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北京29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以51块金牌的成绩前所未有地名列金牌榜第一名，从竞技体育的角度，可以说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是一个令国人满意的奥运成绩。
单从金牌数来看，在这次的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将传统金牌大户美国远远地甩在背后，以至于最后几天的比赛对于改变中美之间的排名变得没有意义，虽然美国代表团所获奖牌总数仍比中国多出10枚，但按照一般的排名习惯，中国体育代表团是这次奥运的最大赢家，中国似乎已成世界第一体育大国。
在金牌历来承载体育之外含义的国度里，这样的成绩足可以满足很多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这时候，主流社会恐怕很难接受“不和谐”的声音，但是，在51次被奏响的国歌声中，有必要认真地为中国体育算一算得失。
51枚金牌的傲人成绩使举国体制赢得了反攻的本钱，8月21日，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魏纪中表示，四十五块金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举国体制是有效的，魏纪中还拿中国足球为例，证明“在条件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将体育）完全推向市场，其副作用是很大的”。不能说魏纪中的话毫无道理。竞技体育对大众体育具有很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高水平的比赛、万众瞩目的明星可以吸引大众对某项体育运动的兴趣，从而调动人们的参与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讲，金牌不是坏事，甚至可以说多多益善。
但是，自1984年落杉矶奥运会至今，奥运金牌显然承担了过多的象征意义，这样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体育运动本身，于是，金牌和冠军的身份与超强权力控制社会中的举国体制结合，至少从两个方面对体育精神构成了伤害。
一，生存与伤病的压力
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不同，中国的竞技体育是由国家包办。各级体育局是“国家”在体育领域的代表，体育局之下，则是成千上万的体工队、体育运动学校，他们承担着选拔体育苗子、向上级单位输送人才、集训等一系列职责，而检验各级体育局及其下属单位成绩的，则是奥运及单项体育运动世界锦标赛的成绩，在巨额资金的支持下，这一庞大的官办体育体系具有世界各国无可比拟的有利条件，也因此保证了中国在重返奥运后的成绩稳步上升。
但无论如何，能在四年一届的奥运上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只是所有官办体育体系产出品中的极少数，竞技体育的特点决定了在极少数人的成功（世界冠军也未必意味着成功）背后，是至少几百倍上千倍的失败者，由于从少年时代起就被选拔出来“时刻准备着，为金牌而战”，这些失败的运动员长期脱离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官方媒体经常以赞赏的语气渲染某运动员为了训练成绩几年都不回家的“事迹”），如果他们最终无法成为世界一流运动员，就会连生存都成问题，随着人们对举国体制弊端的关注，邹春兰、艾冬梅等知名运动员的生活困境成为热议的话题，运动员退役后生活境遇的问题，逐渐被揭开冰山一角，可谓触目惊心。
事实上，除了金牌之外，很多运动项目本可以促使了体育产业的形成，遗憾的是，就在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前所未有的51枚金牌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商业联赛体制比较成熟的项目（尤其是足球、篮球、排球）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全面落败，也就是说，在以体育为生存方式的项目上，中国的职业运动员根本无法与世界高水平运动员相提并论，中国体育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以职业运动员对业余运动员的胜利——在多数国家中，除球类集体项目外，运动员大都有自己的职业，竞技体育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即使没有奖牌，他们也可以有正常的生活，而竞技体育对从举国体制下的多数中国运动员来说，却是华山一条路。
于是，对金牌的渴望便成为一种无比残酷的淘汰过程，当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参与到竞技体育运动之中，竞技体育的大运动量和高强度训练使多数运动员在退役之后满身伤病。体育不仅不能带给他们快乐、健康和财富，反而成为很多人的噩梦。
二，权力主导的举国体制对大众运动的伤害
在赢得奥运金牌上，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可以说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集中便意味着体育资源只能投向少数优秀运动员，而忽视了改善多数人体育运动条件的需要。有人做过统计，中国运动员获得一块奥运金牌的成本为六七亿元，越来越多的金牌便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财政投入，而就在国家财政向金牌战略无限倾斜的时候，中国农村地区几乎不存在任何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爱好运动的城市居民多数只能在清晨的浑浊空气中跑跑步，由于运动场所太少，就连以前曾经对外开放的大学运动场也需要持证才可以进入（临近城市公园的居民可以相对容易地找到一个简单运动的场所）。金牌战略无疑大大侵占了一般民众应该享有的体育资源。据官方人民网报导，中国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平方米，这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平均每万人拥有200多个体育场地的状况无法相比。有调查表明，中国年人均体育消费不足3美元，低于亚洲年人均体育消费的12美元和世界年人均体育消费的36美元，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年人均体育消费300至500美元。
除了不恰当地占据体育资源之外，举国体制的弊端还体现于权力对体育市场的垄断。由于体育局对体育运动的归口管理，商业性体育运动无法获得自主空间。包括商业联赛在内的各级比赛统统被置于权力控制之下，以足球为例，联赛体制搞了多年，但在中国足协的把持下，矛盾丛生，无从解决，而中国足协不过是国家体育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另一块牌子，商业足球运作的直接设计、管理、操纵者仍是国家体育局的任命官员，他们将官场积弊带入商业足球领域，成了中国足球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他们的控制下，从球员的选拔到赛场规则的执行，难有公正可言，而公正本是体育运动发展的首要条件。
概括而言，中国体育的发展走的是是舍大众体育而求精英体育的道路；而在精英体育领域，由于举国体制无法适应商业性竞技体育的需要，以至于在多数职业体育领域，中国运动员根本无法与世界强手抗衡，于是，便只能以国家包办的方式，制造了一种畸形的体育职业——我们可以称之为官方运动员，用这些职业运动员与其它国家的业余运动员进行较量。奥运金牌的收获，基本是这样一种职业对业余比赛的胜利。当我们为奥运金牌的世界第一而欢呼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金牌大丰收的本质。
在我看来，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两大赛事，奥运会和足球世界杯，大体可代表大众体育与职业体育的顶级水平。迄今为止，中国运动员无法在职业体育上与世界体育强国相提并论，而主要靠侵占大众的体育资源为代价，制造一种不伦不类的职业运动员，以取得对其它国家业余运动员的胜利。平心而论，这样的胜利既不值得我们特别自豪，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违体育精神。
51块金牌很容易让国人对中国体育的成绩形成过高的评判，如果这样的胜利使我们继续深陷金牌崇拜，而不能让体育真正回归大众、回归市场，那么，中国体育就会继续怀着四年一届的金牌焦虑症而一条路走到黑，当年，在落杉矶奥运成绩的光彩下，整个中国曾为汉城奥运会的兵败呼天呛地，那么，在08北京奥运之后，51枚金牌的辉煌战绩是否会让中国背上更大的包袱？如果我们将北京奥运视为单纯的胜利，而不能看到金牌之累的代价，中国便会形成奥运金牌依赖症，难以享受体育的快乐，难以理解体育精神，也难以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