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法律系副教授 戴耀廷）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国两制初提出来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刚开始，有些港人希望能为中国的发展有所贡献。在回归后，尤其是当中国本身的经济急速发展，反是香港的经济转型未能顺畅而停滞不前，有些港人希望能乘上中国这经济快车而得利。但无论是前者或后者，所想像的中国，是一个正向前迈进的中国。但少有人想过中国会遇上危机，除了在八九六四之后的一段短时间。
无可否认，当时中共在邓小平的强势领导下，让中共挨过苦头，更全面进行经济改革而带来急速的经济发展，真的让中国人迈向小康。但中国在中共的专制统治发展至今，很可能快要面对一个极大危机。不是说当中国有难时，我们就舍它而去，但香港也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经济危机：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是不可能无限期增长的，更何况过去多年中国的增长，依靠的主要是国家资本投资，而这些投资若未能产生回报，就只是把钱倒下海。或许经济增长能靠转为消费推动延续一些时间，但当中国陷入经济衰退，消费也不可能强起来，变成恶性循环。经济衰退极可能快会发生，并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环境危机：由强调资本投资而带来的经济增长，是要社会付上相当大的代价的，尤其是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多人质疑这些经济增长是否值得，但一旦发展要顾及环境保护，成本就会更高，令高增长及高回报的时代很快过去，这将加速及加深经济衰退的趋势。
社会危机：经济增长的得益及代价并不是平均地由社会各阶层分享及负担。得益是不公平地由一小撮与政府高层有密切关系的人所独揽，其他人虽可能在滴漏中分到一点儿利益，但要承担大部份的社会代价。由利益与代价分配极度不均所造成贫富悬殊，中国社会已进入相当不稳定的时代。
危机会累积至一个爆发点
文化危机：即使中国人传统是惯做顺民、讲求实利和各扫门前雪，但在经济增长下，人均收入快进入中等收入范围，他们的政治文化意识无可避免会逐步走向更自由化，即使还未权利化，尤其是能有机会及更愿意与世界接轨的年轻一代。
正当性危机：若经济增长不能维持，管治成效再不能成为中共执政的正当性源头。共产主义早已不能提供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但转向国家民族主义对中共可能是双刃剑。在这时候，强国梦的确能短暂为中共政权提供正当性，但一旦国民把国家民族的强大视为量度政权正当性的指标，如中共再不能为中华民族带来骄傲，那中共政权唯一的正当性源头也会失去。
政治危机：上述的各种危机累积起来成为了最大的危机，就是政治危机。面对经济长期衰退，人民对环境保护有更强要求，社会阶层内部纷争增加，中国人民又已孕育出对政府不同的要求，期望政府能让人民有更多自由，若中共政权未能有效回应这些危机，政权怎能延续下去是一个合理的疑问。
危机并不必然是一触即发，而是一步步累积至一个爆发点。上述各种危机已在发生中，且互为因果，哪一刻才达临界点，相信没有人可以准确预见。考虑到中共现任领导会在2022年按惯例替换，即使现任领导如何强势，到那时候也要退下来。他的继任人若没有他的强势，必会面对一个更艰难的局面。如现任领导违反惯例拒绝退下来，他也必会面对政权内外更大的挑战。因此，临界点很大可能就是在2022年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而最迟也不会在2030年之后。 2030年更正好碰上香港必须处理二次前途问题，因此在思考一国两制的未来时，不能不计算出现中国危机的机会及对香港所产生的影响及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