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中国的前途扑朔迷离。从那以后的两年中，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最重要的大概是“四人帮”的覆灭，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破除对毛的神化，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邓小平的再度复出、主掌中国政坛。它标志中国进入了一个“非毛化”的历史时期（以后的历史表明，这只是部分的或经济的“非毛化”）。
毛泽东统治中国27年（1949—1976），留下的是一个国衰民穷、专制极权、民怨四起的烂摊子。鉴于此，任何一个统治者登上国家权坛，必须改变这种现状，以获取统治的合法性。因此，邓引航改革，乃历史之必然。用列宁的话说，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改革已经历了30年（1978—2008）的漫长岁月，中国确实发生了巨变；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说，中国的改革至今没有突破邓小平所奠定的模式，整个国家机器仍然在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中运转着。因此，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从邓小平理论中找到基本答案。
30年改革的简单回顾：成就与问题
30年改革，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六四”事件，计11年。第二阶段：“六四”事件之后至中共十七次代表大会，计18年。
第一阶段
1、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停止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这是治国方针的重大改变。
2、撤消农村人民公社，放弃吃“大锅饭”的集体经济，恢复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责任制（所谓“包产到户”），使生产经营自主权回到农民手中，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3、在个体经济基础上，雇工现象出现了，私营经济崭露头角，一统天下的公有制经济被打开了缺口，为城乡经济注进了活力。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为谋求其合理与合法性，进行了激烈争论。在此争论中，计划经济步步为营，不得不逐步收兵。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已成定论。但事实是，毛统治时期所实行的是命令经济、运动经济、长官意志经济、折腾经济，他排斥理性的计划经济；这构成自50年代以来毛与周等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基本分歧。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一次跳跃。
4、经济生活多变的同时，思想政治斗争波谲云诡，民主与专制两军对垒，在党内外激烈交锋。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民主势力终以败于专制势力而划上无奈的句号。这其中包括邓小平发起的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清除精神污染”（1980，1983，1986），两位开明的总书记——胡耀邦与赵紫阳被先后罢黜（1987，1989），“89”民运遭到武力镇压，民众的政治热情被打入血泊。这是当代中国的悲剧，是邓小平理论的必然结果。
5、这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虽有所讨论，民主与法制建设也业已开张，如修订颁发了1982年宪法，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企图实行“党政分开”等，但由于邓小平坚持“一党专政”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不懈地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中共十三大（1987）刚开启的政治改革也被邓小平扼杀于襁褓之中。
第二阶段
1、“89”民运遭到血腥镇压后，当局在全国上下进行“清查”，改革出现了长达三年的断裂、停顿与倒退。此期间，政治气氛压抑，民主成了禁语，极左势力伺机对改革反攻倒算，斥改革姓“资”，是“复辟资本主义”。“反和平演变”在官方媒体煽动下频频出鞘，甚嚣尘上，大有压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势。虽然到92年有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改革的车轮重新启动。但邓在谈话中，对于政治改革闭口缄言，再也不提一字；加之在此之前，邓对政改的“设计”没有清晰的目标；江泽民上任后从此偃旗息鼓，即使在某些文件和某些场合中有所一提，不过是逢场作戏。邓小平放弃政治改革的主张使中国的改革大为萎缩变异，但权势阶层无不为此弹冠相庆。
2、江泽民主政的十三年（1990——2002）是改革变异的十三年。这一时期，改革不过是权贵阶层谋取私利的借口与托辞。改革，应当将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送进历史博物馆；可当局不断地予以注射强心剂，使之继续在极权的轨道上高代价地运行。改革，应当将其成果为大众共享，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起码使基本民生有所保障；可当局出台的政策与举措反使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结果是民生不保，公正缺失，民怨四起。改革，在引进外资同时，更应该借鉴外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观；而不应当只引资而排拒别国的先进文化。改革，应当保障人权，扩大民权，使政府在人民的监督下工作，实现廉洁和廉价政府的目标；而不应当使政府驾于人民之上，滥用权力，铺张浪费，贪污腐化，还把人民抛向体制的边缘。我们说改革变异，就是改革向着大众所期待的正确方向逆向而行。所以，“六四”血腥收场，总书记革职，平庸、自私的江泽民坐上党国第一交椅，以及民运人士流亡海外，全国范围内进行清党、清查，——所有这些，意味着改革的衰变与新极权主义的登场，它并不表示邓的胜利，它反映的是共产党的衰落。
按照徐贲的分析，中国自“89”之后进入了“新极权主义”时期。⑴毛是极权主义时期。邓是后极权主义时期。江是新极权主义时期。笔者认为，这三种极权主义的共同点都是坚持“一党专政”。区别在于，毛时期“一党专政”（严格地说，是一人专政）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邓时期“一党专政”（严格地说，是以邓为首的寡头专政）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冲击下开始动摇。因此，邓在热心发展经济同时，力挺“四项基本原则”，对“自由化”采取毫不妥协的方针。新极权主义呢，自然还是死死抱住“一党专政”这具老朽，死死守住共产党这份家业；由于内部的腐化和外部的冲击，也深知来日不多，因此，当朝的管家出现了一种“末世心态”：只要共产党政权不在我手里丢掉，别的我顾不得那麽多了。“它在政治上没有抱负，在理想上没有前景，以维护现有权力和权力体制为唯一存在的目的。”⑵ 保特权，保江山，保天下，就是一切。各种手段，各种措施，各种策略，都是为此目的。严防死堵呀，全面加压呀，“稳定压倒一切”呀，防患于未然、消灭在萌芽状态呀，对知识分子采取分化的怀柔政策呀。他们没有服人的理论，没有逗人的信仰，又缺乏公信力，但他们还有暴力机器。他们动不动以暴力摆平所谓“群体性事件”，导致镇压与不满同时强化。政府行为的暴力化、黑社会化与非正当化的趋势日益扩大；凭借暴力和秘密警察来维持这个政权，是新极权主义的一大特征。依赖体制生存的权势阶层，深知这一专制政体已快到尽头，因而人人急于在大船将沉之前捞足眼前利益，其贪得无厌的物质追求已经不顾及道德的堕落和民众的唾骂。他们已是一伙得过且过的混世浪子和盗窃国民财富的高手。这是新极权主义的另一大特征。
3、改革变异的突出表现是贫富悬殊，社会结构的两极化。改革以来，社会结构一直在发生变化，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贫富的两极化明显加剧。社会两极化在经济上的表现是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之手。新华网2007年10月7日透露，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越0.47，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达到0.45，是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它很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波士顿咨询公司《200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大陆0.4%的富有家庭（约150万户）的资产额占有70%的财富。另据财政部（2005年）透露，全国约20%的高收入阶层控制着80%的银行存款。社会学家对此现象有一个可怕的说法：“社会的断裂”！社会的两极化现象，早在2000年何清涟就作出了以下的分析，她指出，中国社会上层人数极少（约1%），中产阶级人数十分有限（约15.4%）而社会下层（约69%）和被边缘化了的社会群体（约14%）却占人口的80%以上。⑶ 这种两极分化现象至今更为严重了。改革没有改变权力集中的体制，反增加了财富集中的弊端。
社会两极化还表现在权利与义务的分裂。它使社会分裂为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权贵者的乐园，他们控制国家权力，控制法律与政策，享受着荣华富贵的特权生活。依附于他们的还有一批租赁权力的商人和趋炎附势的学人。另一个世界是被抛向社会底层的民众，他们的基本权利遭到不同程度的侵夺，甚至正当的人权诉求的公开表达也常常遭之封杀。这种两极分化现象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阶级。”⑷ 社会两极化还促使社会心理层面的分裂。强势群体凭借经济上的优势，显示出对弱势群体的专横与傲慢。当中产阶层与贫困者买不起住房而责怪房地产商时，房地产商的回应是，我们是给富人盖房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当大批下岗工人失去生路时，有的学者撰文说，“工人下岗是改革必须支付的代价”。当“知识精英”为富人辩护而遭到舆论谴责时，却反言，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的观点正确。他们是多麽地藐视弱势大众！
导致社会两极化的根本原因是，改革是在不触动现存权力体制的构架下进行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一党专政”体制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群体，这个群体享有与官阶级别（如省部级、厅局级、团处级）相应的等级特权，他们无不以一党制作为自己升官发财、安身立命的靠山，成为当代中国最强大的利益集团。改革若触动一党制的极权体制，立即会遭到这个群体的强烈反弹。因此，改革的路径选择只能是维护这个群体的利益。改革本来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以调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但这种良好的愿望以及种种合理的政策建议，往往会被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本能所排斥；因此，改革以来的方案、举措、政策，不但没有削弱党政官僚的特权，反而扩大着与民众的利益差距。
社会贫富两极化趋势，政府本来可以通过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加以调节，以求缓解。由于体制的驱使，政府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这种差距。我国的GDP与财政收入连年快速增长，政府行政经费的支出也水涨船高，但对民生的投入反而萎缩。2006年，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指出，1978年至2003年，中国行政费暴涨87倍；该年国家财政收入达3.9万亿元，用于行政开支高达38%，应当由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国民教育等）的支出仅占25.5%。与美国相比较，前者，美国为10%，后者，美国为73%。⑸ 有的学者指出，前几年我国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世界第一。以市场化改革为借口，政府将医疗、教育等支出甩给社会，使贫困的大众雪上加霜。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各国卫生费用支出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美国45.6%，印度、缅甸、古巴、朝鲜、布隆迪，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中国政府则只负担17%，位列世界倒数第四位。而这17%的由政府负担的医疗费用中，又有80%是为850万以党政军干部为主体的群体服务的。⑹ 教育方面，2005年财政开支的教育经费为3951.59亿元，仅占GDP的2.16%，低于2004年的2.79%和2002年的3.41%。中国人均财政教育经费只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排列到世界倒数第八位。民众对教育经费的支出因而不胜重负。因此，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以公共服务业侵蚀个人财产和严重透支居民收入为前提的”。⑺ 更为严重的是，近几年，中国每年医疗费的涨幅达14%；大学收取的费用在过去十几年里上涨了近百倍。而房价在平民眼里早已是一个天价。医疗、教育、住房的新“三座大山”，⑻ 极大地加剧了民众的贫困化。
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称之为“群体间的财富掠夺”的新动向。据经济学家钟伟计算，用工企业每年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实际两个点的负利率，意味着存款人每年至少损失600亿的利息收入；在资本市场上，前几年股市低迷与大户“圈钱”，中小股民的损失至少在1.5万亿以上；低价征收农民的土地与城市拆迁中的财富掠夺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收入。⑼ 由此可见，这种“群体间的财富掠夺”实质上是地方政府与资本联盟所进行的一种掠夺方式。它使社会两极化向纵深发展。
税收，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本来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杠杆。但在我国，特别自90年代以来，个人所得税不但不能有效地缓解贫富差距，反起着“逆向调节”作用。城市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前几年的调查表明，工薪阶层占40%以上，他们成了纳个税的主体，而其收入只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3%左右。那些占人口不足20%的富人阶层，其总量收入为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二，但所交个税总量却不到10%。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富人群体收入高度非规范化，因而脱避了税收调控。例如，权势阶层的收入中相当一部分的收入处于灰色与黑色状态，处于国家监控之外，无法对之进行个税调控。
社会两极化与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表象下是权力与权利的失衡。强权力、弱权利，这幅刺眼的画面强烈地刺激着中国人的心灵。中国的公民社会一直未有发育。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来自民间的呼声，无能传播，成不了社会舆论。人民没有结社的自由。NGO遭到官方的限禁。工人、农民等弱势大众没有自己的可以依靠的组织，人们不能以组织化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即使人大、政协这类应当是伸张民意的机构，起主导作用的仍是那些一官半职的官僚型代表，官僚的利益要求相当容易地可以转化为政府的政策与国家的法律，民众的要求则被一再过滤，不可能成为其中的主旋律。所以，大众的经济贫困乃是权利的贫困。孙立平称当前中国社会是“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几块石头”是指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党政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一盘散沙”是指社会大众、弱势群体。“当家作主”的人民大众被抛向体制的边缘，“改革”怎能不发生变异呢！
4、改革变异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权力腐败的肆虐与体制没落的颓势互为因果，无可救药。中共虽不时声言反腐的决心，以安抚民心，然愈反愈腐。腐败的步步升级早已突破人们对以往腐败现象的认知框架。传统的腐败是官吏出卖与践踏公共法规，贪污受贿，谋取私利，即所谓“权力寻租”。这是几千年官场的一大通病。时下的腐败已突破这一边界，它由官吏的个体腐败（那种官员个体之间有某种关联所形成的“窝案”、“团案”，也属这类性质的腐败）发展为政府机构腐败；由于政府腐败蔓延、毒化到社会，又引发社会腐败。笔者称官吏个体的腐败为狭义腐败，称政府腐败与社会腐败为广义腐败。在广义腐败中，政府是腐败的主体。郎咸平2007年7月在多伦多的一次演讲中他以“腐败铁三角”的概念来表达当今中国的腐败现状。他认为，这个“铁三角”中，第一腐败主体是政府，其次是商人、企业家，第三是专家学者，他们为腐败编织谎言，欺骗公众。这里有必要指出“政府是腐败的主体”一说，远不是当代中国政府的全貌。当代中国政府的全貌应当是“三个主体”：社会财富占有的主体；社会财富消费的主体（其中包含着腐败的主体）；市场经济的主体。“三主体”论需另撰专文，此处仅提出一个概念而已。它同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府质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政府腐败的表现之一是，公共权力的私有化，政治暴力的公开化与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何清涟将之概括为“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政府出于自利性的考虑，打着国家与社会公共需要的幌子，大肆侵夺农民的土地与城镇居民的宅基地。从1979年到1997年，政府从农村圈走2亿7千万亩土地，农民失去了耕地，政府将低价买入的土地转让后从中却牟取了6——10万亿的财富。⑽ 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业为龙头，地方政府对土地掠夺更为肆无忌惮，其财政收入对土地与房地产的依赖率竟高达40%——60%，⑾ 政府成了地道的土地买卖的中间商。据2006年9月2日《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至2003年，各级地方政府土地转让收入为9100亿元，占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4年全国土地转让金高达5894亿元，占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47%。2006年一季度全国土地转让金就达3000亿元，全年土地转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无疑会突破50%。⑿ 众所周知，支撑这些数字的是政府指挥下的无数暴力事件。政府的掠夺行为，势必引发被掠夺者的抗争，爆发所谓“群体性事件”，政府又以维护社会安定为名，出动警力，以武力解决与政府的冲突。面对民众抗争，政府有时还与黑社会势力联手，指使黑社会势力以流氓手段摆平抗争民众，迫使其顺从。政府一手联着开发商，一手联着黑社会势力，不择手段地剥夺公民的生存权利，目无法纪，道德沦丧。类似的现象在国有企业的所谓“改制”中，在对环境与生态的破坏中也屡屡发生。正如何清涟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已堕落成为“盗贼型政权”，它对社会、对广大民众所带来的危害是那些社会盗窃团伙无可望其项背的。
政府腐败还表现在，违规操作资金，侵吞公款，满足政府名目繁多、不受约束的开支；中国政府成了名副其实的高价政府，奢侈政府，腐败政府。
据国家财政部、审计署、税务总局审核完成的2006年《国家机关部门挪用公款、违纪开支情况》的报告，31个省级地方政府与国家机关及下属政府部门，该年违规超支高达4800亿元。这些资金用于新购车辆，新建办公大楼，各种会议开支，超标福利、津贴、补助、奖金的发放（仅此项支出31个省级地方政府违规超支高达 1766.2亿元），出国、出境公干、考察等开支。⒀ 杨继绳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6期撰文披露，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已超过500多万辆，每年消费6000多亿元。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6104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716亿元，国防费为1817亿元。2007年，北京市盖了一批档次很高的住宅，市场价在15000元左右，却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以4000元的低价卖给中直机关的高级干部。2006年上海社保案已众所周知，但类似这样的案件有多少进行了法律追究？如2004年经审计，国务院32个部委办（局）违规资金逾500亿元，其中教育部截留本应下拨的预算资金高达55亿元。⒁ 另外，国家审计署在审计中发现，每到第四季度，特别是11月、12月，政府各部门乱花钱、暗花钱、突击花钱的现象很普遍。如2007年前9个月中，中央政府各部门只花掉了总预算的六成多资金，因此一些部门，如气象部、卫生部、林业部、农业部、环保总局等都纷纷向下属单位发文，要求他们将2007年的预算支出在11月底执行完毕，就是说，占总数四成的预算资金必须在两个月内突击花完。这四成的预算资金总额是3000——4000亿元人民币。这些政府部门为什么要乱花钱、突击花钱？因为，如果他们不能如期花掉年初预算指标，那麽在编制2008年的预算支出时，国家财政就不会拨给他们那麽多的钱了。这一方面说明预算体制存在严重的缺陷，另方面说明政府挥霍民脂民膏时毫不心疼。政府的奢侈与腐败还表现在全国各地盖豪华的办公楼成风。笔者2007年5月在网上瞥见奢华无比的政府办公大楼，有广东省东源县徐洞村办公楼，胜美国白宫；重庆市忠县黄金镇政府办公楼，胜天安门城楼；安徽阜阳县政府办公楼，胜美国国会大厦。10月笔者又在网上看到，国家贫困县河南固始耗资1亿多（加广场等附属建筑总投资达2个亿）兴建豪华办公楼，其气派、其规模，似乎在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一比高低。真让人开了眼界，也让人寒心！
政府的腐败还表现在，打着改革的幌子出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改革方案与政策法规。如医改、房改、教改、税改、工资改革等，都是。这些自利性的改革，已遭众夫所指。以工资改革为例，自1999年以来，各级各部门公务员连续加薪，仅工资收入一项，五年中就翻了一番，近年仍在大幅上升，而广大的退休与下岗工人和社会中需要得到救助的人群，特别是广大农民，他们的收入本来很低，在物价指数快速通胀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水平呈现下降趋势。所以，每次加工资，对公务员和类公务员是幸事，对低收入人群来说却意味着是生活水平下跌的灾难。因为每一次公务员加薪都会引发新一轮的物价指数上涨。有意思的是，这几年政府也给退休工人和低保人群蜻蜓点水式地加一点钱，却在媒体上大肆宣扬，使之家喻户晓，可公务员、党政干部每次大幅度的加薪都是默默地进行的，从不对外声张。官富民穷必然导致官民矛盾的加深。
政府腐败影响与毒害社会，引发社会腐败，其主要表现就是“以钱为纲”。只要能捞到钱，各行各业都在挖掘可以利用的资源向腐败进军。医生向病人索取红包，学校乱收费，药品商贩卖假药，学者剽窃他人成果，商人假冒别人商标，销售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黑社会为榨取钱财，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如此等等，真是五花八门。
政府腐败对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一方面毒害社会，引发社会方方面面的腐败，致使道德滑坡，民风堕落。另方面引起民众对官府腐败的深恶痛绝。但这种深恶痛绝又有什麽用呢！时间一久转而表现为失望和万般无奈，又由无奈而麻木不仁，然而，正是在无奈与麻木的沉默中，积累起无比的愤慨！所以，民众对官界的整体腐败的心理变化可描述为：深恶痛绝——万般无奈——麻木不仁——冲天愤慨！程晓农早在1996年说过，改革“不但承认和保留原有的权力结构，而且为原有的权力结构注入了新的经济利益，从而巩固了这个权力结构的基础”。⒂ 看来，政府的腐败也为摧毁这个权力结构的基础准备条件。
5、90年代以来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环境的污染与生态的破坏。人们为GDP的高速增长所陶醉，殊不知，这是以破坏环境与生态，威胁人们健康生存，遏制持续发展为代价的。这是一种破坏性的建设，或曰掠夺式的增长。据《了望新闻周刊》2007年初报道，“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
发生在2007年5月无锡市水荒事件，震惊江苏，是“江南水乡没水喝”的典型事例。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56万平方公里（2002年），占国土面积的37%。我国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每年还以1万多平方公里速度扩展。水土流失与土地荒漠化使水涝与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出击。我国耕地受重金属污染近2000万公顷，受农药、化肥污染的至少有1300——1600万公顷。我国耕地已减至18亿余亩，人均仅1.43亩（2005年），为世界人均水平的32%。目前还在继续减少，人、地矛盾十分尖锐。此外，森林、各种矿产资源的滥采滥伐也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类生存的环境一旦遭到人为的破坏，即使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也难以修复。因此，从全面、长远的观点进行考察，掠夺式的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抵消甚至超过了GDP增长所获得的有效成果。世界银行测算，中国仅空气和水体污染两项所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年GDP的8%。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表示，中国每年经济增长如果扣除环境和生态的损失，“纯GDP只剩下78%”。2007年3月《了望新闻周刊》报道，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 10%。虽然各方面的研究、测算略有差异，但都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如果扣除环境与生态的损失成本，结果是零增长或负增长。中国少数人的富有，不仅是以多数人的相对贫困为基础，也是对环境的透支和子孙后代的预支。
6、“中国奇迹”下的“维权运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换来了“中国崛起”的美誉，却激发不了国人的多少热情。中国当局所面对的一个头疼问题是普遍、广泛的民间维权运动。面对“89民运”与“法轮功”信众，当局都可以动用国家暴力机器进行有效的处置，对于星罗棋布、日益高涨的维权运动，当局虽处心积虑，竭力打压，但仍一筹莫展。
对30年改革如何评价，有些学者认为，改革创造了“中国奇迹”。从一个方面看，似乎有道理。中国的GDP，1978年是3645亿元人民币，人均仅381元。至2007年增长到24.66万亿元，人均18268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68倍和48倍。国家财政收入1978年是1132亿元人民币，而2007年是5.13万亿元，增长45倍。⒃ 中国2000年“入世”后步入经济全球化，外贸总额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至2005年增加到14221亿美元，5年中增长3倍。2007年更达21738亿美元。顺差更是爆发式增长：2004年为320亿美元，到2007年增长到2622亿。2001年至2007年6年增长11.6倍。⒄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与经济繁荣的表象所同时存在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大众的经济贫困与权利贫困。对此，本文已作了概述：社会结构的两极化，从无官不贪到各级政府的腐败，以及经济掠夺式的发展所造成的生态与环境全方位的恶化。这些景象难道还不令人揪心！特别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显示的“竞争力”优势是以“低人权”和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比如劳动力，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受又全无集体谈判权就胜出许多国家的“优势”。比如土地，我们的土地非常的稀缺，却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的圈地机制。我们的环境和资源也无颜自夸，但没有讨厌的公民社会捣乱，政府说要占用它就可以占用它。我们的公共财政在支付公共福利方面颇为短缺，但在垫付“公共财政配套”用以“招商引资”时却非常慷慨！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多麽听话，土地可以随便圈，工人可以随便使，资源环境也可以随便弄，没有国外那些NGO在那里捣乱。”⒅ 就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以剥夺国民的“交易权利”为外商大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这就是外国资本都乐于投放到中国的原因。短短十余年里，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地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地涌进中国。开放的中国，不但是权贵们的乐园，也是国际金融巨锷、跨国公司淘金的处女地。“中国成了世界的血汗工厂”。这就是“中国奇迹”的真相，也是极权主义大国也能创造经济崛起的秘密。
但是，改革变异，“中国奇迹”，与民主潮流相抵牾，与人权原则相冲突，因此为中国民众所不容，这就是中国近几年兴起的日益高涨的维权运动的社会原因。维权运动的兴起显示民众对改革、对政府希望与期待的破灭，标志民众权利意识的醒悟。他们不再轻信政府信誓旦旦的承诺，不再幻想权贵们的先富会给他们带来共同富裕。他们与“党文化”的“传统观念决裂”了，而且行动了，意识到个人的权利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去维护。他们不再期望恩赐，不再沉湎未来，也不再信奉“集体第一”、“国家至上”的党化教条。他们所诉求的是区区个人的眼前利益：物质的应得，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独立与尊严。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维权时代”——的开端。与“文革”之后瞬间的思想解放运动与“89”民运相比，它是草根的，又是全民族的，并有承担道义的知识精英的参与；它是实践的，而不是坐而论道；它是理性非暴力的，持久而坚韧的，不是激烈而短时期的；它没有不同观点的交锋，却有现代公民意识的闪光；它没有成千上万人的上街示威与集体静坐，却有大大小小、此起彼伏“群体性事件”与无数的个体性事件（如孙志刚事件、高智晟事件、郑恩宠事件等）的发生；它守护自身的权利，又讨回社会的公道；它要求基本的人权保障，又向着现存倾斜的政治体制与倾斜的政策发起挑战！权利的观念，权利的要求，权利的落实，奠定着现代民主的基石；中国的民主，正是在公民维权运动中扬帆起航，高歌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