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
──习式治国方寸大乱
大批判、绑架、连坐无法无天
一本关於习近平情史的八卦书，两条“妄议”习“重要讲话”的微博，一封要求习辞职的“公开信”，竟导致当局方寸大乱，引发了一轮令人瞠目结舌的文革式大批判和一连串无法无天的绑架、“失踪”、连坐案件。再联系到《南方都市报》“媒体姓党，魂归大海”和新华社“中国最后领导人”这两桩新型文字狱事件，不能不让人们为习近平执政团队的“治国理政”方式捏一把汗。在所有这些习近平理应表现出宽容大度的地方，他表现出来的只有小肚鸡肠、睚眥必报，而且其肆意妄为的任性，为邓后时代所仅见；其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紧张，亦为“六四”事件以来所仅见。
一本书、一封信、两条微博，原本不足挂齿，如果习近平是一个目光远大、抱负宏伟的干大事的人，他不应该对这类寻常小事过於敏感，耿耿於怀，以致大发雷霆，大动干戈。大批判、绑架、连坐并不是“治国理政”的好方法，不仅不能消除那本书、那封信、那两条微博的影响，反而千百倍地放大了它们的影响，恐怕也起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反而只能激起更直接、更激进的反抗，且有全面开罪官僚阶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三大精英团体，间接帮助“反习大联盟”形成的巨大政治风险.大批判、绑架、连坐之无法无天的恶劣性质，之损人害己的负面后果，比起那一本书、一封信、两条微博的事情本身，不知要严重多少倍。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查没查出真相，揪没揪出后台，吓没吓倒对手，就政治声望、国际形象以及后七年任期──假如他还有七年任期的话──的党内外拥戴程度而言，其实习近平已经输了。
这几件事情已经使习近平失尽人心，使“一国两制”受到重创，也几乎把习当局通过“打虎”运动所建立起来的自信果敢、英察睿断的正面形象败坏无遗，让那些对习存有幻想、以为他集权完成之后将厉行政治改革的人彻底绝望，把习在知识阶层、中产阶级中获得的好感全都赔了出去。事到如今，如果习近平仍然要大发雷霆，他的怒火似乎不应该针对桂敏海、任志强或《无界新闻》，倒应该针对那些制造了越境绑架书商案，发动了批判任志强运动，错抓了贾葭、株连了长平、北风等人无辜亲属的愚蠢的习氏亲信们。
政治器量不如温家宝江泽民
正常国家的正常领导人绝没有这么干的。像奥巴马、安倍晋三、卡梅伦、默克尔或者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碰到了八卦书、“妄议”、“公开信”这样的事情，大都不予理睬，不以为意，即使真的戳到了痛处，也至多向选民诉诉苦，向司法讨公道，想都不敢想动用政府暴力，去干绑架、株连、惩治政敌、了结私怨的罪恶勾当。
即使是在中国这样的非正常国家，习近平前面的那些个中共领导人，也不是人人都敢、或人人都愿意像习近平这么干。温家宝访英在剑桥大学演讲时遭到一位德国小夥儿扔鞋“袭击”，把温家宝气得手足无措，语无伦次，竟上纲上线把那只鞋子摆在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的对立面。但温回国后感到不妥，立即写信给英国政府，表明他对年轻人一时冲动之下的冒犯行为并不介意，请求英国法庭从轻发落。温家宝的名字也曾经被官媒记者写成了“温家室”，温为记者开脱说，这是用五笔字型打字打错的，他自己也这么打错过.温家宝是官场做秀高手，曾被讥为“影帝”，但温秀宽厚、秀大度，总比习秀狠毒、秀恐怖好得多了。
江泽民曾亲自打电话给央视新闻联播编辑室，批评他们把他会见的一个外国人的名字搞错了。江解释说，他之所以没有通过中宣部和央视的领导，而是直接给编辑室打电话，是因为他不想把事情搞大，不希望有人为此受处分而影响前程。江泽民与某歌星偷情的八卦书不知出了多少种版本，香港的书商们也都安然无恙，无需“以自己的方式返回内地协助调查”。这些事情都让习近平相形见绌.
採访过邓小平的美国着名记者华莱士曾当面指责江泽民侵犯人权，并毫不客气称江为“独裁者”，若按照习近平执政团队的处理方式，想必中共有关部门应该封杀华莱士这种“吃饱了饭没事干，对中国的事情指手画脚”的外国人，或许还要切断华莱士、他所在的媒体、以及他的亲戚六眷与中国的一切商务联系与文化往来；如果华莱士某个亲戚的公司不幸以中国为主要市场，那他就苦不堪言了；要是还不解恨的话，再把国内凡称讚过华莱士的网络大V通通请到国保办公室，让他们按规定的格式各写一篇谴责华莱士反华言论的严正声明交给《环球时报》发表……，但是，江泽民并没有那么做，相反，江对华莱士的推崇一如既往，视其为传媒界泰山北斗，认为“他比你们（指香港记者）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还把华莱士当面斥责并羞辱他的那次火药味十足的访谈称作“我和他谈笑风生”。而事实上，那是江泽民在媒体面前最丢脸、最窝囊、最尴尬的时刻，也是江最后一次接受西方记者现场直播式的专访.那次採访之后，包括江、胡、习在内的三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再也没有勇气以自由对话的方式，在不预设话题、不规定敏感词、不预审台词的前提下接受外媒採访.
一直以来，人们都把江泽民借华莱士的名气为自己壮胆，当众发飚贬低香港记者“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的作态当作笑料，但如今，此事一点儿也不好笑了。对比习近平，对比当下针对陆港两地具有“反习”倾向的媒体人、出版人的报复性绑架和株连，人们发现，江泽民当年因激动而失态的滑稽表现反而要显得真实得多，至少是正常得多。在当今世界，动辄对触犯龙颜的某本书、某封信、某条微博发动围攻批判，甚或动用黑社会手段绑架嫌疑人、恐吓当事人、株连亲属、法外施刑的最高统治者，当首推金正恩，第二把交椅大概非习近平莫属。
攻击性个人崇拜
对“公开信”的文革专案组式追查方式，对香港书商的越境绑架，对任志强的文革式批判，这些事件绝非自发，绝非偶然，绝不是下属部门擅自妄为的孤立个案，而是高度相关、“高度一致”的政治行为，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迫害。
这些事件透露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当局亟欲确立“习近平神圣不可侵犯”的新“政治规矩”。具体言之就是：炒谁的绯闻也不能炒习夫妇的绯闻、妄议谁也不能妄议习、要求谁下台也不能要求习下台，如此等等；谁若冒犯了习近平，就有可能遭到“姓党”媒体群起而攻之，也有可能遭到秘密机关和专政机构无需司法手续、不受国境限制、可以任意株连的严厉追查和可怕报复。──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文革时期两句家喻户晓的口号，其一为“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是林彪的发明；其二为“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北京红卫兵的发明。也许习近平和他身边的亲信所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诛”、“讨”、“砸”的政治氛围。
人类历史上的崇拜现象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励志性、感召性的，一种是强制性、攻击性的。前者比如近代基督教对上帝的崇拜、中国人对自己祖宗的崇拜，崇拜者与反对崇拜者相安无事，任何人毋须担心受到“诛”、“讨”、“砸”；后者则意味着将反对崇拜者视为异己或仇敌，意味着不崇拜者不升官，甚至不崇拜者不得食。铜锣湾事件、任志强事件、公开信事件，以及南都和新华社的新版“文字狱”事件，都标志着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正在发生质的转变，习团队正试图从最初的自娱自乐、自吹自擂，升级为文攻武卫、“誓死捍卫”。他们要塑造这样一种恐怖政治氛围：习近平是不能碰的，习的至高地位是不容质疑、不容反对的，习是看齐的对象、紧跟的目标，是是非的标准、党国的化身，反对习就是反党，反对习就要“拿下”，党员必遭批判，党外或遭绑架，即便港台、海外者亦“虽远必诛”，总之逃不脱无法无天、花样繁多的政治报复。铜锣湾事件、公开信事件就是攻击性个人崇拜的最佳示范。
中共所谓改革开放是何等脆弱
攻击性个人崇拜不是习当局的创举，而是毛泽东时代的遗存。近两年多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毛时代曾经盛行、改革初期中共曾“彻底否定”的那些东西正在复活，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所建立的那些东西则正在死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说，“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所以，那个时代流行“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紫阳同志”的去姓简称，现在叫“习近平总书记”、“习主席”已经不过瘾，要叫“习大大”才过瘾；那个时代包括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的讲话，也必须经过政治局批准之后才能在党内传达和公开发表，现在习近平的讲话一说出口就是“最高指示”，即使是“媒体姓党”这样的蠢话也是不容“妄议”的圣旨，自动加入“习总书记系列讲话”之列，而所谓“系列讲话”似乎已经莫名其妙取得了类似於毛思想、邓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同等地位，只供“学习、教育”，不可说三道四。
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於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不许用……阿谀之词称颂无产阶级的领导人”、“由於认识错误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得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给予处分”、“对於任何党员提出的批评和意见，……不允许追查所谓动机和背景”、“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株连无辜的家属和亲友”、“党的领导干部……不能以为自己讲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别人都得服从”，……然而，习近平用十多个“领导小组”架空甚至代替党中央、国务院；近两年的官媒上、今年的省级“两会”上，出现了大量对习近平的阿谀之词；当局对任志强事件、公开信事件的处理更是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站在了《准则》的对立面。这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由此可见，中共所谓改革开放是何等脆弱。
习近平大讲“政治规矩”，四川省长魏宏被立案调查了几个月，最后查出来倒似乎是个清官，竟以“对党不忠”的“政治规矩”对其施罚.对比三十五年前的《关於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究竟是谁在破坏中共的政治规矩？究竟是谁在复兴早已被《准则》所“彻底否定”了的那些东西，已是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