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汉姆生（Knut Hamsun）因叛国罪入狱，成为“挪威之耻”。与此同时，瑞典报纸主编托格尼（Torgny Segerstedt）的墓园已长满青草，成为欧洲的一个和平朝圣地。
两位杰出的北欧知识分子，在二战黑暗时期选择了相反的政治立场：一位激烈地反对纳粹，而另一位却赞扬并投靠纳粹。导致二人立场背道而驰的原因，既有个人道德与智慧方面的差异，也有不同的环境因素，更主要的是，他们承续了不同的思想源流：神学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
覆巢下中立国瑞典妥协幸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军队就像饿虎吞小羊一样，很轻松地占领了丹麦和挪威。而同属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中立国瑞典，隔着一道水域，因历史上与德国王室联姻，两国关系较为友好，就成了覆巢之下的一颗完好的禽蛋。
尽管侥幸未遭入侵，但瑞典朝野一直战战兢兢。早在一九一四年一战开始时，瑞典政府就宣告了中立政策。此刻，面对来自德国的威胁，瑞典力图避免大战烽火，采取了忍辱负重的态度。例如，瑞典曾被迫同意德国经由瑞典境内的铁路，运送军事物资。
处在欧洲近代史上最野蛮的时期，人性也会因此扭曲。与德国人同属日尔曼人，瑞典的政界与商界人士中，也有一些亲纳粹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立国居于一块“灰色地带”，出于自保之心而放弃道德责任，他们对其他国家生灵涂炭的现实不敢过问。
战时的瑞典资产阶级，仍然在他们优雅的沙龙里享受晚宴、舞会与音乐。为了不招惹德国人，瑞典政府此时执行严格的自我约束政策，例如，对本国的媒体重新实行新闻审查制度，删除一些敏感的时事评论，并对那些不肯放弃个人判断的媒体人进行告诫。
托格尼批判苏共与纳粹
在瑞典政府和国王都对德国采取柔顺态度时，《哥德堡贸易和海事报》的主编托格尼‧塞格斯蒂特举起了反纳粹主义的旗帜，他以自己手中锋利的笔，不知疲倦地批判纳粹主义，成为北欧抵抗希特勒的一个象征。
托格尼原是一位宗教历史学家、大学教授，早先他为《哥德堡贸易和海事报》做撰稿人，一九一七年被正式聘为该报主编。在纳粹崛起之前，他的批判矛头针对苏联布尔什维克与十月革命，以其自由主义立场批判共产主义。
列宁逝世时，托格尼曾撰文指出：列宁是人类的祸害，是自由欧洲的威胁。夏日的阳光与植物，那些美好的事物是只会破坏的列宁所不熟悉的。列宁制造了血腥与饥饿，酿成巨大的人间悲剧。
德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也一直是托格尼关注的重要问题。早在一战时，他的文章里就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观点：签订凡尔赛条约的战胜国政治家表现比较差劲，使德国过分遭受惩罚和羞辱。他希望看到一个民主而强大的德国在欧洲和平发展。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之初，许多人认为希特勒只是一个小丑而已，但托格尼却清楚地认识纳粹意识形态的危害性。他警告说：无休止挑衅的希特勒必然会导致战争。如果欧洲继续采取绥靖政策，纵容希特勒鼓吹种族仇恨，那么纳粹力量增长后，将会把人类带回原始的暴力时代。
在托格尼发表的文章里有一句经典的句子：“希特勒先生是一个侮辱”。他的意思是，希特勒上台是对欧洲文明的一个侮辱。此文迅速地以各种语言传播开来，在欧洲产生很大的反响。
遭德国恐吓，与瑞典官方冲突
形势倏然绷紧到了顶点。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创立“盖世太保”的纳粹头目赫尔曼‧戈林立即以德国国会议员的名义，致电瑞典《哥德堡贸易和海事报》。戈林写道：
“我对你们今天发表的反对德国总理的文章，表示最强烈的抗议。作为瑞典人民的真诚朋友，我们两个国家的亲切友好关系遭到严重的危害，例如从这篇肮脏的文章中所看到的。在进一步采取行动之前，我要求你们告知我，该报编辑是否会在未来采取行动反对这种观点。”
面对戈林的这个赤裸裸的威胁，《哥德堡贸易和海事报》只在一封短信中冷冷地回复道：“看来，戈林先生是把瑞典视为德意志帝国的某种形式的附属国了。”托格尼的这种顽强抗争的姿态，令瑞典官方忧虑万分。
当时，斯德哥尔摩上层阶级盛行实用主义和绥靖立场，主张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和平中立。出于对德国的恐惧，很多人谴责托格尼，说他损害了瑞典的利益与安全。指责托格尼的人有外交大臣、司法大臣，有与托格尼以前关系要好的首相，还有一些银行家、实业家朋友。一些读者也写公开信抗议报纸反纳粹的倾向。该报被禁止在德国发行，也在本国被多次没收、被扣押，还被提起诉讼。
一九四〇年，就在德国闪电侵入丹麦和挪威之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在王宫召见了托格尼，亲自劝诫这位桀骜不驯的学者停止攻击希特勒。国王说托格尼正在冒险把瑞典拖入战争。托格尼不肯向国王低头，回答说：“也许站着死比跪着生更好”。这之后，托格尼继续他对纳粹的犀利批判，直到他去世为止。
瑞典官方最终没能封杀托格尼和他的报纸，是因为早在一七七六年，瑞典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允许新闻言论自由的国家。无论政府还是国王，都无权限制报纸和作者的言论。作为中立国，瑞典官方必须对交战各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这只是针对国家立场而言，国家的中立政策并不能限制个人立场的自由表达。
汉姆生表彰纳粹理想倾向
就在瑞典的托格尼谴责纳粹焚烧书籍，并呼吁各国抵制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奥运会之时，挪威一位更著名的文化人汉姆生却撰文支持希特勒。汉姆生是一九二〇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了表彰纳粹的“理想倾向”，他将自己的诺奖奖章转手颁发给纳粹文化教育部长戈培尔。
当纳粹入侵挪威，汉姆生直接为纳粹效劳。一九四三年汉姆生和他的夫人前往德国，获得戈培尔和希特勒的接见。一九四五年希特勒自杀后，汉姆生还在挪威报纸上发表讣告，赞扬希特勒是“第一流的改革人物”，称自己是“他的后继者”。
从“挪威魂”到“挪威奸”，曾为挪威创造文化财富的汉姆生，令原来敬仰他的挪威人痛心疾首。如此矛盾反常的现象需要得到解释，在战后大半个世纪里，人们一直在追问其中原因。
由于汉姆生的言行丧失理智近乎疯狂，人们首先怀疑他的精神状况。在纳粹崛起的三十年代，汉姆生已是耳聋老头，住在消息闭塞的挪威小镇，他当时就有一些病态的表现。在一九四七年受审时，奥斯陆精神病院诊断汉姆生是“一个精神能力长期被损害的人”。
其次，汉姆生有一位年轻而又虚荣的后妻玛丽‧安德生，这位夫人在汉姆生的投敌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玛丽原是一个漂亮却不太走红的女演员，她利用丈夫耳聋的毛病，做丈夫的发言人，表达她自己亲纳粹的观点。为了荣耀，玛丽拉着丈夫走向世界大舞台——去德国朝见希特勒。
在十字路口决定选择的是思想
文化人的政治立场受身边女人的影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瑞典的托格尼。托格尼在哥德堡报社有一位情妇，那是该报董事长阿克塞尔的妻子玛雅，他们保持了一种开放的情侣关系。玛雅是一位富有而能干的犹太女人，她经常参与报纸的编辑事务，竭力支持托格尼谴责纳粹的写作。
指责托格尼的人因此说，托格尼的反纳粹立场取决于他的犹太情妇玛雅。这种指责如同把汉姆生的投敌之罪都归咎其妻一样，也是不公平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决定一个人选择的关键因素，还是人的观念和思想基础。
每个人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由于环境等各种因素，不知不觉地形成思想观念。例如，汉姆生出身于挪威贫苦家庭，他从小流浪挨饿，因此在文学中描绘无产阶级的处境，崇尚急风骤雨式的政治暴力斗争。汉姆生还从小受德国文化影响，继承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崇拜英雄。
金发碧眼的挪威人和德国人一样同属日尔曼民族，在具有种族主义思想的汉姆生看来，只有在伟大的日尔曼民族建立共同体，才能引领全人类摆脱“世界末日”的厄运，他因此毫不犹豫地投入纳粹的怀抱。作为被占领国家的人，汉姆生认为自己这样的立场对祖国挪威有利。
而出身于牧师家庭的托格尼，早在年轻时就继承了西方的自由主义精神。作为神学自由派，他打破了基督教的保守传统，转向世俗的人文主义，提倡进步与改革，重视个人权利与公民自由。以自由主义作思想底色，托格尼视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为不共戴天的对手，誓不与之妥协。
当年，托格尼批判纳粹的文章篇篇掷地有声，在欧洲上空震响。英国BBC经常广播他的文章，这大大鼓舞了在前线作战的抵抗战士。至今一些挪威人、丹麦人还记得，他们当初听到托格尼文章播音时的激动之情。也有瑞典人回忆自己当年如何用节省下来的零钱，清早就去购买登载托格尼文章的报纸。在那艰难的日子里，托格尼是“旷野里的一个孤独的声音”。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就在希特勒覆灭之前不久，纳粹的克星、六十八岁的托格尼因病撒手人寰。二战结束后，瑞典社会才醒悟过来，人们把托格尼誉为“民族英雄”，为他修建了高耸的纪念碑，还有街道和电车以Torgny Segerstedt的名字命名。而挪威的读者则纷纷跑到书店，以退回汉姆生书籍的做法，表示他们对那位纳粹追随者的鄙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