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富五车、温文尔雅的价值哲学家，最终变为简单粗暴地撕裂国人共同价值的教育部长——其间的故事，殊值玩味！
2016年的流火七月，似乎充满了兵戈之象。南海仲裁决议引发的舆论硝烟未散，法国尼斯的恐怖袭击突起；中国南方诸省会“看海”窘况迟迟不去之中，土耳其安卡拉却见缝插针般演出了流血政变……世事纷纭，看点炫目，以至于本该成为七月看点之一的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去职一事，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
袁先生主政教育部近七年，是中共建政以来任期最长的教育部长。袁先生上任伊始，即有人在官媒上撰《教育部长袁贵仁：新官上任火未烧,民间期待焰已高》文，高调地宣称：“中学教师、人学学者、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这四重身份，更吸引着人们探究的目光：他将如何展开教育治理思路？人们对履新的袁贵仁铁腕改革，整治沉疴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人们用他名字的谐音，赋予他一个沉甸甸的使命——期待袁贵仁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贵人’”。可惜的是，7年之后，未见有官媒上前为前文作注：民间的期待，到底是如愿以偿，抑或是冷水浇头？他的七年任期，是匡主益人，抑或是尸位素餐？朝廷竟不置一词；而海内外华文媒体对此集体失声，是禁口消音，抑或是无暇费墨？种种疑问，聚成一团疑云，模糊着袁先生告别政坛的背影。
一、卿本佳人
推算下来，1987年袁先生给我们讲授“认识论专题”课程时不过是三十几岁的中青年，但印象中的袁先生却似乎更显老成。他的课不愠不火，但逻辑线条清晰；为人谦逊、儒雅。学生们的提问，并非都能从他那里得到振聋发聩的解答，但提问的问题中涉及的书籍，他几乎无一不知。一位才高八斗的同学对此感喟：“我们都是一滴水，而他是大海”。
袁是北师大哲学系两位创系教授之一齐镇海先生的开门弟子。袁的学术表现更优于教学。他接棒齐镇海的“认识论”，挺进“价值论”。1984年，袁贵仁完成硕士论文《价值与认识》，这是他从认识论转向价值论的开端。1985年9月，笔者刚进入北师大时，袁在《哲学研究》发表《论价值真理概念的科学性》一文，开始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价值论争是新时期以来继“实践标准大讨论”，“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大讨论”之后最为重大的哲学议题。虽然胡乔木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钦定种种条条框框后，后者较前两者，参与的广泛度和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但这场讨论无疑为解放思想、回归原教旨的、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找到另一个出口。袁先生是这种努力的推动者和促进者，站到了时代和学术的前沿。他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德顺先生一道，成为八十年代中晚期在价值哲学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位中青年学者。
卿本佳人，是真正的读书种子。然而，1989年的学潮，改变了袁的学术人生。
学潮中，袁先生的表现如何，没有太多的印象。没有印象，但至少说明他没有做让学生过于反感的事情。学生绝食期间，他去过天安门广场。恰逢有飞机飞到广场撒传单，他指着天上的飞机咬牙切齿说：“政府无耻！”作为老师，能这样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即使在当时的中青年教师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同学们听了他的话，更增添了对他的爱戴。
后来屠城发生……一个炎热难眠的夏夜，我们几个即将毕业的朋友坐在主席像旁边的葡萄架下，聊天到半夜。
我们远远地看到，袁先生一副心绪不宁的样子，在教工宿舍楼下走过来、走过去，走了好几个钟头。大家有些担心他，议论说：袁先生是不是要挨整了？
那一夜，仿佛诗歌里说的，我们升起风马，祈福，不单单是为袁先生。
事情的发展却让所有的担忧变成了笑料：袁先生不久节节高升。再回放一下，89年的那个夏夜，袁先生走过来、走过去，他内心在为啥不安？
朋友们后来分析说，那个时候，可能有大人物找他谈话了，要重用他，要他出任学校“六四”清查小组的组员。那时他是一个声誉日隆的学者，在那个特殊时期出山，似乎有污清名。
干？还是不干？哲学家也碰到了哈姆雷特式的问题。经过无数次内心的挣扎，答案最后定格：干！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那么良知呢，良知还在。试想，我不干也会有人干；我去干，还可以多保护一些人呢！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人的逻辑。
二、比好人逻辑更强大的逻辑
学生当然愿意选择好人的逻辑来猜度自己的先生，但即使袁先生心怀善意的逻辑真正进入官场，他的逻辑碰到了更强大的逻辑，结果可想而知。
原《师大周报》主编高新称：“北京师范大学因为‘六四’先后有二十七名学生和教职工入狱。”受到其它各种惩戒的师生可能更多。笔者所熟悉的朋友中，有一位经济系的高姓同学，品学兼优，北京宣布戒严后，他和一些同学去红庙那里参与堵军车，其中有人把一辆无人军车上的电台设备卸下拿回北师大，结果他们被打成抢劫团伙。高一审被判11年（所幸的是，他上诉后碰到的法官是北大毕业的一位女士。提审他时，称她自己能力和权力所限，只能改判到3年。高3年后出狱，为找工作，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经济系系主任，希望系里能开一个证明，证明他在师大读过3年书，但没有得到回音。N年后，系主任退休后回顾自己的人生，想起了这件事，辗转多人，找到高并请高去他家作客，为当年没给他出证明深表歉意）。
刘晓波是袁贵仁先生读研期间的室友。他出狱后，不但被北师大开除公职，竟还被注销北京户口，而且在他出狱当天，也是北师大派人将他直接送往大连父母家。其时，刘并没有被正式逮捕，更谈不上定罪量刑，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是不能注销户口的。刘自此成了“无业游民”，后来荣膺诺贝尔奖。
上面的两个例证，似可说明当年北师大的六四清查小组并没有人们臆想中的那样尽力保护师生。袁贵仁先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更是不为外人所知的黑洞。但是，短短几年后，王德邦（笔者在北师大的室友）的遭遇，却像一面棱镜，折射出袁先生零散的形象。
王德邦同学这样记述：
“1993年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后，四月参加了面试。我记得当年人大哲学系（我报考的专业）招收5名研究生，面试就是5人。当天两名面试的老师在面试结束后他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就通知我下午到研究生办公室去拿一份调档通知。当天下午2点多钟，我前往人大办公楼研究生办取通知，记得在上楼时还碰到了刚刚取了通知的另一位跟我一块参加面试的同学，她向我出示了刚拿到的一份简单的盖着人大研究生办公章的通知，并叫我快去取吧。当我上到楼上研究生办时，发现那里面只坐着一位50多岁的女教师。我想这人应该就是发通知的，于是就上前问好并说明来意。她问了我的姓名，随后就在一大叠通知中寻找。她反复找了几遍，自语着：‘奇怪了，哪里去了呢？’
“……我在当年的5月初又再次回到北京，并在回京后第二天傍晚直接找到人大哲学系党支部书记的家中。我记得他是姓魏。当我敲开那支书家门，并自报家门时，那支书不等我说明来意，就直接说我的情况他知道了，并非常客气地叫我坐下，跟我说这件事不是他们人大的原因，他们接到了一份材料，他们有压力，最后他建议我回到北师大去开一份八九年在那场民主运动中没有问题的证明，并且一再承诺只要有这个证明，他们人大就肯定接收我读研。……当天晚上就回到了北师大，并找到了当年我的班主任。班主任见我考回北京时极为高兴，当我将情况说明后，她一再表示同情和要帮忙。并且就在她家中，当着我的面，她拨通了一位曾经教过我，当时已经是北师大副校长的老师的电话，请他出面来帮忙。在她将情况陈述清楚，并明确表达希望他帮忙后，对方让我们稍等等，他说跟有关方面联系一下。我们就在电话机边聊天等候消息。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那副校长打来了电话，大意是说：由于当年学校清理整顿小组已经解散了，现在没法找到当年参加那个清理整顿小组的成员，原因是没有人承认参加过当年的清理整顿小组工作，而要证明八九年的事，只有那个机构与参加的教师出来才能有效……
“我作为一个公民基本的受教育的权利就这样被无端剥夺了！”
王德邦有意没有提及的是，那位时任北师大副校长的老师，就是袁先生。这位未来的教育部长竟然成了剥夺自己学生受教育权利的直接责任人！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今天少了一位“人大校友”，却多了一位站在维权第一线上的著名异议人士王德邦先生！异议人士往往就是这样炼成的。
似乎短短几年，权力欲干掉了良知。之后，袁先生以加速度在官场飞奔。
三、一个时代的节点
“六四”无疑是当代中国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节点。一方面从世界范围看，可能从此改变了人类的走向；另一方面，面对这一事件的不同的情感、态度从此也撕裂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六四”之后，中国的士人做出了各不相同的选择。一部分人从此义无反顾地走向与天朝体制彻底决裂的道路——如同《环球时报》胡锡进挖苦学生领袖周锋锁：“周这样的人像是白过了26年，世界上潮来潮走，他们却像沉到河底的石头，拒绝移动半步。他们的表达与修辞，对‘理想主义口号’的迷恋，使他们看上去甚至更像化石”；另一部分人如同袁贵仁先生这样，借机进入体制，成为体制的一部分（也许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当年的初心是进入体制，然后改变体制）。
前述的这两类人大约都是极端的例子，更多者则是随波逐流。当然在随波逐流中，也偶有他们个人的自选动作。笔者的硕士论文评审老师童庆炳教授就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例。
童先生被坊间誉为“中国的诺贝尔奖之父”，刘晓波和莫言都是他的门下弟子。这位老先生既有“想拉着莫言的手，和习总书记一起照张相”的惊人之语，又常常提这一个，也不忘提那一个，不忘刘晓波，公开表示“希望他珍重”。几乎每年大年初三，他都会登门拜望“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创始人丁子霖夫妇。他仙去之前那年的正月初三，我与丁老师通话，丁在电话那一头很着急，因为童先生出了师大校门，在雪地里等了很久，打不到出租车……
之所以引出这些小故事，是想说明，对不同的选择，我们需要有“同情的理解”。
对于袁贵仁先生的选择，也理当如此。遗憾的是，袁先生后来似乎走得太远了。
笔者查询自己的日志，2009年有这样的记载：“11月1日，北京下了场大雪。雪中同时得到一条好消息和一条坏消息。好消息是周济院士离开教育部长岗位，‘另有任用’。网友对周的去职几乎是一边倒的叫好声。回忆周在任6年，教育界问题迭出，旧的问题似乎一个也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却不断破茧而出，苦恼百姓，困扰当局。其实无论对平息民怨，还是解脱周院士，周的去职都是好消息；一条坏消息是袁贵仁老师就任教育部部长。之所以称袁部长为老师，是N年前听过袁贵仁的‘认识论专题’课程。袁老师曾经是一位优秀的学者，80年代末期走入仕途，20年来政声似也不错，但很难想象，一位以仁为贵的温文儒雅的学者能担当起大刀阔斧、破解目前教育难题的破局之人……”
看来，笔者当时对袁先生的态度大约还是“同情的理解”式的，虽然对其改革中国教育完全不抱希望。中国的教育体制，宛如一碗“坚硬的稀粥”。一位曾经担任过高教司司长的老者亲口向笔者谈及当年推行“素质教育”的内幕。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李鹏白天日理万机之后，很晚回到家，却被正在念小学的孙子求助作业。李费尽脑汁，却无计可施，于是深夜致电教育部领导，命令“减负”、搞“素质教育”……这个“内幕”是否是史实，可能需要前述的孤证之外的更多证据。但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由于教育所涉及意识形态、国家主权等方方面面的特殊性，教育部长可能是各部委中最无权的弱势人物，根本没有机会对教育负责。此种情状是中国有教育部以来的共性，新、旧中国别无二致。所不同的是，民国有范，是因为民国真有如蔡元培等“学为人师、行为人范”的模范人物。当年，蔡元培向袁世凯当面坚辞教育总长，袁世凯以“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相留，蔡元培脱口而出：“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而在新中国，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世间早无蔡先生！更多的先生却在时代所谓大潮的裹挟下，脱去青衫，赤膊上阵角逐于权力、名利场，成就了大大小小的袁先生。
四、皖派痞子腔
有一段著名的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人之间进行的私房话。两人交接直隶总督前后的某日，当年的学生去拜谒请教老师。曾此时被天津教案事弄得狼狈不堪，见面后不等学生开口，便先问道：“少荃，你如今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便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作何主意呢？”李鸿章说：“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正色说“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
当年读到这段掌故，不知皖人所谓“痞子腔”为何物。后来常常在媒体上与皖人袁先生不期而遇，似乎对此有了鲜活的感受。
如2013年两会期间，中央台记者就如何解决择校乱收费、如何让大学之大不影响高校高质、如何改革高考不再让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压垮孩子等问题专访袁先生，袁先生竟然回答说：“取消高考会让有钱人占便宜。”
2015年初，笔者驱车在麻省的乡镇小道上，听到当地电台中，提及袁贵仁的名字。袁先生那一次成为全球的焦点人物，美国的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华尔街时报》都做了充分的报道。原因是袁贵仁在教育部学习贯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表示，要加强对中国高校的意识形态管理，“决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教材进入我们课堂”，还提出了三个“决不允许”，包括“决不允许各种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此番言论曾引起舆论的广泛讨论和抨击。有人搜索到他从前的言论：2011年3月，袁贵仁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的联组会上提出，应通过引进外来资源让中国的教育感受到外来压力，以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据有关报道引述，袁贵仁说：“我们学习国外，无论是穷的富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有利于我们建设的，都可以学。”对于袁贵仁的“出尔反尔”，引起网友这样的愤怒：“可怜的教育部长袁贵仁，2011年时还说引进外国教材，三四年后却开始反西方价值，为了一星点的权力，人格全不要了。”
2016年两会期间，有《华尔街日报》记者问袁先生：“你去年说西方价值观的教材不适合课堂，希望你可以解释一下，西方价值观具体是指什么？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好像是西方的一个概念吧？另外，想请教你，教育部对这些有西方价值观的教材如何处理？”
对这些问题，袁先生做了长逾6分钟的回答。有兴趣的读者诸君极易在youtube中找到。那神一样的回答，可能算得上皖派“痞子腔”中的极品。
一个学富五车、温文尔雅的价值哲学家，最终变为简单粗暴地撕裂国人共同价值的教育部长——其间的故事，殊值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