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后，曾经有外界媒体报道说，就在这次“党内民主推荐”会议上，习近平得到的推荐票最高，这成为他晋升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必要条件．
日后看来，这种说法不过是外界媒体依据民主选举得票多者当选的最基本规则主观推断出来的。笔者从相关人士口中得到的消息说，这种所谓的“党内民主推荐”的结果不但不对外公布，而且也不对每个有资格填写“推荐票”的被征求意见者公布。当时的那几百张“推荐票”回收之后，连中组部有资格在场的局级和副部级官员们都只知道票箱被当场密封交由中央警卫局到场人员押运离开会场。日后谁来开封，谁来计票，这些中组部官员们不要说知道，连私下里打听，议论一下都不敢。
不过，在当年内部决策谁更合适被安排为胡锦涛党总书记当然也是中央军委主席接班人的过程中，那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内，看好习近平者比看好李克强者要多，是非常可能的。
关于曾庆红与习近平之间“血浓于水”的关系笔者无需在本文里重复，除曾庆红而外，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贾庆林是习近平在福建省工作时的“老领导”，而在当时那届中央政治局里，除了兼任中组部长的贺国强是习近平福建省长的前任，还有一个王兆国也是福建省长出身，在福建省与习近平共事三年。
笔者在内地的记者朋友曾分析说，当总书记接班人被内定为习近平之后，原来一直被克隆为小胡锦涛的李克强当然不能因此而出局，更何况他已经有过省长和省委书记的任职资历，再加上的他经济学博士背景，所以这一来，输家变成了温家宝．因为在此之前，中共内部人士大都认为胡锦涛在刻意培养李克强，而温家宝在刻意培养汪洋．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的胡锦涛内心是希望李克强出任总书记接班人培养对象的话，那幺温家宝希望汪洋成为自己国务院总理接班人选的表现完全就是毫不掩饰．而当时的被安排进入进入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凡位五十年代出生者之间比来比去，汪洋最适合出任总理接班人是毫无疑问的．
从这个角度分析，如果不是曾庆红和贺国强等人力挺习近平出任总书记接班人选培养对象，那幺自然是李克强出线．而如果是李克强出线的话，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就不是在目前已经看到的结果上进行对调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如果李克强被安排为总书记接班培养对象，那幺习近平根本就进不了政治局常委会，因为在李克强适合担任总书记接班人的前提下，几乎可以断定党内决策层不会有人认为习近平担任国务院总理接班人培养对象比汪洋更为合适．也就是说，如果李克强成了总书记接班人选，那幺习近平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的结果就是仅仅进入中央政治局，然后就是政治局成员中的钦差大臣，如同当时的汪洋和薄熙来一样．
但在习近平被安排为总书记接班人选的前提下，之所以把同样也会进入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只不过是国务院总理接班人选的那个角色安排给李克强，完全是政治局讨论会上的除胡锦涛之外的全体与会者给总书记胡锦涛做脸的结果，所以虽然人人知道从从政履历的角度和国务院工作的角度相比，汪洋绝对比李克强出任国务院总理接班人选更为合适，但在拿习近平与李克强进行比选，从而在总书记接班人选的决定过程中让李克强下线之后，再在李克强与汪洋之间进行比选，那就太不给坐在会议主持人位置上的总书记胡锦涛面子了．毕竟李克强小胡锦涛的形象已经名声在外，如果在出任总书记接班人培养对象的问题上被断绝了可能性的同时连个新任政治局常委的角色都不给他李克强安排，那幺自然会引起外界就所谓胡锦涛的权力受到党内政治同僚的强烈挑战之类的质疑．对此，聪明过人的温家宝不可能不懂，更何况即使他温家宝坚持认为汪洋出任国务院总理接班人培养对象更为合适，也必须遵从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
在当时的几位五十年代出生，已经官到省委一把手的“第五接班梯队预备人选”里，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他们的从政履历和他们的工作能力，工作表现，都早已经证明他们两人都更适合被安排在共产党政治体制内的政治工作领导人，而经济工作领导人的角色，无论对他们两个人中的哪一个来说，都要远逊于汪洋．
与李克强同年出生，比习近平年轻不到两岁的汪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即因为在担任其家乡铜陵市市长时被上级看中了其经济领导工作能力而升任了安徽省计划委员会主任，一九九三年，也就是李克强冒升团中央第一书记那一年，汪洋已经是安徽省分管经贸方面的副省长，而且是以省委常委身份出任副省长，当时即被不少人认为是百分之百的国家领导人苗子．
升任副省级干部五年后，汪洋又被安排为省委副书记兼任副省长，接下来只是因为被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才没有被就地提升为一省之长．而当时力调汪洋进京的，正是已经被内定为朱镕基国务院总理接班人选，深受时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信任的温家宝．
温家宝接任了国务院总理职务之后，立即将汪洋调到离自己更近的地方，安排他出任国务院办公厅负责常务工作的第一副秘书长，并对内对外明确宣布享受正部长级待遇．但即使是这样，温家宝仍然在政治待遇上亏欠了汪洋，因为如果不是温家宝力主调汪洋进京，当时中组部已经计划好要安排汪洋赶在二零零二年中共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出任安徽省长，这样便可顺理成章地被安排进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而且笃定当选，因为中共政权自实行党的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之后，党代表们已经习惯了一种划票模式，那就是先把差额候选人名单上的在位的中央领导人，中央机关正部职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一把手统统打上红勾，接下来，倒霉的自然是那些因为已经内定被提拔为正省部级的在任副省部级干部，最典型的例子便了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已经被内定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的李克强就是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党代表在他的名字下面划了红叉．
回过头来再说汪洋，温家宝将汪洋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后，其政治级别一直停留在副部级直到温家宝二零零三年春正式接替了国务院总理职务．按照中共内部规定的中央各部委原则上只有正职负责人进入中央委员序列的原则，召开中共十六大时，他汪洋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位置上当然进不了中央委员序列，所以只能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
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内容是十六大召开之前，汪洋本来是被安排进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的，背景原因是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已经内定要安排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与温家宝长期搭档，当时在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的同时也担任国务院发展和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曾培炎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空出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职务交给汪洋，所以汪洋当时是以预备正部长级进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的，但党代表们并不知内幕，因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一职的任命是要通过全国人大的，当然不能在党代会的场合里公开讲出中央已经计划某人某人将要接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主任职务的话，于是，就是因为当时的汪洋还是正部长级的副职，即被多数党代表们在其名字下面划了红叉，进入了中央候补委员序列．不过日后笔者所得到的十六届中委落选者的十人名单中并没有汪洋。
中共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的公开报道说：中共十六大上，中央委员预选候选人２０８名，实选１９８名，差额比例为５．１％；候补中央委员预选候选人１６７名，实选１５８名，差额比例为５．７％。
可见，笔者得到的十人落选名单数字首先是可靠的。这十个人是：时任西藏党委常务副书记杨传堂，时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李成玉，时任辽宁省委副书记，上届中央委员张文岳，时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定富， 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时任南京军区参谋长朱文泉，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家瑞，时任海军副司令员张定发，时任总参谋部第五副总参谋长熊光楷，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