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中国，人们没有时间抱怨、没有时间失望，人人都像那节粉身碎骨的“和谐号”高铁列车，奋不顾身地向着前方的金山银山飞奔，稍慢一步就有可能少发一大笔财。即便大半个中国都被雾霾笼罩得严严实实，人人都“艰于呼吸视听”，大家仍然存有苦中作乐的智慧和勇气。中国人生存能力之坚韧顽强，堪称举世无双。中国网友在网上创作了不少幽默的段子，有一则是以一度意气风发、如今已经失去自由的前央视主持人芮成钢为主角：「芮成钢採访骆家辉：『中国是你的故乡，你走了，不想带一把故乡的泥土吗？』骆家辉：『带了！肺里装得满满的呢。』」
然而，与其用类似的段子来自我娱乐，不如读一读英国《卫报》驻亚洲环境特派记者华衷（Jonathan Watts）所写的《当十亿中国人一起跳》一书，这是一本力图唤醒不愿被催眠的中国民众的环境报告。作者在前言中写道：“从西藏山区到内蒙古沙漠，我的研究之旅超过十六万公里，亲眼目睹了种种环境灾难、消费者的毫无节制，以及鼓舞人心的贡献。……这本书可说是在这片被烟雾笼罩、被起重机转型的大地上旅行的感想纪录。”有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中国人，热衷于到世界各国旅行，抢购奶粉、尿布和马桶盖子，到卢浮宫的喷泉裡洗脚，到迪斯尼乐园随地大小便，也喜爱阅读各种介绍美食的旅行书；但他们最应当阅读的，偏偏是这一本关于中国自身的、步步惊心的环境之旅。
四川地震与紫坪铺水库
二零零八年，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华衷赶赴灾区採访报道。他报道的视角与其他记者不同，他没有太多采写灾民的苦难、官僚的无能、军队的迟缓，而是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探讨这场地震发生的原因。有一部分地震是地壳自身运动的结果，有一部分地震却是由人类的不当活动所引发的，华衷蒐集了若干学者的研究材料表明，四川地震跟紫坪铺水库的兴建有明显的因果关係。
地质学家指出，在紫坪铺水库建立前，映秀—北川断层带已经安静了数千年，地震的爆发并不符合断层带的活动规律。华衷採访了四川省地矿局总工程师范晓，这位科学家认为，紫坪铺水库裡的三亿两千万顿蓄水可能诱发这条断层带的活动。哥伦比亚大学地球观测站的研究员克罗斯在其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写道：“紫坪铺水库的蓄水重量挤压这条断层带，使它变脆弱，增加崩裂的压力。这种作用是地壳运动一年产生的自然压力的二十五倍。……水库蓄水所形成的巨大压力，导致断层最终崩裂。”
当然，猜得猜得到，中国政府勐烈驳斥类似的观点。对付国内学者，通过组织的力量让其闭嘴；对付国外的学者，则封锁媒体不让国人看到其观点。盘根错节的水电利益集团不受置疑和制约，继续兴建更多、更大的水坝。就在这场灾难发生的一年后，中国当局宣布在长江上游及其支流兴建二十座新水力发电厂，其中多座靠近断层带。
紫坪铺水库、三峡水库以及中国在澜沧江等河流上修建的不计其数的水库，是中国环境灾难的一个重要侧面。全球四万五千座大型水坝，有将近一半集中在中国。那么，中国人为什麽热衷于兴建水坝呢？
水利在中国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首先，追溯中国漫长的历史，两千多年来，治水是统治者念兹在兹的大事，欲先统治人民，必须先掌控河川；不能控制水患，就会出现皇权易位。所以，学者魏特夫才会有“治水”导致东方专制主义的学说，儘管有其片面之处，也不失为观察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视角。
其次，毛泽东是水坝的热情倡导者。华衷指出，对毛泽东而言，游泳不仅是项运动，也是他用来展现对水资源对驾驭及政治权威的工具。毛曾在游泳池旁边会见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以此羞辱不会游泳的“晚辈“赫鲁晓夫。毛多次畅游长江，预告修建三峡大坝，并在大跃进时期为日后疯狂大举的水利工程做准备。文革前夕，毛再度畅游长江，以此老当益壮的气势压倒党内的稳健派。
紫坪铺水库是毛生前的梦想之一。毛曾因为岷江水流太湍急，无法在江裡游泳，表达了失望之情。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觉得难堪，下令当地官员规划兴建水库，是为紫坪铺方桉的开端。毛时代急速莽撞的水利工程，很快导致重大灾难频繁发生。一九五八年，全国疯狂兴建水坝，河南在短短一年间，驱使数千万农民兴建一百一十座水坝。十年后，这些水坝半数溃决。一九七五年，中国发生最惨重的水库溃坝事故，河南驻马店地区超过二十四万人死亡，这一惨剧长期秘而不宣。
第三，修水坝的背后是中国对电力无止境的渴求，以及佔有水资源的荒唐慾望。就电力而论，中国的煤炭和石油资源即将枯竭，水力发电似乎是清洁而安全的方式。就水资源而论，中国是全球水资源最匮乏的国家，在澜沧江修水坝能从下游国家那裡掠夺更多水资源。华衷在旅途中採访了几名退役将军，他们将异想天开当作救国妙计——他们向中央建言，用数百枚核弹轰炸喜马拉雅山，融化冰川，进而获取水源。
第四，修水坝也是统治者的政绩体现，以及水利集团的利益所在。华衷幽默地将学水利的胡锦涛称为“水主席”，将学地质的温家宝称为“地总理”。“水主席”和“地总理”这两个人表面上倡导“科学发展观”，实际上信奉邓小平的名言“发展就是硬道理”，为了发展，可以“暂时“牺牲环境。
而华衷尚未触及另一个更加隐秘、如同黑帮般的利益集团，即在水利和电力领域拥有封建领主式的特权的李鹏家族。无论三峡还是紫坪铺，背后都晃动着这个家族的黑手——沿岸数千万民众的生命安全以及白暨豚等珍稀动物的生死存亡，在他们心目中都轻如鸿毛。
人定胜天与计划经济才是罪魁祸首
本书中描述了中国若干超大型工程给自然环境带来的毁灭性破坏，除了水坝，还包括青藏铁路、南水北调工程、山西和内蒙的大型煤矿、上海如森林般的摩天大厦……作者认为，中国的环境危机根源于人口压力，正如本书书名《当十亿中国人一起跳》来自于作者小时候的一段趣事：一个英国小男孩每晚祈祷十亿中国人不要一起跳，因为大人对他说，如果中国人一起跳，地球会偏离轴心，迈向毁灭。儘管成年之后，他不再相信这个大人的玩笑，但这个故事在他心中留下挥之不去的烙印，使他以之为书名——殊不知，这个书名有相当的误导性。
华衷专门为中国文化发源地的河南设置一个章节。河南简称“豫”，这是一个人背靠着大象的象形字，可见古代这裡是茂盛的森林。然而，今天的河南被称为“中国最污秽的地方”，河南人被当作中国的“劣等人”倍受歧视。河南的变迁是否验证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土地因承受过度人为的压力，伤害了生活其上的人的健康与福祉。华衷的结论是肯定的，他几乎被河南数以百计的艾滋病村庄惊呆了。但我的看法截然相反，如果说河南是一亿人挤在不足十七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造成环境的恶化；那么，台湾有两千三百万人，挤在不足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密度更大，但台湾因为有民主制度的保障，其环境保护工作既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也已内化为民众的潜意识。台湾有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全球游客喜爱的旅游圣地。可见，人口不是最关键的因素。
华衷认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中国过于庞大的人口数量怀有一种恐惧、悲悯乃至无可奈何的心态。然而，过于夸大人口的影响，不仅帮助中共推卸环境恶化的责任，甚至为共产党残暴的计划生育政策找到藉口。其实，中国环境恶化的核心原因不是人口太多，而是国家太狂妄。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体制，使得人定胜天的意识形态氾滥猖獗，而计划经济更是为疯狂的大型工程提供了人力物力的条件。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中，给出了深刻的理论分析。该书的主题是“解释二十世纪乌托邦式的大型社会工程失败的背后所隐含的逻辑”，斯科特从科学林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城市规划（巴西利亚）、坦桑尼亚的“村庄化”、前苏联集体化和工业化农业等领域和个桉入手分析，在每一个桉例中都发现所谓的“规划者”对其所要改变的社会或生态所知甚少。“这些项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作者指出，社会工程产生巨大灾害，源于以下四个因素的结合：第一，对自然、社会的管理制度的简单化：国家企图限制人群流动，人口易于统计、管理，人们的生活、行为都要规范化、标准化，使得政府和官员用征税、征兵的眼光来看是清晰的；第二，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认为人类一定可以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从而征服自然，理性地设计社会秩序；第三，独裁主义国家，它有愿望有能力用强制权力使计划成为现实；第四，公民社会软弱，无力抵制国家计划的强制施行。
狂妄的国家、非民主的决策和过度自信，是灾难的根源。斯科特的结论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的泛滥提供了条件。本书中没有中国的例证，但作者在为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我知道，我这里的一些结论也可以被推广到现代中国的一些时期（也就是‘大跃进’时期和李森科主义的农业进步时期）。我将这些工作留给我的那些有才华的中国读者。”而在为本书所写的书评中，学者徐友渔指出：“二十世纪乌托邦式的大型社会工程的一大实验场所无疑是改革前的中国，缴付‘学费’最高的也是中国。”徐友渔看到了改革前中国计划经济的弊端，其实，改革后的中国仍然深陷在同样的思维方式之中。华衷在漫长的中国环保之旅中观察到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斯科特理论的鲜活例证。
比如，华衷来到由中甸改名而来的“香格里拉”——这个名字明明是英国小说家希尔顿的乌托邦想像，世界上并没有香格里拉，但为了地方的经济利益，中国人居然无中生有地创建出香格里拉来。华衷第一眼看到的这座城市，不禁大失所望：“中甸不似想像中的梦幻，跟其他县城一样，到处是贴着白色瓷砖和镶着彩色玻璃窗户的方形建筑，街上满是人潮和交通，中国工商银行香格里拉分行和中国共产党香格里拉县党部的招牌……”这样的景象难道是世外桃源？不过，当局又在旁边修建了一座新城，并将其“做旧”成为“旧城”。中国人有特殊的本事製作假古董，居然还能伪造一座假的“旧城”，“附近的一个旧城几乎是从无到有地兴建中，造假三亿人民币，目的是要使这个城市看起来比较不像中甸，而像香格里拉。这种假古风的装饰，是现代化的缩影”。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中共在跟国民党抢夺天下的时候，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不少谴责国民党的社论。其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如今，这句话正好应验到中共自己身上，中国的环境灾难，始作俑者正是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虽然华衷不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严厉批评者，但他发现中国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者，而是问题本身。他写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一个独裁的权力机构，但它不情愿或不愿採取任何可能抑制经济成长的措施；事实上，它经常惩罚那些试图抑制经济成长的人。揭发污染丑闻的环保运动人士有时挨打、被监禁、或遭审查，抗拒无节制经济扩张模式的宗教团体、工会、记者、律师、大学、非政府组织、杰出人士和其他民间部门，不是被除掉，就是遭到严密控管。”
看上去无所不能的共产党政权，偏偏在环境污染治理上束手无策，首都北京的雾霾，只有在奥运会、领袖峰会等特定时期才能暂时遏制，整体情势的崩坏一发而不可收拾。“几乎每个中国城市的空气污染情况都极其严重，对人体健康危害甚巨。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凖，中国的城市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能呼吸到有益健康的空气。”难怪华衷会充满嘲讽地评论说：“中国政府以独裁闻名，擅长控制异议人士，却不太能够对付污染製造者。”
中国社会的上层、中层和底层都对环境恶化以及独裁制度的维持负有各自的责任。就中国最高领导人而言，无论自诩为“一代天骄”的毛泽东，还是声称“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无论好大喜功、戏子性情的江泽民，还是工程师性格、一板一眼的胡锦涛，一直到狂妄自大、刚愎自用的习近平，都是环境的破坏者，都是将中国从家园变成炼狱的千古罪人。
华衷在旅途中接触到许多地方官员，发现左右中国现实的关键力量在中间阶层，包括地方党部领导人、工厂业主、外国投资者和外包商。在黑龙江，他观察到每个地方官员在其辖区内都是“小毛泽东”，都是土皇帝。他们惟一在乎的是政绩和能捞取的好处，完全不考虑卸任后洪水滔天。华衷指出，中国环境保护不力的重要原因是：“人们相信更多人代表更大力量，对土地对育殖能力有过高期望。地方党工把上级的疯狂计划推动到荒唐的极端，并谎报成果，迫使任何胆敢揭发事实的人噤口。一九七八年后，相同的情形也出现在拥抱污染产业和莽撞的快速致富计划。”
而底层民众并非全然无辜。华衷走访了许多在苦难和贫瘠中无法自拔的农民和工人。他们固然有其善良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懦弱、愚昧、麻木不仁、听天由命，甚至甘当奴隶。最让我震动的一个细节是：华衷来到甘肃省长城脚下的一个村庄，由于河川乾涸、沙尘暴勐烈，大多数居民已经迁迻，最后的一家人几乎是在等死，家中却购置了崭新的毛泽东画像——“墙上挂的毛泽东相片上了塑料涂层而有光泽，但顔色太过鲜艶，看起来像是上了唇膏和眼影的印度女神。”这一幕跟鲁迅感叹的场景——日俄战争期间，中国民众兴緻勃勃地围观日军屠杀被当作俄国间谍的中国人——何其相似！崇拜杀人魔王的民族没有明天。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人仍然在铁屋子中沉睡。他们不是装睡，确实睡得像死猪一样。装睡的人叫不醒，睡得像死猪一样的人更叫不醒。
华衷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指出，想要有更好的环境，就得先有更好的价值观。那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