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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权力社会，中国的权力太集中，负荷太大，支配力也太大。因为是权力决定一切，由此中国的政治就集中为权力斗争。这不仅及党派和主义，此是中国的政治传统。二十四史，其中大部分是讲权力斗争，这说明中国政治的性质。中国近代数经革命，虽然各有主义，但背后也还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改朝换代”，“取而代之”，也就是徐先生所批评的“争夺权力”的政治。专制政治是争夺权力；民主是建立规则。结果来于方式。专制政治终达至专制制度；欲达至民主之目的，首先需要改变政治方式，以民主政治求民主之制度；而以专制政治求民主制度，唯达专制之制度。具体而言，就是中国政治的立足要由权力转到规则，这也就是徐先生所说将“争夺权力”转为“限制权力”。
将“争夺权力”转为“限制权力”，我想它的第一个好处是其促进社会变革而非鼓动革命（本文所指的是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中国民众生存艰难，压抑苦痛，加之社会的自然形态，缺少秩序和组织，虽然他们富于忍耐，而一旦革命，便衍为剧烈的群体盲目暴力。此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传统，中国不发生革命则已，而一旦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必将伴随普遍的民众暴乱。类似波兰理性和平的革命，在中国几无可能。至于政变，那是另外的事。
由本而言，社会发不发生革命不取决于人的意愿，特别是中国。社会矛盾冲突积聚到极点，任何理智、思想都不能阻止革命发生。最近有文章报道湖南三甲地区农民革命,他们组织农会，集体捣毁公路,阻截交通,砸毁车辆,查抄官员的家。事情不怨农民，他们实在是被逼太甚，走投无路。中国民众向来是能忍则忍，一旦革命乃是忍无可忍。避免革命之本是保障民生；而保护民生则要限制权力，确立规则，建立公正，制止腐败。此是中国现政治的要点。要做到这点，当然需要中央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建立社会对权力的制约机制；但这不够，其也必须要有民间积极的行动，主动监督限制权力，维护民众权益。实际，这就是政治反对派的功能。中国需要有政治反对派，没有对立，社会即不能实行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对立，才能保证规则。自然，政治反对派存在的前提，是他们有说话、行为的自由和权利。而在中国，这种自由和权益受到严厉压制，但是“严厉压制”并不等于完全没有。这是现在之中国和毛时代的不同，而且在中国现体制中，此自由和权力有逐步扩大的空间和可能。当然，这是一个需要主动、斗争、付之代价，并需要时间的过程。中国现政治所说自由和权益，主要是就此而言。
在国家现法律框架内，积极主动地争取批评自由，制约政权，维护民权，这是促进中国政治变革的健康方式。其不同于权威主义，将变革的希望唯寄托于国家权力，单向被动地忍耐等待；但其又避免剧烈革命，将社会导向暴乱。其宗旨是：进步、法律、理性、和平。“[Nex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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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的政治反对力量尚未成型，推翻现权力没有可能，取代现权力更无可能。由于没有成型的反对力量,因此革命一旦颠覆权力，社会即出现权力空缺，普遍民众暴乱将难以抑制。以中国的暴力传统和社会蓄积的怨愤，大规模的暴力和破坏无可避免，对之文革曾一度有过显示。应该说由革命导致的暴乱，其有害甚于专制和腐败。顾则徐先生说：“特别要知道的一点是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国内革命传统的国家，在国内革命的威胁甚至冲击下，在中国二十一世纪最黑暗、最混乱的时期，街头运动才会造就出中国真正的民主主义。这是一个大家不愿意出现和看到的过程，但是一个无法逃避的命运。”（“顾则徐访谈录”，《人与人权》19期））“最黑暗、最混乱”，徐先生对中国有深刻的认识；但是由而“造就出中国真正的民主主义”则未必。民众革命非理性，唯强力暴力才能平息，而强力暴力即产生新极权。因此革命之后，除了混乱，就是强权，这是自法国大革命后，人类不断重复的悲剧。
革命是一次完成论：更替政权、变革制度、改变社会，一次完成。但问题关键之在，更替政权可一次性完成，而变革制度则不行。制度不是条文，其要以实行为界定。1、制度是组织社会的完整秩序系统；2、其需要有法律保障；3、要为社会全体成员认同并自觉实行。因此制度变革只能是逐步改变和完善；逐步为民众所接受所实行。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之提出训政，就是因为社会动乱无法平息，他的三权分立五权宪法不能实行，因此必须施以强制。他的专制倾向实过晚清政府。革命可以摧毁旧制度，但不能同时建立新制度。事实上革命后能建立的新制度只有一种，那就是极权。因为革命是对既有秩序的破坏，秩序一旦破坏社会即陷于混乱，因此革命后第一问题是恢复秩序，而不是保障民权。而旧秩序摧毁，新秩序尚无，秩序的建立即依靠暴力强制，这就是各种形式的暴力专政。法国大革命之后，此是普遍规则；而且革命的程度越激烈，其后的极权就越严酷。
孙中山提出训政，实际是要使专制合法化。这位伟大的中国民主先行者之在革命后提出训政，是迫不得已。他看到落后国家要进入现代民主制度不能一次性完成，其需要时间的过度。承认，并给出时间的过度，这是他的思想贡献。他的训政思想首先是以国家力量为主导，建立强制性秩序，而逐步地向民主过度。实现民权是孙中山政治理想的最终目的，就此孙中山远比中国现权力有进步意义。如果中国的权力能归属孙中山的民权理想，实是中国民族的幸运。至于训政是否就能达至民主，这可以讨论。孙中山提出6年训政，近于空想。而依靠国家力量由上而下的训政，其将走向国家主义，而非民权主义。但孙中山训政思想值得重视，他进入了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具体命题。对于中国，“民主”实际是一个向民主过度的命题。不看到过度性和时间性，“民主”就是一个悬浮的理想。当然，过度不一定就是训政，也不是说只是被动等待。
近年维权运动兴起是中国和平完成民主转化的希望。1、维权终在民众个人权益，这合乎民主社会，民主社会根本所在即维护全社会成员的个人权益；2、维权诉求是公正，以公正原则制止权力对民众权益的侵犯。其进一步发展就是法律公正，制约权力；3、民众维权是抗争的，但方式是和平的，依理性依法律。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中国社会和民众的进步，其取代了中国传统造反和革命，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动乱；4、维权是全社会的、自下而上的，民众将在维权过程中，学习保护个人权益，学习掌握法律，这是一个中国民众成为公民的过程。同时这也将抵制权威主义、国家主义、党派专制；5、维权的发展是由个人到全体，因为只有结为群体才能抗争权力。这种以个人权益为基础的“聚众”过程，也就是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6、维权需要媒体报道，而媒体也需要社会热点，二者的相互需求将促进中国的言论自由；7、中国现阶段的维权主要是经济的，但是维权并不只限于经济，也包括民众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前者必然会发展为后者，比如，言论自由和结社。因为民众只有拥有了社会和政治权利，才能制约官权，保护自己。王怡说“维权就是民众的自我训政”，这是个很好地比喻，孙中山去世近80年后，中国民众终于找到自己的“训政”之路：在民众维权中过度，以至逐步建立民主社会。民权不只是投票，也不能指望官府颁发，就是颁发，民众也还有个会使用的问题；民权是民众争取来的，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学会使用。“[Nex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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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国家之没有充分的时间完成制度的和平转换，有双重原因：1、世界之冲突。人类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存在，其利益彼此冲突，此现实无能逃脱。“五四”后中国由启蒙转向救国，民主、科学突然都变得不重要了，而要以“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这是因为列强的侵犯，由巴黎和约到日本入侵。并且这也是“新中国”之建立的原因之一。2、内争。旧秩序解体，内争即开始。社会秩序以权力、利益的分配为基础。实际而言，落后国家的传统秩序一旦解体，社会间的妥协和默契无法建立，因为不能避免人对权力的暴力争夺。除非保持传统或旧权力之中心，比如日本。辛亥之后，中国马上进入军阀混战，这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灾难。
以中国的现情况，今后的几十年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可能,而最好的状态也只是向民主过度。当然其间政权可能会出现种种变化，甚至发生革命，可是无论是谁哪一方执政，什么形态，以什么名号，中国都将具有或严或宽或好或坏的专制性。根本上说政治制度不取决于权力，也不取决于人们的意识期愿，其潜涵在社会的现实中。完全性民主社会需要:1、成熟稳定的自由经济秩序；2一个健全能为全社会执行并维护的法律秩序；3、强大的中产阶级；4、社会权益分配完成；5、政党政治成熟，能相互平衡制约；6、民众基本所需能有保障；7、民众普遍有法律意识，能自律，也能维护个人权益。中国要走到这一步，尚需要多少时间？中国面临的不是即刻建立民主社会，而是如何向民主制度过度。所谓过渡就是民主制度和社会的逐步建立，现实的具体的，而不只是条文的。
在现实和民主的目的间，我们需要承认并接受时间的过度。统治者如此，民间反对派亦如此，二者需要妥协、让步与合作。而要赢得时间，使整个民族走上和解与合作，关键所在是制约权力和社会剧烈动荡。我想徐亚锡先生提出由“争夺权力”转为“限制权力”，意义在此。承认现政权，放弃对之颠覆的要求，这是民间政治反对派必要的妥协，代表民族的理性。而作为权力者应该确定中国的民主目标，有秩序有计划有时间地推动中国社会向民主制的变革过度，并且承认异议的存在，给反对派以空间，接受他们的存在，及监督批评。如果说孙中山先生的训政思想是由上而下，以专制渐进推进民主的时间过度；那么徐亚锡先生提出的“限制权力”的思想则弥补了前者的单向性和民众的被动性，由民间力量主动制约权力，积极推动民主进程。此并非是现权力讲的稳定；而是在理性、和平和法律的框架下，有冲突有对立有抗争，积极奋争，让社会富有生机、活力和希望；使民众的压抑蓄积转为积极主动的建设力量。争是建设。如果中国的政权与民间能由此互动，那说明中国民族在走向和解与合作，并且这是具有民主意义的对立互动。如果政府一味压制，不给民“争”的空间和权利，那么中国就将走向革命。川壅而溃，这是简单的道理。“[Nex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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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一百年来的两革命没有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说是民众陷水火益深；共产党革命，三年饥荒、文革即可代表。此教训永需记取。革命以更替权力为目的，那么民众的具体现时利益即不重要。为了未来，其可以牺牲民众的现在，牺牲他们的财产、安全和生命。百年来，中国的革命即使由此被鼓动，并由此导致一次次灾难。因此，中国的政治需要以“民生”为基础为目的。“民生”是我们判断政治的尺度，而且不是就它的未来，而是它的现时与现实。改变极权制度，需要先改变我们的政治意识。“主义”“制度”都是为了保障民生，颠倒二者即通向极权。
“限制权力”，其一向是制约权力；一向是维护民众权益。由后者而要求前者；有前者而得后者。而其关键是落实于现实性和具体性。近年中国民间推动的“维护民权”活动，即是中国新民主运动的良好体现。现实具体，求民众权益之实利。由于有民众权益之实，因此为民拥护；因为有民众舆论压力，因此权力需要让步；权力让步，而确立公义规则（就某一点）。“维权”运动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维护民众的具体权益，而带动社会逐步变革、民众意识逐步之改变，法律制度逐步之建立。去年孙志刚事件就是“维权”运动的一个成功典范。起点在民，落点在民，着于具体问题，由媒体，而舆论，而知识分子，而民众普遍要求，由于民间的压力，国家政府最终让步。结果是保护了民众迁移的权力；限制了权力对人任意侵犯；重新确立了城市权力和农民进城之间的新规则。刘狄、孙大午的释放，拆迁条款的制定，以至人权入宪都不同程度有此性质。“维权”运动没有要求颠覆权力，也不是一次性要求在中国建立大框架的民主社会，而是根据民生具体的问题和权益，由下至上，逐渐具体地制约政权，保护民权，完善法律，改造社会。这是民主的渐进过程，是积极和平的现代社会之建设。
民主说到底基于每个公民对个人权益的维护。人有对个人权益的维护，才有制约国家权力的要求，才有法律的要求，因此民主需要由维护个人权益开始。当民众都能自觉地运用法律维护个人的生命、财产、权力、利益，那么民众的民主意识即成熟。民主由其开始就要教育人民：持守法律，你们的权益、财产、安全、生命不可侵犯。民众学习维护个人权益，就是在学习民主。反之，号召人们奉献牺牲则背离民主精神，不尊重民众的生命、利益，必不尊重民众的社会权利。革命总是要求人们奉献，为新制度为未来流血牺牲，而也正是鲜血种植了仇恨，滋生了极权。凡号召他人流血牺牲者，必须警惕。极权不在“主义”，而在方式。因此民主需要由维护个人权益开始。当民众都能自觉地运用法律维护个人的生命、财产、权力、利益，那么民众的民主意识即成熟。政治不能是信仰，不能为了伟大的主义、理想、意识形态去建立事前构想的伟大制度。好的制度由社会内部逐渐生成，其扎根于其成员生活的细节。今天的世界不是每个社会都必须实行民主制，但是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其是一般通行规则。而且现代社会激烈运动，非中心，利益高度冲突，社会要有稳定合理的秩序，也就需要建立规则至上，权力分散，多元制衡，调节灵活的民主制。这是政治现实，而非“主义”和“意愿”。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的民主制是有机的，扎根于社会内部，那么就从维护民众权益着手。
当民众能逐步依靠法律信息传达维护个人权益，他们就是在学习民主，社会的民主规则就在逐步生成建立。只有社会规则和民众的切身权益相结合，这些规则才实际合理有效，民众才会对之自觉地实行和维护。当然，此同时国家政府应该有计划有步骤逐步秩序地进行政治变革，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的要求。这样逐步建立起来的规则社会，远比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一此性完成民主构想，由国家强力推行新制，要稳妥得实在得多，也更合理更坚实。自然，如此建立的民主社会和西方社会有所区别，但合理有生机的政治制度必适合其国情，有自身之特点。
04年3月 于伊萨卡
注：本文写于3年前。此次发表前，加了第2部分最后有关维权一段，其它未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