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在好几个海外研讨会上，一些与会者都要情不自禁地评论一下今年6月初的那件涉及中国的外交风波：中国外交部长在加拿大首都的记者招待会上怒气冲冲地训斥一位加拿大女记者，马上引发了加拿大媒体的广泛抱怨，然后记者团体跟进一步向加拿大的反对党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投诉，最后终于闹到该国总理特鲁多亲自出来平息这场“记（者群）愤”，说他本人已经关注此事，当面向中国外长表达了加拿大官方的不满。
这场外交风波其实没什么特别重大的份量，却闹得半个世界都知道，而且一直议论纷纷，因为在国际上很多观察家都把此事和目前的几件大事——南海争端、美中军演、台湾政情、杭州G20峰会——联系起来评论，往往作出中国是“强国崛起、全面称霸”的辛辣解读。
本篇评论力求站在政治文化和行政体系比较的层面，对中国外交官训斥外国人这类公开表现，作出同情理解的适度诠释。同情理解（sympathetic interpretation）在这里的意思是：即便你不同意对方的说法或做法，也能置身于对方的情境中真切理解对方为什么那么说那么做。中国毕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包括军事和安全事务的最重量级参与者之一，同情理解中国外交官的某些引人注目的表达和表现方式，至少有助于抑制从最坏的可能去测度对方的恶性互动循环。
革命外交的传统和理性立场的护罩
首先我们要理解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是源于“革命外交”谱系的，虽然当下北京已经不再对外频繁使用这个术语，但革命外交的传统并没有截断，其核心精神是把外交当作“斗争”和“战线”，把外交场合当作“战场”。如果把上面提及的那场加拿大风波放在革命外交的传统里看，它并不特别地刺激人。20世纪下半叶最令人难忘的革命外交事态，还是苏联所展示的那个超级大国总理的那一言和那一行：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时面对着美国官员说“我们要埋葬你们”；1960年10月在联合国大会上被菲律宾代表所激，惹得赫鲁晓夫及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脱下鞋子敲击桌子，事后被罚款。
如果我们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一位够格的革命外交斗士，当属江青。1972年2月她接待首次访华、得意于自己破冰之旅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表现也可圈可点。当江青陪同尼克松观看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时候，他试图表现出西方绅士的风度，江青却咄咄逼人：“你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来？”所幸舞台上此刻革命音乐喧声大作，免去了尼克松的麻烦——他得费力辩解美国1950年代的麦卡锡反共主义和1960年代越战的政治险阻，令任何美国政界高层人士不敢跑到反帝堡垒中国来（Ross Terrill, The New Chinese Empir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Ch. 10）。
假如我们不仅仅局限于高层官员的圈子，中国革命外交的生猛表现，还有一个非同凡响的实例：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武装冲突，你轰我炸，双方死伤不轻。苏联最高层担心边界局部战争失控，想与中国最高层对话了结冲突。苏联总理柯西金亲自通过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直接讲话。中方的话务员一听对方是“世界革命的大叛徒”柯西金，未经授权，就擅自把对方大骂一通：“修正主义份子！你是什么东西，配和我们伟大领袖讲话？”随即把电话挂了。时任中国第三把手的周恩来为此极为恼火，亲自向一把手和二把手毛泽东、林彪写信反映（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403页）。
不过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外交传统中高层官员的火爆表达，未必就是该官员的真实政策立场。有时恰好相反，火爆表达者私下里可能持有非常理性客观的见解，他在公开场合下的革命怒火式表示，是为着在适当关头提出稳健政策建议而设的保护罩。我们很多人都记得外交部长陈毅当年那番震撼东西方的公开叫板：美帝国主义你有胆量就打过来，我等你这么多年了，头发都等白了！可是这位多年里被外界视为“极端好战分子”的外交部长，1969年9月中旬却私下里给北京决策层建言：中美之间有必要举行部长级或更高层的会谈，以缓解中国的国际安全处境（Barbara Barnouin and Changgen Yu,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8, pp. 139-144）。
名义上的对等和背后的不对等
除了以上两大方面，第三个因素也很关键，忽视了它，我们就难以同情地理解中国外交官的某些表达和表现方式为什么是这样那样，此乃“级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是总理周恩来本人兼任（1949-1958年），第二任部长陈毅是副总理兼任（1958-1972年）。他们是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级别的，也就是说，是党政核心领导圈的成员。参与顶层决策、知晓顶层意图、有正常机会向顶层反映外界动向，使得他们在公开场合下说话既有底气也有分寸，知道如何周旋拿捏。
而最近几届的中国外交部长，就是正部级，既不是国务委员（字面上相当于西方的内阁成员），也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更不是政治局成员，距离当下的党政顶层隔了好几个台阶。这就使外交部长在公开场合下，表达和表现俱受沉重的约束。绝大多数时候，他只好宁硬勿软，宁苛勿松，宁狠勿柔，总之一句话，宁左勿右，此乃官场之常情，每个稍有社会阅历的中国人都明白。即便我们目前尚无法从中方当事人那里直接获知其中的种种细节，也能够从和他们打过交道的外国政要那边，侧面透视其中的一些奥妙，以下是近期的两个实例。
其一是2001年4月1日发生的美国侦察机和中国军机相撞事件。中国军机坠毁，美国机组24人迫降在海南岛，这对美中关系是突发的严重危机。尤其考虑到美国的政治生态现实，当务之急是要中国把他们的人释放回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先前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火烧眉毛地给中国外交部长打热线电话，可是没人接话。多番周旋之后，焦头烂额的美方才跟中方说上了话，危机逐步缓解。（Shirley A. Kan, Richard Best et al, “China-U.S. aircraft collision incident of April 2001: Assessmen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10 October 2001, Order Code RL30946）。事后不久鲍威尔赴新加坡出席亚太区域安全会议时，亲切地握着中国外交部长的手说：下次遇上这种紧急重大事件，我给你打热线电话，请你务必马上接听！中国外交部长笑笑点点头。
当笔者看着电视上鲍威尔对记者复述这个细节时，很是感慨：你们美国高官实在太不了解中国的决策过程了！发生这等突发大事件，中国的一个正部级官员怎么可能立刻跟你对话？那要经过多少级别、多少系统、党政军情报警察一路下来都搞定了，才能轮上外交部长去跟美国外交部门首长传话。你以为中国的外交部长等于美国的外交部长（即国务卿）呀？稍微熟悉美国政治体制的读者都知道，就外交事务而言，美国国务卿是直接向国家元首、三军统帅总统本人负责的，二者之间没有更多的层次隔开了。而在中国的体系里，二者间隔了多少层次？
其二是2010年5月2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率领代表团来北京参加第二届“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希拉里以前虽然也来过北京，但那时是以第一夫人身份来的。这次她作为美国外交部门首长来华，率领的是一个200多名官员的庞大代表团，其中有好几位正部级和副部级的美国官员（“US-China，top-level summit talks in Beijing to address world affairs”MercoPress, 24 May 2010）。会议结束希拉里回到美国，对记者诉说这番谈判是多么重要多么艰难，其中提到一个生动的细节：当她走进会议厅的时候，中美双方代表团高官名字的牌子摆在两边的桌面上，她朝中方那边看，正对面却看不到中国外交部长人名的牌子，就问：“Where is my counterpart?”（“我的对应官员在哪儿？”）在这个场合，中方正面座次的官员首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然后是书记处书记，然后是国务委员，再然后是部长，等等。
令希拉里不解、发出疑问的缘故，和上述鲍威尔的例子是一回事：她以为中国的外交部长就等于美国外交部门的首长。严格讲起来，在当今的中国行政体系里，没有任何一位单个的官员，堪称是美国国务卿的“counterpart”，你得要数一串中国官职才能跟美方对应。
理解“中国特色”的起步
以上两个实例是笔者讲述比较政治社会学和国际关系课程上极具启迪价值的素材，有助于让西方学生明白中国行政体系的异常复杂性。笔者费力解释完以后，总是要用一个比喻：你们西方的行政系统像三明治，我们中国的行政系统像千层饼。理解你们西方的国家治理架构，主要看纸上是怎么写的；理解我们中国的国家治理机构，主要不看纸上是怎么写的。诸位欲搞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必须从这里起步走。
末尾要说明一下，本篇评论里所列举的实例，没有写明最近几届中国外交部长的名字，因为笔者并不是针对具体个人而发这些议论，实乃借这些案例来解析中国的政治文化和行政体系。本文开头所说的“同情理解”，这个考虑也是包含在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