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希总统在日本八国峰会上一再表示将出席奥运开幕式，引起了美国国内舆论的热议。《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纷纷发表社论对布希总统的决定表示遗憾，认为布希总统的决定令美国丢掉了向自身人权被剥夺的中国公民表达同情和声援的机会，断送了行使“道义领导权”，彰显美国价值观以及建国理念的机会。而更多的人士则忠告即将赴京的布希总统不应只满足于做单纯的体育爱好者，应该促使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更多地改善。

为什么布希总统不顾国内舆论反对的呼声，坚持出席开幕式？或许隐藏在背后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布希总统的个人信仰。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信仰会影响他的一切作为，会很实际地反映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布希总统曾经说过：“我的信仰在我的生活中起了很大作用。……我的信仰是非常——它是非常个人化的。……祷告和信仰是支撑我的力量。信仰是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2003年3月10日的美国《新闻周刊》宣称：“这位总统——这任总统——是当代最坚定的‘以信仰为基础’的总统，建立、支撑和引导这一事业的是他对上帝在世间和灵界的大能的信任。”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布希总统在任内试图将信仰与美国的公共政策结合，他曾表示自己有责任将福音真理应用在美国最高行政首长的使命上。布希总统相信耶稣基督是有原则生活的最佳典范，所以渴望通过自己所树立的典范来影响美国。

福音基督教作为一种的价值体系，是布希总统最终极的关怀。但是如果我们要充分了解一个人的信仰，还得找出他在宗教以外的信仰为何，以及其如何影响他的世俗价值观。从布希总统的个人自传中我们会发现体育运动深深地影响了他。当他谈到体育运动的时候，总饱含哲理，或许体育运动揭露出了他宗教以外的信仰。布希曾经谈到：“缪斯的灵感来自于棒球。棒球不受时间限制，除了每局都有三个人出局以外，它没有所谓的结束期限。真正的棒球迷喜欢球赛中的胶着场面，因为这些时候能容许你去思考，去纪念，去比较现在与过去。我内心深处的那个争强好胜之人也喜爱棒球的挑战，这是所有人都明白的挑战，因为棒球是给普通身材的人打的。”美国专栏作家乔治·威尔对于体育运动给人内心带来的影响这样写道：“希腊哲学家认为运动是一种宗教与公民的道德活动。他们说运动是一件道德上严肃的事情，因为人类最高尚的目标就是用爱去思考有价值的事物，例如美与勇气。通过见证身体之美，灵魂能够钟爱并了解美。公平、勇敢的竞争可以培养人的热情，让人得到解放。”从这个层面来说，体育运动的真正意义在于体育运动作为某种信仰对布希的内心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所以体育运动是布希总统宗教以外的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个人自传中布希总统还写道：“信仰使我得自由，让我可以自由地用正确的眼光看待问题；让我可以自由地做出正确的决定，尽管别人可能不喜欢；让我可以自由地去做正确的事，即使别人并不赞同。”因此就布希总统个人而言，他不顾国内舆论反对的声浪作出坚持出席开幕式的决定并不使人意外。

布希总统坚持出席开幕式另外的一个原因则深深地根植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理想主义。自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有理想主义的影子闪烁其中。这种理想主义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福音基督教，它表现为在中国开展传教、慈善和教育活动。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曾经说过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似乎是自异教徒的罗马以来，最有希望将闪闪发光的十字架挂到每一座山谷的国家。早在1913年美国国务卿威廉·布赖恩就表达过这样一种想法：“新的中国文明是建筑在那里的基督教运动的基础上。” 另一个内容就是美国希望看到共和、民主的政体在中国建立并且繁荣。威尔逊总统对于中华民国成立时曾这样宣告：“我们这一代最有意义的事件，如果说它不是最重大的事件的话，是正在觉醒的中国人民意识到他们在一个自由的政府下所享有的各种可能。美国人民对此抱有深厚的同情心。”美国对中国一直赋予某种极大的憧憬：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大国变成一个现代民主的基督教国家并追随美国的领导。

正是这些理想主义的因素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动力之一。虽然这种理想主义适应了美国人的感情需要，但不符合事实的判断和实际的要求。而且恰恰是这种理想主义使得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处于自相矛盾之中。美国一方面不愿意为推进她的理想和保卫她的利益而付出极高的代价，另一方面也不愿意放弃她的原则和取得长期利益的希望。这种自相矛盾且无法实现目标的政策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大缺陷。

历史曾经这样被书写：一九四九年，美国因为这种理想主义的对华政策失去了中国。如今的美国似乎再重蹈覆辙。正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