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枪杀反文革式的思想者与十八大后抓捕反腐败的公民可谓异曲同工，均反映中国制度性痼疾。
文革浩劫给中国历史留下太多需要省思的东西，然而反思文革如果仅仅局限於对文革的所谓十年，即1966年至1976年，那是远远不够的，那就必将落入当局将文革灾难归咎於毛泽东个人因素的陷阱，而忽略体制性的罪错.事实上，反省文革从名义上的文革结束后仍被枪杀的一批思想者事件中，更能看出中国体制性顽疾的祸害。
目前中国历史将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作为文革结束的时间点.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於这个结论，只要翻开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文革中被抓捕的一批质疑反对文革者，在所谓的文革结束后仍然持续遭到枪决，这就深刻证伪了官方对文革的定性，而直揭中国体制性疮痂。
王申酉，（1945年8月－1977年4月27日），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员工，民间思想家，因说文革中的“三忠於四无限”的宣传是迷信，文革“这场『革命』将使中国至少倒退十年”等，1968年被抄家，遭到毒打，还被关进过上海市第一看守所。1976年王申酉在给恋人的信中说：“这个社会专门压制人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窒息人的才能、智慧，抹杀人的主动性和个性”，结果被关押到上海普陀区拘留所。他在狱中写下一份6万字“亲笔供述”，全面地反思了中共建政以来一系列极左思想的恶果，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在“四人帮”被抓捕、文革结束半年多后，王申酉被以攻击“伟大领袖”、“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9项罪名合成的“恶攻罪”，於1977年4月27日遭普陀区法院、区公安局分党组联席会议和上海市高院党组、上海市委常委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比王申酉更晚遭到枪杀的还有江西李九莲（1946年－1977年12月14日）。1967年6月29日—7月4日，江西赣州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168人死亡，李九莲在帮武斗现场收屍时受到刺激，开始对“文革”提出质疑。1969年她在给男友写信时表达了一些思考，被男友告发，遭赣州公安以“现行反革命罪”拘留审查，后被以“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放出。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李九莲在赣州公园贴出自己当年写给男友的那封信并连续张贴“反林彪无罪”、“驳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驳反林彪是逆潮流而动”等六份大字报。当年4月，赣州地区有3万人组织“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并走上街头，给予声援。后李九莲被以“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而判刑15年。1976年文革结束后，李九莲案子没有被平反，12月，她写了《我的政治态度》，认为“华国锋把党政军大权独揽於一身”，“是资产阶级野心家”。1977年12月14日，江西省委认定李九莲在服刑期间重新犯有“恶毒攻击华主席”，“丧心病狂进行反革命活动”等反革命罪，同意波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李九莲死刑，并放在其家乡赣州立即执行。
无独有偶，在赣州有一名并不认识李九莲，但看过李九莲写的公开材料，而参与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的小学教师锺海源，因坚持替李九莲鸣冤而被捕。关押期间，1976年“四。五事件”后，她在监狱里公开说：“华国锋不如邓小平”。结果，她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在狱中她拒绝认罪，并继续为李九莲鸣冤，1978年4月30日，在文革结束一年半后，锺海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可以肯定的是，在文革结束后中国大地对反对文革式极左作法者的枪杀仍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而被枪杀者也远远不只王申酉、李九莲、锺海源。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文革都结束了，而质疑反对文革极左式作法的人却依然遭到枪杀？这个问题如果不从体制寻找根由，仅仅停留於领导者错误发动与被反革命集团利用，是无法服人的，因为这些人被枪杀时，领导者毛泽东已经死了，且反革命集团“四人帮”已经被抓捕了。
文革结束后延续枪杀反对文革极左的思想者的情况，的确牵引人们深刻追溯文革体制性病因，看到文革结束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社会仍延续着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今天中国在中共十八大提出强力反腐后，出现持续抓捕民间呼应反腐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公民的情况，同样值得深思。从某种程度而言，文革后枪杀反文革式的思想者与十八大后抓捕反腐败的公民可谓异曲同工，本质上都深刻反映出中国制度性痼疾。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社会一批背负民族责任，致力推进中国社会向人权民主法治转型的公民，起而呼应中共新当权者的反腐倡言。在北方，以北京为中心，一批人走上街头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在南方，以广州为中心，一批人公开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并要求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呼应反腐而上街举牌要求公示财产的活动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结果中国当局从北京到广州，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抓捕行动，先后有北京的许志永、赵常青、丁家喜、李蔚、袁冬、张宝成、马新立等，江西新余的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等，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六年半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还有广东的郭飞雄、孙德胜、黄文勳、袁奉初、袁小华，湖北宜昌的刘家财也因这次举牌遭到抓捕，正等待开庭审判。
不仅如此，中国在抓捕判刑一批呼应中央反腐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公民后，又於2014年借“六四”25周年之际，疯狂拘押民间参与或可能参与纪念的维权人士，先后在北京抓捕浦志强律师、广东抓捕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东北抓捕了姜力钧.尤其严重的是，河南郑州居然一次抓捕了于世文、陈卫、常伯阳、邵晟东、董广平、石玉（本名施平）、方言、侯帅、姬来松等九人，并且随后将前往声援的数十名公民与律师拘押。如此大规模抓捕和平表达与民间纪念的公民，使人看到中共维稳沙皇周永康下台并被审查后，暴力维稳路线的持续与强化。
这种文革后继续枪杀反对文革极左作法的思想者与十八大后继续抓捕反腐维权公民的行径，反应出中国社会在文革后依然延续着不是文革的文革之路，在十八大及周永康倒掉后依然持续着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血腥维稳。更进一步来说，我们透过文革后的枪杀与十八大后的抓捕，可以看到，其实当年的文革与后来的维稳，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极权体制维护统治侵害人权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政治性阶段，不论是文革、镇反、反右，还是八九屠杀与维稳镇压，它们都是极权体制在不同时期根据社会情况所变换的统治方式，是不同阶段的外在形式的变换，而没有任何本质的改变。所以，文革虽然结束，但反文革者依然会遭到枪杀，维稳沙皇虽然下台与关押，但抓捕公民的维稳手段依然大行其道，这正是极权的本质使然。
面对极权社会不同阶段的统治形式与统治重点的变换，我们千万不要为现象所惑，不要以为那些炫目的言词与标榜的转折，会真的带来社会的新生，真的开启一个新时代。只要现代公民应有的基本人权没有得到真正的保护，如公民的言论、集会、结社、信仰、选举等等基本宪法权利没有真正落实，权力运行不是真正遵宪守法，即没有真正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社会极权的本质就没有变，公民就依然是权力统治者案板上的鱼肉，只能任由权力行使者宰割，那种文革式的枪杀与维稳下的抓捕就不会因具体统治者的结束而结束。所以民间在毛泽东死后指望文革结束与在周永康倒后指望维稳中止，都是忽视了极权的本质，健忘了是极权产生了毛泽东与周永康之流，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纵然毛泽东死了，周永康倒了，还可以产生李泽东、江永康，而要改变中国社会这种极权灾难状况，也就不能指望在毛泽东的死掉与周永康的倒掉上，而是应该立足於公民社会成长与公民权利得到切实的保护上。只有公民真正起来捍卫了自己的权利，真正成为了自己的主人，才能摆脱被侵害与宰割的命运，也才能根本上结束文革后的被枪杀与十八大后的被抓捕的惨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