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群中，命令者听话者，全依其关系而定。服从关系既定，服从不需理由，如战士听从将军，奴仆听其主子。但是艺术家和政治家之间有无服从关系，有时很难说了。最近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与《南方周末》的记者长谈中谈到了他如何听取中央领导意见的，而且给出了听话的理由。
这次他闭口不谈开幕式后他第一次在中文记者面前极为赞赏的《歌唱祖国》的“演唱者”林妙可，而是提到了此次开幕式导演组和党中央的关系。他说 “这次我们接受的审查规格是最高的，建国以来规格最高的，基本上是党中央审查，这是毫不含糊的，这么大个事儿，没有一个文艺活动是这么多层次、高规格的审查。”
他起先说中央领导很宽容，“每次审查完了之后，最后最高领导人告诉我们的永远有一句话，‘艺谋，众口难调，你们导演组整合大家的意见，但是你们要符合艺术规律，怎么取舍都是你们定。’”他无限感慨地说，“真的是很进步的观点。” 所以他说“实际上，你看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所有各级，其实没有人给你压力，没有人给团队压力。”
不知后来怎么话锋一转，当《南方周末》记者问起领导审查节目提不提意见的时候，他答道：“当然，有时候你会碰到很大的领导审查以后提的意见，我就要清醒，你没有机会去反驳，你也不可能去反驳，也不可能‘这个意见不对，不听。’那你怎么办？ 那你就要清醒，来分析这一切，然后你要做调整。即便你认为这个调整根本没有必要， 我不调整那是不行的，要调整。张继钢好几次说‘不调整，’不行，要调整。”
在这里，张总导演已经将艺术家和党中央的关系确定无疑了，是一种不得不 服从关系。潜台词也很清楚，党领导一切，北京奥运是中国人民的大事，当然，党中央要过问，要审查，要决定开幕式中节目的优劣和取舍。
既然关系已定，何必要理由。可是，张总导演却非要给点理由，以此来说服别人，最后也来说服自己。他说：“我跟大家讲得最多的就是，领导也是人，我们不看领导是领导，我们看他是一个人，他从观众的角度发表的这个意见，是不是也能代表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看法？那你就是要听一下。如果你要调整，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全中国的观众只看结果，不看过 程，没有人关心你调整是因为什么调整，所以你的每一次调整，不管是被动的还是违心的，还是你愿意的、主动的，你的每一次调整必须全身心地把它调整好，不管是什么原因，调整完了以后，你必须让它还要有魅力，你必须让它还要生动，你不是调给谁看的，你不能跟全国观众说这是谁让我改的，你看这个不好看了吧，你看 我原来多好看，谁听你说这个？你向谁解释？你必须把它调到还要生动，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所以我始终是这样的心态。”
张艺谋接着解释道：“其实我们的大领导、小领导几次审查提的意见我都特别重视，我都记下来了，你问我们团队，我回来传达的时候，我都说领导意见是对的，我连党员都不是，我连团员都不是，我根本不是说要拍马屁干什么，说空话，我是真心话，我说为什么领导的意见是对的，当三个领导都不喜欢这个的时候，他们是三个观众，他们都觉得这 块（不好），不是政治的问题，他就觉得这块不好看，怎么这么暗，或者这个颜色怎么是这个样子，或者太慢了，这是三个观众，我觉得好，大部分领导都说这个地 方有问题，那就肯定有问题，肯定有更多的人说这慢了，这不好看，所以我说我们不要去管是多大的领导，而是你记住了，他们是第一批观众。”张艺谋继续说“三个人以上如果否认这一点，这一点一定有问题，我们不是说顺着这个意思改，我们最少也要改到我们觉得它比原来好，下一 次让领导看，我们觉得领导不会认为不好。”
在这里张艺谋用“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道理来说服别人和自己。不知道张艺谋是不知道还是自己哄自己。明明白白，全中国有十几亿人，懂艺术的也要以万记，为什么非要听这三个领导的？他们也不是艺术专家，他们是政治领导而已。作为政治家，首先是从政治需要出发，这是天经地义， 站在什么立场说什么话吧。此三人非彼三人也。此三人的话也许凑巧有艺术的价值，也许是对的，但作为艺术总导演来说，未必要听从。张艺谋不仅要听从，而且要顺其意见改好， 改到下次让他们满意。
张艺谋知道艺术家不应当服从政治家这个一般的道理，但是他还是服从了。这是中国特定的环境使然。其实，就我来看，服从就是服从，不得服从也得服从，服从了就不要讲理由，就像奴仆对主子一样。辩解这种服从，是不必要的，也让人耻笑。 你看，本来就是政治干预艺术，他非要说，不是政治问题，是我自愿服从的。这就是中国人特性：做奴仆也要找个做奴仆的说法。京剧《法门寺》中写到一个故事，说明武宗时专权的宦官刘瑾让侍从小太监贾桂坐下伴同他说话， 贾桂（茥）不肯坐却说：“奴才站惯了不想坐。”其实，贾桂心里想表示忠诚和服从或眉术，但是他的理由却为人所不齿。张艺谋该不会是站惯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