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伴随着中央的宏观调控，中国先后出现了房地产富豪、金融富豪，再加上前期出现的电力领域的富豪，中国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富豪家族。这些富豪发迹的路线图，几乎都是中国宏观调控的路线图。研究中国当代富豪的发迹史，人们不难发现，每一次宏观调控，都是对国有资源的重新分配，而在分配的过程中，弱势群体被边缘化，富豪阶层逐渐形成。
 
作为经济转型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形态——周期性的通货膨胀伴随着周期性的宏观调控，而周期性的宏观调控，总是导致资源配置出现巨大的失衡；经济的失衡，又会带来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从而出现新的宏观调控。在政府不间断地宏观调控中，资源在不同的行业转来转去，从而催生了许多带有垄断性质的大型企业，以及这些企业中的富豪。

譬如，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经过短暂的治理整顿之后，伴随着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国家级开发区全面开花，各级地方政府大干快上。当时的宏观调控决策人，没有看到这是中国决策程序改革乃至行政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而是沿用计划经济的做法，快刀斩乱麻，一方面紧缩银根，要求各级商业银行限期收回贷款；另一方面则大规模的清理经济开发区，并且实行非常严格的分税制改革，把汲取税收的权力保留在中央，由中央统一调度。这样做的结果是，各个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显著增加，合同的履约率直线下降。不仅如此，由于地方工业发展相对停滞，地方政府财政吃紧，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在停办经济开发区之后，都大举进行房地产开发，从而在全国各地催生了房地产开发浪潮。在政府主导的房地产开发中，出现了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富豪。

可以这样说，不合理的分税制改革，和不问青红皂白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导致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严重问题的导火索。可是，一些文人不明就里，他们仍然津津乐道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宏观调控，认为这些被西方经济学家广为吹捧的宏观调控政策，彻底地抑制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其实不然，上个世纪90年代的宏观调控，不仅导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而且更重要的是，让地方政府竭泽而渔，通过发展房地产确保地方财政收入不断增长。由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因房地产市场发展而产生的房屋拆迁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决策者真正意识到，金融市场的开放必须以确保国家金融安全为前提，如果没有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那么，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就意味着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尚未完全开放，所以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影响。然而，决策者的宏观调控，已经增加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帐坏帐，为了防止国有商业银行破产倒闭，也为了支持国有大型生产企业扭亏为盈，当时的中央政府又一次实行了极其危险的金融改革。以债权转股权为表现形式的金融资产大转移，虽然使一些国有大型生产企业财务费用直线下降，会计报表变得好看，但却使大量的国有金融资产消耗殆尽。为了掩盖金融领域改革中出现的亏损问题，当时的决策者大刀阔斧实行金融资本市场改革，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资产重组，以极低的价格向海外投资者出售国有金融企业的股份。在国有商业银行海外包装上市的过程中，不仅催生了一大批贪官污吏，而且在证券承销、会计服务等领域，产生了一大批富豪，这些富豪是继房地产富豪之后，在中国形成的第二大富豪阶层。

至此，伴随着中央的宏观调控，中国先后出现了房地产富豪、金融富豪，再加上前期出现的电力领域的富豪，中国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富豪家族。这些富豪发迹的路线图，几乎都是中国宏观调控的路线图。研究中国当代富豪的发迹史，人们不难发现，每一次宏观调控，都是对国有资源的重新分配，而在分配的过程中，弱势群体被边缘化，富豪阶层逐渐形成。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宏观调控是在民主制约下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每一个步骤，包括税收的减免和社会福利的增加，都必须提交议会讨论，并且接受选民的检验。而在中国宏观调控则不受制约，宏观调控是在确保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为少数阶层、少数行业和少数家族牟取更多的利益。事实证明，在民主国家，如果公民没有钞票，至少还有一张选票，他们可以选择宏观调控的决策者；而在转型国家，普通居民既没有钞票，也缺乏选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宏观调控必然会出现新的经济问题，而且宏观调控必然会造就少数超级富豪的原因所在。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与上个世纪90年代别无二致。因此，少数文人不断鼓噪：中国应当借鉴上个世纪的宏观调控政策，让\”最懂经济\”的领导人实施宏观调控。这种近乎肉麻的吹捧文章，之所以能够陆续出台，就是因为在上个世纪成为富豪的权贵家族，越来越把自己的触角伸向意识形态领域，他们希望雇佣不良文人，美化他们的历史错误，从而摇身一变成为干干净净的超级富豪。其实他们不知道，随着中国民主的进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当前的改革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应当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让公民用手中的选票确保钞票的公平分配。在中共中央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明确写明\”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如果仍然沉浸在\”经济沙皇\”的美梦之中，希望借助于新一轮的宏观调控，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那么就是在侮辱中国人的智商。

上个世纪实行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已经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不可挽回的影响。不合理的股票价格，已经使中国国内股票市场遭受毁灭性打击。由于在不同的股票市场上，国有上市公司的价格相差巨大，所以，中国国内的股票市场始终难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现在一些国际金融炒家直言不讳地指出，在海外市场上购买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所需成本远远低于在中国境内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所以，中国国内股票市场不可能吸引健康的投资者。

如果决策者没有意识到中国当前资本市场存在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包括金融企业、石油化工企业海外包装上市中存在的问题，没有斩断围绕国有企业海外上市所伸出的一个又一个黑手，彻底清算借助宏观调控起家的亿万富豪，那么，中国的经济就会永远处于波动的状态。

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由经济，但是，中国的宏观调控越来越限制市场经济的发展。从限制房地产开发商住宅的面积，到限制房地产开发商住宅的平均价格，中国的宏观调控正在逐步走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是作用在从来不受房地产宏观调控约束的房地产开发商身上，换句话说，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越细，执行的成本就越高，在实施的过程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权钱交易现象。这种中国特有的因官商勾结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已经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拦路虎。如果不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彻底解决我国形成的权贵家族问题，那么，中国的宏观调控边际效应将会越来越小。

宏观调控从法律上来说，就是行政权力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行为。如果不限制政府的行为，那么，就不可能有合法的宏观调控。当前中国所形成的富豪阶层，是中国宏观调控的产物，与市场经济本身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可以设想，假如没有地方政府的参与，那么就不可能在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出现如此多的富豪；假如没有中央政府国有商业银行海外上市的计划，那么，就不会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出现少数富豪家族。现在令人感到纳闷的是，某些政府高官一方面收获\”清廉\”的美誉；另一方面却指使自己的儿子乃至孙子在金融市场上翻云覆雨，在上市公司的股东的名单中，竟然会出现未成年股东。这种在民主国家构成犯罪的致富行为，居然在中国大行其道，这充分说明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边缘，如果不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宏观调控只能会给当权者及其子孙创造一个又一个致富的条件，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国家的存量资产白白流失，增量资产不断被瓜分。

中国30年改革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是中国自下而上改革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央政府因势利导，鼓励创新，使一大批中国人勤劳致富；上个世纪90年代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场改革虽然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彻底摧毁了市场经济的基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被权贵资本主义经济所代替，极少数人借助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获得了巨额的收益。无论是在房地产行业，还是在金融服务行业，一批在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资本拥有者，都多多少少有官方的背景，他们借助于前辈的政治权力，在资本市场上翻云覆雨。正是这场缺乏正当性、公平性的改革，使中国当代社会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整个社会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

从策略上说，上个世纪的宏观调控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按照某些学者的话来说，当追求效率而无法兼顾公平的时候，经济沙皇的独断专行就会应运而生。面对不同阶层的不同利益诉求，为了确保既得利益者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决策者一定会采取铁腕手段，确保少数人能够从改革中不断地取得巨额收益。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一些新闻媒体用\”刚愎自用\”、\”好大喜功\”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当时中国的决策者。这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国家的悲剧。

现在，中国的宏观调控面临着新的困难，一些人缺乏历史的辩证观，呼吁中国重新回到上个世纪的老路上去，并且进一步继续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假如决策者继续独断专行，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效率，而无视社会公平需求，那么，很可能会彻底动摇执政者的地位，使中国进入到革命的状态。

现在全面总结中国改革30年为时尚早，因为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过程之中。随着民主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如果没有体现全民意志的规则，那么就没有公平的改革；如果没有实行法律优先，那么，改革肯定不会产生公平的效果。所以，在本届政府宏观调控中，反复强调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在个人存款利息税改革上，国务院不得不反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为个人所得税改革提供法律依据。但是，我们还必须强调指出，当前这种行政主导的改革思维定势，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关键时刻，行政主导的改革仍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要想真正把我们的宏观调控变成市场认可的宏观调控，那么，就必须把改革的主导权交给市场主体，然后由市场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决策者，并且由决策者根据市场需要实施宏观调控。

这不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而是对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这不是减缓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而是重新修整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让更多的人从改革中受益。假如我们的改革催生极少数富豪，我们的宏观调控让少数人不断地从国有企业中获得不正当收益，那么，我们这场改革就是一场失败的改革。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改革成为千夫所指，我们更不希望我们的改革天怒人怨。为了改革的千秋大业，决策者应该审时度势，重新修正自己的目标定位，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切放在首要位置。或者套用决策者的话说，必须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一切工作的指南。

现在还难以对那些权贵富豪家族进行历史性的清算，但是，早晚有一天，中国会制定新的法律体系，对我国改革以来侵吞全民财产的行为仔细甄别，然后根据法律进行历史性的审判。我们不能被某些决策者华丽的言词所蒙蔽，我们更不能跟随少数西方跨国公司的代言人，评价中国的领导人。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重新寻找中国改革的历史坐标，并且在发展民主的基础上，修正自己的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