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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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垄断
红色极权的意识形态自我扩张并横行无忌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信仰垄断，即，否定并排除一切其他的信仰，只允许人们信仰一种理论、一种学说、一种主义、三句话或者一句话，或者直接强制人们信仰作为九五之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者，即党的领袖。刚刚建政时，红色极权决不允许信仰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也绝不允许信仰道教、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等，反正是什么宗教都不可以信奉。所有的宗教都概莫能外地、笼而统之地称之为马克思所武断定义的“精神鸦片”。所有的信仰，都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地被称为“迷信”。而迷信，都被视为不科学、反科学，是科学的对立面，因而宗教及其信仰理所当然地就是不合理的、错误的、是反动的，更有甚者，是带有原罪的。
但问题是，宗教与科学，没有必然之联系，甚至根本不搭界；宗教与科学，各有其截然不同的活动领域、范围、途径与目的。宗教涉及并主管人的终极关怀，关注人们对来世的殷切向往，且平复骚动而浮躁的心灵。总的来说，宗教，是抚慰心灵的学问；科学，是研究自然的学科。科学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进行探寻、发现，以揭示大自然的奥秘，通过实证而证伪，通过证伪而证实。科学，以追根溯源地搜索自然现象及其规律为本质。
信仰，是指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对某人、某物的信奉和尊敬，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信仰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带有浓郁的情感色彩，特别体现在宗教信仰上，常常显示出超凡脱俗的灵魂之爱。信仰，是人类独具的一种最基本的情绪。
宗教信仰，是对宗教的坚定不移的信念、炽热的向往以及忘我的投入，是宗教教义、宗教仪轨、宗教人物的观念化、内在化，是强烈的需求、无限的渴望、深沉的冥想。由于宗教信仰之故，压抑的情感可以找到宣泄的渠道，飘浮不定的生命应该有所寄托，漫漫求索的灵魂能够得享平安、宁静、清爽。放下我执，消除烦恼；破除迷雾，大彻大悟；慈航人间，喜乐无限。按照既定的教规，人们一般都可以而且能够做到自我审视、自我规定、自我约束。至少可以保持基本的人性、良知和道义，最起码能够做到不坑人、不害人、不坏人、不整人。信仰者认为：与人为善，也是与己为善；不能与人为善，也同样不能与己为善。故而要善言善行，摒除邪恶。此之谓：善行天下。善的宗教，乃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和至关重要的生活路向。
正如科学代替不了宗教，宗教也同样代替不了科学。某些宗教界人士之所以对科学颇有兴趣、爱好，甚至迷恋，乃是因为科学能够有助于增强和加深对于宗教的理解；某些科学家之所以一直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因为宗教可以带来难以言喻的精神愉悦和心灵解脱。既能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又能拥有无比坚定的信仰，是伟大科学家牛顿始终不渝的志业。这就证明：科学家不但拥有科学研究的自由，而且也可以拥有充分的信仰自由。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这样的自由。
不能相信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宗教是精神鸦片，虽然宗教就其功能和作用来讲，确实类似于鸦片，但宗教根本不是鸦片。宗教是人类精神的纯洁圣地，宗教是提升人性的广阔舞台。宗教因其教化而导致净化，因其净化而引发遐想，因其玄妙而使人镇静、减轻痛苦、解除烦恼。更有甚者，宗教能够使内心自足而雄壮，使精神变得强大，使人在独处时也照样能够一如平常地自我规范、自我要求。宗教情怀所溢出的谦卑、忧伤和神秘，以及对人类受难和牺牲的宿命般的庄严、肃穆、宽容，都是人类所独有的高贵情操和至纯至美的品质。在神明的光辉指引下，毋需外在的监督，人也仍然可以真正地把握自己，即对自我进行严格的内在省察，始终不渝地恪守最起码的人之为人的正常标准：诸恶莫做、诸善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即便没有外在的督促，也仍然可以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而绝不能胡乱作为，更不能肆意妄为。因为有信仰，人的精神就可能或必然达到非同凡响的境界，人就能够怀有恭敬之心、谨慎之态，正确而合理地对待一切；没有信仰，人的思想境界就不会也不可能达到相应的高度，谦卑就很难，谨慎也不易，因而对待一切就易走偏锋；没有信仰，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轮回，以至于毫无约束，无耻之尤。此所谓毛泽东所讲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由此可见，有信仰与没有信仰，确是大不相同的，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真正的信仰，必定会极大地促进人的进化；真正的信仰，是人的人化的鲜明标志。
但马克思主义却从骨子里否定宗教。马克思主义不但否定宗教，而且还否定宗教信仰。否定宗教及其信仰，目的就是提倡、鼓吹并宣扬无神论。无神论，是中共党文化极其重要的内容以及鲜明的标志。中共否定一切宗教、一切神灵，大力宣传无神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共又在无神论的基础上重打鼓另开张地建立起颇有特色的有神论，即，把党的领袖当成全知全能的神祗来顶礼膜拜。也就是说，在排除并消灭一切其他信仰的基础上，却把自己的那一套理论、学说、主义，三句话或一句话，都当成了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的统治意志，强制性地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大张旗鼓地、兴师动众地、更是威逼利诱地让人们崇信，此之谓：“政教合一”。“政”指的是，拥有世俗的最高的统治权力；“教”指的是，最高统治者的某种理论、学说、主义或思想，乃至三句话或一句话，都被用来作为毋需置疑的和冠冕堂皇的统治纲领、作为国家和社会概莫能外地遵从并坚定不移地执行的行动指南。所谓的“政教合一”就是指，党的领袖不但要统治人们世俗的日常生活，而且也要在精神上实行绝对的领导，既掌控精神，又掌控物质；既指挥人们的身体，又指挥人们的思想观念，此即领导一切之谓也。
一、共产革命否定、破坏并毁灭各种宗教及其信仰
1）、破坏、砸烂并毁灭一切宗教寺庙以及各种宗教设施
所有的宗教，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无论是佛教，还是儒教；无论是道教，还是伊斯兰教，亦或是其他的宗教，都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共产组织所要坚决彻底地否定、排斥并坚决打击的目标。这一点，在全世界都如出一辙、不差分毫。在前苏联，东正教就曾遭受过灭顶之灾，东正教所有的神职人员都几乎被当做反苏分子或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关押的关押、枪毙的枪毙，总之不得好死；柬埔寨红色高棉当政时，把所有的寺庙都当做反革命的黑窝一锅端，极尽迫害一心向善的和尚之能事，残民以逞，斩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也如此这般地把所有的宗教都当做反动的东西来打倒。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宗教的政策文件充分地表明，中共一直毫无根据、似是而非、强词夺理地认定，所有的宗教场所都一律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顽固堡垒，都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大本营。共产革命不但要对各种宗教大打出手，而且还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其中最惨烈、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共对所有的宗教寺院及其设施，都要千方百计地予以拆除，都要以各种各样的的名义予以彻底破坏。
宗教寺院，就其实际的意义来讲，不但是宗教活动的必需场所，不但是给人们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之所在，而且在相当程度或很大程度上能够起到图书馆的作用，是民族文化的珍藏之宝地，更是提升文明素养、扩散民族文化的重要渠道；同时还能起到学校的作用，人们可以在这里识字启蒙、学习知识、博览群书，也可以展开交流、增进智慧；还可以起到医院的作用。学佛之人，特别是高僧大德，有很多都医术高明，望闻问切，无所不通，治病救人，堪称行家里手，像清真寺、教堂等场所，都可以称之为不叫“医院”的医院。另外，寺庙通常都建筑在山清水秀的清净之所，故而谓之圣地。很多美仑美奂的寺庙建筑，都凝聚着古往今来历代贤达志士们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委实令人叹为观止，已成琳琅满目的垂范天下的不朽之杰作，也是人类建筑史上卓然不群的光辉代表，更是不可多得的宏伟艺术之楷模。但所有这些根本无法复制的人类文明之标记、之优秀成果，却极其不幸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信徒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而必须予以砸烂、摧毁、灭绝不可。真乃可惊可叹也！
中共于1949年10月1日甫一建政，就立即展开对于全国各地的寺庙、道观、清真寺、教堂等宗教场所及其设施的大规模的破坏性活动，一直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的十年浩劫时，一切的宗教设施，都所剩无几地被砸得个稀巴烂，可谓满目疮痍、狼藉一片、不堪入目。即便后来在改革开放之后不惜耗费难以计数的金山银山似的重金、大兴土木、全力以赴，而有所修复，但其往昔的金碧辉煌早已无影无踪，其规模、其程度远远不及原先模样的十分之二、三，或顶多如此而已。对于寺庙及其设施的破坏，不但破坏了宗教活动的宝贵场所，而且也同时破坏了人们吸取知识的学校、人们可以求医问药的医院，也破坏了各类知识与智慧的集散地——图书馆，也破坏了文化交流和社会交流的不可或缺的中转站，等等。
2）、用劳动、斗争、批判、政治学习等方式来改造宗教人员的思想和灵魂
所有的宗教人员，无论是和尚、喇嘛，还是阿訇、道士，亦或是牧师等，都被认为是剥削阶级分子，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是有碍观瞻的垃圾。毛共就以这种态度来看待并对待所有的宗教人员，于是便对作为剥削分子的这些宗教人员展开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改造运动，以转变其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其最终的革命目的就是要完全彻底地消除宗教、取缔宗教，当然所用的美其名曰的和冠冕堂皇的名义是所谓的“宗教改革”。刚刚执掌政权的中共认为，宗教是没落的、腐朽的，更是反动的，宗教人员因而就理所当然地被划分为腐朽没落的反动分子。为了改革宗教，中共常派各种各样的工作组或直接派军队进驻各寺庙，对各寺庙进行枪杆子的革命改造。例如，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发布藏区民族改革的内部文件，其中就包括改革藏传佛教的内容。文件言之凿凿地声称，藏传佛教的寺院，是西藏叛乱分子的藏密窝点，所以一定要把寺院里所有的喇嘛都当做敌人来对待。为此，军队竟派飞机往寺院里面扔炸弹，屹立千百年而不倒的精美寺院随即陷入一片火海，化成一堆堆的灰烬。为了贯彻宗教改革的既定方针政策，中共武装还强制命令喇嘛们脱下袈裟去还俗，以从事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共要求用艰苦的劳动来改造和尚、道士、阿訇、牧师的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共产主义思想来武装和尚们“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普度众生，慈航人间”、“上帝与我同在，阿门”、“人类皆是兄弟姐妹”的头脑，并逼迫和尚们自取其辱地承认，所有的经书都是垃圾、都是狗屁；逼迫牧师们把至为宝贵的《圣经》都给扔进熊熊燃烧的火堆里；逼迫道士、阿訇等神职人员统统地放弃他们各自的信仰，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世间唯一的真理。改造和尚、阿訇、道士和牧师的思想，通常采取革命大批判、贴大字报的方式，或逼迫宗教人员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监督的方式，甚至鼓动人与人之间互斗、密报，写思想汇报、写检讨、写交代，深挖自己的反动思想根源等不一而足、花样翻新的共产鬼名堂。倘若不能按照中共的要求去做，就必定遭到关押，甚至枪决，生命处于危在旦夕之中。
3)、极权专制主义以“政教合一”的制度迫害一切宗教信仰
上个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中期的德国，希特勒既是德国元首，又是德意志人民的精神领袖。希特勒的每一句指示都是全体德国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的至高无上的律令。法西斯德国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列宁及其随后的斯大林，不但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不但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首脑，而且也是全体苏联人民必须信奉的精神图腾。列宁和斯大林的话于是成为苏联社会无可怀疑的信仰；自命为中国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不但是中国大陆党政军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者，而且其思想也是中国社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统治思想，是中国人民必须顶礼膜拜的唯一信仰。
西谚云：“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就是说，世俗的，得按世俗的方法来处理；信仰的，得按照信仰的方式来考虑。世俗和信仰，二者不应该、不可以，更不能够胡搅蛮缠地搅合成一团、纠缠在一起，弄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终成一笔糊涂账。那样做，可就有大问题了，那就必然要造成巨大的灾祸了。
在西方发达的工业或后工业社会，无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还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国，这些国家的《宪法》都决不允许确立国教。即使某个教派的信奉人口在该国占有多数乃至绝大多数，也决不允许设立国教。不设立国教，自有其道理。立国教，就意味着其他的宗教不可能有立足之地，更谈不上有任何的发展了。只要有国教，宗教自由就被统统地抹杀、信仰自由就被完全彻底地灭绝。不立国教，这是民主国家的一般原则。与此相反，极权专制主义国家却要以确立国教来安身立命。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政教二分之原则。其所实行的“政教合一”的制度，势所必然地形成了凯撒的，归上帝；上帝的，归凯撒。凯撒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凯撒的惨不忍睹的历史和现实。
应当明确指出的是，世俗的凯撒，绝不应更不能成为上帝；上帝，也当不了世俗的凯撒。上帝与凯撒，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上帝管上帝应该管而且可以管好的事情，根本用不着去管凯撒所要管的世俗之事。倘若真的管了本不该管的事情，那无疑就是越俎代庖，那必定是横加干涉乱弹琴，伸手太长成灾殃。其不可避免的恶果就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瞎乱管。一切都管不好，一切都只能搞砸。极权专制主义政教合一的政体恰恰就是这个样子的。什么都要管，什么也都管不好，直到弄得不可收拾，最后以完蛋了事。这一点，从政教合一的朝鲜，就可以看得个一清二楚、明明白白。朝鲜就是一个什么都要管，什么也都管不好的无赖国家。
政教合一的极权专制主义政体及其领导的无赖国家，一般地说来，都有其司空见惯的通常的没落之表现。这就是，领袖既是社会生活的至高无上的指导者，又是无可怀疑的精神领袖。在这样的社会里，无论对思想，还是对行动；无论对灵魂，还是对肉体，都要实行覆盖全社会的、不留缝隙的、全面彻底的统御、控制、管理、命令等。金日成独家发明的主体思想，实际上是朝鲜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金日成为了确立自己及其子孙万世一系、固若金汤的家族似的领导地位而臆造出来的充满暴力、具有朝鲜特色的东拼西凑的大杂烩，是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的永恒的意识形态和雷打不动的指导方针。“主体思想”，内容不外乎是假大空的欺骗宣传，像“人民群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人，也是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力量”之类的胡诌八扯的玩意。朝鲜的党控媒体几十年如一日的宣传，就是要使金家王朝的“主体思想永放光芒”，其实质就是要让金姓的独裁统治“红色江山万年长”，并且是煞有介事、装模作样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胡锦涛）。为了使“白头山纯洁的革命血统”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朝鲜甚至早已把其立党立国之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列为禁区、打入冷宫了，只有唯一正确的主体思想在“太阳宫”里阴森冷冽地放射着光芒。在金日成、金正日两个太阳落山之后，又匪夷所思地升起了第三个金太阳。这就是即位不久的朝鲜王——朝鲜人民军元帅金正恩，即尽人皆知的“金三胖”。“金三胖”高举他爷爷所发明的“主体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沿着具有朝鲜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走下去，开拓进取地搞核武，无所畏惧地呈凶狂，史无前例地不要脸，与时俱进地真混账。
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就像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怎么说都是他有理，硬把不是当理说、硬把不要脸当饭吃的诱导和误导，都是些经不住实践考验和时间检验的无耻货色。用这样实属下三滥的思想充斥头脑，无论是谁，不管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也好，还是无知无识的也罢；不管是有权有势的党政军官僚也好，还是最广大的普通群众也罢，都极有可能变成浑不讲理的浑球，都极有可能成为无理咬三分的人渣、痞子，都极有可能成为蛮横霸道的土匪或强盗。
这正是：毛泽东思想闪黑光，照到哪里哪里黑。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是由谎言构成的，是中共特色的暴力革命的系统化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下流之产物。毛泽东思想，跟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一样，除了暴力革命之外，还有红色恐怖；除了红色恐怖之外，还有为夺取政权耍尽两面三刀、坑绷拐骗的谎言流布；除了为争权夺利耍尽两面三刀、坑绷拐骗的谎言流布之外，还有毫无廉耻地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的厚黑学，等等。毛泽东思想没有政治文明的哪怕是一丝一毫之内容，全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坑人、害人、坏人、杀人的肮脏、卑劣之招数。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社会，其势所必然的结果就是，整个国家都掉落到万劫不复的难以自拔的泥泞中去或跌进万丈深渊而惨不忍睹地粉身碎骨。
极权专制主义一统天下的无赖国家，决不允许有宗教自由，所有的信仰必须予以全面彻底地取缔。在别无选择、万般无奈之下，人们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沉默是金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中央要求人们必须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马列主义就被到处宣扬，不但成为公共场所的醒目标志，而且也成为日常生活的常用语；中央规定毛泽东必须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信仰，毛泽东于是就成为中国人民顶礼膜拜的上帝，甚至比上帝还要无所不能、比上帝还要洞察秋毫、比上帝还要神通广大。人们必须对毛泽东山呼万岁、痴傻孽呆、如癫似狂、且歌且舞、尽显荒唐。
在取缔佛教之后，毛泽东取佛祖释迦摩尼的尊位而代之，《毛主席语录》就等于甚或远胜于流光溢彩的《佛经》；在取缔基督教之后，毛泽东取耶和华的尊位而代之，毛泽东说的话就等于甚或远胜于耶和华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至理名言；在取缔伊斯兰教之后，毛泽东取穆罕默德的尊位而代之，毛泽东的话就是先知的语言，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就等于甚或远胜于《可兰经》。谁要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就必定遭殃，不是进监狱，就是被赶进深山老林的强劳队，或者被游街示众，在写有名字的标示牌上打上一个大大的红叉，然后就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谁要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就要严惩不贷，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林彪语）。毛泽东不但是中国人民唯一的信仰，而且也是中国人民最最最红的红太阳，不但公共场所如学校、机关、厂矿、农村等到处都挂有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或摆放毛主席的巨幅雕塑，而且每一家、每一户都得张贴毛主席的画像。
强迫的信仰，绝不是真实的信仰，正如表面光的靓丽也绝非真实的靓丽一样。在花里胡哨、一窝蜂似的信仰之后，信仰的缺失、无力、空白便自然而然地接踵而至。信仰的虚无，在于信仰的表面化、形式化、唯一化。唯一的表面上的形式上的信仰，是对于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的信仰。对于权力的膜拜、追随和信奉，乃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权力拜物教。信奉领袖所掌握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而漠视自己所拥有的不可让渡、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一直是中国人积重难返的习惯性思维和长期形成的固定性动作。此种奴才的劣根性，是不足以建立一个现代的、文明的、进步的、理想的政治制度的，是与人类文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天壤之别的。
政教合一的极权专制主义政体，把整个社会都拖入到灭顶之灾的万丈深渊，因为统治者自命为无所不能、战无不胜，极力地控制人们的信仰，统治人们的精神，摆布人们的思想，所以必然造成惨绝人寰的大面积的脑积水、脑残、脑瘫，等等。
二、必须坚决彻底地否认并诀别邪恶、罪恶的肉身崇拜
1)、人性恶
按照西方的观点，人性是恶的。因为人自私，人有野心、欲望、贪婪、残忍，甚至比动物还不如。人性恶，卑鄙、下流、无耻、善于伪装。伪君子，欺骗世人，并从中渔利。人性恶的观点，与中国人传统的理解根本不同，截然相反。《三字经》第一句话说的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但实际上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翻译成西方的观点来说，应该是：人之初，性本恶。为了进一步说明人性恶的本质，西方流行着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叫做“他人即地狱”。这是法国哲学家萨特关于人性恶的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狱”是指，人性不彰已经达到令人不堪忍受的匪夷所思的程度，其恶劣实在难以名状，其黑暗更是伸手不见五指，是卑鄙、下流、无耻的。要多糟糕有多糟糕，要多混账有多混账。除了用“地狱”二字加以类比之外，简直无话可说。犹太人有一句指导自己生活准则的名言，叫做：不要相信任何人。这就是说，除了相信自己之外，除了自己的命运可以由自己把握之外，任何其他人都是不可以、不应该、不能够予以相信的。这种表达、这个结论，也是基于对人性恶之考虑而做出的。西方的人性恶与东方的人性善各执一词，似乎都有道理，都能够从各自的立场说出洋洋洒洒的一套又一套的长篇大论，也能够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中找出各种各样的无可置疑的事实根据，理由看起来也是充足的，说理也是透彻而明晰的。人性恶，就不是善，就是善的绝缘体；人性善，就不是恶，就是恶的相反之极。人，没有高大全，没有完美无缺、十全十美。都是平常人，都是活生生的不完美的人。以平常心看待人，就正常而合理，特别是对权力掌握者，就更需要如此。
中庸地说，人乃是善与恶的集合体。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时时刻刻地面临着弃恶扬善之考验。
2)、实事求是地讲，人是罪人
任何世俗之人，包括统治者，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人。是人，自然有其属于人的弱点、缺陷和不足。人，是绝对不会像上帝那样完美的。人的缺陷、不足，还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不承认是坚决不行的。可是，几乎所有的极权专制主义者，总是要自以为是地把自己打扮成全知全能的上帝。其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正确无误的，都是没有任何瑕疵的。即便是错误，也绝不认错，甚至不惜用十次错误来掩盖一次错误。哪里有不犯错的人呢？世界上从来都没有。但位高权重的极权专制主义者却千方百计地把自己伪装成从不犯错的、永远正确的神祗一般的人物，以至于错误也是正确、邪恶也是美德、罪恶也是功绩。极权专制主义者总是文过饰非地为自己的错误和罪恶，编造出种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冠冕堂皇的掩耳盗铃的可笑之理由。此乃委实难以理喻。实事求是地讲，人是罪人。无论是谁，都概莫能外。
3）、必须完全彻底地摒弃僵尸崇拜的恶习
贫穷落后的、非文明的、反人类的、野蛮的社会，都要搞令人恶心乃至使人呕吐的尸体崇拜；凡是搞尸体崇拜的人民，都是在苦难和倒霉之中垂死挣扎而不堪救药的乌合之众。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最高象征，就是这种低级下流的僵尸崇拜。想当年，被人们评为“道德痴呆儿”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乌里扬诺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死了之后，其尸体就被苏共中央用来供人们瞻仰。一直到苏联解体，列宁的尸体在苏联最大的广场—–红场上一摆就摆放了将近七十年，阴魂始终不散；斯大林一命呜呼之后，其尸体也被停放在红场上，后来只是被反对个人崇拜的改革家赫鲁晓夫给刨了尸；越南共产党创始人胡志明死了之后，其尸体也被装进了水晶棺里，供人朝拜；中共领袖、伟大的痞子、世纪恶魔毛泽东死了之后，其尸体就摆放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中共中央还为这具尸体建造了一个诺大的纪念堂，叫做“毛泽东主席纪念堂”，以供人们顶礼膜拜，直到现在，仍然如此。毛僵尸停在天安门广场、毛尸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实在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悲哀，实在是中国人民巨大悲哀之源泉、痛苦之祸根；热衷于大搞僵尸崇拜的朝鲜，也同样如此。装饰辉煌的“太阳宫”，是朝鲜国里的一个非常宏伟的大殿。里面同时摆放着两个价值连城的水晶棺。水晶棺里面分别安放着两具因干瘪而抽缩一团并被精心打扮、看起来死而复活的尸体—-业已陨灭了的两个朝鲜太阳，一个是金日成，一个是金正日。父子俩曾是朝鲜国里的两个太阳。两个尸体的太阳，绝对与“天无二日”的成语相违背，绝对违反最起码的自然常识和最普遍的社会意识。但在朝鲜，什么样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而且也必然发生。两个太阳、两具尸体；两具尸体、两个太阳—-时时刻刻都在散发着黑魆魆的尸首之光、死亡之光、黑暗之光。这种死亡之光、僵尸之光、黑暗之光，正遍布着曾经锦绣壮丽的三千里江山。
僵尸崇拜，说到底是要为衰败的无耻存在扬幡招魂，是要用其提供尽人皆知的虚幻注解，是要给现实的社会注入阴森的恐怖。业已死亡的东西，却偏偏让其复活；早已没落的东西，却要让其横行于世。让死人统治活人，这是僵尸崇拜之本质。僵尸无所不为，活人却一无所为；僵尸不死，活人根本没有生机。僵尸的思想统治世界，活人的思想就只能偃旗息鼓；僵尸的理论招摇过市，活人的理论就只能行将朽木，埋入坟茔。
4)、一定要警惕人的作恶
人有弱点、有野心、更有私利、有自私的欲望。如果这些都被限定在一定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或在一个良好的法治的社会环境里，有可能或必然地得到应有的必要的约束和制衡，也不会发生不可思议的大问题。但是，在没有充分的法治条件下，特别是在实行丛林法则的环境中，人的野心、欲望、贪婪、狡诈，就一定会像从深山老林里蹿出来的老虎一样，在人群的大街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随时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等。没有约束、没有制衡的欲望和贪婪之心，有如洪水猛兽一般，把一切的善良、希望、祈愿、公正、合理以及正义等，都给统统地淹没，只能留下哀鸿遍野、惨不忍睹的悲剧、难过和忧伤。恶性膨胀是极为可怕的景象，所以必须予以有力而坚决地制止。要时刻提高警惕，要警钟长鸣，不容懈怠。不警惕人的作恶，就可能或必然地遭殃。恶的爆发和膨胀，简直防不胜防。即便警惕，也总有漏网之鱼；倘若不警惕，那岂不是邪恶疯狂之至，难以驾驭？
5）、 特别是对权力掌握者的本性之恶，要绝对地提防，决不能允许其肆意泛滥
只要是人，就会有私心，就会有欲望，就有可能寻租、就有可能作弊。所以还是不能相信某个政党，还是不能相信某个自命为救世主的伟大领袖。这，尤其需要完善的法治，以让每一个可能犯错的人，都在制度性的监督、约束和制衡力量面前望而却步，谨守职责，而绝不敢越出雷池半步。
权力，具有支配性的力量，权力因而极易释放出内在的固有之恶。权力之恶，具有普遍的共性。权力掌握者必然拥有比一般的人性之恶更多的、更顽强的、更难以克服的人性之恶。谁掌权，谁就逃脱不了这种更大、更多的人性之恶。这一定律，绝不是以谁的意愿为转移的，而是由无数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的，因而是铁的定律。有权，就要腐败，就要肆意滥权，就要我行我素、无所不为、肆意妄为，乃至于颐指气使、胡作非为。这正是权力之恶的本质。权力之恶的本质，必然带来各种各样的恶之表现。恶的表现，是恶的本质的自然反应。权力之恶的本质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就是其难以言喻的和横行无忌的扩张性。为了其阴暗、卑鄙、苟且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常常呈现出言行不一的骗子面目，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所以对权力之恶，必须时刻提高警惕。但只有警惕，恐怕是远远不够的。要像防贼一样地防止权力之恶，要像防止抢劫一样地防止权力之恶。对于权力之恶，决不能放下手中的鞭子。要随时随地举起手中的鞭子。对于为非作歹的权力，一定要狠狠地抽打，一刻也不能放松，一分钟也不能懈怠。该监督就得监督，该批判就得批判，该训斥就得训斥。对于权力之恶，决不能有任何纵容。纵容权力之恶，就是公民的严重失职，就是人们的必然倒霉，就意味着与罪犯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权力之恶的负面价值，正是丧失人格、没有尊严的奴隶、奴才和犬儒的毫无价值。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已然纵容过无数次的权力之恶的横行霸道，所以权力之恶至今仍然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权力之恶，还在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与时俱进地开拓进取，乃至于把整个大陆都拖入到深渊式的黄粱美梦之中还是绝不善罢甘休。真乃岂有此理？！
根据权力之恶的本质特征，绝对有必要把各种权力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权力监督、约束、制衡权力。权力必须分散而不能集中。权力一集中，就要出问题，灾难、人祸、悲剧就会一窝蜂地找上门来，要堵也堵不住，要招架也来不及。这方面的教训是惨痛之至的。这在任何一个非政治文明的落后的国家里都可以找得到。文明的国家和社会，没有不实行分权的，几乎都是三权分立的。只有不文明的前现代的野蛮的国家和社会，才反对实行三权分立，才热衷于搞极权专制主义的民主集中制那一套，即把所有的权力都抓在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或一个部门手里。在集中制的情况下，权力就不能够得到行之有效的监督、约束和制衡，权力就可以颐指气使、无所不为，乃至于肆意妄为、胡作非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重要表现在于，提倡、鼓励并支持言论自由、舆论自由。如果有千百万家的私营媒体蜂拥而出、共同发力，那就毫无疑义地可以全面真实地反映广大的民意。独立的、自由的私营媒体，是监督、约束和制衡权力的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方式和内容之一。没有独立的私营媒体，而只有一家党姓媒体，权力就不会也不可能受到任何程度的监督、约束和制衡。独立的私营媒体必须担负起批评权力的重大职责，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批评是绝对必要的苦口良药，而党姓媒体只是反映党魁意志的工具，其价值就必然大大地减少，乃至于负数，因而根本起不到监督、约束和制衡权力的任何作用。
决不能相信权力掌握者的花言巧语，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美丽得可以的言词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云山雾罩的，是专门用来糊弄人的。谁要是相信，谁就注定是吃了亏、上了当、倒了霉。所以坚决不能相信，绝对不能相信。哪怕从保护我们自身的生命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也绝对不能相信位高权重者向我们许下的那些冠冕堂皇的一堆又一堆的诺言和套话。我们不要再像历史的中国人民相信毛泽东夸夸其谈地满嘴胡咧咧的连篇鬼话了。正是因为相信了毛泽东，亿万个活生生的中国人最后竟都变成了可怜兮兮的冤死鬼。为了防止历史上的中国人民的悲剧重演，我们对于权力之恶一是要警惕，二是要批判，三是要抽打。
三、称宗教及其信仰为“封建迷信”者，自己恰恰跌落到最大的迷信之中
1）封建迷信
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中华民族的祖先所创造出来的包括《山海经》在内的大量的脍炙人口的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并造人、伏羲画八卦、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后羿射日、刑天舞干戚、嫦娥奔月等等绚丽多彩、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神话故事，无一不是中华民族古代先民的经验、想象、知识与智慧的结晶，也是古代人类文明令人惊叹不已的源远流长的光芒四射的丰硕成果。因而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敬仰、赞美与信奉。然而，到了1949年中共执掌全国政权之后，所有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却被统统地冠之以所谓的“封建迷信”之名号而受到全面彻底地排斥、围剿与打击。一夜之间就乾坤颠倒，黑白换位，简直不是玩儿意。共产无神论肆意张扬，招摇过市，横行霸道。无神论仿佛天然地政治正确，有神论似乎是从来如此地错误，非但如此，而且还反动，还不可救药。其结果只能是遭受到百般蹂躏或斩尽杀绝的悲惨之命运。
在中共的词典里，封建迷信代表着落后、反动，因而是无神论的标志性概念。无神论所认定的封建迷信渗透在政治文艺宣传和大中小学的各种教材中，简直无孔不入。无论中国古代，亦或是世界古代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古籍的神奇记录，还有宗教典籍，全都被视为“封建迷信”，皆属于被批判、被肃清之类。即使在文革后出版的文史哲类读物中，也仍然可以看到编著者的注释，统统地将古代文人学者的说法指斥为缺乏科学依据，剥夺了读者的独立思考之权利。在这种封闭思维已成定见的氛围下，探讨神佛仙界便成了大逆不道的极端错误，乃至反动之举。“封建迷信”是一句杀伤力极大的口头禅和大帽子。很多人索性懒得探究，管你有神还是无神，均以明哲保身为重。岂不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活动就是从远古的祭祀开始的。歌舞、节日、史录等等，都是和对神的信仰及崇拜紧密相关。“赤县神州”的子民，怎么能切断和神的纽带呢？
真正的封建迷信，是愚忠，是对君王、君主的无可自拔的迷信。这，乃是古代的权力拜物教。然而，中共却偷梁换柱，张冠李戴，竟把所有的古代文明成果统统地当做了封建迷信，由此而彻底地割断了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之血脉，并使中国人都必然地陷入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深的迷雾之中、泥潭之中。
封建迷信，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罪名。“封建迷信”这个词组的滥觞，是文革期间“破四旧、立四新”（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就是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杆。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看来，凡是过去的文化作品，都是所谓的封建迷信，所以要坚决彻底地砸烂，因而有必要再一次地进行焚书坑儒。
2）资本主义迷信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著名的五段论，即人类历史发展必经的五个阶段：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的前期阶段）的机械判断，可以认为：有封建主义，就必定有资本主义；有封建主义迷信，就一定有资本主义迷信。总结起来，资本主义可能有对于资本的迷信。资本，是能够带来钱的钱。资本，意味着钱通过投资而逐渐地丰富起来、发达起来。个人的富足，乃是社会富足的基础；没有个人的富裕，社会的富足、国家的富足，便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正地说来，资本不是个坏东西，因为钱不是个坏东西；资本，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因为钱是个好东西。无论钱也好，还是资本也罢，最起码也应该是个中性的东西。这个道理，应是我们首先予以明确的；第二点，资本主义对于自然生发的市场及其必然引出的市场经济也肯定有相当的迷信。根据个人的不同需求而建立起来的不同市场，如劳务市场、原材料市场、商品市场、信息市场、金融市场、知识市场，等等，都是满足个人或群体之需要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市场。随着市场品类和规模的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了两个大的市场，即所谓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实现供需平衡，即，需求不断地满足自己的供给以及供给时常地创造自己的需求。
3）无产阶级迷信
既然有资本主义迷信，也就自然而然地存在着无产阶级的迷信。无产阶级作为整体是没有资产的，按照孟子 “无恒产者无恒心”的说法，无产阶级是贫困的标志，是缺吃少穿的穷人；因为贫穷而缺少教育，因而没有文化；因为没有文化，而无知无识，而愚昧、而落后，而黑白不明、是非不清。故而无产阶级不会是也不应当是更不可能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显著标志，也决不是当之无愧的优秀代表。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钻研技术，掌握应予掌握的工业生产之本领，通过苦学而掌握应予掌握的相应的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丰富自己的才学，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智力，进而不断地脱离贫困、摆脱愚昧、后来居上，从而使自己迅速地走向富裕、文明、先进，方为正道。不要像马克思所宣称的那样，通过“剥夺剥夺者”，即消灭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之方式，而登上人类历史的广阔舞台。实际上，无产阶级从来都没有登上过世界历史的舞台，并上演过有声有色、威武雄壮、波澜壮阔的历史话剧。倒是有某些打着无产阶级先锋队之名义的组织，例如红色政党即共产党，则是神气活现、装腔作势地登上了世界历史的大舞台。在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之后，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等，也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也就是说，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真正地解放无产阶级自身，无产阶级的名义却被某些组织、党派、集团所肆意妄为地、千方百计地乃至于无所不用其极地加以利用，甚至滥用。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说到底是一场制造史无前例的惨绝人寰的人祸和灾难的闹剧加悲剧。无产阶级革命绝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宣称的那样，“丢掉的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如假包换的实际情况则是，世界被搞成了腥风血雨的地狱，锁链仍然在紧紧地束缚着无产阶级，总而言之，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然获得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完全彻底的失败。
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革命目的，只能别无选择地通过合法的方式而使自己从贫穷走向富裕，通过逐步地积累而最终使自己上升为有产者阶级，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如果始终不能使自己成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价值和意义就只能统统归零。无产阶级应当以消灭自身的存在为其革命的最终目的，而不应当像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那样，以消灭资产阶级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无产阶级欲要解放自己，只能通过合理、合法、正当而有效的途径尽其所能地消除自己的贫困、落后、愚昧、无知，通过消灭自己，而使自己成为有责任、有担当、更有能力的响当当的有产者阶级，即资产阶级。这，才是人类文明所应获得的开天辟地的伟大胜利。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就更是带有剧毒的白粉、摇头丸和鸦片，是极为可怕的敌敌畏、断肠草、毒鼠强。暴力革命之学说，不但彻底摧毁了无产阶级所拥有的基本的人性和良知，而且也无情地摧毁了人类自身及其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为此，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无产阶级迷信的阴暗、苟且、卑鄙之内容。
无产阶级迷信主要表现在权力拜物教上。所谓的权力拜物教，就是有权就好使，无论其正当与否、合理与否、正义与否，只要有权，便都一概地值得崇信。权力拜物教是奴隶、奴才和犬儒的特有心态。因为自己不自立，所以就必然地迷信权力，并祈求青天大老爷来为自己做主，因为自己的权利并没有真正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一切都听命于他人的摆布，听命于主子的摆布。权力拜物教使无产阶级的命运由他者来支配、来定夺，而自己则充当了任人宰割的可耻、可悲、可怜之奴隶。
无产阶级迷信包括对领袖的顶礼膜拜。这是对肉身的偶像崇拜。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领袖，通过跪下身躯、贬低自己、矮化自己而人为地抬高领袖之形象。领袖由此而伪大起来；除了对领袖无限忠诚之外，无产阶级迷信还表现在对于组织、党派、集团的耿耿忠心上，即把一切献给党，此即“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除了对领袖以及党组织的赤胆忠心之外，无产阶级迷信还包括对国家、对社会的信仰，由此势所必然地形成极权专制主义统治的极其广大的社会基础，即国家主义、社群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浓重的意识形态所构成的腐朽没落的社会意识。
无产阶级迷信，实际上是蒙昧主义的兴风作浪。某些玩弄权术的政治势力小人，正是利用无产阶级迷信而偷梁换柱、以售其奸、招摇过市、虚与委蛇，以达到瞒天过海、从中渔利之功效，并且，常常得逞，总是得逞。这，实在是历史的莫大误会，更是惨不忍睹之现实。
4）共产迷信
共产迷信，就是从未有过的海市蜃楼般的美不胜收的、琳琅满目的，且令人眼花缭乱的、云山雾罩的乌托邦。要实现的英特耐雄纳尔，到底在哪里？在每晚7：00——7:30分CCTV从来是歌功颂德、自吹自擂的新闻联播里，在舆论一律的党姓媒体的牛皮吹得叮当响的新闻报道里，在拍脑门英明决策而上马的大跃进式的钢铁元帅升帐的全国舞台上，在大刮共产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最终导致四千多万中国人前仆后继地饿毙的竞赛中，在各种各样注了水的数字一个劲儿地往上躥，躥成了形形色色的粮食高产的卫星、工业产品喜报频传的卫星一个个地、一堆堆地飞上了天，布满了天空，形成了驱之不去的浓浓的雾霾之中，在闷声发大财、不顾一切地钻钱眼、昂首阔步地大搞权钱交易、无所顾忌地贪污腐败，乃至于形成无官不贪的全面小康的进程中，在假冒伪劣、坑绷拐骗无所不有、无处不在的社会环境中，在鸵鸟式的理论自信所引发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自命得意中。
共产迷信不但是历史的中国人民所经历的不堪回首的一幕幕惨烈悲剧，而且也是现实的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着的挥之不去的一言难尽的多彩之梦魇。
共产迷信不但暴力，而且恐怖；不但恐怖，而且谎言，实乃暴力、恐怖、谎言的三位一体。暴力是明晃晃的刀把子，锃光瓦亮，是杀人如麻的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保政权。暴力就是维稳，就是强拆强迁，就是肆意妄为地镇压；恐怖就是让你不敢说、不能说，也没地方说，也没有机会说，也没有条件说。说一句心里话，就随时被批判、被关押、被枪决。在此情况下，人就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因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悲剧随时都会降临，人人都不能自保，人人都如惊弓之鸟。连写出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或说出一句振聋发聩的真话，就极有可能要了一个人的命。所以谎言盛行，整个社会都在说谎。由于人人说谎，谎言成了真。真的反而成了假。假的比真的还要真。骗子盛行、骗子得逞。行骗是本事，是能力的证明，是智慧的象征。这，究竟邪性不邪性？简直无以复加！三百多年前孟德斯鸠就曾说过，中国人拿撒谎不当回事儿，中国人都是骗子。真乃入木三分矣！
5）对领袖、对执政党的权力拜物教日渐式微时，新形势下的另一种拜物教，即金钱拜物教就立即登上了中国大陆的社会舞台
对领袖的权力拜物教，业已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尤其当这个所谓的领袖实属毫无道德底线、更没有法律底线的政治势力小人搞得天下大乱，竟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人们对领袖的顶礼膜拜便急转直下，从内心油然生发出不可抑制的鄙视、愤怒以及仇恨，这些积怨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清明节的天安门广场，聚集着数十万抗议毛泽东暴政的义愤填膺的人民群众。一首首诗篇表达着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的愤怒声讨：“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等诸如此类的诗歌，人们争相传抄，一时传遍大江南北。虽然四五运动被毛泽东的独裁制度残忍地镇压下去，但反抗的地火却仍然在静静地燃烧，直到形成不可抗拒的冲天大火，把毛泽东这个魔鬼的宫殿一同烧掉。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毛泽东去世不久，包括毛泽东夫人江青在内的中共中央极左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就被隔离审查起来，中共党史把这次事件称作“粉碎‘四人帮’”。随后不久，经过几番左右之争的博弈，中共中央决定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称之为“十年浩劫”。时代造英雄，英雄显本色。以胡耀邦为改革急先锋的实力派大刀阔斧、披荆斩棘、不畏艰险、一路冲杀，平反了成千万、上亿万曾被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打成政治贱民之屈辱地位的地富反坏右和各级走资派，给他们统统地恢复了名誉，安排了工作，解除了他们的枷锁，使他们能够真正地像人一样正常地、堂堂正正地生活和工作。通过批判两个“凡是”而实行了艰苦卓绝的拨乱反正，通过给亿万人民恢复自由身而调动起蕴藏于人民之中的所有的积极性。一时间全党上下、全国上下仿佛有无限的朝气和生机，都有使不完的劲儿，因为人人都有希望，人人都有憧憬，人人都相信美好的未来不是梦。特别是在中央理论务虚会上，人们都可以畅所欲言，尽情地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所思所想，包括许多老干部、老革命都带头义正词严地控诉毛泽东作为专制魔王一手制造的罄竹难书的滔天罪恶。更有独立先锋的知识分子，大义凛然地直捣黄龙，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祸国殃民的丑行、劣行、恶行，作了一针见血的批判，虽然由于刚刚解冻而心有余悸，还不免存有这样或那样的禁锢之困扰，但耳目一新的诸多表述也足以振聋发馈、石破天惊的了。全国性的非毛化此时渐成气候，因为这是在经过了毛泽东的暴政之后，中国人民在反思沉痛教训的基础上再正常不过的自然反应，因为中国人民只要依凭自己的亲身体验，就完全可以判定毛泽东及其思想无可逃脱的必然死刑。因为毛泽东所搞的那一套极权专制主义的胡作非为，除了给中国人民带来生活上的贫困、文化上的苍白和政治上的阴暗之外，是什么好处也不会更不可能带来的，是什么利益也不会有更不可能有的。中国人民的所有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在内的一切利益，都让毛泽东给肆意妄为地剥夺净尽了。正因如此，在改革开放之初，非毛化是中国人民当务之急的普遍要求和强烈愿望，也是中国社会历史进步的画龙点睛之壮举。然而，非毛化运动却半途而废、戛然而止，因为邓小平为了自己执掌九五之尊的政治权力之需要，得用毛泽东的亡灵来为自己的非法执政提供貌似有理的支撑，因而使中国人民丧失了大踏步地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有利时机。毛泽东的罪行仍然在发酵，因为其没有得到彻底之清算，毛泽东极权专制主义的毒素仍然在中国大地上腐蚀着人们的心灵。这是非常糟糕的。这是邓小平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遗祸千秋的滔天罪恶，更不用说他作为中国人民的超级屠夫所一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六四大屠杀了。
在毛泽东死后，中共中央修正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统治思想和政治运动胡乱整的治国方针，而把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转入到现代化的经济建设方面上来。如果单看一个短暂的历史效应，这种战略转移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是值得欢迎的名至实归的拨乱反正，是合理的、正当的，也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长而久之地实行这一具有临时意义的方针政策，那就是有欠考虑的了，而且一定是有弊病的，甚至可以说是弊病多多的。正是由于没有也不可能具有长远之打算，没有统筹兼顾、事关全局发展的战略之考虑，所以只是一个劲儿地提倡、鼓吹“发展才是硬道理”、“猫论”、“摸论”，还有个什么“闷声发大财”等等穷于应付的堪称鼠目寸光之政策。特别是在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讲话之后，全国人民都下海，都趋之若鹜一窝蜂地去经商，都不管不顾地一头扎进钱眼里钻不出来了。为了弄钱，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人性、良知、道义、什么法律，等等，都顾不上了，都不予考虑了，都统统地扔进爪哇国里了，都无影无踪了。为了捞钱，甚至连性命都可以不要了。全国上下只有一个信仰，那就是对金钱的信仰，此即金钱拜物教。
钱，的确很重要，因为钱有价值；但比钱更有价值的东西，却被基本上或根本上忽略了、漠视了、抛弃了。这，就是中国社会百弊丛生之现实。最基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还是人性、良知、公平；最有价值的东西，还应该是正义，而且必须是正义。没有正义，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正义，那就什么也谈不上了。正义的要求就是：钱要来得正当、来得合理、来得坦然。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有道，就是正当，就是合理，就是有义。靠坑绷拐骗得来的钱财，靠偷摸抢劫得来的钱财，靠吃拿卡要得来的钱财、靠贪腐受贿得来的钱财，靠赖账拖欠得来的钱财，靠巧取豪夺得来的钱财等等，都是不义之财，因为来源不合理、不正当、不正义，属于丑恶、凶恶、邪恶、罪恶。这样的不义之财，迟早都是要偿还的，而且更要严惩不贷的。不偿还，那是根本不行的，那是绝对不行的。头上三尺有神灵。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邪恶决不能永远得逞。
金钱拜物教，如同权力拜物教一样，都是无知无识的，都是卑鄙无耻的，都是绝不正常的，都是下流的。因为这种认识没有或缺乏最起码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要正当地赚钱、合理地赚钱、诚实地赚钱。赚钱，既要遵从道德，又要符合法律。不合法的金钱哪怕再多，也是毫无意义的，也是没有价值的，也是要加以追究和严惩的。
四、凡是有领袖崇拜的社会，肯定是一个没有人权或人权不彰的落后的野蛮之社会，至少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文明之社会
1）偶像崇拜之表现
在偶像崇拜的社会里，到处悬挂着领袖的画像。中国大陆人都知道，在中共建政之后，马、恩、列、斯、毛的巨幅画像，在大型会场、会议室、广场，尤其在天安门广场，总是高高地悬挂着，无论是用石头硺雕的，还是用铜、铁、钢等重金属制作的，至今仍然摆放在中国的大、中城市的熙来攘往的广场上。每一家、每一户都曾张贴着毛主席的画像，或摆放着小型的毛主席塑像，每一个中国人的胸前都概莫能外地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耿耿忠心，有的人甚至还把毛主席像章别进自己的皮肉里，也不管不顾针扎得疼痛至极的凄惨感觉了。毛主席的画像悬挂在各个机关大楼的每一间办公室里、大中小学的每一间教室里、每一个目光所及的地方。除了毛主席画像，还有各种各样的毛主席语录，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等等的标语口号。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波澜壮阔的十年浩劫中，每一个中国人的手里都得举着叫做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声嘶力竭地狂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震天动地、震耳欲聋的红色口号。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整个民族都如颠似狂；
在上个世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苏联广茂的大地上，也曾经历过如此这般的情状。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雕像不但摆放在机关、学校、厂矿、广场，田间地头等公共场所，而且也深入到各家各户。每当斯大林出现时，人们都像发了狂似地高喊“乌拉”，拼了命地表达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崇高敬仰。对领袖的无限敬爱，使他们忘记了每时每刻遭受着的痛苦、亲人离别的悲伤、自己担惊受怕、坐立不安以及有如惊弓之鸟一般的恐怖。也许只有竭力地表达自己的忠诚，或许能换取一时的生命无虞即苟安吧。岂不知，正是斯大林以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方式在全苏联境内搞了两次反人类罪的大清洗运动。枪杀的人达数百万之众，被逮捕关押的人数就更是达到了数千万，简直无穷无尽。人命如草芥，随时被枪杀。在克格勃秘密警察制度下，整个苏联已然变成一台高速旋转的杀人机。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在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竟有两千多万苏联人非正常死亡。当新任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了之后于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会议上公布斯大林滥杀无辜的累累罪行时，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都为之错愕不已，十分震惊。难道以往对斯大林的顶礼膜拜，都是瞎了眼地错误的吗？人们心中不免生发出如此这般的仰天长叹！事实胜于雄辩。愚昧的人们确确实实是把一文不值的驴粪蛋当成了价值连城的金镏子；
在伊拉克，执政党领袖萨达姆·侯赛因的巨幅画像、雕塑在全国各地的广场、机关、学校、工厂、农村等地到处都是，跟当时的全国人口差不多，也有两千多万。在党控媒体长期的洗脑宣传下蒙头蒙脑的伊拉克人民曾经普遍地认为，跟着萨达姆就是胜利，就是希望，就会有美好的前途，虽然萨达姆早已把伊拉克的国民经济折腾到了崩溃的边缘，但领袖的威望却如日中天，因为执政党的宣传部所掌控和指挥的党控媒体向来就是这么宣传的：萨达姆是伊拉克人民的大救星，是伊拉克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所有的颂歌都为他而唱，所有的话儿都为他而讲；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起萨达姆；革命的歌声多么嘹亮，萨达姆的思想闪金光，等等。然而，当萨达姆因为反人类罪被一根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绳子给恰如其分地绞死时，伊拉克人民终于从魔王的绞索下解放了出来。从此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的空气，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内心深处所有的喜怒哀乐了。萨达姆所有的巨幅画像、巨幅雕塑，一夜之间就统统地了无踪影，因为恶魔级的伟大领袖在人民的内心深处是从来没有位置的，是早已被人们自动地、完全彻底地抹去了的。其招摇过市、颐指气使、神气活现、冠冕堂皇的存在，只能是暂时的表皮现象而已，是过眼云烟或昙花一现的，是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只能拉秧了事的。从魔爪下解放出来的伊拉克以及伊拉克人民，现在已经没有对萨达姆·侯赛因迷信的任何遗迹了，现在正在大步流星地走在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上；
世界上领袖崇拜危害最甚的地方，恐怕莫过于朝鲜。每一个朝鲜人都必须在胸前戴上领袖的像章。如果发洪水，孩子可以不救，老人可以不管，亲人可以抛弃，首先要抢救的必须是领袖的画像。哪怕全家死光光，但抢救领袖的画像是第一位的，领袖的画像是最重要、最宝贵的。虽然其实际价值不值一毛钱，但对领袖忠诚的价值却是什么都不能相比的。与领袖的画像比起来，人的生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各种物资，包括日常生活的大件，例如除了铃不响其他各部位什么都响的自行车、手表、电视机、录放机等，也是没有价值的。只有领袖的画像或雕塑，才有最重要的、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对于领袖的信仰，是朝鲜社会主义制度的绝对要求，一丝一毫也不能差。哪怕是差了那么一点点，那就必须全家都遭殃，或被肆意枪杀，或是死无葬身之地。在朝鲜人民以每年三十万—–五十万人饿死的速度有气无力地趔趄在具有朝鲜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包括先军政治庇护下的朝鲜人民军在内、包括各级党政军官僚，一天到晚都处在饥肠咕噜的迷迷糊糊之中，一个个都饿得有气无力、满脸菜色、眼神迷惘之时，朝鲜人民所迷信的领袖却肥头大耳、养尊处优，堪称是朝鲜国里首屈一指的大胖子。在朝鲜人民因缺少粮食而纷纷饿死的年代里，朝鲜人民的领袖却要花十几亿甚或几十亿美元修建各种毫无意义的领袖纪念碑，进口最高级的奢侈品，以满足金家王朝统治者的无限之贪欲；
前罗共中央总书记、罗马尼亚共和国终身总统齐奥塞斯库每当发表演讲时，都必然赢来人们的鼓掌、热烈鼓掌，并且是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非但如此，而且必须有如颠似狂的欢呼、热烈欢呼、众口一词的欢呼。总书记照本宣科的每一段都伴随着掌声、欢呼声，每隔几分钟来自民众之中的赞颂、敬仰、欢呼，都会不失时机地爆发出来，并影响现场的每一位听者，也影响整个罗马尼亚的城市和乡村。却原来，每当齐奥塞斯库发表演讲时，坐在前几排的都是国家政治保卫部的秘密警察。他们总是带头地鼓掌、欢呼。他们一鼓掌、一欢呼，别的听众也得随之而动，不敢懈怠，这叫做响应党和领袖的号召，万众一心地欢呼和鼓掌。因为有了隐秘的拉拉队，所以才造成了齐奥塞斯库的演讲很受欢迎的郑重其事的假象。这种对党和领袖迷信的假象，齐奥塞斯库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却感到十分惬意，也很受用，更是爽得很，甚至都爽歪歪了，也终于把他自己送上了死不要脸的一条死了拉倒的独裁者之绝路。看来拉拉队式的欢呼、掌声、崇拜、迷信等等，不过是独裁者为自己挖下的一失足成千古之恨的深不可测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大坑而已。这，就证明了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对独裁者的迷信是根本靠不住的，是不能长久的，也一定是短命的。
2）偶像崇拜之实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迷信极度膨胀的丑恶历史。毛泽东曾经对来访的美国红色作家斯诺说，（我）还是需要一些个人崇拜的。毛泽东之所以需要个人崇拜，需要全中国人民都把他当做一个神来顶礼膜拜，是因为他要用人们愚氓的迷信来达到他作为一个极权专制主义者的阴暗、苟且、下流之目的。他的目的就是颐指气使、肆意乱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正像他不无得意地说，我就是要和尚打伞——无法（无发）无天。说整谁就整谁，说整死谁就整死谁，只要动一根小手指头，就可以搅得周天寒彻，就可以天下大乱，就可以寰球同此凉热。因为民众对党和领袖的迷信，大灾星也可以装模作样地变成人民的大救星；肆意捣乱和破坏的毁灭魔王，也可以人模鬼样地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毫无做人底线的瘪三、痞子、阿飞，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变成“为人民谋幸福”的领路人。
因为民众的愚氓，所以就形成了对领袖及其领导的组织之迷信。正是这种迷信，奠定了极权专制主义者胡作非为而不被追究的社会基础；因为迷信，权力之恶的潘多拉魔盒才能够无所顾忌地彻底打开而无法得到有效地抑制；因为迷信，旷古未有的灾难、人祸和悲剧，才能与历史的中国人民和现实的中国人民如影随形，始终不能分离。血泪交织的凄惨景象是无可避免的，连绵不绝的倒霉透顶，像挣脱不掉的绳索一样紧紧地绑缚着中国人的身躯和灵魂。也许，这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宿命；也许，这是我们祖先遗传下来的倒霉基因。
对于青天大老爷替民做主的幻想和迷信，对于位高权重者发慈悲的幻想和迷信，对于领袖的一厢情愿的幻想和迷信，对于某个政治集团、政治党派如颠似狂的幻想和迷信，都注定了中国人民必然地沧桑、悲凉、无奈、泪水、血泊和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长鸣不息的浩叹和绝望。
与其迷信权力，莫不如相信自己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权利。权利大于权力，权利是一切权力的基础、出发点、理由和根据，以及最终的归宿。权力不承认权利，权利也不承认权力，并且要改变权力，以使之与自己相契合。权利是决定一切的，当然也包括决定权力。
3）必须坚决彻底地打破一切偶像崇拜
有偶像崇拜的地方，特别是有肉身偶像崇拜的地方，决不是什么好地方，可以说是糟透了的恶劣之地。这样的地方，一般都不适合于人居；这样的地方，脑残比较兴旺发达，愚民可能得意洋洋，奴才的幸福指数一定气球一般地膨胀。这样的地方，通常把领袖的头发、屁股、手和腿、脚掌和肚囊，竟可以放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把领袖不成比例地拔高再拔高、放大再放大，用石头来雕塑，用钢筋水泥来浇灌，甚至用铜或金子来装潢，并把塑像安放在每一个城市的广场，并且是毫无道理地霸占着广场的中心。像这样的社会，整体说来，都必然是落后的、贫穷的、尚未开化的、野蛮的。尤其是把活着的帝王或不叫帝王的帝王，例如主席或总书记或其他名义的人，当做崇拜偶像，那就更是显得愚昧、落后、无知、无道、残忍、下流了，那就一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不堪入目的悲剧、人祸和灾难了。连绵不绝的痛苦是免不了的，浩荡如潮的血泪是必然生成的，惨绝人寰的景象是一定要发生的。
为了防止并杜绝这一切的肮脏、黑暗、无耻，为了把可能的灾难、必然的人祸和面临的悲剧缩小到尽可能少的程度，当然，最好是没有的程度，那就必须坚决彻底地打破一切的偶像崇拜，特别是要坚定不移地消除任何肉身偶像崇拜。
中国大陆必须打破一切的偶像崇拜、打破一切非常可耻的肉身偶像崇拜。目前的中国，正在兴起着肉身偶像崇拜的极为不良之苗头、极为下流的龌蹉之举动、极为糟糕的反文明的兴风作浪之逆流。依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比沉痛之教训，尤其是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肉身偶像崇拜所引发的形形色色的旷古未有之灾难，面对中华民族可能到来的不可测度的深渊似的痛苦、无奈、悲伤与纵横交错的血泪，笔者在此无论如何也要发出屈原《天文》一样的强烈呼吁：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要秉持良知、坚守正义，以捍卫自己的一切权利为最起码的要求，开诚布公地、大义凛然地、堂堂正正地否定、反对、排斥并杜绝新一轮的肉身偶像崇拜。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摒弃无耻而下流的肉身偶像崇拜，那我们中国人就只能别无选择地大踏步地奔向自我毁灭的极其可怕的不归路。想想毛泽东的肉身偶像崇拜即个人迷信给中华民族曾经带来的大灾难、大悲剧、大痛苦，就完全可以预料到新一轮的肉身偶像崇拜即个人迷信将要给人们带来怎样的难以预料的灭顶之灾了。未雨绸缪当此时，披荆斩浪伐无道；肉身崇拜毁灭路，不自量力实可笑。
任何一个有觉悟、有人性、有良知的现代中国人都必须刻不容缓地、坚决彻底地纠正这种肉身崇拜的极为可悲可耻乃至滑稽透顶的恶势力。只有无知无识、不自量力、没有自知之明的跳梁小丑，才可以或可能安之若素地坦然接受对于自己的肉身崇拜。真正的大写之人，是决然不会接受任何莫名其妙的个人迷信或肉身崇拜的。横贯千秋的历史人物，是绝不会耿耿于怀、斤斤计较于暂时的名利之热闹的，却要以超凡脱俗、出类拔萃的思想、言语或行动，尽其所能地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而为恒久的人类文明所铭记的。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称，迟早是要称出人的品行的斤两的。正如一位叫做臧克家的诗人所说，一个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一个人死了，但他还活着。这就证明，究竟是死是活，得看你到底有没有资本，也就是所谓的本钱——给人类、给世界是不是做出了非同凡响的出类拔萃贡献。只有位高权重的乃至九五之尊的不可一世的权力、地位，那只是一个有利的条件而已，那是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实质性的问题的。对人类一丁点儿贡献都还没有，还八字没一撇呢，就兴师动众地搞起了莫名其妙的肉身崇拜。这，是不是可笑？滑稽不滑稽、无聊不无聊，羞不羞煞人也？拥有高位重权的真正的明智者，首先应该研究的是：怎样做才能为人类、为历史、为世界贡献得更多、怎样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来推动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发展、怎样追求并实现中国大陆的正义、怎样解决和消除本不应有的层出不穷的乃至于多如牛毛的冤假错罪案、怎样为中国人民省下钱来而不是向全世界打水漂似地大撒币、怎样确立宪政制度而为中国大陆的光明未来铺平康庄大道、怎样谨慎从事才能对得起自己所担负的神圣职责、怎样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怎样向华盛顿、林肯、胡耀邦等高人看齐，等等。等到这些事情都做好了，中国人民都获得充分的自由了，中国人的一切权利都得到了名至实归的、行之有效的保证了，那么这样的人自然而然地就可以而且也应当归入伟大人物的不朽之行列了。用不着计较暂时的鲜花与掌声，要看得透、看得远。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绝不能把自己的位置给搞错，更不能把自己当成了无所不能的上帝。人就是人，人根本不是上帝。把自己人为地弄得了不起，弄得像上帝似的，那可就大错特错了，那就是痴心妄想白日梦，那样无可逃脱的结果就一定是既害了人又害了己。
对于这一点，信奉上帝的基督教早已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基督教的教义是《圣经》。《圣经》里面决绝地否定肉身崇拜，并一再地启示人类：肉身崇拜是罪恶。《圣经》并警示世人说，倘若人类仍然执迷不悟地继续进行肉身崇拜，难以承受的大的灾难将会伴随而来，并且，很快就要降临。肉身崇拜之所以是罪恶，是因为人是罪人。人具有原罪。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在天堂里偷吃禁果之后，就成了罪人。人是通过肉身而自我显示的。对肉身的崇拜，实际上就是对罪人的崇拜；对罪人的崇拜，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大搞肉身崇拜者、大搞个人迷信者，只能速朽，而且，必须速朽，是不速朽坚决不行的，因为人心没有其位置。表面的风光是根本不能算数的，大呼隆的宣传攻势顶多起到一时的短暂之作用。时间一长，肯定要露出马脚来、露出破绽来，肯定是昙花一现的了。
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必须坚决彻底地破除马、恩、列、斯、毛的偶像崇拜，因为共产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及其实践，已然制造了全球性的大灾难。我们决不能继续让这些表面上是人的家伙们再次行使恶魔毁灭人类的职能了！
迷信暴力革命理论及其实践，无异于迷信罪恶的自杀和他杀，无异于迷信惨绝人寰的破坏和毁灭。放弃暴力的信仰，就是要提倡非暴力的和平。即便抗争，也要尽可能地截制暴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不要进行武器的批判，而要运用批判的武器。笔杆子要强似枪杆子。言语的交锋，远胜于舞刀弄枪。笔是讲道理的，是要绘制美好蓝图的。打笔仗进行理论争辩，开诚布公地进行思想探讨，总是要大大地好于有枪就是草头王的，肯定是要远胜于把坦克开进布满人群的广场和熙来攘往的大街上的。
4）必须确立人权的主体地位
破除权力拜物教，目的就是要确立人权的主体地位，并开辟前所未有的正常的合理的正确的正义之路。人权的主体地位，无论如何都必须在中国大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真正地、切实地、堂堂正正地和别无选择地确立起来。没有人权是不行的，人权的主体地位始终不能确立起来，也是很成问题的。人们信奉权力，迷信党权、迷信政权、迷信位高权重者、迷信皇权掌握者，但就是不能相信自身所具有的人之为人的一切权利，所以就不可避免地深受其害，始终倒霉，始终受到压抑，始终不能无忧无虑地、自由自在地、尽欢颜地享受美好的生活。
为了争取一个美好的今天，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确立人权的主体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更是开拓我们事业的先决条件。没有人权的主体地位，什么样的发展都谈不上，什么样的进步也都不可能。
确立人权的主体地位，确实是中国大陆的社会制度正义转型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极其重大的战略问题。
5）必须确立对正义的信仰、对人权的信仰
无论是迷信领袖也好，还是迷信某个政治集团或某个政治党派也罢；无论是迷信国家也好，还是迷信社会也罢，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五花八门的、热热闹闹的、不足挂齿的权力拜物教而已。权力拜物教，是人类处于史前期的不开化、不觉悟的蒙昧之状态，还远远没有达到最基本的文明之境地。
一定要在内心深处确立真正的信仰、正义的信仰。应该信仰的，正像古希腊神庙里留下来的一句箴言，就是要“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所具有的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人之为人的一切权利。如果翻译成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一定要相信人权。相信什么，都不如相信人权；迷信什么，都不如迷信人权，因为人权是正义，正义是人权。人权为王，就是正义为王。打出正义的大旗，就是打出人权的大旗。热爱正义、追求正义、保护正义、捍卫正义、实现正义，说到底就是热爱人权、追求人权、保护人权、捍卫人权、实现人权。正义应当是中国社会的本质，如同人权应当成为中国人的本质一样。正义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因为人权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正义应当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指导思想，人权亦复如是。
6）中国大陆应拆除权力拜物教之偶像崇拜的历史遗迹
肉身的偶像崇拜，是愚昧的标志，是落后的证明，是尚未开化的民族蒙昧主义的表示。权力拜物教的历史遗迹，在五十年前开始的文革发展到极端恐怖之地步，全国都陷入到不可自拔的肉身偶像崇拜之中。这，翻译成中共的语言，叫做“个人迷信”。毛泽东死了之后的中共中央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总结历史经验时曾经说过，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给中国的社会生活造成了灾难性影响，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巨大的损失。中共中央做出的决议认为，个人迷信是毛泽东在其晚年所犯下的错误。此种无关痛痒、浮皮潦草之论断，显而易见是为掩饰毛泽东罄竹难书的滔天罪恶所做的瞒天过海、避重就轻的托词。把史无前例的罪恶偷梁换柱地说成是错误，一直是邓小平及其领导的中共中央欲盖弥彰、虚与委蛇的可耻伎俩。曾几何时，中国人民都在胸前戴有毛主席像章，手举语录本，万岁不离口，早请示晚汇报，时不时地像抽疯似地跳起忠字舞。毛主席的画像泛滥成灾，毛主席的巨幅雕塑伫立在各个城市、县城、乡镇等地的广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标语口号，如苍蝇逐臭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大小小的垃圾场。所有这些不堪入目的可耻遗迹，很多至今仍然存留。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高高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以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探照灯一样的魔鬼眼神，虎视眈眈地、时时刻刻地监视着中国人民的自由思想、自由言论，以及自由行动的任何动向；毛泽东的尸体仍然在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里面停放，供来自全国、全世界的各色人等前来瞻仰，毛泽东的阴魂始终不能消散。真乃无耻之尤也！恬不知耻也！
在此，绝对有必要提出一个现代中国人的强烈建议：应当立刻把毛泽东的遗体移入到其家乡—-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毛氏祖坟里，决不能让毛泽东的遗体再行侵犯中国人民的风水宝地—-诺大的天安门广场了；一定要把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从天安门城楼的中央撤将下来。决不能再让毛泽东的阴魂阻碍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言论解放和行动解放了；还是让毛泽东的遗体回家去吧。还是入土为安是荷，让毛泽东的死魂灵尽早地偃旗息鼓为好。毛泽东的阴魂不散，中国人民肯定始终没个好，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必然是阻碍重重，困扰甚多；影响之恶，既深且广。毛魔不除，何谈自由？毛尸安在，有何希望？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不拔出毒瘤，中国人民的前途又在哪里？
综上所述，必须刻不容缓地立即拆除中国大陆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所有的绝不光彩而是极端可耻的领袖遗迹。要立即推倒伫立在全国各地的毛泽东巨幅雕像，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大张旗鼓的、堂堂正正的去毛化运动。要像波兰议会、乌克兰议会作出关于推倒所有列宁塑像、斯大林塑像以及所有的共产标记的正确决议一样，中国全国人大也要作出推倒一切毛泽东塑像的符合民意的正确的正义之决议。
非毛化，是中国大陆从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状态走向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正义转型的必由之路，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绝对必要、绝对重要、绝对迫切之努力；非毛化，是中国人民自立、自强、自为的新时代的强烈呼吁，是为全面彻底地根除祸国殃民的蒙昧主义所发出的霹雳闪电、摧枯拉朽的嘹亮号角，是中国大陆走向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开天辟地的奠基礼。
为了历史的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人祸和悲剧不再重演，必须非毛化；为了现实的中国人民不能再一次陷入偶像崇拜和个人迷信的无法自拔的沼泽地，必须非毛化；为了使子孙后代远离所有的灾难、人祸、痛苦、忧伤、难过等等，必须非毛化。
拆除偶像崇拜的历史遗迹，是为了深刻地总结沉痛的历史经验，并从血泪交织的历史教训中猛然惊醒，醍醐灌顶地觉悟起来，否则历史的悲剧将会以新的面目、以新的名义偷袭我们的生活，残害我们的生命，堕落我们的精神，泯灭我们的意志。
言论垄断
红色极权之垄断，尤其表现在对于言论的滴水不漏的绝对控制上。无论什么言论，都得过筛子。凡是歌功颂德的、随风唱影的、瞪着两眼说胡话的、瞒天过海吹牛皮的、骗人无商量的、站着说话不腰痛的言论，都要保留下来，都要郑重其事地予以发表；凡是反映民众实际生活状况的、表达民众真实意愿的、但不那么符合要求和规定的、所谓不合时宜的言论，都必须给怕事(pass)过去。否则，就极有可能出事儿。因为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真实的言论常常是令人不快的，某些言论更是特别危险的，简直有如洪水猛兽一般。所以必得严防死守，更要防微杜渐，要审查并且要仔细地审查、要一个字也不能放过地审查，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文联副主席莫言所说，中国的新闻审查正常而且合理，这就像坐飞机得有安检一样。莫言的这番话，是把新闻当成了爆炸物，把文字当做了危险品来看待、来对待的。亏他还是个世界知名的作家，就这种让人不齿的胡说八道竟出自于一个现代中国作家之口，实在是口是心非、似是而非、偷梁换柱、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也！
具有中国政治特色的秘密警察在每一句诗行中巡逻、在每一篇散文中驻足、在每一个文艺作品中行使其执法的职能：跟踪监视、收集证据、分析案情，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闹九州，咳呦咳呦，直到把自由言论者都统统地给关押起来，严惩不贷，或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肆意枪杀，或者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严厉审判，关进大牢。请问莫言，这，到底算不算正常而合理？
控制言论，就是控制思想；垄断言论，就是垄断思想。因为言论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通常以言论来表现。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思想与言论具有同一性。有什么样的思想，就应该有什么样的言论。但在极权专制主义社会里，言论与思想并不一致，两者经常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心里想的，嘴上不说；嘴上说的，却完全不是心中所想。故此极权专制主义社会，乃是虚假成风、谎言流布、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的社会。这，就像骗子总是用虚假的所谓“事实”、用冠冕堂皇的语言编造出种种似乎真事的骗局一样，目的就是诱人上当。极权专制主义社会就其本质上来说，是个骗子横生的社会。
言论垄断，大都以舆论一律的方式予以实行。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站等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都概莫能外地变成了清一色的党姓媒体。社会上所有的言论都必须通过党控媒体来定夺、来取舍。言论一党控，立马官样化。民众的困难、悲伤、倒霉、冤屈等，就一点儿也没有了；天灾、人祸、悲剧，也都统统地不见了。正如文化大革命时一句耳熟能详的时髦口号所喊的那样，叫做：“一切都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形势大好”。哪怕人人都活得揪心待命，如惊弓之鸟一般地惶恐不安，但在党控媒体上反映出来的，却是人们安居乐业、喜笑颜开、幸福指数不断地攀升。总之，党控媒体从来是瞪着两眼说瞎话的。哪怕死了人，也要把丧事当成喜事来讲述：又是各级党政机关的扶危济困，又是各级领导对人民群众的嘘寒问暖。生花之妙笔，倒也真能扯，竟扯出了一连串的胡编滥造、浑水摸鱼、黑白颠倒、歌功颂德。
舆论垄断表现在所有的通讯报道，都必须以一个模式为标准，而决不能随心所欲地、另起炉灶地进行报道。如果不能按照新华社的通稿统一口径，非得要自作主张地、实事求是地进行报道，那就必不可免地犯有不服从命令、不遵守新闻报道纪律的所谓的政治错误。犯有这样的错误，轻者被通报批评，降职降薪，重者就要停职检查、开除公职。是总编的，可能一撸到底；是记者的，也许调离岗位、停止工作。当然也还有其他的更为严重的处理方式。擅自报道的结果，损失是惨重的，代价是高昂的，总之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因为没有按照党的喉舌之要求去做，没有听从党的命令，那就必然没有好果子吃。要想保住饭碗，就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该写什么和不该写什么，该发表什么和不该发表什么，那得看着上级领导的脸色行事才行，那得一心一意地听从中宣部的命令和指示才行。否则，倒霉就是自然而然的、也是无可逃脱的。想真实地反映老百姓的疾苦，那得根据党的政治需要。如果反映的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时期，那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不但要事无巨细地如实道来，而且还可以添枝加叶地绘声绘色。因为在万恶的旧社会，广大的劳苦人民一定是吃不饱穿不暖，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仇恨的种子要发芽，阶级仇血泪账，都是要一股脑地记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头上，记到反共反人民的蒋介石头上的。但如果把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中国人民饥肠咕噜的生活惨景用文字写出来，那可就是绝对绝对地不行的，更不用说在广大的的农村饿殍遍野，乃至绝户绝村人相食的惨不忍睹的地狱般的景象了。如果有谁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当时农村的真实景象，写出四千多万中国人活生生地饿死了的悲惨场景，遭受牢狱之灾都算是轻的了，注定要被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得个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了。任何真实的反映，都是不可以的；任何真实情绪的表达，都是成问题的。中国大陆所有的新闻媒体，对于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人祸和悲剧，都必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都必须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领导的中共之要求，两眼一抹黑地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千方百计地伪造人定胜天的大好形势。死人算什么，胜利的凯歌依然嘹亮；灾难算什么，革命的锣鼓响连天。现实成地狱，又何足道哉？莫不见共产主义的美好图景在深情地呼唤着每一个中国人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抛头颅洒热血地奋勇献身吗？为了英特耐雄纳尔的明天，尸骨成堆的现实，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言论垄断，就是全国一个调、全社会一个声音。语言是口号，是战斗的号令，是激扬慷慨的具有爆炸性的文字炸药、是眼镜蛇喷发出来的烈性毒素，是如刀似枪的大批判的猛烈词语，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毫不留情、绝不宽容的斩尽杀绝，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较量，是“保卫毛主席，打倒刘少奇”的决绝宣言。由于只有一种声音、一个腔调，此即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所矢志不渝地追求的理想的和现实的目标—-舆论一律。只有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才可以有按照党和领袖的意志顺着说话的权利，而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等一切反动的阶级就只许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只有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共产党及其领袖，才能真正地代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还哪里有其他的各色人等如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七嘴八舌地评头论足的任何权利？舆论一律，就是所有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机构，都必须严格地按照中宣部的指令进行所谓的正确报道，必须严格地遵守党的铁的纪律。党叫怎么写就怎么写，党叫怎么报就怎么报。各个省报要照抄《人民日报》，各市地级的报纸要照抄《人民日报》和省报，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是一个模式、一种语言、一个调调，虽然报纸的名称各有不同，但内容却大同小异，都有一个似曾相识的面貌。此种状况时间一久，就愈显单调、乏味、无聊，聊无新意，匮乏创造力、没有想象力；因为公式化、形式主义、机械重复等而显得愈加沉闷、堕落、苍白，颇有沉甸甸的压抑之感。
言论垄断，这是极权专制主义者、极权专制主义政体和极权专制主义国家肆意滥权、残民以逞、祸国殃民、无所不用其极地从事着的必要准备和乐此不疲地紧紧把持的拿手好戏。极权专制主义者向来重视宣传鼓动。法西斯主义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主管言论垄断，其目的就是要给德国人民进行洗脑，把德国人民的思想都统一到希特勒的思想中来。因为希特勒思想是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战无不胜的唯一正确的思想。在戈培尔的宣传鼓动下，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都发了疯，都进入到一种不可抑制的癫狂状态，真是应了《圣经》里的一句话：上帝让谁亡，必先让谁狂。希特勒作为德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德意志民族的红太阳，最后只能以自杀的方式为其称霸世界的疯狂野心做出最后的可耻交代。所有的纳粹分子也都逃脱不了最终覆灭的可耻下场；前苏联缔造者列宁及其继任者斯大林，在毁灭俄罗斯历史文化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历程中，也非常重视舆论工作，在言论垄断方面是不惜任何代价的，而且也的确卓有成效地蒙骗了包括俄罗斯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中国人民尤其深受其害，至今仍然没有脱离开这种巨大的灾害。列宁所搞的所谓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是取缔俄罗斯民主体制的一次武装政变，其后不久就立刻取缔了好几百家报馆，肆意妄为地剥夺了俄罗斯人民发表不同言论的自由，而只允许符合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共产意识形态的报馆存在下去。列宁绝不允许反对的声音出现。谁要是说出不同的意见，提出不同的想法或建议，那就要毫不客气地予以枪决。根据现在所掌握的业已解密了的前苏联档案来看，列宁所提出的著名口号叫做“学习，学习，再学习”，被现在的俄罗斯人民转换成形容列宁杀人如麻的实事求是的共产革命的理念，就是“杀人，杀人，再杀人”！凡是有不同意见者，毫不客气地就是一个字：杀！更不用说拥有反对意见的人了。正如普列汉诺夫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列宁所搞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把俄罗斯人都驱赶到共产主义天堂，甚至不惜代价地也要把一半俄罗斯人都给扔进地狱里面去。这种非人道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必将以可耻的方式退出其所占据的历史舞台。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从成功到失败的七十三年的历史实践证明，普列汉诺夫不愧为先知先觉者，竟一语成谶。
列宁之所以要搞言论垄断，是因为他深深地知道，只有垄断言论，才能随心所欲地肆意滥权，才能维持他的庞大的红色帝国屹立不倒。如果不能垄断言论，那么在谎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红色帝国就注定维持不下去，甚至连一天也维持不了。在列宁看来，言论垄断是绝对必要的，是须夷不可或离的，是需要贯彻始终的。言论垄断，是共产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既可以意会更可以言传的公开秘密。斯大林作为红色帝国的继任领袖在言论垄断方面，更是凶恶至极，具有钢铁般的流氓意志，属于撒谎不脸红的主，尤其是撒下弥天大谎，不但不脸红，反而还振振有词、大言不惭、恬不知耻。这个政治势力小人所具有的革命的辉煌经历，就是曾经成功地抢劫了俄罗斯帝国银行，由此而为列宁的共产革命立下了彪炳史册的汗马功劳。这个靠抢劫银行而发家的刑事犯罪分子，竟能够在群雄逐鹿的权力角斗场中脱颖而出，最后竟然掌握全苏联的国家之巍巍皇权。可想而知，一个罪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竟会把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拖入到一个怎样令人不堪想象的罪恶遍布的野蛮之地、一个怎样黑暗、无耻、污秽的人间地狱？一个罪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何以成为全苏联各族人民的敬爱的慈父、何以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真乃匪夷所思、难以理喻、荒谬绝伦。难道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都是像斯大林这样的下三滥、无耻之尤的匪徒，毫无道德更没有法律意识的刑事犯罪分子？的确，明白无误的历史事实就是这样铁板钉钉地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的：十恶不赦的刑事犯罪分子，正是我们山呼万岁并认贼作父的伟大领袖、革命导师和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北斗星、大救星之类的人渣。
前苏联共产党为了垄断言论，特别在中央政治局设立主管全国意识形态的专职书记。一切重大的理论问题，都必须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和认定。苏共中央机关报叫做《真理报》。《真理报》所发布的消息，都要贯彻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志，都要按照领袖的指示和命令作出相应的报道。也就是说，领袖的意志毋庸置疑地就是真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在欧洲的粮仓——乌克兰，竟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饿殍遍野，几十万、上百万人都被活生生地饿死。但《真理报》对此却只字未提，仿佛根本就没有这码子事儿似的。实在无法交代时，即在境外媒体连篇累牍地揭露乌克兰大饥荒的真实状况时，《真理报》只是略作姿态地表示，在苏联的乌克兰部分地区确实发生了食品短缺的暂时困境。《真理报》转而嫁祸于人地说，这个暂时的困境之所以发生，乃是由于形形色色的反苏分子和对苏维埃制度不满的富农分子们捣乱破坏的结果，所以还得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泽东），还得有事没事地进行具有苏联特色的疾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得找几个替死鬼，比如把主管分配粮食的几个官员拉出去枪毙之后，一切也就OK了。银行抢劫犯斯大林仍然是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那些因斯大林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的野蛮政策所造成的粮食大面积减产和绝收，并因其所导致的大饥荒而饿毙的人，也就可以在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梦境里统统地死而瞑目或死不瞑目了。《真理报》就是如此这般地瞒天过海、黑白颠倒、荒谬绝伦的。
乌克兰现在已经去共化，已然清算并正在继续清算共产党罄竹难书的历史罪行。乌克兰并且已经建立了大饥荒纪念馆，以铭记在恶魔斯大林统治下所有罹难的乌克兰人。
列宁、斯大林的后继者们，无论是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还是越南的胡志明，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布尔布特，无论是阿尔巴尼亚——欧洲的社会主义一盏明灯的掌门人恩威尔·霍查，还是古巴的卡斯特罗，亦或是朝鲜的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爷孙三代，皆形成共产革命江山一代传一代永不变色的优良传统。所有这些执掌共产大权的领袖们，在对各自国家、各自人民的言论垄断上都是毫不含糊的，也是一以贯之的，更是紧紧盯着不放的，这些共产恶魔都概莫能外地坚决取缔资产阶级和所谓地富反坏右所有的话语权，以党控媒体舆论一律的方式，霸王硬上弓地代表人民无商量。恶魔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人民的意志。恶魔的意志是独一无二的。领袖的意志是战无不胜的。恶魔的领袖总是有理的，领袖的恶魔是必须绝对拥护的，是不拥护坚决不行的。既是领袖又是恶魔，两者合二为一，构成了政治权力的魔杖；既是恶魔又是领袖，端赖于至高无上的九五之尊的政治权力。倘若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力，恶魔也终究成不了领袖，而只能混成一个不值一提的小混混而已。正是因为有了至高无上的九五之尊的政治权力，所以才成为恶魔级的伟大领袖或领袖级的大救星似的恶魔。恶魔与领袖的关系，两者又如何对立统一成一个为全民族所山呼万岁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比父母还要亲的最亲爱的人？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现代政治学者们悉心研究、认真探讨并需要总结出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的。
为什么言论垄断总是成为社会生活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可悲可耻之现实？为什么党控媒体的舆论一律始终能够如入无人之境地耀武扬威、招摇过市、颐指气使地横行霸道？为什么中国大陆从来没有本应具有的正常而又合理的言论自由和舆论自由？
言论垄断，就是围剿、取缔、灭杀言论自由，就是使所有的自由言论、舆论自由都统统地成为不可能。言论垄断与言论自由是针锋相对的，是水与火的关系。要追求言论自由，就必须破除对于言论的垄断。追求言论自由、实现言论自由，即人人都有表达的权利，人人都有言说的权利，此乃人性之需要、良知之诉求、道义之使然，既符合道德又合乎良法，是有益于人类进步的，是有益于文明发展的，是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言论自由，天经地义，绝对不容阻碍、绝对不容干扰、绝对不容破坏。
言论自由，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巨大的鼓风机。没有言论自由，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是不可想象的，是根本不可能的，是既不会有什么希望，又不会有任何前途的，是连绵不绝地失望，乃至完全彻底地绝望的。
是人，就得说人话，就得说真话，就得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意愿。连表达自己的意愿都不行、都不可能，那又何以为人、那又何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做一个拥有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全部权利的人？奴隶没有也不敢有自己的表达权，因为奴隶是依附于他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只能照着别人的意愿行事，而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奴隶只能处于被支配的从属的可怜卑微的地位，因为奴隶没有自主权；奴才也同样没有属于自己的言论权，除了唯唯诺诺、阿谀奉承之外，只能做些献媚邀宠、人云亦云的事情。由于丧失了自身所应具有的不容剥夺、不容让渡的表达权，因而必然不能显示自己的独立存在之价值。只有公民，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充分的表达权，因为公民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全部权利的个人，并且具有应有的和必有的公民意识，既可以为自己所应具有的全部权利勇于抗争，又能够善于抗争的堂堂正正的大写的正义之人。
1）、有没有言论自由，是检验一个社会是进步还是落后的一把标尺。言论自由，主要是允许反对的自由
言论自由，就是允许提意见的自由，允许批评的自由，允许反对的自由。歌功颂德的言论哪怕满天飞，向权力看齐的表忠心的誓词哪怕不绝于耳，就像现在的党控媒体那个样子，都不能叫做言论自由，而恰恰是言论不自由的显著标志。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只姓一个姓，都概莫能外地姓党姓，就根本没有言论自由、舆论自由。什么都是官办的，什么都是党控的，什么东西都姓党。官办的、党控的、姓党的新闻媒体，说到底，只能是党的喉舌。党的喉舌，只能搞言论垄断。
舆论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可靠之保障。要实现舆论自由，就要提倡、鼓励并支持民众尽其所能地兴办各种各样的私营媒体。私营媒体很重要，甚至极为重要。没有私营媒体，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自由言论。千百万家私营媒体的蜂拥而出，是中国大陆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有了私营媒体，如私营报纸杂志、私营广播电台电视台、私营出版社、私营网站等，那么，中国社会现存的所有的冤屈、痛苦、愤懑，所有的意见、观点、批评、建议，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找到发表的渠道，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宣泄，都有获得公正处理的好机会。
中国的事情之所以搞不好，就在于什么都是垄断。要搞好中国的事情，不消除垄断是不行的，不打破封闭的、固若金汤的、固步自封的垄断，是毫无希望、毫无前途的。用这个道理来审视言论垄断、舆论垄断，就完全可以立即清楚地知道，党的喉舌是多么地封闭、多么地不开放，没有道理竟达到了怎样的一种难以理喻、匪夷所思的不堪入目的程度了？比如一个百姓受到了某种冤屈报了案。警方在办案时，本应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以维护正义、惩戒罪恶为目的，但实际上却办起了人情案。冤屈者不但没有讨回应有的哪怕是最起码的公道，反而还受到了因公权力执法不公所造成的更大的伤害。冤屈者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而罪恶的一方因公权力的包庇、袒护而逍遥法外、暗自窃喜、自鸣得意。冤屈者将其冤屈告诉党控媒体。党控媒体，将作何反应？其结果可想而知，极力推脱是免不了的，置之不理、不了了之也是可想而知的，直到把冤屈者像踢皮球似地踢来踢去，直至筋疲力尽，冤屈者从满怀希望和幻想，到碰得头破血流的失望、再失望，一直到万念俱灰的彻底绝望。这，就是党姓媒体所进行的所谓的“正确舆论导向”。老百姓要讨回公道，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要揭露社会上的丑恶、邪恶和罪恶，以及一切的不公、不正、不义之事、之人，在现有的党控媒体之下，实事求是地说，几乎是李白所感叹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也就是说，根据党的宣传纪律和新闻报道原则，任何揭露警方执法不公的事实，都是坚决不能报道的。如果是警方执法公正的表扬稿，当然是可以而且也应该一路顺风地、酣畅淋漓地、大张旗鼓地予以发表的。但任何负面的报道，就只能锁在抽屉里打入冷宫了，并且永远也不可能见到天日。党控媒体向来注意维护人民警察的形象。该掩饰的，一定要掩饰；该避讳的，一定要避讳；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那都是有严格的政治标准的，那都是决不能逾越雷池半步的。一定要稳定压倒一切。舆论导向，一定要搞好。在此情况下，冤屈者的冤屈—–其所受到的一次伤害、二次伤害，实在令人心绪难平的愤怒、痛苦和忧伤，难道就被“正确的舆论导向”给导得无影无踪了吗、竟变戏法似地给导没了吗？导没——倒霉，真是倒透了霉！冤屈不但没有解决，罪恶不但没有受惩，正义不但没有伸张，而且罪恶还压倒了正义，法律还尽显无能，是非颠倒，人妖混淆，整个社会都是灰蒙蒙的雾霾在沉沉地压抑着，简直教人喘不过气来，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冤民的失落、失望，血泪交织的痛苦、悲伤、愤懑无以名状，仰天长叹，直至绝望；冤屈之上还是冤屈，叠加的冤屈泰山压顶一样地沉重，压断了脊梁，压出了各种各样的疾病，茶饭不香，夜不能寐，精神恍惚，血压升高，手脚冰凉。上哪儿去说理呢？简直没有说理的地方！这，就是只有党控媒体的言论垄断、舆论垄断所形成的必然的和自然的如假包换的赤裸裸的社会现实。
如果有私营媒体，冤屈者就可以直接找到私营媒体诉说自己所受的冤屈。如果这家媒体不行，还可以找到另一家。如此这般，在千百万家私营媒体中，总有一家媒体是可以的。只要有新闻价值，所有的媒体都会趋之若鹜的。谁不想抢占新闻报道之先机？所以私营媒体完全可以真实地反映任何冤屈的来龙去脉，使其一五一十地得到陈述，毫无遗漏地得到反映，使事情的真相昭然若揭，大白于天下，以让所有的读者、听众，甚至让整个社会都来评评理，各色人等也都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建议、批评等。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评论的，只要是公正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反映的，只要是客观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披露的，只要是真实的。当然，一家媒体的评论不公正也不要紧。这家媒体的不公正，自有更多的媒体来纠正。不同观点的交锋和议论的纷纭，一定会逐步地走向公正的；反映不客观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自有更多的媒体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方面来进行补充、修正、甄别，等等。众多媒体的介入和反映，必定是通向客观、达到客观的别无选择的正确途径；倘若某个媒体披露得不真实，那这家媒体就一定站不住脚，有朝一日就一定会为新闻市场无情地淘汰出局。只有老老实实地真实报道的媒体，才能够在百舸争流的新闻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且赢得先机。新闻报道应该而且必须秉持应有的新闻原则，这就是：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理性、及时。不管是什么媒体，都应遵循其应有的职业道德，真实地反映社情民意，不走样地表达民众的疾苦、冤屈，以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和必要的警觉。
社会上哪怕有一个冤民，就意味着整个人类都处于无可逃脱的冤民的地位上；哪怕有一个冤屈不能给予公正地对待和解决，就意味着我们的生存环境其实就是一个冤屈遍地的可悲可耻的现实，因为一个无辜者的蒙冤受屈，都是整个人类必须面对的不应有的不堪忍受的灾祸。因而必须确立一个现代化的思想观念，这就是：坚决杜绝任何一个冤屈的生成。如果不能防范冤屈的生成，又哪里谈得上公平、正义？
2）、言论自由，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位的天赋人权，绝对不可以剥夺
秦始皇尊崇法家，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太祖滥捕滥杀士大夫，康乾盛世频发“文字狱”等，都是古代王朝实行言论垄断的恶劣先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世，以古非今者族”（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都是禁锢思想言论、不许妄议中央的严酷规定。其目的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大搞蛮横霸道的愚民政治。针对这种无法无天的黑暗历史与现实，古代贤达之士曾大义凛然地明确指出：“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
在人的所有的权利中，有人认为生命权是第一位的，也有人认为言论权是第一位的。在此应该而且必须明确地指出的是，人的生命，就在于自由的言说。从这种意义上讲，言论权与生命权具有同等重要的，因而是并列首要的意义与价值。如同鸟的歌唱证明鸟的存在一样，鸟儿不再歌唱的沉寂，不能不表现出鸟儿的必然死亡。人的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生命需要自我表达。不能表达的生命，必定是终止的生命；而终止的生命，绝不是生命本身，只能是别无选择的死亡。是生命，就必然需要沟通与交往，并且需要各种各样的思想的、情感的、文化的、物资的等等联系，即所谓正常的，哪怕是琐碎的社会交往。其中应用最普遍、最广泛、最常见的工具和方式，就是语言。语言，即是交往。实行言论垄断，就是禁止人们自由地表达，正像不许鸟儿自由地歌唱一样。这，就意味着不允许人们进行联系和交往，因而必然造成极为悲惨之结果：封杀思想，禁锢头脑，削减人的生命，虚妄存在的意义。故此，言论垄断实际上就是在扼杀鲜活的生命。
言论权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是至关重要的，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天赋人权。所谓天赋，就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是与生俱来的、是上天赋予的、是任谁都不可以剥夺的。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权力，无论以什么冠冕堂皇的名义，无论势力多么强大，哪怕是执政党、是军队、是政府、是国家等，都不可以也不能够做出任何否定、围剿、损害、取缔并剥夺言论自由之举动。除非可以显现“即刻而明显的危害”之言论，应当由法律予以明确的限制和制止之外，一切自由的言论都应当是允许的。提出质疑的言论、批评的言论、反对的言论，都应当是统统地允许的。仅仅允许质疑的言论存在，恐怕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大力提倡并且积极鼓励反对的言论、批评的言论，最好对这样建设性的批评意见给予应有的极大的物资奖励和精神奖励。此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定要千方百计地造成鼓励反对意见蜂拥而出的良好的社会风气。不要总是一个劲儿地歌功颂德，要经常不断地引发逆向性思维；不要像党控媒体那样从来是欲盖弥彰，一定要毫不隐瞒地报道一切真实的社情民意。要允许不同意见的生成和发展。不同意见，越多越好；反对意见，越激烈越好。要从国家法律的层面上切实地、充分地保护所有的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对不同意见者动辄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扣帽子，就是随便地给人家安一个所谓反动或封资修之类的名义，把其打入另册，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阴暗、苟且之心理，非人地予以对待；打棍子就是，无限地上纲上线，断章取义，以诛心之论罗织罪名，深文周纳；所谓揪辫子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目的就是要制造具有毛泽东特色的全社会的红色恐怖，搞得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战战兢兢、噤若寒蝉，取缔并消除中国人民的言论权。在毛统治的历史时期，当中国人民遭受普遍的饥饿时，都丧失了喊“饿”的权利；当中国人民遭受到百般的折磨和巨大的痛苦时，甚至连喊“疼”的权利都被剥夺而去。
没有言论自由权，中国人民的生命势所必然地惨遭涂炭。无论是恶魔毛泽东残杀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土改、镇反，还是四千多万中国人都被活活地饿死；没有言论自由权，中国人民的苦难必定无穷无尽。无论一九五七年的阳谋，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对于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一切权利的全面彻底的扫荡与摧残，都是神人共愤的、不可饶恕的，而必须予以彻底清算的滔天大罪；没有言论自由权，历史的悲剧随时可能重演。中共建政以来所有的历史罪恶，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彻底清算。巴金所一再呼吁的建设一个文革历史博物馆的建议，至今仍然停留在建议和呼吁的层面上，连个动静都没有，连个影子都看不见。这就意味着文革的流氓政治，其基础仍然牢不可破，其罪恶仍然在深深地埋伏着。潜伏着的罪恶随时以新的形式、新的面貌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不能清算历史的罪恶，就是允许现实的罪恶悄悄地逼近；不能讨回历史的公道，就不可能谈得上现实的公道；没有历史的正义，就决然没有现实的正义。
言论自由权，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欠缺的，也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本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赋人权，都被恶魔毛泽东之流无耻的位高权重的政治势力小人们极其可悲地剥夺了。
3） 没有言论自由的历史，是可悲的历史；没有言论自由的现实，是可悲的现实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从未有过言论自由，因为毛共绝不允许中国人民拥有任何自由的言论。这一点，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早就开宗明义地告诉过每一个国人。毛泽东明确地表示：他(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就是要实行独裁。毛泽东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
从中共建政到毛泽东死于1976年整整二十七年，中国人民所有的自由言论都统统地不见踪影了。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已经搞了三十多年的今天，没有自由言论的情况也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或大同小异而已。毛共的言论垄断、舆论垄断，把人们的思想都给禁锢住，把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一切潜力都给捆得死死的。所以即便发展，也是极其有限的发展，顶多算是个畸形的发展、缺德的发展；即便进步，也是极其有限的进步。与其说是进步，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说是退步。
没有言论自由，邪恶就会得逞，好人得恶，恶人得好，是非就会混淆，黑白就会颠倒，瞎整、胡整、乱整，无所不在。潘多拉魔盒就会打开，罪恶就会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地招摇过市，正义就会默默饮泣，啼饥号寒，社会各种乱象就此而惨烈地铸成，且一发不可收拾；没有言论自由，公权力就会胡作非为、肆意妄为、欺压百姓、趾高气昂，贪污腐败就会普遍化、全面化，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力市场化、卖官鬻爵、蛇鼠一窝、警匪一家。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要多下流就有多下流，要多无耻就有多无耻，要多混账就有多混账。
4） 建立法治，以保障言论自由和舆论自由
一个正常的社会，必须拥有尽可能广泛而深入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必须得到应有的切实之保障。要保障言论自由，就必须实行法治，即用行之有效的良好的法律来保证并促使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行使以及实现。一定要按照早已有之的一系列良好的建议去做，比如全国人大应当着手建立《保护不同意见法》或《不同意见奖励法》，要从制度上提倡、鼓励并大力支持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整个社会要把不同的意见当做为至为宝贵的财富来对待、来珍惜、来重视。国家对于不同意见，一定要实行尽可能多的物资奖励，并要形成习惯成自然的激励制度。只有保护好不同意见，中国大陆才能够逐渐地走向正常、走向合理、走向正义。要把尊重和保护不同意见提升到国家的战略地位上来考虑，因为这是我们从事现代化建设所迫切需要的，这也是进步的社会所必然地孜孜以求的；为保护时刻处于危险中的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新闻记者，完全有必要迅速建立本应早已建立而至今还尚未建立的《新闻法》或《新闻记者保护法》，以捍卫新闻报道的绝对必要的自由。为此，一定要在中国大陆前所未有地和别开生面地确立新闻工作者的“无冕之王”之地位。新闻报道不要搞一个模式的统稿方式，中宣部也不得随意擅自地发布如何报道的强制命令。危害言论自由的中宣部——这个被毛泽东命名为“阎王殿”的中共机构，应当适得其所地予以撤销。撤销了中宣部，新闻自由就算是打开了一条顺畅而有利的通道了。新闻记者的报道或许就少了一个巨大的拦路虎和绊脚石，中国大陆新闻报道的自由就势所必然地可能或必定更多一些、更大一些。这，无论如何都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人权事业向前发展的。
与其有中宣部，还真的不如没有这个阎王殿。没有了中宣部这个阎王殿，当然是大快人心事，言论得解放、舆论得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