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兰
倪玉兰：在许多理性主义者眼里，历史永远行进在进步主义的道路上，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它前进的步伐，只不过有时高歌猛进，有时会蜿蜒曲折，但是方向永远是恒定不变的，即使偶尔出现了一点偏离，最终也会被纠正到“进步”这条正确的轨道上来。
这种观察世界的方式隐隐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它呈现出一条直线型的历史演进的路线图，给人们提供了某种令人安心、振奋，却又华而不实的精神剧本，脱离了人们当下的存在和真实。在我看来，“进步”的观念，高贵、优雅、令人期待，但却似乎和我们的生活始终保持着隔阂。
马 萧：进步主义的观念是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被人们逐渐接受的思考历史（或时间）和世界的一种标准，这种观念暗含了一个哲学假设，即人类的社会活动必然会产生一些可供所有人共同分享的文明成果，而这些物质和精神上的成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被创造、沉淀和积累，并进一步转化为社会进步的动力，从而推动历史由最初的低级阶段向更高级的方向不断进化。
这是唯物主义者认识和理解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则，而许多理性至上主义者也同样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用它作为尺度来分析、评估和解释某些政治或社会现象，我认为，这种态度并不十分严谨，实际情况远比这种简单的逻辑推理要更加复杂。
首先，这种社会的不断进步论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可能会导致先前累积下来的“人类文明成果”在一夜之间重新归于零，或导致重大损失，例如，大洪水、地震、瘟疫等疾病的流行，这些人类无法控制的意外灾难有可能诱使这种“进步”的历史进程突然之间中断、乃至消失，但这却是人类社会经常会发生的。其次，由于人类自身的活动同样可能导致这些“人类文明成果”被毁于一旦，最常见的就是国家和民族间爆发的战争。
即使这些因素没有发生，所有的“人类文明成果”都得以完整保存并累积下来，这些成果本身也不一定注定会化作社会进步的动力，事实上，它们同样有可能被少数人篡夺、利用，转化成他们用来压迫和奴役其他人的工具和手段，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这显然没有任何进步意义，最典型的莫过于现代极权国家的诞生，无论是纳粹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它们都是构建在现代科学和技术文明基础之上的。
因此，这些“人类文明成果”的累积程度与社会进步之间其实并没有必然的内在因果联系，如果从一个总体性的历史角度去衡量，人们也很难简单地认定，历史就一定会朝向理性的、进步的方向上单向度地自动行进，比如，我们很难说由共产党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取代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革命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如果用现代比较政治学的眼光来看，这种制度的改变非但不是一种“进步”，相反，它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地对历史的“反动”或“倒退”；而二十世纪发生的二次世界性战争，我们也很难说它们只是“进步”历史进程中的一次短暂中止，它更像是人类历史上集血腥、野蛮、残酷、杀戮于一体的一次反文明的空前总爆发。
实际上，哪怕是对“进步”这一观念本身的理解，同样也是存在问题的，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有着总体性解释，统一的价值基础，从而供所有人共同遵循的“进步”标准，它仅仅取决于每个人以及他们所信奉的价值观。显然，这并不难理解，比如，对于那些正统的伊斯兰信徒们来说，毁坏佛像、基督教堂，敌视异教徒的做法，完全符合《古兰经》的基本教义，因此，从伊斯兰信仰的角度，相对於那些与世俗及其他宗教作出某种妥协的温和穆斯林信徒，他们的行为其实更接近“进步”的真实内涵。然而，对于那些推崇多元文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的人们来说，这种做法无疑是在毁灭“人类文明成果”，制造宗教冲突，也背离了他们所理解的“进步”观念。
这种认知上的分歧并非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所独有，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革命”期间，破坏佛教寺院、基督教堂、清真寺以及其他宗教建筑、文物古迹的做法同样比比皆是。在一个崇尚无神论主义的共产党国家，宗教信仰非但不是“进步”的表现，相反，它是愚昧、落后、腐朽的“旧世界”的精神象征，按照共产主义的审美意识，所有与宗教和传统有关的东西，都属于“封建迷信”，因此，摧毁它们则变成了一项天经地义的“进步”事业。事实上，生活在共产党世界里的人们衡量“进步”的真实尺度，完全取决於党对他们个人的政治信任程度，在於他们领会党及其领袖的政治意图的敏锐嗅觉，对于生活在开放社会的进步主义者们来说，这种是非不分、盲目崇拜权威的态度却恰恰是他们所反对的。
倪玉兰：事实上，如果不将进步主义的观念绝对化，神圣化，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没有存在的根基，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正是构建在社会不断进化的哲学假说之上。
意识形态的作用在於给人们观察、理解、认识世界提供一种总体性的解释，从而排斥一切自发性和偶然因素、个人的主观意识，以及神秘主义和对未来的不可预测。换句话说，意识形态最初也许只是某些人的主观臆想，但最终却凝固成所有人必须遵从的绝对真理，而常识却提醒人们，真理不可能由人而出，在我看来，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全部问题所在。
马 萧：进步主义、社会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其实有着内在的共生关系，至少在马克思的眼里是如此。根据马克思的哲学假说，历史将从低级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不断进化，直到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文明成果累积和进步到某个高度，历史将实现一个质的飞跃，这预示着“必然王国”的诞生，人类社会将会进化到最终极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的伊甸园。
在马克思所设想的这个伊甸园里，人们完全沉醉在一种尽善尽美的恒定状态，人类生活被永恒的自由、富足、幸福、和谐所充满，所有人际间的冲突和种种不愉快的场面都将化为乌有。凡是现在的人们所能想像到的、不能想像到的一切美好的人类价值和事物，都将出现在这个伊甸园里，而现在的人们所体验和感受到的各种人性之中的卑鄙、丑陋、阴暗、自私自利的品质，都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被逐渐清洗，并最终一劳永逸地被排除在这个终极乐园之外，用任何我们今天所能想像到的辞藻都无法准确描绘出那个世界的美好程度，总之，那时的人们是没有任何缺憾的。
如果从常识的角度稍作分析，就知道马克思的终极预言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因为无论处于一种怎样的社会制度和人类境况之下，只要时间仍然在起作用，只要人类生活继续在延续，那么，社会总是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改进空间，换句话说，一种完美无缺、满足所有人愿望的社会形态是不可能被创造出来的。
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假说不可能回答一个问题，即当人类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如愿以偿地进入到这个伊甸园以后，那时的人们和现在的人们将存在怎样的本质区别？他们是否会自然进化出一对翅膀，达到自由飞翔的境界？是否又会进化出一种雌雄同体的“共产主义新人”，不再存在男人和女人的性别差异，也不再需要通过授精就能够繁衍后代？根据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法则，这应该是人类进化的一个必然方向。
事实上，即便未来会出现这样一个终极乐园，同样也会存在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最起码的，它无法自行解决关于人的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问题，譬如，一个寿命达到一百岁的人，相对那些只活了八十岁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因为后者享受生活和生命的时间足足短了二十年，共产主义的假说显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除非它通过谋杀的手段来实现人类生命长度的整齐划一。
显然，在共产主义者眼里，这些东西都过于遥远、晦涩和纠缠不清，在他们看来，没有必要去考虑那么久远的事情，等到了那一天，那时的人们自然会去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哪怕这原本是属于他们的信仰体系里面最核心的部分。实际上，这只是他们为了推卸责任、阻碍人们了解真相、探寻真理而寻找到的一个庸俗的辩证托辞。
在此基础上，今天的共产党人进化出了一种奇怪的心理特质，他们习惯於将“进步”挂在嘴边，但是，却没有向自己提出真正问题的能力，也无法诚实地面对别人的质疑；他们自诩为理性主义者和唯科学论者，但是，却永远也无法面对来自生活和常识的拷问，甚至无法同他们的家人和孩子自由地讨论真相，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谎言的奴隶、附庸品。
现在的问题在於，既然人们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这是一个谎言，那么，他们必须时刻拷问自己，为什么还要继续作茧自缚，去围绕一个谎言来编织自己的生活？既然意识到这是一个谎言，明明现在就可以着手去纠正它，又为什么要去拼命捍卫它，让后来者们嘲笑他们的无知、愚蠢和胆怯？在我看来，这正是今天的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个共同困境。事实上，任何甘愿与谎言为伍的人，是不配得到世人的尊重和信任的，因为无论哪一种优秀、美好的人类品质，一旦决定与谎言结伴同行，就不可能结出善的果实，并最终会以化作一场道德灾难而告终。
２０１６年３月９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