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展示几片历史切片，再现一个民族自残的丑恶时刻。
一，毛泽东、刘少奇也维权
1964年底，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四清工作会议”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刘少奇温和地纠正了毛的说法：“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
这次会前，邓小平认为是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一般汇报会，曾对毛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 同刘少奇发生争执后，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一向不受党章宪法约束的毛泽东这次搬出党章宪法，只是借题发挥训斥刘、邓轻视他的权力。毛的底气在于有林彪的军队支持，而不是占了党章、宪法的什么理。
果然毛泽东很快就凶相毕露，指着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打倒国家主席，不管动小手指头还是动大脚指头，那可是在党章、宪法都找不到依据的！毛泽东在桌子上摔宪法、摔党章显然凭的是一股子邪气。
在周恩来的周旋下，刘少奇低声下气向毛泽东检讨了“对主席不够尊重的问题。” 这并没有打消毛泽东除掉他的念头。毛泽东认定刘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还憋着后话要说——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到了1967年8月5日，轮到刘少奇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维权了。面對迫害他的中南海红卫兵，刘少奇大聲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的國家主席? 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
然而红卫兵并不买刘少奇的帐，继续“侮辱我们的国家”，用毛主席语录的小红本子搧刘少奇的嘴巴子——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嘴巴搧的啪啪响，凸显了毛语录高于国家宪法的实质性意义。
刘少奇没有理由不接受毛语录耳光。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一套。” 刘少奇插话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实际还要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的参考。” 正是刘少奇自己与毛泽东一唱一和，确立人治大于法治的“我们这一套”，等到刘少奇自己被迫害时，才想起用已经被他亲手撕烂的宪法做保护伞，那还能遮风雨吗！
在一个独裁者已经拥有超常的权力还假惺惺用“维权”索取更多权力的国度，在一个国家主席用宪法维护自己的嘴巴子不被搧打却不得幸免的国度，普通百姓还能奢望得到什么权力呢？
二，打倒刘达之夜
中国科技大学撮尔小校，庙小神灵小，始终不能揪出一个象陆平、彭佩云、蒋南翔那样震动全国的黑帮人物。在揪出知名黑帮人物直接关乎左派声威的情况下， 科技大学一群被捅了窝的革命马蜂急得嗡嗡转，四处寻找挨蜇的目标。1966年6月的一个傍晚，忽然响起了一阵激烈的口号：“打倒刘达!” 随后多人响应，汇成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
“怎么，刘达被揪出来了？”
“终于揪出来了！这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人流汹涌挤满大礼堂，批判刘达誓师大会即时召开。几位先知先觉者似乎早有准备，即席慷慨激扬地发言。
忽然，扬声器切断了，随后传出一位女士的苍凉颤抖的声音：“同学们！我是王瑜，现在我宣布起义，和刘达划清界限，揭发刘达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接着又是一位男士窨哑沉痛的声音：“同学们！我是钱志道，我也宣布起义……”
原来学校办公室主任王瑜和副校长钱志道登上了大礼堂顶层的电影放映室，那里也是校广播站，二位领导公开表态弃暗投明了。
整个礼堂一下子寂静下来，忽然一位同学打破沉默高呼：“ 欢迎起义！反戈一击有功！” 整个礼堂顿时呼应：“欢迎起义！”接着是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
王瑜、钱志道好像是表演成功的演员，对着热情的掌声不得不出面谢幕。他们打开放映室的窗口，探出半拉身子，对着下面的群众又是挥手，又是鼓掌，如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革命群众。上下热烈互动1分钟许。
忽然，又一个同学跳上舞台，大声喝到：“同学们！我们不要被他们的假起义蒙蔽了！他们两个都是执行刘达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将，现在他们是明批暗保，想蒙混过关！”
礼堂里的气氛陡变，刚才还在鼓掌的手一下子冻僵了。人们似乎恍然大悟，口号声又起：“不许蒙混过关！假起义可耻！” 全礼堂的人都杨着脸对着王瑜、钱志道揮舞拳头,好像要隔空砸向他们的脑袋。
刚才还被革命群众的谅解感动得一塌糊涂的主任和副校长，又一下子吓傻了，两人赶紧缩回身子，砰砰关上窗子，至于他们怎样踉踉跄跄逃出放映室，我没看到这个细节，就不做描述了。
批判会刚结束，近代物理系的总支书记孙文凯高喊：“4系的同学到201阶梯教室集合！” 孙文凯书记仪表堂堂，一身毛料制服笔挺，指挥若定象一位站在驾驶台的船长，他被认为是刘达书记的红人。现在他急如星火召开全系师生会，宣布批判刘达。
孙文凯在讲台上刚开腔，突然从台下窜上几位同学，一位举起刷子嗤一下在他的制服前襟刷了浆糊，随后在他身上贴上大字报。孙文凯被这突如其来变故震慑，他不能破坏毛泽东赞许的革命大字报，那是对抗文化革命运动。他只好象一根柱子一样直挺挺地呆立着，角色一下子转变为被批判对象。
“把谭伯廉也押上来！”
谭伯廉，曾参与设计中国第一台液氢汽泡室，后提拔为系副总支书记，被认为是孙文凯的亲信。
瘦小的谭伯廉怯生生地走上讲台，斜刺里冲上一位叫王昌燧的同学大喝一声：“跪下！”
随即飞起一脚踢到谭付总支的膝窝，他不由自主地身子一晃，矮了一截。这时全阶梯教室的人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矛头转而指向王昌燧同学。王昌燧看到众怒不可犯，旋即随风转向，大声表白 ：“同学们，同学们！ 请原谅我。我的无产阶级感情太深厚了！” 一句话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谭伯廉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鼓舞下，身子又一晃，站了起来。不过脑袋始终耷拉着。
王昌燧同学确有一股子暴力倾向。后来因为涉及打死数学教师周进聪案而被判刑多年，出狱后错过毕业分配，临时在科技大学做个图书管理员，十分低调。但是他没有自暴自弃，潜心钻研科技考古学，并且成为这一行有名的专家教授。
如果王昌燧同学看到我的文字，回忆当年所为情不自禁也生了一身鸡皮疙瘩，那么他就真的自我升华了。
关于打倒刘达的起因，始终是一件拆烂污的事。据说一位驻校工作组人员先说了打倒刘达，人们以为他一定奉了上层指示，也就一拥而上，把刘达糊里糊涂打倒了。
三，“我们等到东方红”
文化革命初期，人们疯了似地“破除四旧”，想破脑袋要做一些比革命还革命的事。中学红卫兵提出交通规则非破不可：革命化的交通规则应该靠“左”侧向前行；红色信号灯应该表示通过。因为“左”代表了“左派”，“红色”是革命的颜色。怎么可以让人们行走靠“右”、见到革命的颜色红色就畏缩不前了呢？是可忍，孰不可忍！
大学生不象中学生那样幼稚，一些人考虑把自己的名字革命化。 有一位同学去掉自己的姓氏，破除用单字或双字取名的陈规陋习，宣布自己新名字叫“兴无灭资”。更名声明旁边马上贴了《与兴无灭资同志商榷》的大字报表示接受这个新生事物——尽管在其他方面还有商榷之处。
另有一伙人在琢磨革命意义更大的事情：要改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名。这个校名冗长罗嗦，强调业务，不突出政治。左派们斟酌良久，新校名定为“东方红大学”。 他们不敢劳动毛主席他老人家亲笔题字，就自己从毛泽东手迹里选了“东方红大学”五个字，或放大或缩小，制作了校徽校旗。有两个同学在楼下窗口满怀豪情地推销“东方红大学”的信封。
很快传来坏消息，清华大学也要把他们名字改为“东方红大学”，而且理由更为充分：“清华大学”是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学校，只要一看到“清华”这两个字，革命群众就想到了八国联军，想到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不改怎么得了！
科技大学的革命群众对于清华以大欺小、垄断革命的做法表示了革命义愤。忽然有人提议：到国务院请愿去，找周总理去！于是一伙人举着“东方红大学”的校旗雄赳赳出发，请愿者挤了满满一车。
同学们气焰万丈地围坐在国务院门口，从黄昏到深夜，一遍又一遍高唱“东方红”歌曲，（好像这顺理成章地成了新校歌）满怀希望地等待周总理接见。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再三说总理工作很忙，一直到明日凌晨，他都有工作安排。
突然请愿队伍里有人喊：“那我们就一直等到‘东方红’！”
多么具有革命智慧的回答呀！于是众人齐声抑扬顿挫地呼喊：
“我们—等到—‘东方红’！”
“我们—等到—‘东方红’！”
……
东方红了，东方白了。最后连西方也透亮了。折腾了一夜，还是没有得到周总理的接见。请愿者只好很不情愿地无功而返。几个月后，大家就淡忘了这件事，好像海潮退过，不见水渍，连泡沫也风干了，只留下沙滩一片白茫茫。
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暗
先声明，我这里说无产阶级司令部黑暗，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司令部就光明了。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失去了权力，也失去作恶机会。相对于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的“现行黑暗”勾当反而少一些。
毛泽东预料用中规中矩的党内斗争手段除掉刘少奇并没有胜算的把握，就出野招唆使无知的青年学生为他火中取栗。他培植了多年的个人崇拜，到了收获的季节。
他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明确发出了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火命令。毋庸置疑，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极其光明正大的，而资产阶级司令部则“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一股配合倒刘的流言蜚语在传播，说刘少奇全是靠溜须拍马爬上共和国主席高位的，所以私下有个绰号叫“溜沟子”。少奇同志本来是共产党员道德修养的模范，毛泽东曾美言“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现在一下子变成靠舔毛泽东的屁股沟子得宠的卑劣小人。共产党的榜样人物，竟象纸糊的一样，一捅一个大窟窿，破烂不堪。
这则流言蜚语固然对刘少奇杀伤力很大，但也伤及了毛泽东。合乎逻辑的推理是：一个让溜须拍马者步步高升的政党不会是一个公正廉洁的政党；一个被溜舔的舒服了就给属下升官，不舒服了就把属下撤职治罪的统治者，一定是一个昏庸、暴虐的独裁者。
然而，合乎逻辑的推理在那个时代是致命的。任何对毛泽东的伟大性、光辉性的微言，都会被冠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同样，对于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定性也是不可置疑的，
否则就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为刘贼翻案。凭以上思想言论罪，都可以判处死刑。毛泽东及其帮派冤杀了多少坚持正常思维的人！
毛泽东非常享受众人山呼万岁的气氛。他把个人崇拜的邪恶力量当作政治武器使用。可悲的是刘少奇、周恩来带头满足毛泽东的这一嗜好，而林彪对毛的吹捧达到了无耻和白热化：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
对于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
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
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
毛泽东失败的经济政策造成了全国大饥荒，林彪却颠倒黑白、为毛开脱罪责、诿过他人。林说：“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
这里林彪不只是“溜沟子”，进一步把毛泽东屁股上的屎都舔干净了。
看来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拒绝卑鄙、发扬正气的地方。那里有太多的黑暗和污浊。
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副司令的夫人就是两尊黑暗女神。江青艺名蓝萍，30年代在上海有一串的风流韵事。公平而言，不管江青三易其夫还是四易其夫，与人同居还是一夜风流，都无关宏旨。但是江青追求零瑕疵的美，要把自己塑造成纯洁圣女式的文化大革命旗手。她授意把赵丹等一批了解蓝萍底细的文艺界人士拘禁起来。有恩于蓝萍的女佣秦桂贞从上海押解到北京，被秘密关押在秦城监狱7年。
所有这些迫害行动，分别通过无产阶级司令部副司令林彪夫人叶群和空军司令吴法宪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许多共产党官僚欺压民众、生活腐化、奸淫妇女等恶劣罪行。但是只要中央文革一宣布他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忠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他们的罪行就被一风吹了。（如许世友、邱会作等）反而揭发过他们的群众被残酷迫害，甚至丢掉性命。可见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反对官僚主义，整顿党的作风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是为了纯洁革命队伍、挖掘革命叛徒的吗？康生75年临终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毛泽东淡淡说了一声“知道了”就再也没有下文，周恩来也就知趣闭嘴。陈伯达也有自首和出卖同志情节，只是在9-13事件之后，基于批林批陈的需要才连带抖落出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副组长皆是叛徒；毛泽东的高徒张春桥是叛徒，说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抓叛徒，那不是毛泽东骑着驴找驴吗？
显而易见，毛泽东只是要借“叛徒”之罪名，把刘少奇的案办成铁案，“永远开除出党。” 至于自己手下亲信也有不少人合乎“叛徒”标准。毛泽东就装聋作哑了。
刘少奇叛徒案彻底暴露了共产党内部斗争一无真理、二无真相的黑社会性质。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择手段，颠倒黑白、栽赃陷害、制造冤狱，还郑重其事地把冤死刘少奇谱写成“第九次党内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庄严地载入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文件。由此类推，人们有充分理由怀疑共产党撰写的中国现代史的真实性。人们痛恨谎言，要求恢复历史真相。共产党撒谎以延续一党专政，人民求真以推动社会进步。哪一种力量光明，哪一种力量黑暗，不用揭示已昭然于天下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只剩下一个不能言传的理由：他要掩盖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七百万人的历史罪责，要把有可能在他死后追究他责任的党内同志——也就是赫鲁晓夫式人物——全面清除。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的最高奥妙就在这里。
后辈共产党首领只要还认为他的权力继承于毛泽东，他们 就不会操刀解剖毛泽东，就不会真诚批判文化大革命。相反，他们还会本能地模仿毛氏做派。薄熙来从毛泽东操纵文革的手段中寻找灵感，他藐视法律，实行人治，用“唱红打黑”的群众运动治理重庆；习近平深得毛泽东“两杆子”定江山的诀窍。他要求媒体姓党，舆论一律，抓紧笔杆子；他要求军队、公安武警效忠，抓紧枪杆子—–薄、习这两个红二代虽然一个在狱一个在朝，但是他们都生活在毛泽东的阴影里，或多或少地继承了毛泽东的反人民性。他们都没有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道德、勇气、和智慧。
彻底批判文化大革命，一定是在彻底批判毛泽东之后。虽然习近平等极力阻止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它的发生又是必然的。
6-13-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