质，又没有科学之形式；既没有科学之价值，又不存在科学之意义。学术如果硬要生拉硬扯地往科学上面靠，以壮自己的声威和气势，无疑就像恩格斯给马克思主义戴上了科学的高帽一样，实际上是名不副实的伪科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把自己所参与建立的理论打扮成科学、以售其奸的猫腻，也是其所搞的狸猫换太子，即把学术变换为科学的惊世骇俗之图谋。此种根本经不起逻辑推敲的变戏法，竟也能够招摇撞骗于人类社会，如入无人之境地攻城略地，席卷整个苏联、东欧和亚洲的大部地区。由共产主义空想演化而来的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极端地危害人类及其文明，极其惨烈地祸乱整个世界，简直把美丽的人间变成了一座活生生的地狱。呜呼！
凡是以科学二字自我认定的学术，都可能或必然地包藏着可以想象的和难以言喻的图谋不轨之阴谋，或者偷梁换柱、以售其奸，或者瞒天过海地搞花样，总之是决然不会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是极不诚实更是极为狡猾的。学术自命伪科学，就可以真理在握了，唯此为大了，自命不凡了，就可以镇压异端了。
建议现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更名为“中国社会学术院”，各省、市（地）的“社会科学院”，应该去除“科学”二字，应以“学术”取而代之，如现在的“省社会科学院”，更名为“省社会学术院”。
6、“科学发展观”，不科学、反科学，是伪科学
“科学发展观”能够统领人们的宗教信仰吗？显然不能。诸如道德、价值判断、社会取向、个人态度这些问题，是无法用科学发展观来加以解决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用科学发展所能统领得了的。科学毕竟受到人们从自然现象中探寻本质的能力的限制。人会犯错，同时，由于信息的缺乏或者误解，人们有时候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科学本身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当我们获取了新的知识，就必须改变或者抛弃原本错误的想法。如地心说是一种错误的结论，但在当时，它却是通过科学方法构建起来的，只是受限于人的观察能力。
自从胡锦涛作为中共总书记提出了具有他自己执政标志的所谓的“科学发展观”这句口号之后，中国大陆的宣传报道经常不断地、大张旗鼓地和千篇一律地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都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工作，并言之凿凿地声称，只有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一切工作，才能取得应有的良好成绩。初看起来，这种说法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和深入探讨的话，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工作”，则是大有疑问的，是错误的，这是因为：1）、“科学发展观”不能统领一切工作，至少不能指导人们的信仰，不能指导自由的宗教活动，因为科学无关生命的终极关怀，科学不能有效地指导并规范各种各样的精神活动。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意识、潜意识乃至无意识，情感的以及艺术的活动，是不一而足的，更是缤纷多彩、琳琅满目的。对此，科学是无能为力的，也是科学解释不了的。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只能使宗教信仰、艺术创作、情感交流等精神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乃至极大的限制。在此情况下，精神活动就会迅速地萎靡不振，不是无所作为，就是苟延残喘。丰富多彩谈不到，琳琅满目更不可能，繁荣昌盛必定是异想天开。所以无论对于宗教也好，还是对于人们的情感性的或艺术性的创造——-无限广阔的精神活动也罢，“科学发展观”只会起到极大的负面作用、阻遏作用，只能使之变得被动、狭隘、无为、无力，乃至没落；2）、“‘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工作”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社会的一切工作都是不尽一致、分门别类、千差万别的。每项事业、每个工作都必然有其自身独特的本质和形式，也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各项工作由于本质和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应该适用不同的科学门类。比如治病需要医学。医学还分有各种各样的门类。治疗心脏病，一个著名的牙医可能就束手无策；治疗肝肿瘤，一个手到病除的骨科大夫也许会摇头晃脑。这都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天文学需要数学的精确计算，需要天文望远镜的跟踪观察，需要物理学的配合；地质学需要研究各种地理的分布，需要研究不同地质的构造、走向、山脉或河流的历史变迁和不同材料的质地；微生物学需要用大倍数的显微镜进行研究，对于微生物的种类、功能和特点都要进行仔细的观察，从中发现并掌握不同微生物的活动及其规律，如此等等。科学作为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专门学科，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发现、不断地扩展人们的眼界、不断地丰富人类的知识与智慧。科学的门类成千上万，有的是专门研究宏观宇宙的，如天文学、宇宙学等，有的是专门研究肉眼看不见的，需要借助超大倍数的显微镜才可能仔细地看清楚的微生物。“科学发展观”如果要统领一切，请问到底用什么样的科学来统领？对微观宇宙，显然不能用宏观宇宙的科学来统领，反之亦言。科学的不同门类，具有性质的不同、方法的不同、内容的不同。不同的东西，应当用不同的科学来指导、来对待。科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科学却是万万不能的。有很多事情，恐怕还轮不到科学来搅合，可能不用科学反而比用了科学要好得多。比如处理家务事，科学可能就起不了什么作用。用感情来沟通，可能比用科学来探究要好一些。科学既然不是万能的，那么“科学发展观”想必也同样不是万能的。把不是万能的“科学发展观”，非得当做万能的东西来到处使用，并且要指导一切的工作，那就势所必然地造成某些工作的被动局面，也许会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和危害；3）、“‘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工作”之所以有问题，关键就在于：由谁来评定这种科学发展的价值、意义，又由谁来认定相关工作的科学与否？比如有人说“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毛泽东）。根据这种意向，江泽民便一味地要兴建三峡大坝，竟把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拍脑门搞出来的决策，也当成了子虚乌有的所谓的科学决策。又是组织动员劝说、大搞任务性地投票，又是大张旗鼓地、千方百计地虚造声势，非建不可，不建不行，也不管建三峡大坝对于当地及周边环境的不良影响和对于坝区周围的成千万乃至上亿民众生活的可能干扰与破坏。用行政权力予以强制推动而匆匆上马的三峡工程，却被水利专家黄万里义正词严地给以严厉批驳。但在中国大陆这个官本位社会里，科学家超凡脱俗的真知灼见，究竟能算老几？黄万里的意见于是被彻底摈弃。从现实来看，更不说用长远的眼光来审视，以所谓科学的名义上马的浩大工程，其实是最不科学的，是反科学的。耗费了近万亿资金的三峡工程越来越成为中国大陆的一个巨大而又沉重的甩不掉的包袱！这么样的一点科学都没有、委实得不偿失、完全是主观意志的产物，还能够谈得上科学发展吗？三峡工程是这样，劳民伤财的南水北调工程，又何尝不是如此？更有那成千上万的由权力者异想天开、但又经过所谓纯属走过场的科学论证的工程，又有几个不是祸国殃民、全面撒币的呢？白花花的银子无声无息地流失了不算，而且还遗祸于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诸如此类的胡作非为，岂不是作孽乎？玩忽职守乎？罪恶滔天乎？
7、与其“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还不如用正义来统领一切
科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亦即一般地说来，常常是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来认定，这就是：合理、恰当、正确，也包含理性、不偏不倚、不过分等。但这种理解、这种认识，不是科学自身的规定，即不是科学本身所应具有的本质意义。因而对科学这个词语的运用，还是慎重为好。
对于社会来讲，与其科学，不如正义；与其科学发展，不如正义发展；与其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还不如用正义来统领一切。要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就必须用正义来统领；要建立一个正义的国家，就必须用正义来指导。没有正义，就没有灵魂，因为正义是灵魂。无论对个体也好，还是对团体也罢；无论对团体也好，还是对社会、对国家也罢，正义都应该是永远不灭的灵魂。个体需要有正义的灵魂，才能行之有效地指导自己的言谈举止符合人性，保持良知，遵从道义，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他人也对得起社会；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既响应道德的召唤，又听从良法的命令；拥有怜悯之心、同情之心、互助之心、博爱之心；既尊重自己的权利，又尊重他人的权利；既保护自己的权利，又保护他人的权利；既实现自己的权利，又实现他人的权利，等等。个体的正义，是社会正义的基础；没有个体的正义，社会正义就必定是空中楼阁。要使整个社会都正义起来，就得从每一个人做起，从我做起。也就是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刻不容缓地树立起正义之理念，以把正义作为自己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行正义之事，做正义之人。只有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热爱正义、追求正义、保护正义、捍卫正义，并尽力地实现正义，中国大陆才能够彻底地摆脱积重难返的邪恶、罪恶的沉重之包袱，从而逐步地、迅速地，直至真正地实现全面的社会正义。
社会正义的主要的和衷心的内容是制度正义。制度正义要求：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对人权的保护和捍卫。政权与人权相一致、相统一。倘若不能保护人权、捍卫人权，制度的合法性就一定有问题，因而必然需要对之加以有力地改变。无论是改革也好，还是革命也罢，总之是决不能墨守成规的了。改变的本质在于：制度必须使自己适应于人权、逐步地靠拢人权、尽早地融入人权并与人权一体化。一切的社会存在，都应该为正义的人权而存在。为实现人权的正义而努力，乃是一切社会存在的理由和根据。这就是说，不能保护人权、捍卫人权的社会存在，都是没有价值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即便国家主权，亦应作如是观，更不用说各种团体、政党、执政党、政府了。一切社会存在，都要按照至高无上的人权的正义原则，认真地审视自己的责任、职能、状态、能力等，以确定自己为人权、为正义而努力的正确方向。
凡是违背正义者，必会受到正义之严惩。
国家，必须以正义、以人权为原则。这就需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不因其贫富、地位、阶层、性别、信仰、出身等而差别对待，要在法律上一视同仁。每一个个体都是有尊严、有权利、有价值的个体。每一个个体必须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权利，都必须得到应有的切实保障。这些天赋人权是决不允许被藐视、被否定、被排斥，更不能被国家强制力以任何冠冕堂皇的名义肆意剥夺的。“国家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意味着中国政府对于大陆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所作出的庄重的国家承诺。不管怎么讲，这毕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前所未有的历史进步。虽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积重难返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极权专制还是依照惯性一如既往地轻视人权、忽视人权、漠视人权，甚至是打击、迫害、蹂躏人权，但国家“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的旗帜毕竟是堂堂正正地打出来了。
正义是最大的保障。制度正义是社会正义的坚强堡垒。正像社会正义必须以人的正义为基础，制度正义也要以人的正义为本质。社会正义需要制度正义的保驾护航。无论制度正义也好，还是社会正义也罢，都必须破除封闭而实行开放，都必须开展竞争而不能继续垄断，都必须多元而不能一元，都必须解放思想而不能对思想进行迫害与封杀，都必须解除报禁而不能一切媒体都姓党，都必须破除极权专制而实行民主自由，都必须恢复历史的公正而驱散历史的迷雾，都必须全面彻底地实现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大陆中国化。
（未完待续）
红色意识形态具有相当漫长的历史，是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而兴起的，也是随之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尤其在一八四八年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一个ghost，一个魔鬼，一个在欧洲大陆上徘徊的魔鬼，就无可阻挡地弥漫开来，迅速发展，影响既深且广，乃至于无远弗届。曾几何时，红色意识形态以金戈铁马横尸骨、昂首阔步溅血泪的姿态强行地霸占了人类社会的半壁江山，并且，总是以其强词夺理的歪理邪说，与践行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西方世界相抗衡、相对峙、想敌对。红旗招展、凯歌嘹亮、神气活现、不可一世，大有席卷千军如卷席之气势，更有浊浪滚滚兴风雨之能量。因为具有相当迷惑力的左倾思想，特别是以仇富的社会意识、以“均贫富”、“打土豪、分田地”之类的蛊惑人心的口号、以同情、惠顾并解放广大的劳苦大众等作为旗帜的美妙得可以的说辞，似乎从来都是理所当然的天然的政治正确，也从来不乏泱泱之众的趋之若骛者、献媚邀宠者、歌功颂德者。直到现在，甚至在西方发达的后工业社会，如美国、英国、法国等所谓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怀抱着左倾思想，同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傻得可怜而可笑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生活在充分自由的社会里，竟忘记了自由的来之不易、自由的无比可贵、自由的至高无上，匪夷所思地羡慕起并极力地推崇以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为基础的根本没有任何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等由于实行民主制度而得到毫无疑义的充分保障之际，他们反过来对于非民主的极权专制主义制度却唱起了莫名其妙的颂歌或抛去了极为可耻的的媚眼。这，真的叫人顿生疑窦：他们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难以理喻的心机：仅仅是为了得到某些经济利益而拿原则做交易，还是因为民主自由享受得太多了，以至于非得要这山望着那山低？
看来，脑残并不只是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所普遍拥有的专利，也不一定是极权专制主义的中国大陆所必然生成的独一无二的特产，就是在西方现代发达的国家里，在那里潇洒人生的自以为是的诸多左倾知识分子们的身上，也仍然存在着脑残似的明确迹象，也从不缺乏装聋作哑的糊涂虫。对于极权专制主义的红色意识形态之垄断，某些人还是处于不清不楚的一片茫然、混沌之状态。在此情况下，似乎有必要借用一个宗教的词汇来说明，这就是：开示迷误，以振聋发聩之，猛然惊醒之，醍醐灌顶之——
红色意识形态之垄断，可谓严酷至极、蛮横霸道、耀武扬威，毫不留情地扼杀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思想观念。凡是不能顺从党性媒体所宣扬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便都要统统地被扼死在萌芽状态，由此而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几代人都难以消除的人心惶惶的长而久之的深重恐怖，也形成了极其广大、极其悲凉的惨不忍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断层。整个社会都没有鲜活的思想，既没有思想的深度，又没有思想的广度；既没有超凡脱俗的远见卓识，又没有思想的力挽狂澜之气势、之魄力、之才华，简直就是一言难尽的和难以言喻的大脑平滑、庸庸碌碌、默默无为。人们只能在到处埋伏地雷、到处设置陷阱、到处都是危险的禁锢中小心翼翼地摸索着、爬行着、匍匐着，人云亦云，不敢造次、胆小如鼠，生怕一不小心就人仰马翻，就一败涂地，就灾祸连绵。此时此际，谁还能无所顾忌地、天不怕地不怕地大胆放言？还有谁可以直抒胸臆地发泄对于丑陋、邪恶乃至罪恶的愤懑与不满？不让人说话，怎么能行？不让人随心所欲地表达，又怎么可以？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和谐盛世？
红色意识形态之垄断，罪恶昭彰的无耻目的就是：不让人们敢于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不让人们敢于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历史的和现实的红色恐怖全面地造成了人们的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胆怯和懦弱。所谓的祸从口出，就是：说了真话，就要倒霉，就要遭害，就要被批判、被关押，甚至被枪决。所以真正的思想是说不得的。真正的思想必须隐藏起来，必须憋在肚子里不露声色才行。只有在不敢、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的情况下，只有在随风唱影、顺风朝屁的状态下，人们方才可以获得某种暂时的也是可悲的苟安。在人们的意识中，任何敢于心直口快地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更不用说那些能够以命相搏、与极权专制主义的巍巍党国进行挑战、批判乃至于决一死战之人了，那肯定比傻子还要傻，比疯子还要疯的了。这样的人怎么竟看不到自己所可能或必然面临着的极其巨大的危险、陷阱、倒霉和磨难呢？按照通俗的理解，恐怕只有疯子或傻子，才能够无惧任何险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是真心话，就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只要符合道德、符合良法，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此类不识时务者，绝非俊杰也。的确，只要是正常人，便都能够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所谓道理，都能够一见到危险，就躲、就跑、就做缩头乌龟。这就是：把安全留给自己，把危险留给别人。这么做，就是所谓的聪明。这样的聪明以及聪明人在我们的社会中触目可见，比比皆是。不让说，就不说；不让做，就不做。没有道理，只有霸道；没有理由，听命就是理由。精于算计因而惟命是从的聪明人，都普及化了。此所谓，现实的社会从来都不缺少各种各样的愚民、奴隶和犬儒。这，自然构成了极权专制主义腐朽没落的统治赖以生成和延续的可耻而又广大之根基；这，乃是中国人民普遍悲剧、普遍冤案、普遍人祸、普遍灾难的重大原因之所在。
在中国特色的愚民、奴隶以及犬儒们一天到晚地、绞尽脑汁地、尽心竭力地、苟延残喘地挣扎在生存底线之时，中国大陆的新阶级、赵家人、既得利益集团仍然唱起一以贯之的和老生常谈的调子，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顽固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矢志不渝地为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伟大理想而奋斗，从思想上、理论上、代表性上、科学发展观上坚定不移地实行极权专制主义的红色意识形态之垄断。垄断，而且只有垄断，才能齐心协力地奠定并夯实红色江山万年长的党性基础，才能一心一意地闷声发大财，固步自封地开拓进取、驱动发展、再铸辉煌，在国民经济不断滑坡和向全世界大撒币两不误的新常态下全面奔小康，在海市蜃楼的南柯一梦中实现赵姓家族的伟大复兴！
思想垄断
思想垄断，即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中国人民的头脑，并埋葬任何一种不合时宜的非共思想。其所惯用的通常手法，就是把所有非共的思想一概地贬斥为所谓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以及帝国主义的思想。除了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唯一的、无可怀疑的、正确的、伟大的真理之外，任何其他的思想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有那样的问题；不是错误，就是落后；不是落后，就是反动；不是反动，就是异端。凡是异端的，没有不反动的；凡是反动的，肯定是离经叛道的。反动的异端或异端的反动，都是没有价值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肯定是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的。也就是说，所有非共的思想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机会，可以继续处之泰然地、堂堂正正地存在下去了。只有共产主义思想、只有马克思所描绘的人类大同的天堂似的乌托邦，因为被表述为“物资极大地丰富”，“各尽所能、按需所取”，“只有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过上真正的天堂生活”、“丢掉的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等天花乱坠的未来，才是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的理想，才是天然正确的、合理的，并且是毋庸置疑的唯一的存在。
所谓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要求大公无私，舍弃自己的私利而一心一意地为他人着想、为社会着想、为国家着想。在“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基础上必须完全彻底地放弃个人所应有的一切，个人的自由是谈不上的，个人的主体地位是看不见的，个人的权利是根本没有的。因为共产主义与个人主义、个体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是截然相反的、是天壤之别的。共产主义的本质是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否定、蔑视、围剿、排斥并取缔个人主义、个体主义，并以此作为其存在和延续的前提条件、应有过程和必须手段。非此，则不足以达到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及其建立其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目的。在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无所不用其极地招摇过市的社会里，个人的诉求、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等，都概莫能外地遭到极端仇视、肆意诽谤和无情打击，不是苟延残喘地边缘化，就是斩尽杀绝地抛尸荒野乃至于死无葬身之地。作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主要构成的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所要求的，是整齐划一、步调一致、万众一心、向党看齐，决不允许出现任何不同、任何差异、任何反对。思想要统一、舆论要一律，一切要跟风，一切要跟从最高的政治权力者，一切的言论都要进行所谓的正确舆论导向。稍有差池，都是坚决不能允许的，都是要进行极其严格地追究的：不是罢官撤职被双规，就是戴上手铐关监狱。连稍有不同的声音都不可以，还哪里谈得上反对的意见、独出心裁的建议，抑或是针锋相对的乃至当面锣、对面鼓的批评？恐怕连想也不要想，除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且已做好了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决一死战的准备，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及其代表的政治权力，向来颐指气使、蛮横霸道，以消除各种各样的差异为能事。到处寻找敌人；找不到敌人，就随心所欲地制造敌人。一是向外找，以各种各样的花里胡哨的眼花缭乱的名义；二是向内找，也是以各种各样的花里胡哨的眼花缭乱的名义，于是变成了一台极速旋转的绞肉机。绞肉机一样的政治权力，根本不讲道理，也不屑于讲什么道理。正常的道理，是子虚乌有的，也是毫无作用的；一切都是胡搅蛮缠、强词夺理、横行无忌。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的意志就是至高无上的道理，就是谁不折服就要谁命、说要谁命谁就活不成的杀人不眨眼的真理。
共产主义从来就不承认个体的私利，因为共产主义是以消灭私有制为目的的。但私有制是以个体为本位的。所以个体的存在，必然是共产主义的潜在威胁；个体的私利，自然是共产主义的极大障碍。但是问题在于：任何人都自然地拥有其不可否认的私利。这一点，必须给以恰当的承认和明确的认定，特别是在认真地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惨绝人寰的世纪悲剧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更应该切实地尊重并竭尽全力地保护个体、保护个体主义、保护个体价值等。个体有私利，本来就是正常的、合理的，也是正义的。就是说，个体的私利，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必须的保障。不能尊重并保障个体的私利，就不会也不可能尊重并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剥夺个体的私利，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利益也都可以同样地被肆意剥夺。基于这种考虑，所谓的大公无私，舍弃自己的私利而一心一意地为他人着想、为社会着想、为国家着想的说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不能成立的、实在是空中楼阁，是虚幻、是泡影。只有在充分地尊重并切实地保障个体的私利这个基础上，整个社会的利益才能够真正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才能够得到应有的切实的保障，否则，一切都是胡扯，是谎言，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云山雾罩的骗术。
没有个体，哪里来的社会；没有个体的私利，哪里有社会的整体利益？对于个体私利的藐视，就是对于人类整体利益的藐视。因为每一个个体，正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构成原素。抽空了个体，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整个社会大厦。因此，个体主义应当成为社会的主体。个体自由，是社会自由的检验标准，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鲜明标志。没有个体自由，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自由；没有个体发展，整个社会的发展就根本无从谈起。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之论调不无祸心，实属阳谋，其目的就是要泯灭个体，消除自我，取缔个体主义，以利于毛泽东极权专制主义的独裁统治。不承认个体价值，而只承认社会价值；只承认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及其建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承认个体主义，其结果只能是社会价值都集中于权力者的身上。由此领袖便自吹自擂地伟大起来，社会则被虚置起来，人民则被虚置起来，什么都被虚置起来。无限膨胀的领袖于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肆意滥权、穷凶极恶、杀人如麻、罪恶滔天！
为他人着想，应当是在确保个体所应具有的权利这一基础上才可能成立，否则是不能成立的。连个体的自由都没有，连个体的权利都不能得到行之有效的保障，又怎么能够为他人着想？他人也是个体。只有在个体的价值被充分地尊重和保障的情况下，在既可以首先为自己着想，同时或稍后又可以为他人着想的条件下，个体主义才能够成为社会生活的自然的和必然的景象。没有个体，就没有集体，就没有社会，就没有国家。这，应该是社会与国家予以认真对待并真正践行的一个基本原则。个体，是一切的出发点。个体主义应当是一切理论、一切学说、一切主义的核心。个体主义是灵魂。个体主义是旗帜。个体主义必将以其无所不能的雄伟力量当仁不让地、大义凛然地并且摧枯拉朽地战胜以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毫无容忍之意识、更没有宽容之理念，因为共产主义决不允许有离经叛道的任何可能。共产主义对因独立思考而与其游移之人都要尽其所能地斩尽杀绝，对反对它的人就更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毛泽东），连怀疑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连提问都是必须予以严惩的恶行。共产主义大搞思想之垄断，只允许人们拥有一种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而决不允许三心二意地另起炉灶。非但如此，共产主义而且还大搞言论垄断。所谓的言论垄断，就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所严厉规定的“舆论一律”，就是概莫能外的党控媒体，就是一切媒体都姓党。除了作为“党的喉舌”的官办媒体之外，任何的私营媒体都是不可能存活的。党的声音是唯一的声音，此外无他。中国大陆的这种极其可悲更是十分可耻的政治现实，与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深刻表达的“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却要用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一高贵的思想观念南辕北辙、天差地别，简直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这，毫无疑义地是对宽容的彻底否定和完全抹杀，是具有中共特色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非人性的可耻表现。中共几十年如一日地对中国大陆实行统治的局面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那我就注定要把你给关起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地以“煽颠”的名义、以“寻衅滋事”的名义、以“泄密”的名义，或以其他随随便便的什么名义，即用手到擒来的莫须有的口袋罪，完全可以把你轻轻松松地给搞定——–收拾进局子里。以前是让你一命呜呼地掉脑袋，现在说是进步一些、文明一些了，但让你无罪也要关监狱，或者拉你央视去悔罪。此种作为，乃是文革游街示众之遗风，是战天斗地的红卫兵之胡作非为——-制造全国性的红色恐怖的现代升级版。
共产主义思想改造人，把原本自然的活生生的人都给改造成面目皆非的非自然的嘴不对心的行尸走肉了，因为独立思考的大脑没有了，人都被搞成没有思考能力、没有自主意识的徒有其表的唯物主义的经济动物了。共产主义思想一经植入人的头脑，人就像被施行了脑摘除的手术一样，立竿见影地没有了独立意识。所谓的洗脑，就是“我把党来比母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亲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等的性骚扰、诱骗、强奸之类的罪恶的政治乱伦常态化、中国化、大众化，以使人们普遍错误地认为，党控媒体所连篇累牍地强制灌输的东西，乃是自己的头脑中固有的东西，从而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说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官话、鬼话，等等。洗脑，把中国人都洗成了什么样的不堪睹目的无知无识的不可救药的乌合之众？
洗脑的目的，就是让人们不可以更不能够进行随心所欲的独立思考。丧失了独立思考，人就只能堕落，并成为极其可悲的低级动物，人就势所必然地非人化。人，可以丧失其他的东西，但却决不可以丧失自己的独立思考；放弃什么，也不应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是人的人化的根本标志。不允许人们进行真正自由的独立思考，并千方百计地乃至无所不用其极地扼杀人们的独立思考，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乐此不疲地实行思想垄断的本质特征，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遭致无可挽回地彻底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人的真正的自由的独立之思想，是必定要冲破一切的障碍、踏平所有的艰险的。不管是为外界所肆意强加的教条主义之栅栏，还是各种各样的严苛之规定、之禁锢，都迟早是要统统地分崩离析的，是要行将朽木并要鱼贯地进入坟墓的，总之，肯定是要为真正的自由的独立的思想攻坚克难、战而胜之的；陈旧而又无聊的权力意志之思想，是必定经不起疾速前行的历史车轮之无情碾压的，也是不得不为迎面而来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让路的。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由的独立的思想，必然像从地平线那边喷薄而出的、越来越壮观的太阳一般显示其不可抗拒、雄伟磅礴的凌云之气势的，也当仁不让地更是大义凛然地自我表现的，是一定要展现出自身所具有的的摧枯拉朽的伟大潜力的。哪怕有一种真正的自由的独立的思想在百般磨砺，甚至千难万险的的挣扎中破茧而出、横空出世，就像在沉闷而又浓重的暗夜中散开着的璀璨礼花一样，必定把垄断思想所全面覆遮的苍白之荒原统统地照亮，并前所未有地昭示着无可阻挡的思想解放的绯红黎明和无限广阔的明丽希望。
个体主义由于尊重人的本质、人的自由、人的权利，特别是符合善良的人性和通常的道理，既能遵循在优风良俗的基础上所确立的道德规范，又能按照民意的普遍意志所制定的法律处事待人，因而必将在中国大陆不久的将来逐渐地成为浩荡如潮的主流，不但彰显其不容小觑的青春洋溢的蓬勃生命力，而且更会风行于世、大行其道，并成为社会繁荣和文明进步的可贵而又普通之标志。个体主义，是为集体主义、社群主义、国家主义等极权专制主义的思想理论想阻挡也阻挡不了的、想消除也消除不尽的。作为极权专制主义基础的集体主义、社群主义、国家主义等，必将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纷纷溃败而呈现出四面楚歌的分崩离析之情状，或迟或早地是要树倒猢狲散的，就像散发着令人恶心乃至令人呕吐的弥漫之恶臭的死耗子一般只能火化了事。
共产主义思想以其假大空的乌托邦，总是要塑造着并制造着所谓的新人类。其以超级骗子的瞒天过海的油嘴滑舌以及魅力十足的虚幻影象，向人们许诺谁也不曾见过的未来——-无比美丽的天堂。什么牛皮都敢吹，什么旖旎的言词都敢用，什么好话都敢说，简直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至于海市蜃楼般的空头支票能不能兑现、什么时候兑现、谁人可以负责兑现，等等，人们恐怕就一无所知了，那也许就只有鬼知道了。说是说，做是做，虚与委蛇也，名不副实也，刚好相反也，两极分化也。共产主义运动肆意造成的一言难尽的和不堪回首的历史和现实，乃是宋朝女词人李清照所忧伤感叹的“惨惨惨”：惨绝人寰、惨不忍睹、惨烈之至：百业凋零、人心惶惶、江河破败、大地沉沦。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特色的疾风暴雨似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肆意妄为地把人民划分为壁垒森严的三六九等，更是荒谬绝伦地、人为地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和无穷无尽的莫名其妙的敌人，以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等名义，把成千万、上亿万的中国人都给打成了抬不起头来的极其可悲的政治贱民，对同是人类的所谓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人民连绵不绝地分而治之、分割包抄、围而歼之。今天说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多数，打击百分之五的一小撮；明天又打击百分之五的一小撮，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多数，如此这般的十次、十多次乃至二十次，其结果就是：中国人民都挨整，一个也都跑不掉。中华民族所经历的浩荡千秋的历史悲剧、人祸和灾难，就此而极其惨烈地、也极其悲哀地铸成。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所搞的穷折腾、乱折腾、瞎折腾，乃是数典忘祖，认贼作父，不但毁灭了辉煌灿烂的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而且更是与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相敌对，准确地说，是自绝于人类文明之外。
半个多世纪以来，按照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具有中共特色的教育制度实实在在地培养了泱泱之众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即所谓的共产主义新人。正是这些喝着党文化的狼奶长大的红卫兵们，满脑子假、恶、斗之观念，基本上没有真、善、美之意识，没有正常人的哪怕是最起码的理性，但却不乏难以理喻的非理性、非人性、好勇斗狠的匪性、狼性等兽性。
共产主义思想一直弥漫于中国大陆，其主要表现就是毛泽东思想。曾经称霸一方、据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了七亿中国人民，也垄断了中国人的所有思想。思想一垄断，必定成脑残。在垄断的毛泽东思想之下，中国人民基本上都成了脑残。不脑残的人，即拥有真正的自由的独立思想之人，不是被肆意枪杀，就是被关进大牢；不是流离失所、历尽磨难，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毛泽东思想之垄断，使中国人民深深地陷入到心胸狭隘、鼠目寸光、睚眦必报，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无知无识无耻之境地，既没有法律之底线，又没有道德之底线，胡作非为、穷凶极恶，硬把不是当理说，硬把不要脸当饭吃，致使中国大陆从上到下都可悲可耻地、全面彻底地痞子化、流氓化、土匪化、黑社会化；
毛泽东思想之垄断，造成了全民族、全社会的巨大灾难。人命之卑贱，无以复加。生命可以随意地被枪杀，也不必经过法律之程序，只要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需要，就可以滥杀无辜，于是造成了尸横遍野之惨象；合法的私人财产更不能得到行之有效的保障，说抢就抢，说掠就掠。几辈子积攒起来的个人财产，一夜之间就统统地化为乌有，因为都被强制性地公有化、国有化，即实行所谓的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实质上是中共的权力者所有，即，谁有权就归谁所有。当一切的生产资料都公有、私有财产不能予以应有的任何保障时，贫穷落后就水到渠成地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故而贫穷社会主义曾经是中国人民不堪回首的惨烈一幕。连生命都处于随时随地被剥夺的状态下，连合法的私人财产都被全面地公有化或国有化之时，中国人民本应具有的权利、本应具有的自由，便都统统地无影无踪了。中国人民没有属于自己的任何权利：无论是政治权利，还是经济权利；无论是文化权利，还是其他方面的权利。中国人民只能作为毛泽东这个红色帝王的现代奴隶，极其可悲地苟延残喘。
理论垄断
照理说，理论是不应垄断，也垄断不了的。所谓理论，就是成系统的、合逻辑的、有条理的学说，就是言之成理的解释和说明，就是人们可以理解和把握的道理。古往今来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等学者或专家因为对社会或社会上的某些事情，各有自己一套与众不同的独特的见解、立场和方法，由于自己成体系的言之成理的学术著述，而为人们称为理论家。理论家之所以为人们所认同，是因其独特的思想、理论、学说，而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比如因其所拥有的权力、威望或地位等。依靠非理论的东西来拼凑所谓的理论，由于经不起实践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因而是毫无说服力的，只能成为可耻的笑柄和一言难尽的滑稽。因为这种假冒伪劣的理论，是对于真正理论的肆无忌惮的蔑视、侮辱和排斥，是对于真正思想的完全彻底的否定、贬低与取缔。
没有理论价值、没有理论意义，更无法自圆其说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投机主义，还有威权主义的大杂烩，却以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霸王硬上弓地搞出了一个让人无法心悦诚服的莫名其妙的“邓小平理论”。所谓的邓小平理论，是由邓小平所钦点的中共总书记、所谓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在邓小平逝世的追悼大会上一把鼻涕一把泪、抽抽泣泣地提出来的。被邓小平黄袍加身的江泽民，对提拔他当皇帝的大恩人理所当然地要感激涕零了，于是便使出浑身解数地尽情报答，况且，对于赋予他至高无上之权力的主子的肯定，确实有利于维系其所占据的九五之尊之地位，更能增进其执掌巍巍皇权的所谓合法性。正是基于如此之考虑，邓小平理论才由江泽民名不正言不顺地、顾头不顾腚地大力推出、匆忙上市、风行开去。虽然没有理论，也要拉大旗作虎皮、兴师动众；虽然不成体系，也要东拼西凑，赶鸭子上架，虚以委蛇地郑重其事，大言不惭地向全中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一个以国家权力意志作为后盾的理论、极权专制主义的四不像的大拼盘——–邓小平理论，业已冠冕堂皇地诞生于世界的东方，诞生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这，就像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在中共建政之时喊出来的一句口号“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实则意味着“中国人民从此都给我趴下做奴隶”一样，江泽民所宣称的邓小平理论，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理论都要统统地荒芜、凄凉、空白，鲜活的生机是没有的，明丽的希望是看不到的，美好的前途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了邓小平理论，理论界的学术标准就只能残缺不全地破败化、劣质化、权力化，要多低级就有多低级，要多无聊就有多无聊，要多无耻就有多无耻。因为理论一垄断，什么样的生机勃勃的思想、观念都统统地不见踪影了，所有的真正的理论都只能以完蛋而宣告结束。
作为崇信和迷信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赳赳武夫，邓小平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功利主义者、投机主义者，也是个诡计多端、品性恶劣的权谋家、更是个毫无信誉的政客和凶狠残暴的超级屠夫。即便活着时，他也从来不认为、更不承认他自己是个所谓的理论家。因为实事求是地说，他压根就没有哪怕是最起码的理论素养。如果有人说他是个实干家，也许他会暗自称许、点头称是的。在擅自逃跑致使其所率部属全军覆没的丑恶历史中，邓小平是个令人不齿的货真价实的懦夫；但在整治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整治刘伯承、粟裕军事教条主义，整肃中国知识分子并把他们统统地打成万劫不复的右派等政治贱民的全国性运动中，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非常得意的有力干将，发勇斗狠、穷追猛打、威风凛凛、斩尽杀绝、凶残至极；在连续非程序地罢免三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宫廷政变中，邓小平心狠手辣、杀机毕露，耍尽诡计，终于阴谋得逞。邓小平后来也曾经不打自招地、轻描淡写地坦白说，在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中，我（邓小平）也有必不可少的一份。其实，在毛泽东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中，邓小平理所当然地占有一定的乃至相当的份额。邓小平绝对是犯罪集团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重量级的魁首。他是反右运动的主帅，由此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沉默而沉沦，更不用说在成为中共的实际掌门人之后他一手策划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
贪腐治国的江泽民处心积虑地首创并极力吹捧的邓小平理论，究竟有什么样的思想内容呢？可以实事求是地说，毫无价值，没有创造性，根本谈不上理论，却不外乎有几个不伦不类的特点：一是猫论，二是摸论，三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之类的说辞。
猫论，就是“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这种猫论，无异于毫无文化的人扯老婆舌也可以扯出来的没有任何知识含量，更谈不上任何智慧的稀松平常之话语。拿这种小儿科的话语来蒙人，恐怕连说“上帝死了”的尼采倘若地下有之，也是要再次发疯的。尼采并且会一针见血地指出：理论完了。对于尼采所做的恰如其分的和实事求是的这个定论，包括笔者在内的广大读者一定会欣然同意并且理所当然地要纷纷点赞的，因为猫论实在是个毫无生命力的东西；再看摸论。邓小平对于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死了之后究竟应该怎么办，始终没底，也没谱，更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临时抱佛脚，遇事烧高香。这，势所必然地形成了邓小平所确立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穷于应付之国策。
“摸着石头过河”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到底潜藏着怎样的不可思议的危险呢？这么大的国家，十几亿的人民，都去一窝蜂地“摸着石头过河”去了，走的都是一条稀里糊涂、不明不白之迷路，岂不是都要可笑地乱了套？
河，有大小之分，深浅之别。小何弯弯也浅显，摸着石头去趟、去过，也不是不可以，哪怕摸爬滚打嘴啃泥，差不多也都能将就着趟过去；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倘若河水深深的话，即便摸着石头去过，那也是根本过不去的。弄得个人仰马翻，甚至连本都没了，真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赔了夫人又折兵，那可就惨了。面对大河，人们只能站在岸边，瞪着两眼过不去。过河，最好是通过桥来过。如果有桥不用，那岂不是抱残守缺的教条主义，或是心胸狭隘、目光短浅的自我封闭、作茧自缚？没有桥的话，那就赶快遇河架桥吧，哪怕搭个便桥、小桥，也是聊胜于无的。有道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放着阳关大道不走，非得走“摸着石头过河”之险路、之绝路，那就只能是蒙昧主义的选择了。即便没有桥，也还是可以另外想辙的。应该考虑用船来过河。如果没有大船的话，用一条小船也可以。干嘛非得用原始的粗陋的方法呢？为什么不能用先进的工具、用智慧的方法，来达到应有的目的呢？这就像有的旗帜一样，非得用原始的粗陋的工具来做标志，比如用锤子和镰刀来代表。这，就是落后的蒙昧主义标志了。
现代化工业以大规模和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以高速计算机、电脑操控的大型轧钢机、自动化生产线、永远不知疲倦的机器人等，来取代繁重而机械的体力劳动，由此而否定并取缔原始而简单的生产工具——–斧头和锤子；现代化农业以多功能播种机和康拜因收割机来替代传统农业的生产工具——锄头和镰刀，等等。在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工业革命之后，现代的工业经济绝非是简单的生产工具的积累和重复，而是进入到以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广阔天地。史无前例的和别开生面的互联网技术，通过计算机而把整个人类的知识和智慧连接在一起，难以想象地形成了人们时刻面对着的信息爆炸的蘑菇云，也势所必然地形成思想观念的蘑菇云。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的科技革命和科技创新，业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并使日常生活更加便捷而舒适的强大动力。故此，以锤子和镰刀作为其标志的旗帜，显而易见地大大地落伍于现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然不符合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时代潮流。锤子应当由计算机操控的大型轧钢机或灵活自如的机器人来取而代之、来进行改造、来做醒目的标识；镰刀应当由康拜因收割机来取缔、来替代、来标识。只有这样的先进的旗帜，才能够符合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正当要求。落后的旗帜，毕竟是落后时代的标志，毫无疑义地应该被进步时代的旗帜所否定、所取缔、所代替；同样地，“摸着石头过河”之类的落后的口号，也应当被进步了的时代口号所否定、所取缔、所代替；当然，落后于现时代的、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的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猫论”、“摸论”，还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等不是理论的所谓理论，应当被现时代的、没有任何权力背景的、具有正当学术价值的理论所否定、所取缔、所代替。
不无偏颇、缺乏远见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之国策，是弊端丛生的、是错漏百出的、是病症缠身的。此种国策，毫无疑义地应当予以迅速、切实而且有力之纠正。应当用“正义才是硬道理”来取而代之。正义，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人类社会的指导方针，中国社会也同样地不可以更不能够游离于正义之外。特别是对于长期没有正义、匮乏正义的中国大陆来说，就更加需要刻不容缓地把正义提到其所应有的至高无上的战略地位上来考虑、来对待、来提倡，要万众一心、积极进取地热爱正义、追求正义、维护正义、捍卫正义，直至完全彻底地实现正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之国策，没有统筹兼顾，没有长远打算，加上忽视正义、没有正义，只是目光短浅地、一味地追求功利而不讲人性，不讲信誉，缺德之至，几乎什么都不管不顾地乃至无所不用其极地搞发展，都闷声发大财地钻钱眼，无法无天地投机钻营、巧取豪夺，整个社会便都乱了套。假冒伪劣盛行，坑绷拐骗甚多，人与人之间没有或缺乏哪怕是最起码的信任。所有这些惨烈的事实，都不能不极大地增加各种各样的经济成本，严重地拖累并迟滞本应具有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应该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确实是没有什么道理。即便经济上去了、钱包膨胀了，由于正义缺失、人性不彰、良知泯灭、道义空白，这样的发展也不过是金絮其外败絮其中的表面光的暂时的现象而已，也终究是没有根基也是靠不住的，也是迟早要付出应有的和必有的惨痛之代价的。邓小平理论，可以休矣！必须休矣！
理论需要不断地创新。创新的理论要结合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正义之要求，为中国大陆的普世价值化或普世价值的中国化而大声疾呼、建言献策、摇旗呐喊。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着的前所未有的正义转型的必由之路是：从肆意妄为的人治，逐步地走向规范的法治；从极权专制，艰难地移入到民主自由；从随心所欲的滥权，到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等。这是一个大的变局。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是中国大陆走向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行动指南。中华民族作为逐渐觉醒并且已然觉醒的民族，必须在彻底否定以权力意志做后盾的理论基础上，不失时机地确立起适合于自己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的建立与完善，是中华民族融入世界文明之林的极为重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工程。与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相背离、错漏百出、蛮横霸道的极权专制主义之理论对于中国人民所实行的垄断，全面地窒息了思想所应具有的勃勃生机，极其可耻地泯灭了鲜活理论的生成条件，从而使社会学术界、思想理论界、教育界等各领域均呈现出荒凉、破败、凄惨之景象。尽管有泱泱之众的和无穷无尽的权力理论的阐释者、拥戴者和献媚邀宠者以千篇累牍的和汗牛充栋的著述无所不用其极地为没有理论的理论涂脂抹粉、乔装打扮，表面上热闹一时、琳琅满目、风光无限，不由得使人眼花缭乱，仿佛真的置身于浓重的理论氛围之中和千载难逢的良好的学术环境之中了。然而，风头一过，却原来，权力理论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假冒伪劣之作，是毫无学术价值，更没有任何理论意义的虚幻，是江泽民为了维护其非法的最高权力所肆意冒充、强行充塞的下三烂货色，更是对中国知识界的肆无忌惮的挑战、污蔑、诽谤与欺辱，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卑鄙蹂躏、无耻践踏与百般折磨。任何关注于中国大陆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知识人，对于这种国家权力意志的肆意滥权的无耻侵犯，如果还是沉默寡言、不闻不问，那就是中国知识人的悲哀与堕落，那就是中国人的自取其辱、不可救药。中国知识分子早已被极权专制主义搞得斯文扫地，彻底地犬儒化了。明证就在于此：把滥竽充数的烂货，硬是当成了莫名其妙的理论，如同把肮脏下流的黑抹布，煞有介事地当成了迎风招展的明亮而又辉煌的旗帜一样。
理论之垄断，埋葬了中国大陆真正的思想和真正的理论。所有的人文学科，到处盛行着人云亦云、照猫画虎、随风唱影、歌功颂德、献媚邀宠的诠释性理论和学说。中国的学术，基本上都是以权力意志为意志。此之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要是权力者所说的，哪怕是再混账透顶、匪夷所思，哪怕再胡搅蛮缠、难以理喻、哪怕再黑白颠倒、不堪入目，也总是不乏夸夸其谈地捧臭脚的歪理邪说，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胡说八道的辩护士。专家于是不无鄙夷地被称为砖家，教授于是被名至实归地被称为叫兽。具有中国特色的砖家和叫兽之所以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实在是因为他们瞪着两眼说瞎话、说大话、说空话、说套话、说官话、说鬼话，但就是不会说真话、就是不会说人话。正因如此，虚假、空洞的邓小平理论，不但蒙骗了十三亿中国人民，而且也把全世界人民都当成了大傻瓜；
理论之垄断，必不可免地造成了强词夺理的极端可耻的封闭之局面，这就是：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学术问题、政治问题抑或其他方面的问题，都不可以进行正常的、公开的、开放的商榷、探讨，更不可能展开据理力争的争论、激辩。非竞争的垄断思想蛮横霸道，居高临下，不容置疑，以绝对正确的自我认定而唯我独尊。在此情况下，任何其他的思想都不可能毫无阻碍地进入到思想市场里面去进行流通，既没有思想之生产，又没有思想之交流；既没有思想之传输，又没有思想之消费。几十年来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形成过所谓的思想市场。因为思想市场都一概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所特别制造的大大小小的顽固透顶的叫做“不许”的铁将军来把门。真正的自由的独立的思想，只能像黄山顶上一棵松那样孤零零地存在着。孤立存在的思想由于不能流通而孤掌难鸣，难免大打折扣，亦或因长久的无声无息而香消玉殒，乃至于自生自灭。反而言之，招摇过市的、颐指气使的、趾高气昂的、无所不能的，乃是权力意志的理论、权力意志的思想。除了权力意志的理论、权力意志的思想可以一意孤行地到处垄断之外，其他任何的理论都决不允许生成，更谈不上些微的发展。苍白无力的理论，虽然拥有国家的强制力做后盾，虽然通过各种现代化的传媒手段大肆鼓噪，即进行日夜不停地、连篇累牍地轰砸、宣传，但却决然不能深入人心，决然不能化为人们丰硕的精神营养。尽管做尽了形式主义的表皮功夫，但内心深处却难以真诚地予以接受。这样的理论，又能有什么样的实质力量呢？
现在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说法，叫做“理论自信”。 所谓的“理论自信”，已然成为红二代、官二代们乐不由衷、沾沾自喜、自吹自擂地夸下海口的口头禅。在中宣部业已连篇累牍地出台一个又一个不许自行报道的诸多禁令之条件下，在中共明确地要求“五不搞”，即吴邦国在人大会议上公布的“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和“七不讲”，即中共中央文件所要求的“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以及司法独立”都不许讲等诸如此类的极其严苛的王八的屁股——规定（龟腚）之下，在谁敢自由写作就不免遭受牢狱之灾、谁敢维权就要遭到严酷迫害之环境下，在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度被有关国际组织实事求是地排位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倒数第二、三名，仅比金家王朝统治的朝鲜好那么一点点，而腐败指数又居高不下、名列前茅且已成全球老大之际，在老调重谈、味同嚼蜡的官方话语弥漫成几十年如一日的思想灌输之浓重雾霾之时，理论自信，真的不知又是从何而来？理论自信的充分根据，又是在哪里可以找得到？理论自信，究竟是来自于“喵喵”的猫论，还是来自于不知深浅地“摸着石头过河”，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真正的理论，绝非花里胡哨的装潢，绝非自吹自擂的夸耀，绝非狐假虎威的权杖。真正的理论，应当借用泰国前总理的一个名字叫做：他信。他信，就是由别人自愿地、真心诚意地相信、敬佩、折服才行。别人不信也不敬佩更不折服而只有权倾一时的所谓核心——纯属大脑平滑的江泽民一个人相信，那是根本不能算数的，也是根本确立不起来的，因为实在经不住事实之考验与时间之检验，是迟早要被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大浪淘沙给淘汰出局的。没有理论价值更没有实际意义的理论自信，哪怕再轰轰烈烈、风风火火，也是没有根基的，也是站不住脚的，也会像海市蜃楼一样地昙花一现的，也是要过眼云烟一般地无影无踪的。
理论，无论什么样的理论，只要是真正的理论，就必须具有坚实、雄厚、沉稳之内涵，就必须拥有历史、文化、社会之积淀，就必须具备振聋发聩、醍醐灌顶、别开生面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丰厚之潜力。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够拨开认识的迷雾而启动思想的发动机，就像猫头鹰一样尽职尽责地、一刻也不懈怠地坚守漫漫长夜，直到迎来冉冉升起的思想解放之朝阳；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理论一定要成为在浓重的黑暗里给人带来希望和光明的探照灯；在危机四伏、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的雷区，理论是不能惧怕任何危险而能够洞察秋毫、排除一切隐患的探雷器；理论是长鸣不息的警笛，告知人们时时刻刻提高应有的警惕；理论是旗帜，调动一切的积极因素，聚积一切的努力，向着正义的方向大踏步地迈进；理论是原子能反应堆，为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源源不竭地提供史无前例的强大动力。
理论需要不断地自我修正，以使之更加牢固、更加圆润、更加完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更不可能有登峰造极的理论。也就是说，真正的理论从来没有也更不承认所谓的顶峰之胡说。任何自命为顶峰的理论或思想，都是夜郎自大的夸大其词，都是井底之蛙的一叶障目，都是不切实际的想入非非，是空想，是梦幻，是滑天下之大稽。理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理论倘若不能自我修正、自我充实、自我革新、自我革命，那就意味着理论的生命戛然而止。
中国现在正经历着从极权专制主义走向民主自由的艰难困苦的正义转型之过程，故此特别需要建立正义转型之理论；中国人民从身份依附的现状正在逐步地进入到自立自为自主之状态，因而特别需要成型的完善的公民理论；中国人民要从壁垒森严的等级制中完全彻底地解放出来，就必然需要别开生面的和前所未有的平等之理论；中国人民需要埋葬各种各样的积重难返的冤假错罪案及其产生的罪恶之根源，因而急切地需要法治社会题中应有之义的公正理论；中国人民正在齐心协力地追求属于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自由。自由是人类的本质存在，也是中国人民的本质存在。中国人民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没有自由了，中国人民绝不能丧失自己的本质存在而被肆意宰割了。中国人民急切地需要天经地义的堂堂正正的自由理论；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权利都要适得其所地和名至实归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被肆意剥夺的，要全部地、一点不差地予以应有的和必须的归还；有所遗漏的，应当加以必要的有力的补充。人权必须得到必须的尊重。人权为王。人权与正义相一致。人权即正义，正义即人权。热爱人权，就是热爱正义；追求人权，就是追求正义；保护人权，就是保护正义；捍卫人权，就是捍卫正义；人权的实现，就是正义的实现。人权是旗帜，因为正义是旗帜；正义是灵魂，因为人权是灵魂。正义与人权，紧密相连，互为一体。如同正义一定要成为中国大陆的主流一样，人权应当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目标；如同正义必胜，人权将要战而胜之。人权大于其他权力，大于党权、政权，以及国家主权，等等。正如没有正义是不可想象的一样，没有人权是根本不行的，人权少了也是不可以的。故此，中国大陆迫切地需要明确地列出人权的全部清单，以便于有力地提升人权的制度水平，切实地完善人权的实现途径，并在汲取各个现代民主国家成熟的人权经验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反人权国家的沉痛教训之基础上积极地和尽力地保障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所有权利的作为正义的人权理论；中国大陆没有约束、没有制衡的公权力肆意扩张，权力集中而横行无忌，管得宽泛无边。该管的，没人管；不该管的，却胡乱管，简直没谱。权力市场化。权大于法。在人治大于法治的不良现实中，中国人民强烈地要求力行法治、实行宪政。所谓宪政，就是限政，即限制党权、限制政府权力，同时又积极地扩大并保障公民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故此应当建立中国人民十分需要、与现代发达国家宪政制度完全接轨的宪政理论；中华民族正在融入人类文明大家庭之中，因而特别需要大量地引进并确立人类文明普世价值之理论；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之相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也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就要求：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获得的财富，必须拥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实行，是人类文明得以存续和发展的核心，是关键之关键，是重中之重。没有产权制度，没有明确的产权、没有对产权的行之有效的保护、没有建立产权保护的法治体系，就什么也谈不上。社会发展谈不上，文明进步也不可能。社会倘若不能保护个人产权，社会就是邪恶的存在；国家如果不能保护个人产权，国家就是罪恶的标志。个人产权制度的确立和实现，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人类社会自我发展与进步的正义原则。所以，一定要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现代的产权经济理论；由于中共建政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从来都没有进行过正义的宣传和教育，所以中国人的是非观念很成问题。人性被党性所驱逐，善良被邪恶所迫害，良知泯灭，道德缺失，毫无诚信，满目疮痍、不堪睹目，宛如实行丛林法则的野蛮之地。这，还哪里是什么一句歌词中所唱出的“美好的人间”？因而特别需要立即建立前所未有的大义凛然的正义理论。
在冤假错罪案层出不穷，不公、不平、不正、不义四面开花，无辜遭受迫害而又不能讨回哪怕是最起码公道的访民业已汇成了亿万上访大军的情况下，在吃拿卡要、敲诈勒索、贪污腐败像传染性极强的病毒一样无孔不入地侵害着整个社会的机体、器官，甚至每一个细胞的情况下，还有谁能够鸵鸟一样顾头不顾腚地谈论起所谓的理论自信呢？
代表垄断
在具有特色的政治环境下，领袖一般都要冒充人民的唯一代表。不代表人民，领袖的价值就化为乌有了。人民喊领袖“万岁”，领袖也要回之以“人民万岁”，这实际上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因为在尚未开化的人们看来，领袖和人民是一体的，是不可分离的、是胡子眉毛可以一把抓的。领袖喊“人民万岁”中的“人民”，准确地说，是指领袖自己。领袖是人民的至高无上的独一无二的代表、是永远正确的，不容否定，无可怀疑，必须充分地相信、崇信、迷信。林彪说，相信毛主席，就是要迷信毛主席。迷信领袖，就是迷信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迷信从中央到地方、从上至下一路委任、官爵分封下来的各级领导，迷信社会主义制度。倘若不能迷信各个具体的领导干部，那就意味着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怀疑。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对本单位的领导，如书记、厂长、校长等领导提出了正常的批评意见，就被指斥为向党进攻、向社会主义制度发泄不满，结果就被扣上了泰山压顶一般的右派大帽子，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就是说，反对单位领导，就是反对党，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反人民。本来是人民中间的一员或一部分，仅仅因为表达了自己的某种独立的想法、意见、批评，就丝毫不见容于统治者的意志，就被打成反党反人民的阶级异己分子，就被驱逐于人民之外了。须知，反党，绝不是反人民。非得要把党和人民混淆一团，把根本不相干的两者结合在一起，使二者变成为一个不伦不类的词组——–党和人民或“反党反人民”。在中国大陆几十年如一日的宣传攻势中，党和人民是一体的，有如连体婴儿。照理说，党是党，人民是人民，两者本质上根本不同。但为什么偏偏给给合起来，非得要混淆一块、纠缠不清呢？这，实在是毛泽东在长期的共产革命中屡试不爽、偷梁换柱、以售其奸的一个花腔，是毛共骗人无商量的一个欺世盗名的诡辩。毛共把党和人民搅合在一起，党就可以无所顾忌地代表人民，党所做下的任何丑事坏事恶事等，便都可以一推六二五地、毫不负责地、全部地推给人民了，从而党就能够心安理得地也极其可耻地逃脱严惩了。人民由于是虚拟的存在，只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似是而非的冠冕堂皇的口号，只是被毛泽东用来招摇撞骗的幌子而已，是不起任何实际作用也没有任何意义的。党与人民，是概念的混淆，是明目张胆的政治阴谋，是对于人民的肆无忌惮的污蔑和诽谤，是党强行代表人民无商量的无耻之举。党是由社会上的一部分人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为获取相应的利益所组成的政治集团。党仅仅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不会是也不可能是全体人民，更谈不上人民的所谓代表。假定代表了过去的人民，也不一定能够代表现在的人民；即便代表了现在的人民，也不一定能够代表未来的人民。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执政党，都是拥有自己一定利益的政治集团而已。一个标榜为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根本没有自己利益的政治集团，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做如此表白的政治集团，不是瞒天过海地虚以委蛇，就是公然地撒谎不脸红，或者极有可能隐藏着更大的秘密企图或阴谋。总之，这样的政党绝不是一个实事求是讲真话的政党，绝不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也对社会负责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倘若成为执政党，必将给整个社会、给全体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极其巨大的灾难、人祸和悲剧。
任何政治集团、任何政治党派，都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应有的政治利益。因为这是合理的、正当的，也是正义的。不能坦诚地相告自己应有的利益，就是虚伪。虚伪就是堕落，就是为无所顾忌地作出任何天大的坏事预设了让人迷惑的前提，铺平了进行肆无忌惮地欺诈的广阔道路。对于这样的虚伪，对于这样的谎言充斥的表白，对于如此这般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矫情张扬，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每一个中国人想必都是耳熟能详且司空见惯的。
在中国大陆各种各样的媒体上或在某些大中小型的公共场所中，常常可以听到一些云山雾罩的莫名其妙的如下语式：我代表XXX；一个年青人说：我代表青年；一个妇女说：我代表妇女；一个县的人说：我代表某县；一个城市的人说：我代表某市；一个省的人说：我代表某省；一个中国人说：我代表中国；一个亚洲人说：我代表亚洲。仅仅主持某个电视节目，混个脸熟，就大言不惭地自称是亚洲代表，不愧为具有特色的典型爱国贼；仅仅因为某个运动项目获得了一个奖杯，就一下子成为众目睽睽的明星，就一下子成为体育界的人民代表；唱歌的、拍戏的、跳舞的，只要露点脸的，只要出点名的，在没有征得任何人民同意的情况下，都言之凿凿地、神气活现地成为舍我其谁的当之无愧的人民代表了。某些国人就像无法自拔的瘾君子一般，总是有做代表的极大的瘾头，就是愿意做代表，并且是做各种各样的代表。但无论这个代表，还是那个代表，都是名不副实的一厢情愿，因为根本不真实、不客观、不恰当，压根儿就不是那么一码子事儿！
任何人要是作为另一个人的或另一群人的代表，必须首先经过被代表者的同意。如果没有经过被代表者的同意而自行代表，显而易见，这个代表的资格是无效的；一个政党倘若作为人民的代表，就必须事先征得人民的同意。没有征得人民的同意而代表人民，其代表的资格也是无效的；一个政治人物倘若代表人民，就必须事先征得人民的认同、许可和支持。倘若没有人民的同意，就丧失了代表的资格。人民的同意，就是人民手中的选票，经过统计学意义上的多数票之认可，才能拥有人民代表的资格。没有经过统计学意义上的多数票的认可，没有经过人民的讨论、商榷、辩论、交锋，没有经过人民中的每一个人投下庄重而又神圣的一票，没有经过既定法律程序的认定和许可，人民代表的资格也都是统统地无效的、没有的。就是说，在没有竞选的情况下，即便是拥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力，也拥有了所谓人民代表的称号，那也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其本质上是与人民相脱离、相异化的，是根本不配人民代表的资格的。这样的人民代表纵然有十万、二十万，也仍然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合格的，都属于伪人民代表。
任何人，无论是谁，只能代表他自己。除了他自己之外，第二个人他都很难代表，除非得到了应有的授权。根据这种对于代表的正常而合理的要求，中国大陆的各种代表，与代表的正当而合理之要求不能不相距甚远，甚至相隔十万八千里。当一个中学生在大会发言时说他代表全市或全县的所有的中学生要如何如何时，所有的中学生可能不以为意，可能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实际上这是非常严重的简直不能容忍的侮辱人的大事件。因为在没有征得所有中学生同意的情况下，他竟大言不惭地擅自代表所有的中学生。也就是说，所有的中学生都被他强制性地代表了。这，难道不是违背所有的中学生意志的类似于强奸的作为吗？当一个妇女在没有征得全体妇女同意的情况下代表妇女发言，难道不是对于所有妇女肆无忌惮的侮辱、对于所有妇女权益的肆意妄为的剥夺吗？当一个受到上级指派的市长、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自称是全市人民、全省人民的代表，难道不是对全市人民或全省人民的极大的藐视、蔑视、歧视、乃至于比一般的刑事犯罪还要恶劣、还要狠毒、还要凶残的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政治强奸吗?
有一个叫做申纪兰的人，当了半个多世纪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一个反对意见也提不出，一个独立自主的思考也没有，全是举手，举手，再举手；同意，同意，再同意。这样一个恬不知耻的僵尸般的人民代表，竟赢得了某些尸位素餐的位高权重者的满心欢喜和热情赞美，美其名曰：这充分显示了中共领导下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与其如此这般地表扬申纪兰作为几十年如一日只是一味地举手、只知一个劲儿地拍巴掌赞同的人民代表，那还真的莫不如献花于一个被抽干了血的干瘪的蟑螂或一只腐烂发臭的死耗子为好。看一看民主国家议会里的一个个议员，哪里能有这样的专以听命举手为能事的无知无识的混球似的议员呢？
再说三个代表。所谓三个代表，是指：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是江泽民为强化自己的贪腐统治而无中生有地胡乱编造的所谓的政治纲领。从其实际的政治表现和对中国大陆所造成的极大的负面影响来说，是既代表不了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既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也代表不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说实话，三个代表，只能代表江泽民及其领导的政权上海帮——-贪腐集团的贪腐利益、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统治集团的统治利益。除此之外，是不能有任何代表意义的。因为在贪腐治国的政治环境下，人民的根本利益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乃至极大程度的剥夺与损害。几千万工人下岗，亿万农民失去土地，司法腐败、司法不公导致冤假错罪案堆积如山，统治集团又有谁可以自称是不那么腐败的呢？只有两个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都出了事儿，都是大老虎：徐才厚、郭伯雄。他们明码标价、卖官鬻爵，晋升一个少将得进贡500——1000万，一个中将1000——2000万，一个上将2000——5000万；部队的贪污腐败，十分严重。无论干什么，尤其是征兵、提干等等，都得花钱。哪怕当排长，也要进贡。排里向连里送、连里向营里送、营里送团里、团送旅、旅送师，师送军、军送兵团、兵团送军委，中国的军队就是如此这般地运行的。军队是这样，地方也大同小异，也都好不到哪里去，也都得按照潜规则来办。天下乌鸦一般黑。就是说，都得请客送礼、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此类作为，都叫做所谓的中国特色。潜规则无孔不入地悄悄运行，一切都在难以言喻的不言中，一切都是桌子底下的干活，一切都在贪污腐败的秘密中。一切都是冠冕堂皇。但在冠冕堂皇的招牌下面，到处是阴暗、苟且、无耻、肮脏、下流，这，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和见惯不怪的密室政治。密室政治之下，究竟能是些什么货色？
就说薄熙来。薄督总是大言不惭，明里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他把那些依靠自己的能力而发家致富的企业家们都统统地打成了所谓的黑社会，所用的手段基本上都是栽赃陷害、黑白颠倒，无所不用其极地把属于他们私人的财产肆意妄为地掠夺而去。直到如今，在薄熙来已被关进秦城监狱近三年的时间里，那些被迫害的企业家们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平反昭雪，他们的亿万财产早已付之东流、不知所踪。薄熙来唱红打黑的小文革，着实害人匪浅，也蒙蔽了很多不明真相的民众。这些人直到现在还在把恶贯满盈的薄熙来当成了一个所谓的能人。作为装腔作势、油嘴滑舌的红二代、官二代，薄熙来在骗人无商量这方面的确是个不容小觑的能人。但是，这样的能人，还是少一些为好，最好从此绝迹。但这可能吗？
再看周永康。周曾任四川省委书记、国土资源部部长、公安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做过十年维稳沙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是由叫喊“三个代表”的江泽民所一手提拔起来的，无恶不作、罪恶滔天，对于中国的民主自由人士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毫无人性的镇压，对于自由信仰者进行残酷无情的杀戮。周永康及其家族、以及其追随者，在其重权在握的十多年里，竟贪污了一千亿之多，也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了。周永康的确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光辉典范。其凶恶、丑恶、邪恶、罪恶，简直罄竹难书、一言难尽也！
三个代表不是思想、不是理论，也不是学说，三个代表只是三句话。一句话一个代表，三句话三个代表。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谁能代表？江泽民认为他能代表，因为他有权。他的权力是由邓小平所一手钦定的，他因之掌握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但有权力是不是一定有代表性？究竟能够代表谁？这个问题，的确值得认真研究。在江泽民的意识中，他始终认识不清或是有意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他把权力和人民化成等号了。要知道，权力和人民是不能化成等号的，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权力和人民甚至连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连一分钱的关系都没有。权力并不代表人民，因为权力并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和认可；人民并没有赞同这种权力。江泽民所掌握的权力，根本代表不了最广大的人民，也不可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人民没有认可的情况下，江泽民却非要代表人民不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极权专制主义者不知羞耻、不知天高地厚、瞒天过海的可耻伎俩。除了代表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加上上海帮的喽啰们之外，他是谁也不能代表的。
至于另一个代表，即，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何以见得？这，也同样是毫无根据的。生活水平处在联合国所规定的每天不足两美元的穷困人口，据说中国竟占了大约有七亿，但中国政府却说有二亿多。特别是在老少边穷地区，广大农民的生活究竟有多么糟糕，简直让人不忍提起。在中国的几乎任何一个地方，看病贵、看病难，有病治不起；入托难、入学难，上学上不起。毕业就失业，闲散游民甚多，啃老族越来越普遍，诸如此类的社会难题，不是触目可见的活生生的事实吗？单靠国家投资的方式来拉动GDP，后劲乏力，因为内需不足，老百姓的消费水平不高，医疗无保障、养老无保障、生活无保障，老百姓又如何敢花钱、又如何舍得花钱？中国人的窘境如此这般地可悲、可怜、可耻、可叹，还哪里谈得上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说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倒是完全可以代表的。根据“毛宰东”、“江宰民”的民间俗语，就可以略知一二了。“毛宰东”的意思是，毛泽东对所有的有产者，包括地主、富农、资本家等所谓的东家，都是要格杀勿论的；“江宰民”的意思是，江泽民对所有的工人、农民等社会上最广大的底层大众，都是要尽其所能地予以鄙视、打击和剥夺的。
再说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那就更是莫名其妙的无稽之谈了。党文化从来就没有先进过。过去不先进，现在不先进，将来也不会先进，而且永远都不会先进。自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发表以来，中国大陆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就一直在走下坡路，直至全面彻底地落后，稀里哗啦地一蹶不振，并且几乎不见天日地陷入到无以逃脱的漫漫幽暗的迷途乃至万劫不复的深渊。因为此后中国文化统统地被所谓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治所挟持、所封锁、所蹂躏、所打击。党文化耀武扬威，横行霸道，颐指气使，无所不能。党文化一统江山。党文化动辄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无限地上纲上线，凶恶地穷追猛打，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生不如死。党文化灭绝了五千年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与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相敌对。到了江泽民统治时期，中国文化就更是一如既往地、大踏步地退后、退后、再退后。因为在中国大陆，无论是文艺，还是教育；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新闻媒体；无论是图书杂志，还是广播电视，等等，都是没有自由的，都是限制种种、禁锢重重，无处不陷阱，无处不雷区的。在到处是危险的情况下，谁还敢于随心所欲地搞创作、谁还敢于自由自在地去写作？除非不要命了，才可以如此地造次。没有自由，就没有进步，就没有发展，又何谈什么子虚乌有、莫名其妙的先进？不管什么文化，无论是斯拉夫文化也好，还是中华文化也罢；无论是欧洲文化也好、还是美利坚文化也罢，只要是文化，就必然需要自由，而且要需要尽可能多的、尽可能大的、更大的乃至最大的自由。自由，是只嫌弃少，不嫌其多的。有自由，文化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与进步。没有自由，文化必然停滞不前。先进文化，是人类精神自由的象征，是心灵无拘无束地飞翔的结晶，是人类应有的丰硕的精神硕果。
中国文化之所以不会先进更不能先进，乃是因为，中国大陆是特色文字狱空前发达的一个最广大的地域（地狱）。对于文艺作品的审查，简直纵横交错、功能齐全、设施完备，并且已然内置于中国大多数文化人的心灵深处，即，每一个读书人的头脑中都建立了一个精神阉割的或大或小的密室，即看不见、摸不着的脑手术室，于是变成了如此不堪的一言难尽之局面：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绳。对于思想和文化的严格审查和肆意枪杀的外在的国家强制力，与人们内心深处的思想阉割的秘密手术刀结合在一起，就必然使中国的文化达到了举世瞩目更令世人扼腕兴叹的苍凉、空白、无力之局面。先进是谈不上的，苟延残喘、半死不拉活，倒是不乏所见。任何敢于冲破党文化禁锢的胆大包天之人，不是无所作为地呆坐在遥遥无期的和暗无天日的监狱高墙之下，就是在昂首阔步地、有意或无意地正在迈进看守所的大门及其之后的无处不在的阴森森的狭隘的禁闭室。中国文化之先进，就先进在有形的和无形的范围广大的共产监狱。
江泽民自我夸耀的三个代表，只能是可悲、可气、可笑，只能是阴暗、苟且、绝望，只能是无知、无道、无耻。以三个代表的名义，江泽民却干尽了卖国求荣、丧尽天良的罪恶勾当。随着1999年12月9-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的签订，中国领土黑瞎子岛一半割让给了俄罗斯，江东六十四屯以东、以北的由历代沙皇所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原属于中国的领土，都全部无偿地并且是永远地划归于俄罗斯了；买美国两房债，中国亏了3763亿美金（约2.5万亿人民币）；对数千万乃至上亿自由信仰者所进行的肆无忌惮的有组织、有预谋、有纲领的迫害与打压，极其严重地破坏了原本十分脆弱的中国法律体系，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对于自由言论者、对于有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等中华民族的精英，无所不用其极地实行大规模的镇压，令人发指；对于下岗工人、农民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各种各样的剥夺，激起广大民众的愤怒与反抗。在贪腐治国、民不聊生之际，江泽民又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把不稳定因素都要消除于萌芽状态”等新兴的法西斯主义口号和国家恐怖主义的行动纲领，致使中国的维稳经费大大地超过了国防经费；上行下效的制度腐败导致贪官层出不穷：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甚至小官也大贪；胡作非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远远地超越了做人的底线；假公济私、肆意滥权，好人遭殃，恶人得好，有理判输，无理判赢，颠倒黑白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如此等等令人不忍睹目的惨烈现实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是因为颇能吹拉弹唱、更会胡诌几句蹩脚外语、被人们称为戏子的江泽民，对于人间最起码的正义，简直是擀面杖吹火——窍不通。
江氏统治中国的十多年，是毫无正义可言的邪恶历史：正义，都被与时俱进地踩在脚下；正义，都被开拓进取地消除净尽；正义，业已成为蛤蟆口中的饕餮之物；正义啼饥号寒、默默饮泣，邪恶却在呱呱呱——那是在自吹自擂冠冕堂皇的和恬不知耻的“三个代表”。除了把整个国家都推入到无知、无道、无耻的绝境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科学垄断
1、 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科学”二字的垄断
胡锦涛主政的十年，其实是个维稳的十年。作为在各方面都要追求四平八稳的政治辅导员，胡锦涛向来是大气不敢出、小气不敢喘，过于谨小慎微、亦步亦趋，就像小媳妇听婆婆一般地江规胡随，从不敢自作主张，更不能显示一星半点儿的政治韬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治国之本领，就更谈不上什么像模像样的理政之能力了。以击鼓传花为能事，以混时度日为本质，仅仅提出了似乎真理在握的所谓的“科学发展观”，并要求以此来统领整个社会。
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整个社会，就是用新的胡说来云山雾罩地瞎指挥。除了“科学发展观”，胡锦涛还提出了一个早已有之的新词组，叫做“和谐社会”。所谓的“和谐社会”，也是夸夸其谈的有名无实的胡说。在人权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并常常受到欺压、迫害与剥夺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什么和谐的，“和谐社会”就更是海市蜃楼。就这样，在浪费了历史发展的大好机遇和极其宝贵的十年之后，在毫无执政水平而庸庸碌碌、一事无成的情况下，胡锦涛竟也可以混得个全身而退，真是够一个中国特色或中共特色的了。这么个样子的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任何一个叫做民主制的国家里，恐怕早就卷铺盖走人了。因为胡锦涛没有正义，更谈不上维护正义、捍卫正义、实现正义；对中国人民毫不负责，更没有其所应具有的使命意识、担当意识，实属花架子。试问，胡锦涛难道不该为现实的诸多乱象担负其所应予担负的不作为等重大罪责吗？
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垄断。所谓的科学垄断，是指对于“科学”这个词的垄断。在中国，特别是在官场，好像不论干什么事情，不管有用没用；无论是照本宣科地作报告也好，还是党性媒体吹喇叭也罢，反正都得加上一个词——“科学”。不标榜为“科学”二字，似乎就不算时髦似的，至少看起来像底气不足或缺少依托似的。对科学这个词，人们往往趋之若骛、津津乐道，非得要往上面靠，以此来给自己的脸上贴金，来为自己的行为背书，哪怕与科学根本不搭界的事情，也非得要套上科学的套子不可。这，实在是很不靠谱。
科学，作为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进行研究的科目，却被党控媒体用来进行宣传、蛊惑。党控媒体并且还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而且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甚至对宗教信仰、艺术创作、思想观念等，也要如此这般。因为中共非得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一切的社会存在不可，非得要用“科学发展观”来实行坚定不移的垄断不可。
什么东西一垄断，是必定要走下坡路的，也许都要搞砸、搞完蛋的。这方面的前车之鉴，实在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的。哪怕最好的，也要变成最坏的；哪怕最优秀的，也会变成最低劣的；哪怕最光明的，也终将成为最黑暗的。
科学，只有在科学领域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倘若科学被利用来对于非科学领域里的某些事情，甚至对一切的社会存在都要实行垄断，那就极有可能转变成制造灾难的不科学、反科学，那就必然形成具有极大危害的伪科学。在中国人民所经历的长期而痛苦的历史中，以科学的名义所标榜的伪科学、穿着科学外衣的鬼画皮，竟迷惑了多少天真烂熳的心灵、吞噬了多少如花似玉的青春、残害了多少生机勃勃的希望、灭绝了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2、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科学、反科学，是伪科学
在一百六、七十年之前，当卡尔•马克思带着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深度的有色眼镜，观赏他所极力开辟的乌托邦的共产主义梦想时，当他不无偏激地对于“每个毛孔都滴着血的肮脏的金钱”、对于资产阶级、对于早期资本主义进行史无前例的猛烈的抨击时，马克思经常有意地把他自己的偏见、臆想、观念等等，都几乎一概地说成是科学的定论；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则是忠实地遵循马克思的旨意，无所不用其极地美化马克思的理论，并称赞说，是马克思把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空想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科学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的朋友马克思的理论是无可怀疑的科学，那么，作为这一理论奠基人之一又是人所共知的“第二小提琴手”的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本人，自然而然地和顺理成章地也会被纳入到科学理论发明人的堂而皇之的行列里来了。变魔术的特技与此堪有一比，简直就是乾坤颠倒——-僵尸大变活人一样地把空想共产主义竟匪夷所思地也是栩栩如生地变成了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也许是恩格斯肆无忌惮地和大言不惭地吹嘘、热捧等宣传之效应所导致的必然之结果。科学社会主义一时间风靡开来，传播开去，并且滚雪球似地不断扩大、渐成气候，尤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自命为科学的连篇累牍的著述因吸引人们的眼球而汇集越来越多的粉丝时，更是如此。哪怕是空想，也毕竟是颇有条理的言之凿凿的空想。对于这样的天花乱坠的空想，可能、也许、大概、差不多有朝一日会变成现实的吧？人们在游移不定的迷惘中不知所措。共产主义，到底可信，还是不可信？真的像说的那样，什么东西都有吗？既然这么好那么好，试试又何妨？人类就是这样懵懵懂懂地进入到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共产革命的试验场里面来的。
只要广告做得好，假的可能也成真，甚至比真还要真。只不过对于真真假假，善良的人们暂时还识不破其貌似玄妙的机关而已。实事求是地讲，空想，恐怕也是人类无可逃脱的一个宿命，特别对尚未开化的人们来说，更是如此。应当承认，马克思的生花妙笔，绝对不可小觑，特别是因其极端的决绝而彰显独特的语言天赋，可能或必然产生出磁石一般的难以言喻的极大诱惑力。这，或许是马克思主义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鹤立鸡群、独树一帜的极其重要的原因之所在。总之，诸多因素的因缘际会，才最终不可收拾地促成了我们人类所经历过的并且正在经历着的波澜壮阔也是灾祸连绵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在痛定思痛之后，有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是非人性、反人性的，是非正义、反正义的，是邪恶也是罪恶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无论如何都是不文明的、野蛮的，更是血腥的；是灾难性的，更是毁灭性的。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仍然不可能也不愿意更不甘心改邪归正，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基因是雷打不动的，因为改了就要命。要想改变牠，除非虎狼不吃肉，江河倒着流、月亮变太阳。最好的结果，只能是逼迫其退出本不应占据的且已被其蹂躏得一塌糊涂的惨不忍睹的历史舞台。马克思极端主义的诸多定论，如“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无产阶级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等等，都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谬论。对于自己曾经参与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晚年有所悔悟的恩格斯于1895年3月6日坦白地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但暴力革命理论早就木已成舟，且等待着扬帆远航——-
恩格斯所做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指出：马克思做出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两大科学发现：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然而，在此需要说明更需要明确的是：恩格斯的此种论断是毫无根据的，是与事实完全不符的，因而是绝对错误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质内容的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既不是科学，又不是发现。唯物主义不是科学，因为它不属于科学范畴，不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内；唯物主义属于社会研究范畴、属于人文研究领域，因而是学术。剩余价值学说，亦应作如是观。首先，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发现。发现，必须是原创，必须是某个或某些事物、现象及其原理的第一个掌握者或说明者。由于马克思不是唯物主义的首先掌握者、说明者、阐述者，所以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发现。马克思只是对历史上早已存在着的朴素唯物主义做了一些补充、予以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并加上了黑格尔所论述的辩证法，再加以搅拌、匹配、加减乘除等，最后使之混合成一体而已，于是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如果说对早已存在的理论只是作了某些补充说明就算是发现的话，那岂不是荒唐可笑?牛顿是第一个论述万有引力定律的物理学家。万有引力定律之所以是物理学的伟大发现，是因为牛顿第一次在其著作中对万有引力做出了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首先阐释。首先的找到者、发掘者为第一，第一才是发现的本质规定。第二或第二之后，都算不上发现。根据发现的这一原则规定，马克思显然不在唯物主义的发现者之列。因为在马克思出生之前的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的唯物主义者，也有唯物主义的若干论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泰勒斯，中国的王夫之、王冲，都是早期的朴素唯物主义者。古希腊的泰勒斯认为万物生于水，又复归于水，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一团永恒燃烧的活火，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生成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中国古代的气一元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把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些具体的物质形态，此乃唯物主义的一大进步。到了近代，唯物主义者就更多了，如狄德罗、赫尔巴赫、爱尔维修、费尔巴哈、培根等。培根认为，万物的基础是原始物质，是基本元素。狄德罗说，自然界是由数目无穷、性质不同的异质元素构成的。等等；再者，剩余价值也同样不是马克思的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史证明，英国人威廉•配第爵士（Sir William Petty 1623—1687），是早于马克思的揭示剩余价值的先驱。马克思对此也承认说：“在配第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两种形态上：地租和货币租金（利息）。他是由前者导出后者。在他眼里，地租是剩余价值的真正的形态”（马克思著〈剩余价值学说史〉:《资本论》第4卷）。其他经济学家，如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等都不同程度地论述过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只是用剩余价值学说“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并通过论证剩余价值规律而探究和揭示资本家所谓剥削工人的秘密，进而提出“剥夺剥夺者”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
马克思为达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而罔顾事实，把资本家与工人的劳动予以同等对待，以有意地贬斥资本家的应有价值、独特作用以及难能可贵的资本主义精神，一味地否定、排斥、摧毁并消灭有产者即资产者、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
“剥夺剥夺者”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在其勃兴与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兴风作浪，横行无忌、所向披靡、恶贯满盈。“剥夺剥夺者”是马克思通过所谓的剩余价值规律而得出来的貌似有理的结论，实则是偷梁换柱的，是理亏词穷的、是蛮横无理的抢劫理论。这个抢劫理论，势所必然地造成人妖颠倒、黑白不分、邪恶横行的历史悲剧：本来不容否定的可贵的资本，却遭到了完全彻底的蔑视和绝对无情的否定；本应予以珍视的资本家以及资本家阶级，却被极不公正地、伤天害理地予以仇视、批判、敌对乃至于消灭。在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共产革命大折腾之后，人们猛然惊醒，终于认识到一个基本的道理：藐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本家，就是藐视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其结果必然导致贫困、导致落后、导致灾难；剥夺资本家，就是剥夺人类及其文明的丰硕硕果，就是毁灭人类自己。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业已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罄竹难书的极其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以科学社会主义之名，为所欲为、肆意逞能、杀人如麻、罪恶滔天。据不完全统计，由于科学社会主义之肆虐，全世界为此而罹难的冤魂，竟超过了一亿人之多。悲夫? !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实乃不科学、反科学，是伪科学。
3、学术应当客观、适当、公正、合理、正义
学术，应当客观。可是，马克思单凭主观臆断就把能够带来利润的资本、把能够有效地运用资本以求发展的资本家、把保护私有产权的资本主义一巴掌给打了下去，并使之万劫不复、永世不得翻身。可见，马克思非常主观。马克思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主观性极强的学说；
学术，应该适当。适当，就是恰如其分、就是不多不少、就是正好。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用不着添枝加叶、画蛇添足，更不用肆意夸张、美饰装潢。历史的本来面目根本改不了，但却用谎言来充塞，历史就变了调、走了样。这样的历史，岂不能让人误入歧途？本来是自己摘桃子，却一口咬定是别人摘桃子，这就叫做肆意栽赃。这么做的，就是不适当；为这么做提供各种辩护的，也同样不适当。谎言，特别是弥天大谎，肯定不适当；假象不会是也不可能是适当；
学术，应当公正。可是，马克思绝不公正。马克思非常极端、绝对极端。马克思有意地、匪夷所思地仇视资本，更痛恨金钱；对金钱极尽泼污之能事，对资本更是置之死地而后快。马克思对资本家怀有莫名其妙的敌意乃至深仇大恨，更没有给予资本家及资本家阶级以恰如其分的公正评价。1）、资本家组织商品生产，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千方百计地调集各种资源，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一方面解决自己之需和家人之需，另一方面，也为他人，为社会做贡献。争取个人的利益，就是争取社会的利益，就是争取国家的利益；通过正当的努力及合法的方式增加自己的财富，就是增加社会的财富，就是增加国家的财富。公民个人的财富，是社会财富的基础。没有个人的富裕，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富裕；个人的贫困，是国家贫困的标志；个人的落后，是社会落后的证明。2)、资本家为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而购买原材料，为适应市场的需要而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商品，用以销售，因而促进消费、增加流通、活跃市场、繁荣经济；资本家在工业发展中运用智力、资本、技术、管理，开源节流，筹划销供产等事项；3）、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需要招募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以及配套服务者等，可以并能够有力地解决就业问题。工厂给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以及配套服务者提供报酬发工资，解决相应的福利待遇，人们的衣食住行得到一定的、相应的、极大的保障和满足，从而免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由此而使人们能够安居乐业，社会也因此变得和谐；4）、资本家建立工厂，在从事生产、运输、销售等活动中，都要把自己的利润拿出来一部分，以上交税收。国家通过征税的方式来稳定财政收支平衡，供养政府、军队、警察以及各类公务员等，从而能够保证社会管理的正常秩序；5）、在瞬息万变的市场条件下，为应对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及其导致的随时可能的破产，资本家必须处心积虑、如履薄冰、谨小慎微，即便如此，倾家荡产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只有在无情的市场竞争中摸爬滚打地逃脱出来的侥幸成功的资本家，才能够成为被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所刻骨仇恨并予以彻底消灭的对象。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上来看，资本家肯定是有恩于工人的，也注定是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的。但“剥夺剥夺者”——打到资本家，消灭资产阶级、灭亡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及其导致的共产行动，无异于恩将仇报，狼心狗肺，毫无人性，更谈不上哪怕是最起码的理性。这，其实就是蛇与农夫故事的重演。“剥夺剥夺者”，不但冲破道德底线，而且也冲破法律底线，简直混账透顶、荒谬绝伦、可耻之极。这，还哪里谈得上公正？
学术，应当合理。可是，马克思把空想当成了目的，把暴力当成了手段，把破坏当成了道路，把落后当成了力量，把先进当成了垃圾，把造反当成了革命。既然以暴力相向，那就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了。操家伙就是了。谁的拳头硬，谁就可以称王称霸；谁有刀枪，谁就是响当当的草头王。因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样的真理，还哪里有所谓合理的成份？必定是连一丝一毫的合理都没有了。
资本家，应该算做是一种职业经理人，懂经营、善管理、信息灵，嗅觉敏。这样的行家里手，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只有尊重还来不及的份，哪里有轻视、忽视、蔑视的道理，哪里有排斥、围剿、侮辱、打击、歼灭的道理？
资本家阶级，即资产阶级，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整个阶层，必然是高素质、有涵养、有品位、有能力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只能对社会有利，因为他们是通过自己的智慧、才华、能力等等而首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只能对国家有利，因为国家的繁荣昌盛需要他们去引领、去指导、去激励。没有他们，社会就要贫穷，国家就要落后，人民就要遭难。对于资本家阶级的尊重，是对于他们的智慧、才华、能力的尊重，是对于他们的勤俭、敬业、责任心的尊重，总之是对于他们的开拓进取、攻坚克难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尊重。中国大陆尤其需要，迫切需要、强烈需要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是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的。此种认识，方为合理。批判资本，消灭资本家、取缔资本主义，不但不合理，而且是很不合理，极不合理的；
学术应当正义。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典里压根就没有正义。大规模地、全社会地抢劫、掠夺，却被美其名曰地冠之以共产主义革命，还有什么正义？明明是兴师动众的集团犯罪、社会犯罪、国家犯罪，只不过打的旗号冠冕堂皇、花里胡哨、蛊惑人心而已。但犯罪就是犯罪，犯罪的本质是不能有任何改变的。难道说，罪恶，在乔装打扮一番之后换了名称，就不是罪恶了吗、就正义了吗？
马克思根本不懂得或不屑于懂得极其重要的经济学核心——–个人产权。至于对个人产权的保护，那就更是没有任何的概念了。对于这样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简直就是空白一片。更有甚者，马克思主义坚决彻底地否定、排斥并取缔所有的个人产权。因为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这，又怎么能够谈得上各得其所的正义？不讲正义的马克思主义，既谈不上形式正义，又谈不上程序正义；既谈不上程序正义，又谈不上实质正义。马克思主义是毁灭正义的邪恶纲领，是祸国殃民的邪恶理论。
4、政治不是科学，科学也不是政治。两者根本不同
科学垄断政治或政治垄断科学，都是不合道理的，也势所必然地造成科学和政治的扭曲、变异、退化以及沉沦。实事求是地说，科学不是政治，政治也不是科学。两者根本不同。两者互不相干，两者各有自己的不同之本质及其表现形式。硬把互不相干的东西纠合在一起，用一句成语来说明也许是恰如其分的，这就是：东施效颦。这就是说，政治一旦用科学来给自己的脸上贴金，毫无疑义地、或迟或早地是要露出不堪入目的底色的；反之，科学倘若用政治来装潢自己，科学的价值也就自然而然地大打折扣了，因为根本经不起事实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
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条主线，就是在各方面都要追随苏联，此即“一边倒”政策。中共中央一声令下，就对全国的高等院校进行了元气大伤的所谓的调整和改组，完全依照苏联那一套既有的僵硬模式来搞，调整和改组的结果是实用主义的勃兴：重工科、抑文科，甚至连理科也得服从工科之需要，大部分理科也都已转入了工科，诸多研究社会学术的人文学科干脆就被蛮横地取消了。大学由此丧失了应有的自主权，通识教育统统地化为乌有，只生产出“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因为中国大陆的大中小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按照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强制要求，只能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在自然科学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界亦步亦趋地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打击、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均放弃科学立场而加入到批判的队伍中来，但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却遭到了同行们的公开批判。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仅此一例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了科学，多数知名科学家也都无可逃脱地屈服了中共的统治权。为迎合毛泽东拍脑门决策的人来疯的权力意志，当时的“著名科学家”、火箭专家钱学森公开发表文章，说什么只要光合作用达到什么样的一定程度，如每亩地的阳光聚集多少多少，那么亩产万斤、几万斤就都是没有问题的。钱学森并且还煞有介事地使用了一连串一般人根本看不懂的高深莫测的花里胡哨的数字计算公式来进一步地论证他那所谓的科学定论，由此把毛泽东也给糊弄个五迷三道的了，于是毛泽东的信心更是十足，意气更加风发，斗志更加昂扬，大干快上，又是大跃进，又是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直到后来全中国发生了饿殍遍野的凄惨场景，方才悔之晚矣，简直不可救药了——–四千多万活生生的中国人都已化作了沉默无语的滚滚冤魂了。
历史证明：中国现代史的一些大灾难、大悲剧，坏就坏在某些无良的科学家或伪科学家的身上。他们由于天良丧尽而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罪孽，这是一定要予以毫不留情地、全面彻底地清算的。是不清算坚决不可以的。不清算邪恶，邪恶就会肆无忌惮地到处张扬。钱学森应该明白，搞火箭、搞导弹，他可能有那么一套；但要搞从未搞过的完全陌生的农业，他确确实实是个啥也不懂的门外汉。什么光合作用？那一大串莫名其妙的数学计算公式，都糊弄鬼啊？钱学森瞎子摸象一样地胡诌八扯，到底瞎掺和些什么啊？简直就是乱弹琴！四千多万人都饿死这么一个旷古未有的大灾难、大悲剧，谁敢说，谁又能说，钱学森没有责任更不用负任何罪责？钱学森所负的罪责，必须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的历史时期，中共惯于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阻碍科学的正常运行，惯于用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即蒙昧主义的政治标准来代替科学准则。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革命大批判，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个典型事例。不分青红皂白，当头就是一棒，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展开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大规模的群众批判运动，批判爱因斯坦的理论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工具”，是唯心主义的、是不切实际的、更是脱离现实的。的确，爱因斯坦的工作内容很不现实。但，这是革命大批判的正当理由吗？简直是一场滑稽剧加闹剧？！
科学，是个老老实实的学问，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和懈怠。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不懂而装懂，必将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也必将引火烧身、咎由自取。科学，最忌讳的就是不懂装懂。不懂而装懂，是一定要弄出大乱子的、也是一定要捅出大娄子的。对此，的确有无数的历史事实可以提供如假包换的铁板钉钉的证据的。像为亩产万斤粮所提供的科学证明，难道不是伪科学的响当当的杰作吗？钱学森既能制造出一飞冲天的火箭，又能搞出惊天动地的祸国殃民的大捣蛋（导弹）。也许，科学家只有在他自己的专业里是个不可多得的凤毛麟角的能人，但换了另一个领域，特别是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可能就是个痴呆儿。
5、科学不是学术，学术不是科学。两者各有不同
科学从宏观宇宙到微观世界，通过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运动而发现规律，通过不断试验而证伪，通过反复试错而证实，通过追根溯源而发现真理，科学因之严密、客观、确定。科学，是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有系统的知识体系；学术，研究的是人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及其运动规律。学术在中国历史上指的是治国理政的经验，也有知识、学问的含义，还指观点、主张、学说，又指教化、学风或本领等。科学与学术的区别在于：
一是研究对象的不同：前者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后者对人及其活动、对社会及其活动之规律；
二是研究的方法不同。前者通过试验室，通过对实验的过程与结果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得出结论。此结论即可成为共识。就是说，人们都认定其结论，如勾股定理、二次方程式、相对论公式、微积分公式等；学术，一般不需要试验室，但必然需要图书或图书室。学术所得出的结论不一定能够确定。即便确定了，也不一定能够形成共识。因为人们的立场不同、观点不同、经历不同、知识不同、利益不同，所以对同一个人文的、社会的问题，就自然会有不一而足、五花八门甚至千奇百怪的看法。因而一个已然下定的结论仍然会并且是永远会处于不断探讨、争论、激辩的沸沸扬扬、莫衷一是、七嘴八舌的过程之中，而得到肯定、推翻、再肯定、再推翻或反之亦然的变动不居之状况，相应地补充、修订、完善，常常不可避免，也实属正常。对于社会中的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对于任何一个领域，甚至对于一个人的经历、观点及其所处的时代环境等，学术都可以进行仔细地研究。这就是说，凡是人的活动及其规律、凡是社会的活动及其规律，都必定是学术所要认真研究的；
三是研究目的的不同。前者要达到了解自然、理解自然、掌握自然的目的，以建立环境友好、天人合一的和谐之境地，从而为现实的人类和子孙后代与自然携手并进打下坚实的基础，铺平广阔的道路；后者研究的目的是，使人的活动及其行为、由人所建立的组织、社会、国家及其运行、规律等，符合道德、遵从法律、走向合理，实现正义；
四是学术与科学的研究状况不同。学术，必定有其主观的、情感的、人为的、不确定的、易变的诸多因素。此之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不同、有差异、有反对，各有异彩，因之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尤其需要容人之雅量、宽宏之心胸，最好能有宰相肚里能行船之大气魄、大涵养。
与学术不一样，科学必须排除各种人为的、主观的、情感的、不确定的、易变的因素，而直指自然现象及其本质即规律。虽然科学与学术在诸多方面，尤其在某些特定的领域里业已形成了相互借鉴、相互交叉、相互交融的趋势，例如在经济学、运筹学、管理学、未来学、法学等领域中，这种趋势表现得日益明显，并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越来越多的交叉学科。这证明了学术从科学中的确借鉴了一些有益的东西，由此而为提升自己的水平注入了一定的生机。但从整体来说，学术不会更不可能取科学而代之。学术不是科学；科学也不是学术。
五是科学能够证伪，学术却不能证伪。科学，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公式等思维形式反映自然界各种现象的本质，是揭示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之范畴、定理、定律、公式等绝不会互相违背、互相否定，即，不能既是这样，又是那样地互相矛盾、互不一致。科学的定论必须是一致的。其定理必须是理性的、合理的、客观的。科学存在一个适用的范围，并且具有普遍的必然性。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假设能否被验证。比如，想当初如果袁世凯拥有华盛顿的民主思想或者袁世凯就是华盛顿的话，那么中华民族后来所发生的惨绝人寰的世纪悲剧毫无疑义地就可以完全地得以避免了；假设按照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之意愿，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被杀了，那么，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许就会是另一番模样了。上述的假设均无法得到验证，不能得到证实，因而历史就不是科学。虽然文学理论、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法学等人文学科也都有其相应的逻辑，但学术毕竟不是科学。科学，绝没有人情世故之类的利害之考虑，更不需要为之而焦头烂额、失魂落魄、患得患失；学术却身不由己地考虑各种利害关系、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择优而选之、择优而从之。学术对事实因为有所顾虑而有所选择，科学却不管不顾地只是认定事实本身。
六是科学与学术的研究者各有其不同的称呼，一个叫做科学家，另一个叫做学者、作家等。写出《天体运行论》的哥白尼是科学家，但却不能说柏拉图是科学家，也不能说亚里士多德是科学家；伽利略是科学家，但不能说黑格尔是科学家，也不能说康德是科学家，虽然康德提出过著名的“星云假说”；麦克斯韦、居里夫人是科学家，但海德格尔是哲学家，萨特也是哲学家。
如果人文学术是科学，那么无论亚里士多德也好，还是黑格尔、康德也罢；无论海德格尔也好，还是萨特也罢，那就干脆都叫做科学家得了。毕竟不是研究自然的，所以就不能叫做科学家。至于恩格斯把马克思当做科学家来称呼，那肯定是他有意地制造的一场大的误会，抑或是以讹传讹？真的是叫错了。可以把马克思叫做作家或其他的名称，但却绝不可以叫做科学家。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从正名开始，各归其位，各得其所，是为至理。
七是科学与学术各有自己运行的轨道。擅越轨道则翻车。
学术自命为科学，就意味着与自己的本质相脱离、相抗衡、相异化，就意味着把自己与不同质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学术，既没有科学之本质，又没有科学之形式；既没有科学之价值，又不存在科学之意义。学术如果硬要生拉硬扯地往科学上面靠，以壮自己的声威和气势，无疑就像恩格斯给马克思主义戴上了科学的高帽一样，实际上是名不副实的伪科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把自己所参与建立的理论打扮成科学、以售其奸的猫腻，也是其所搞的狸猫换太子，即把学术变换为科学的惊世骇俗之图谋。此种根本经不起逻辑推敲的变戏法，竟也能够招摇撞骗于人类社会，如入无人之境地攻城略地，席卷整个苏联、东欧和亚洲的大部地区。由共产主义空想演化而来的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极端地危害人类及其文明，极其惨烈地祸乱整个世界，简直把美丽的人间变成了一座活生生的地狱。呜呼！
凡是以科学二字自我认定的学术，都可能或必然地包藏着可以想象的和难以言喻的图谋不轨之阴谋，或者偷梁换柱、以售其奸，或者瞒天过海地搞花样，总之是决然不会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是极不诚实更是极为狡猾的。学术自命伪科学，就可以真理在握了，唯此为大了，自命不凡了，就可以镇压异端了。
建议现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更名为“中国社会学术院”，各省、市（地）的“社会科学院”，应该去除“科学”二字，应以“学术”取而代之，如现在的“省社会科学院”，更名为“省社会学术院”。
6、“科学发展观”，不科学、反科学，是伪科学
“科学发展观”能够统领人们的宗教信仰吗？显然不能。诸如道德、价值判断、社会取向、个人态度这些问题，是无法用科学发展观来加以解决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用科学发展所能统领得了的。科学毕竟受到人们从自然现象中探寻本质的能力的限制。人会犯错，同时，由于信息的缺乏或者误解，人们有时候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科学本身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当我们获取了新的知识，就必须改变或者抛弃原本错误的想法。如地心说是一种错误的结论，但在当时，它却是通过科学方法构建起来的，只是受限于人的观察能力。
自从胡锦涛作为中共总书记提出了具有他自己执政标志的所谓的“科学发展观”这句口号之后，中国大陆的宣传报道经常不断地、大张旗鼓地和千篇一律地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都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工作，并言之凿凿地声称，只有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一切工作，才能取得应有的良好成绩。初看起来，这种说法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和深入探讨的话，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工作”，则是大有疑问的，是错误的，这是因为：1）、“科学发展观”不能统领一切工作，至少不能指导人们的信仰，不能指导自由的宗教活动，因为科学无关生命的终极关怀，科学不能有效地指导并规范各种各样的精神活动。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意识、潜意识乃至无意识，情感的以及艺术的活动，是不一而足的，更是缤纷多彩、琳琅满目的。对此，科学是无能为力的，也是科学解释不了的。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只能使宗教信仰、艺术创作、情感交流等精神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乃至极大的限制。在此情况下，精神活动就会迅速地萎靡不振，不是无所作为，就是苟延残喘。丰富多彩谈不到，琳琅满目更不可能，繁荣昌盛必定是异想天开。所以无论对于宗教也好，还是对于人们的情感性的或艺术性的创造——-无限广阔的精神活动也罢，“科学发展观”只会起到极大的负面作用、阻遏作用，只能使之变得被动、狭隘、无为、无力，乃至没落；2）、“‘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工作”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社会的一切工作都是不尽一致、分门别类、千差万别的。每项事业、每个工作都必然有其自身独特的本质和形式，也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各项工作由于本质和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应该适用不同的科学门类。比如治病需要医学。医学还分有各种各样的门类。治疗心脏病，一个著名的牙医可能就束手无策；治疗肝肿瘤，一个手到病除的骨科大夫也许会摇头晃脑。这都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天文学需要数学的精确计算，需要天文望远镜的跟踪观察，需要物理学的配合；地质学需要研究各种地理的分布，需要研究不同地质的构造、走向、山脉或河流的历史变迁和不同材料的质地；微生物学需要用大倍数的显微镜进行研究，对于微生物的种类、功能和特点都要进行仔细的观察，从中发现并掌握不同微生物的活动及其规律，如此等等。科学作为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专门学科，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发现、不断地扩展人们的眼界、不断地丰富人类的知识与智慧。科学的门类成千上万，有的是专门研究宏观宇宙的，如天文学、宇宙学等，有的是专门研究肉眼看不见的，需要借助超大倍数的显微镜才可能仔细地看清楚的微生物。“科学发展观”如果要统领一切，请问到底用什么样的科学来统领？对微观宇宙，显然不能用宏观宇宙的科学来统领，反之亦言。科学的不同门类，具有性质的不同、方法的不同、内容的不同。不同的东西，应当用不同的科学来指导、来对待。科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科学却是万万不能的。有很多事情，恐怕还轮不到科学来搅合，可能不用科学反而比用了科学要好得多。比如处理家务事，科学可能就起不了什么作用。用感情来沟通，可能比用科学来探究要好一些。科学既然不是万能的，那么“科学发展观”想必也同样不是万能的。把不是万能的“科学发展观”，非得当做万能的东西来到处使用，并且要指导一切的工作，那就势所必然地造成某些工作的被动局面，也许会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和危害；3）、“‘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工作”之所以有问题，关键就在于：由谁来评定这种科学发展的价值、意义，又由谁来认定相关工作的科学与否？比如有人说“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毛泽东）。根据这种意向，江泽民便一味地要兴建三峡大坝，竟把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拍脑门搞出来的决策，也当成了子虚乌有的所谓的科学决策。又是组织动员劝说、大搞任务性地投票，又是大张旗鼓地、千方百计地虚造声势，非建不可，不建不行，也不管建三峡大坝对于当地及周边环境的不良影响和对于坝区周围的成千万乃至上亿民众生活的可能干扰与破坏。用行政权力予以强制推动而匆匆上马的三峡工程，却被水利专家黄万里义正词严地给以严厉批驳。但在中国大陆这个官本位社会里，科学家超凡脱俗的真知灼见，究竟能算老几？黄万里的意见于是被彻底摈弃。从现实来看，更不说用长远的眼光来审视，以所谓科学的名义上马的浩大工程，其实是最不科学的，是反科学的。耗费了近万亿资金的三峡工程越来越成为中国大陆的一个巨大而又沉重的甩不掉的包袱！这么样的一点科学都没有、委实得不偿失、完全是主观意志的产物，还能够谈得上科学发展吗？三峡工程是这样，劳民伤财的南水北调工程，又何尝不是如此？更有那成千上万的由权力者异想天开、但又经过所谓纯属走过场的科学论证的工程，又有几个不是祸国殃民、全面撒币的呢？白花花的银子无声无息地流失了不算，而且还遗祸于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诸如此类的胡作非为，岂不是作孽乎？玩忽职守乎？罪恶滔天乎？
7、与其“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还不如用正义来统领一切
科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亦即一般地说来，常常是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来认定，这就是：合理、恰当、正确，也包含理性、不偏不倚、不过分等。但这种理解、这种认识，不是科学自身的规定，即不是科学本身所应具有的本质意义。因而对科学这个词语的运用，还是慎重为好。
对于社会来讲，与其科学，不如正义；与其科学发展，不如正义发展；与其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还不如用正义来统领一切。要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就必须用正义来统领；要建立一个正义的国家，就必须用正义来指导。没有正义，就没有灵魂，因为正义是灵魂。无论对个体也好，还是对团体也罢；无论对团体也好，还是对社会、对国家也罢，正义都应该是永远不灭的灵魂。个体需要有正义的灵魂，才能行之有效地指导自己的言谈举止符合人性，保持良知，遵从道义，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他人也对得起社会；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既响应道德的召唤，又听从良法的命令；拥有怜悯之心、同情之心、互助之心、博爱之心；既尊重自己的权利，又尊重他人的权利；既保护自己的权利，又保护他人的权利；既实现自己的权利，又实现他人的权利，等等。个体的正义，是社会正义的基础；没有个体的正义，社会正义就必定是空中楼阁。要使整个社会都正义起来，就得从每一个人做起，从我做起。也就是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刻不容缓地树立起正义之理念，以把正义作为自己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行正义之事，做正义之人。只有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热爱正义、追求正义、保护正义、捍卫正义，并尽力地实现正义，中国大陆才能够彻底地摆脱积重难返的邪恶、罪恶的沉重之包袱，从而逐步地、迅速地，直至真正地实现全面的社会正义。
社会正义的主要的和衷心的内容是制度正义。制度正义要求：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对人权的保护和捍卫。政权与人权相一致、相统一。倘若不能保护人权、捍卫人权，制度的合法性就一定有问题，因而必然需要对之加以有力地改变。无论是改革也好，还是革命也罢，总之是决不能墨守成规的了。改变的本质在于：制度必须使自己适应于人权、逐步地靠拢人权、尽早地融入人权并与人权一体化。一切的社会存在，都应该为正义的人权而存在。为实现人权的正义而努力，乃是一切社会存在的理由和根据。这就是说，不能保护人权、捍卫人权的社会存在，都是没有价值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即便国家主权，亦应作如是观，更不用说各种团体、政党、执政党、政府了。一切社会存在，都要按照至高无上的人权的正义原则，认真地审视自己的责任、职能、状态、能力等，以确定自己为人权、为正义而努力的正确方向。
凡是违背正义者，必会受到正义之严惩。
国家，必须以正义、以人权为原则。这就需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不因其贫富、地位、阶层、性别、信仰、出身等而差别对待，要在法律上一视同仁。每一个个体都是有尊严、有权利、有价值的个体。每一个个体必须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权利，都必须得到应有的切实保障。这些天赋人权是决不允许被藐视、被否定、被排斥，更不能被国家强制力以任何冠冕堂皇的名义肆意剥夺的。“国家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意味着中国政府对于大陆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所作出的庄重的国家承诺。不管怎么讲，这毕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前所未有的历史进步。虽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积重难返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极权专制还是依照惯性一如既往地轻视人权、忽视人权、漠视人权，甚至是打击、迫害、蹂躏人权，但国家“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的旗帜毕竟是堂堂正正地打出来了。
正义是最大的保障。制度正义是社会正义的坚强堡垒。正像社会正义必须以人的正义为基础，制度正义也要以人的正义为本质。社会正义需要制度正义的保驾护航。无论制度正义也好，还是社会正义也罢，都必须破除封闭而实行开放，都必须开展竞争而不能继续垄断，都必须多元而不能一元，都必须解放思想而不能对思想进行迫害与封杀，都必须解除报禁而不能一切媒体都姓党，都必须破除极权专制而实行民主自由，都必须恢复历史的公正而驱散历史的迷雾，都必须全面彻底地实现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大陆中国化。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