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境封锁》网络图片
引言：学术空白与荒谬论断
反智主义在中国非常盛行，它的文化本源是法家政治，即西汉初期政论家贾谊所指的秦朝地理统一之后「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注一】的文化政策，尽管整个统一政治之文学化结果是「身死人手，为天下笑」【注二】。自秦汉以来，中国文化基本是国家政权对内霸权的附庸，因此，反智主义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底色，「最经典」就是晚清以降形成的体用之学——其当代表述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反智主义不只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国际学术界也有对之进行的批判性研究，不过，汉语学术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本专门著作来讨论反智主义，也未见到任何一本译著在中共国家发行。我所描述的这种学术空白状可与「传说中」的七十八名院士上书之网络实情【注三】相类比，后者比前者更有反智意义或曰在网络条件下更具案例性质（可供研究）。反智主义作为文化现象，它在微观暨个体案例上也曾遭到过严厉批判，其如有人指潮流作家韩寒是「一个必须清理的反智主义招牌」【注四】。但是，批判经由体制媒体展示且发言者背景是高端体制内的，这降低了说服力乃至陷入荒谬。试问，「必须清理」的行为主体是谁？是国家政权吗？果如此，清理行为岂非「以愚黔首」的翻版？正如不认同「必须清理」的驳论者所言，「从文风与逻辑来看，肖鹰与他们正是同路人。他批评韩寒反智，自己却沦为反智的标本」【注五】。这种悖论绝非特例，而有一些具隐形性质的，其反社会性质则更严重，构成了政治语言腐败的一道风景线。
在不展开谈网络封锁的设定下，仍可以看到反智主义的特权诉求以及其向更大特权跪求恩典的心态。对防火墙造成的科技信息网上获取受阻现象，有论者一方面认同「信息障碍太多，不仅对科学发展不利，对国家形象也不利」【注六】的不满意见；另一方面则云「就国家安全而言，网络监管是必要的，对于涉及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内容的网站，我们必须坚决抵制」【注七】。后者显然违反了网络中立原则（规则），而网络中立原则与科技发展的人类文明特质一样，是指向普遍智慧的。
一、月球与西藏：没去过，也有感受的权利
传统的国家政权之所以偏好反智主义，是因为它们的效用最大化不在于名义上的意识形态如天听民听、天视民视者也，而在于如何维持尽可能的统治长度。既然天下没有不灭的王朝，多统治一天总比少统治一天要好。在危机时期，这种反智主义愿望更加强烈。这种较小的反智源自意识形态内含的较大的反智如「以愚黔首」者也。这里面，碰到一个纯学术问题：意识形态的绝对功效就是用来解决俗世社会的不确定性的，即如曼（Michael Mann,二〇一三）所说的意识形态「运动的力量则来源于我们无力在我们的所知世界中达到确定性」【注八】；而反智主义「以愚黔首」那类的策略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意识形态教导（或驯服）效用的不确定，后者是小的、无数的不确定，它反过来会极为偶然地吞噬意识形态本身所追求的大确定性。因此，在古典上，不止一次出了贾谊嘲笑也忧虑的「一夫作难而七庙堕」国家政权毁灭情形，最高统治者也难免「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历史之耻。
当下中国政治仍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并且中共国家也在增扩意识形态体系的传统政治文化因素，其中以吸收法家治术为明确取向。因此，在现实政治中，反智主义不但在文化层面有表现，在外交领域亦有强烈表现。比如，中共国家媒体宣扬于一时的「王毅怒斥加拿大记者」【注九】，不仅后续的国际反应未被报道而将「如此捍卫自由真是够了」【注十】之讽刺截去，并且，以六连问形式所发的怒斥本身也有逻辑问题。「你去过中国吗？」相当于「你到过月球吗？」。如果一位科学家凭天文望远镜获取了月球信息，加上个人学识积累了月球知识，他就不能写关于月球的科普作品，那么，显然，没到过中国的向王毅提问人权问题的加拿大记者也不能做如此提问。这样的逻辑可以提出与类比，但它不成立。国内虽无学术专著讨论反智主义，但人们是把情绪化、逻辑不成立的反问归为反智主义的。
王毅的反智主义行为是「抢话说」，其背后有着国内政治支持，至少习近平指责一些人没细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而评价之「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注十一】。习的这一论断（包括轻蔑以「哇啦哇啦发表意见」【注十二】之态度）不仅被王毅引向外交政策与实务，而且也被国内媒体加上了更强的反智主义色彩，其如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人「可能连一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没读过」【注十三】。正如科普作家未必上过月球而可以描述月球来表达自己的科学感受，批判者虽然「可能」没读过前者经典，但在学历与非学历教育中，后者肯定知道前者的核心观点，其如剩余价值的工人创造（以及它与当下尊重企业家精神之冲突），再如国家的阶级压迫之暴力性质界定（以及它与当下努力追求改革稳定发展平衡之冲突），等等。
到目前为止，基于传统政治的反智主义已经导致了很大的外交麻烦，而且，这种麻烦未必就表现在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对抗方面，更多的是对公共外交的负面影响。比如，「王毅怒斥加拿大记者」引来的「如此捍卫自由真是够了」之讥讽，它会对中共国家的软实力造成严重削弱，也会让一些并不认同中共国家意识形态的海外华人受到当地人整体概念性反感。中美关系当中具有复杂的智慧博弈因素，但再策略的「积累战略互信」【注十四】都已经让反智主义特有的情绪给做了对冲。后者的通俗说法是「爱来不来，求不着」【注十五】，尽管中美第八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七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还是在北京勉强应付过了场面，也尽管人文交流方面谈及了敏感的人权问题。
二、哇啦与逼逼：这么用，更显示品位的低下
传统政治的反智主义带来政治波折已经不可避免。这里的「波折」完全是习近平政治术语意义上的，即其所论「从现在的情况看，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实现。」【注十六】现在，国际大波折以中美战略对抗为主轴已经不可避免地将会产生，这当中也存在中共国家以不对称战争方式打赢中美战争的小概率。在另一端，这个概率希望也强化了「爱来不来，求不着」的那种反智主义倾向。不过，「国际小波折」即「境际大波折」则更为现实，或曰中共国家在经营大中华区域具有次外交性质的「境际关系」时，已经遇到了不小的波折。海峡两岸关系不确定性在增加，准冷战已触手可及。
与香港的「境际关系」产生大波折更关联大陆内部大波折越来越有可能。如果仍站在一个传统的非主流统派立场上看问题，「极左香港」催生「港独」意识【注十七】不再是我独具预测能力的炫耀资本。这当中经过了九年多的时间，我也早已修正了十七年前的非主流统派立场。由于非主流统派的政策主张与政治伦理是较为复杂的学术混溶个人政治经历问题，此文存而不论。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在香港问题上的反智主义绝非近几年所形成，它在北京奥运会前已达到巅峰时刻。那个时段，香港著名政治家李柱铭第一个被媒体挂上「汉奸狗牌」。而今，「何韵诗事件」出现了第二波冲击：五月份，因其（包含其他人）拜见达赖喇嘛而被指为「一群没去过西藏的，凭什么瞎逼逼」【注十八】；次月，纯商业合作意向因其「与『藏独』头目达赖喇嘛会面」而遭遇合作者取消，幸有合作经历者支持【注十九】才免于财务困境。从习近平指批判者「哇啦哇啦」到何韵诗及其他人被嘲为「瞎逼逼」，表达固然通俗，但却反应出政治语言腐败的烈度。如果说经济腐败是高危症如同心脑血管疾病那样，它虽高危但不具备传染性；政治语言腐败虽然没有立刻死亡的高危，但它很能动地散播着反智主义的传染性。「瞎逼逼」与「哇啦哇啦」的传染关系一如「你去过中国吗？」与「一群没去过西藏的」之关系。
传染性的政治语言腐败不只以「哇啦哇啦」与「瞎逼逼」的通俗面目传播，更多的时候是戴有严肃面具，其面具形式有三；（一）是把一个完全可简要表达的问题给「抻面」而致尽可能细分，但大量同义词（如心、目、胸、脑之排比）之用几无意义，具体之例则是罗列「心中无『魂』」、「目中无『人』」、「胸中无『法』」、「脑中无『德』」【注二十】；（二）是如同上项之状，将严肃大政方针「行为艺术化」（如动词上依、找、用、靠之串联），具体之例则是追求法治理想之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注二十一】；（三）合并以上两项而内含为技术手段，高级政治权力对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玄虚化，从而影响到学术方面的严格分析，具体之例是将各种许可限制说成多重门如「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而在具体解决上则是「有门可入」与「有法可依」【注二十二】。
毫无疑问，政治语言腐败还在更多的社会生活细节上存在，它让公众感觉到「不正常的社会对我们才是合理的」那样一种可悲与无奈的效果。毫无疑问，政治语言腐败作为掩饰把政治哲学中的理性降低到极点，使反智主义成了不言而喻的合法性。比如说，高级政治权力声称代表人民并尊重人民的首创性，但代表的真实性与首创的可能性一旦须经全民公投那样的法律形式来确认时，声言者会敷衍以「全民公投是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我们坚决不搞」，云云。
三、隐圣与显法：核心论，能动型国家的困境
无论反智主义本身还是它衍生且反过来作为政治营养的政治语言腐败，它们都是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考虑。这个考虑的古典面目是政权是否可以续存，或者可续存多长时间。然而，过分重视意识形态安全是个错误的选择，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权力的四大来源之一，它应当其实也必须对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政治权力的发展做出反应【注二十三】。就经济权力而言，平等诉求不但是中共国家的必然任务，也是全球所有具有福利国家意识与义务的国家所要重新认真面对的任务；甚至说中国一夜之间和平转型到民主宪政社会，还得与西方世界一起就经济发展成果的全社会分享做出协调性政治努力。就军事权力而言，中共国家虽然已具有次军国主义性质，但这正是诱发国际大波折的最重大因素，换言之，中美战略冲突会消解次军国主义造就的军事权力。就政治权力而言，合法暴力仍在政权牢牢掌控之中，但网络带来的信息便利对传统政治权力的消解是非常明显也持续的，正是考虑这一传统不曾应对过的情况，维护政治权力的迫切使中共国家的政治文明发生了大倒退——本来，改革开放带来了意识形态松弛，现在正呈现前所未有的收紧情形。
意识形态收紧当然属于国家政权的合法权力，但是，它一定不会导致一个法治社会的出现。因为：第一，「党大法大」并非伪问题，党的意志程序性转化为法律【注二十四】不仅说明党必然大于法，而且党是法的母体；第二，意识形态标准有意区分党权分子个人与形象性党整体【注二十五】以便维护党制法亦守法的政治语言腐败情形，但党自身依靠「关键少数」【注二十六】是最现实的党内治术。如此的反智主义表现仍然系于传统，更至连「外儒内法」壳子也弃掉而直取导致秦王朝「以愚黔首」的法制（而非法治）思想资源。在文献考证意义上，可以从两处取证：其一，商鞅的国情（风俗）与法制关系论断，即云「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注二十七】；其二，韩非的国家强弱与法制关系论断，即云「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强者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注二十八】。对于所引商鞅之言，习近平发言暨文献表现巧妙地隐去了「圣人」一词二字——古典原文是「圣人为国也」。此种隐圣之诡显然是避免被外界认为自我封圣，尽管核心论终于成为一项重大的权术设计，也尽管核心论于今颇有草草收场之狼狈。
无论隐圣之诡导致明面上核心论之狼狈，也无论无视法家思想导致「以愚黔首」历史恶果至今如何地被常识所警惕，放诸比较法学环境，连同传统政权反智主义并当今政治语言腐败，它们都是能动型国家的一般诉求。能动型国家的对面是回应型国家，其法律的主要推动力来自社会。而前者则是法律的主要乃至全部推动力来自国家，形如党代表人民而致「共同意愿」，而后，党的意志形成法律。如此，该种意志「通过程序」，成了最大也最新的「以愚黔首」之经典。能动型国家的包括法律约束在内的诸种政治规范，几乎是为国内出现大波折所做的宿命准备。虽然比较法学并非本土学问也不太为传统政权的反智主义所接受，但它又神喻般将「以愚黔首」治术与「七庙堕」古典社会的逻辑关系展示出来。如果此论难以理解，不妨从能动型国家四大功能来看一番：第一，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即使是那些发生在幽暗私隐之处的事务，都可能接受国家政策为标准的评价，并按照国家政策的要求加以塑造【注二十九】；第二，国家成为政治活动的唯一舞台和政治效忠的唯一对象，也即社会被「国家化」了或者说社会被国家吞并了【注三十】；第三，仅仅是不关心国家安排的活动就可能被视为反叛【注三十一】；第四，公民们依据官方理论的构想来改造自身的程度越高，政府就越容易赋予更大的自我塑造空间，也即公民之所欲越来越接近于政府希望他欲求的东西【注三十二】。如此，国家越来越像幼儿园，政权则越来越像给幼儿提供食谱的园内营养师（或该类功能者）。还好的是，能动型国家即便尚未出现「七庙堕」情形它也无法收到设计效率的一半收成，尽管这样已经很残酷。
在网络社会里，能动型国家的设计效率进一步下降，因而也刺激它通过全面管控网络来阻止这种下降。于是，貌似强大的政权力求上网行为被规范到接受国家法律教化，它是上面提到的第一种设计功能的网络条件下的体现。为了追求后面三种的效率，城市变成了「西城大妈」们窥视他人隐私的乐趣场所，因此，也发生了著名的「雷洋嫖娼死」事件。还有，粘连现实与网络的国家安全义务告知也促动了人们更好地「理解」传统政权反智主义「合理性」的微妙情绪。还好的是，网络作为社会功能工具更多地被分散的「黔首」所利用，他们绝少在乎外在的规范，而即便是无奈参加网络控制的巨头网企也不得不对国际社会的网络中立原则（规则）进行前瞻性研究并影射性地联系现实。在我看来，核心是自身认识到避免成为网络言论守门人【注三十三】的普适性，尽管关于「合法内容」的理解必然存在不同方面的差异；而国家控制的安全性之无所不包即「涵盖网络层面安全、信息安全、甚至整个网络空间安全」【注三十四】实在是尚未被「正式嘲笑」的狂妄，不过，本文引言部分涉及到的「传说中」之背后实情已是个不小的讽刺。
结语：建立特殊「防火墙」，确认重大区分
狂妄的网络控制即能动型国家绝不会选择网络中立原则，必然会引发国内大波折，至少不会获取国际大波折时期的国内动员效率。如此判断，只是一个视角技术，绝对没有必要为「以愚黔首」导致「七庙堕」乃至「身死人手」之可能而悲悯。要紧的是建立异议学术的「防火墙」。它不是国家政权在网络上设置防火墙的对等反对物，而是学术道德的绝对隔离带，也即是说异议学术不仅要循序推进，而且绝不能走反智主义之路。
如果一个颇具理论谄媚的造势，它以长度九千文字面目出现且作者还是清华大学的院长、博导及其博士生，异议学术能接受它吗？答案是「不容易」。如果九千字的论文只使用了三则参考文献【注三十五】且其中一则引自谄媚对象，异议学术能接受这样的学术作为吗？答案是「绝对不可能」！异议学术一定要与体制学术划清界限，至少不能像清华大学的两种反智主义表现那样堕入不自觉与不知耻辱。指责韩寒反智的论断不仅本身是反智主义，而且也是学术不自觉行为，其背后则是文化不自觉；九千文字、三则文献之行为不知辱耻也是反智主义行为，它也更准确地证明反智主义本身并非绝对没有智慧，而如羽戈（二〇一四）所论：反智本身也是一种知识【注三十六】。但它是「坏知识」！为对付这种「坏知识」，异议学术必然要确认三种重大区分：（一）反智不等于民粹，全球经历民粹再民主的趋势让民粹实现了褒义；（二）「行为艺术化」不等于胡扑乱咬，学术当中的「行为艺术化」虽然属于体制内如九千字论文只有三则参考文献，即使体制内严谨学者对它也不愿效仿；（三）「喷口儿」不等于通俗，已经涉及到的「哇啦哇啦」与「瞎逼逼」之类表达确实是京俗「喷口儿」，但它只代表言者气势而不等于庶众接受的结果。
当然，「坏学术」不只国内有之，国际学术界亦有之。后者更多的时候是好中夹带其坏即整体论述中存在重大瑕疵，但它一般并非反智主义的。以已经引述的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理论来看，他的「坏学术」部分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资源认知。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是共产主义与东亚价值观念结合的缘故【注三十七】。事实上，所谓「东亚价值观」是经不起推敲的概念。其在新加坡显然是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规则影响结果，而在日本则是社会原生的重商主义观念。尤其在中国，它既非儒家传统也非「外儒内法」之治术，相反，是官方重农意识形态压抑之下的重商主义社会韧性。曼的此等粗糙是宗教层面的无知。由宗教信仰产生出来的重大原则会引致重大学术发现，所以，面对如此之类的「坏学术」，中国转型政治推动者们在学术心理上应当沉静，等待曼之类的嚣张与浅薄过后其如北京共识全面失败，再进行规模性的回顾与批判。
注释部分：
[一]与[二]参见司马迁著《史记》，第九十九页（〈秦始皇本纪〉，第八十七至第一百二十五页）；司马著今版：线装书局，二〇〇七。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引述出自贾谊著作《新书》，但所引次序与贾谊原作中该文不同。对于今人有古文阅读经验者，司马迁所引该部分约定成俗而称为《过秦论》。简言之，今之《过秦论》是对贾谊原作全文的截取。
[三]参见博讯热点·网络封锁和压制版块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转刊美国之音（VOA）报道《学者分析：大陆七十八名院士联名习近平开放互联网》（记者未详）。VOA报道中引用明镜集团总裁何频的评价，指作为事件的该「上书」可能是虚构，「但这个事件反映出的问题却是真实存在的」。其如VOA所描述，「在阻止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的自由民主思想进入中国的同时，也把国外先进的科技信息拒于国门之外」。在我写作的本文（更具体到本外），「实情」之猜大体如此。
[四]与[五]参见凤凰文化·洞见版块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文章《在中国，谁是真正的「反智主义」？》（作者：羽戈）。「必须清理」之说见于该文导语，发出此论者是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文章《「天才韩寒」是当代文坛的最大丑闻》刊于《中国青年报》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也许巧合，肖文刊发日是习近平要求意识形态领域「亮剑」的「八·一九讲话」一周年。
[六]与[七]参见凯迪社区·时局深度版块二〇一六年六月五日转刊文章《院士对防火墙为何忍无可忍？》（发帖者：大书蠹，网名；原作者：蔡慎坤）。
[八]参见曼著《社会权力的来源（第四卷）——全球化（一九四五至二〇一一）》上册（汉译本，郭忠华、徐法寅、蒋文芳译），第二页；郭徐蒋译版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五。
[九]参见凤凰资讯·国际版块二〇一六年六月三日报道《加拿大记者借人权问题发难王毅六连问怒斥》（记者未详）。报道称：记者提问题对象是加拿大外长，「王毅部长主动表示说，这个问题涉及中国，他要做出回应」。
[十]同[三]，大陆新闻版块二〇一六年六月三日转刊VOA报道《被王毅训斥的记者：北京压制自由，对外口气变横》（记者未详）。
[十一]与[十二]同[九]，大陆版块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转刊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记者未详）。
[十三]参见中青网新闻·国内版块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转刊《人民日报》文章《人民日报：有人没读过马克思著作，却信口说它过时》（作者：李斌）。
[十四]参见新华网·高层版块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报道《习近平：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懈努力》（记者：刘华、臧晓程、刘红霞）。
[十五]参见火狐中文网·国内频道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一日转刊《环球时报》评论文章《环球时报评美防长取消访华：爱来不来求不着》（作者未详）。
[十六]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第十页；研究室编版本：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五。该段摘编源自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十七] 参见我的文章《「极左香港」可能催生「港独」意识》，载于[三]博客版块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六日。
[十八]同[九]，港澳版块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七日转刊中国西藏网文章《香港女星见达赖称「瞬间被驯服」网友骂其汉奸》（作者：范登科）。
[十九]同[十八]，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转刊观察者网文章《李嘉诚儿子李泽楷公司声称：「永久录用」何韵诗》（作者未详）。
[二十]参见红歌会网·文章中心版块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转刊《人民论坛》长篇综述《学者建议清理腐化堕落不合格党员数量缩编三千万》（综述者：贾立政、陈阳波、魏爱云、徐艳红、刘赫）。本文本处所引出自《警惕「四无」干部》（作者：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检察长王立）。
[二十一]同[十六]，第一百〇九页。该段摘编源自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二十二]参见《经济观察报》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文章《扭转民间投资下滑的五点建议》（作者：滕泰、刘哲），第六版〈洞见〉。
[二十三]同[八]，第二页。
[二十四]同[十六]，第二十页。该段摘编源自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文：「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二十五]同[十六]，第三十七页。该段摘编源自二〇一五年二月二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原文：「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以党自居，就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
[二十六]同[十六]，第一百一十三页。该段摘编源自二〇一五年第一期《求是》杂志所刊习近平文章《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原文：「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首先解决好思想观念问题，引导各级干部深刻认识到，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障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
[二十七]同[十六]，第三十页。源出同[二十六]所引。
[二十八]同[十六]，第十一页。源出同[十六]所引。
[二十九]参见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著《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汉译本，郑戈译），第一百〇四页；郑译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六。
[三十]、[三十一]与[三十二]同[二十九]，第一百〇五页。
[三十三]参见腾讯研究院著《互联网+时代的立法与公共政策》，第四百一十页（蔡雄山、卢依〈互联网开放的里程碑：解读美国最严网络中立原则〉，第四百〇八至四百一十二页）；研究院著版本：法律出版社·中国，二〇一六。
[三十四]同[三十三]，第一百四十页。
[三十五]参见我的时政评论文章《「习近平政治经济学」自赚吆喝》，载于《争鸣》杂志二〇一六年四月号。
[三十六]同[四]，与此同时，羽戈还认为反智是一种话语，这种话语「一直由知识分子，而非毫无知识的愚夫、愚妇所呼喊、操纵」。而我在举九千字论文只有三则参考文献且其中一则引自谄媚对象的「清华行为」，则很好地印证了羽戈的此点判断。
[三十七]同[八]，第三百〇七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