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死捍卫”，是文革术语。文革中，各界群众用这一术语表忠心：“誓死捍卫毛主席”。“防政变是今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政治工作”，这句话，直截了当，赤裸得无所忌讳，符合习近平这个北方人当政的特性：直来直去，无所遮掩，毫无含蓄。
再次证实，党内高层斗争，你死我活的烈度，远超外界想象。
文中提到，文革期间，毛泽东曾在武汉身陷危境，驻地遭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包围和冲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幕后支持群众，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遭到群众揪斗。平时不坐飞机的毛泽东，破例乘飞机逃离武汉。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都曾大念“政变经”，显示党内斗争激烈，高层人人自危，人人都没有安全感。如今，习近平阵营具有同样的危机感。
文章主要篇幅，以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为教训。因赫鲁晓夫当政期间，推行改革
，限制高官特权，得罪大量高官、干部等既得利益集团，最后遭党内领导层（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政变推翻。文章由此总结：“勃列日涅夫集团才是苏共亡党亡国的掘墓人。”这颠覆了中共官方的惯有说法：“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亡党亡国的掘墓人。”实际上，在从前其他媒体的类似文章中，也有亲习学者以戈尔巴乔夫被党内同僚政变推翻为教训，告诫“深化改革”的习近平，堤防党内暗流。
文章联系到习近平，上任后反腐、打虎，“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沉重打击了贪腐集团”，因而发出警惕性的诘问：“谁是当今中国的勃列日涅夫？谁是当今中国的勃列日涅夫集团？”
需要指出的是，亲习阵营以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比喻习近平，在现实中构成悖论。因为，习近平当政，以左的面孔示人，以左的手段整人，以左的意识形态治国理政，如何能与力主政治改革、亲自由派思想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划上等号？
或许，可以反过来理解：如果习近平一上台，就以右的面孔示人，以亲自由派的姿态反腐和打虎，以推进政改的手法治国理政，那么，可以想象，还没有抓牢大权的习近平，更可能，或更快地，就蹈入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覆辙，遭党内既得利益集团推翻。中共方面，已经有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前车之鉴。
无论是出自其骨子里的红色基因，还是权且的政治谋略，习近平一上台，就举左旗、朝左转，以保党和救党的姿态出现，至少让他在党内获得安全感。尽管，这种安全感，也只是相对的，远非绝对的。
就在拿赫鲁晓夫比喻习近平的同时，这篇文章列举“可能发生的政变形式”，第一条，称：“贪腐集团及其扈从以宪政的名义发动政变。”这再次构成现实中的悖论。既然是贪腐集团，即，既得利益集团，最畏惧的，就是宪政，就是阳光下的监督与制衡。
或许，也可以反过来理解：正因为习近平以左示人，以左领政，反而把右的空间让给了党内政敌，后者在无计可施之下，不排除以支持党内外宪政呼声来瓦解习阵营。由此观之，如果习近平左的表演过了头，左得离了谱，也可能从另一个方向把他自己逼到墙角。因此，习近平们切莫以为，左就是绝对的安全，朝左就有绝对的安全感。
第二条，“贪腐集团利用分裂恐怖主义势力。”这让人联想到2014年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大爆炸，维吾尔人制造了自杀式攻击，当日，正是视察新疆的习近平在乌鲁木齐停留的最后一天。有传言称：周永康亲信、时任国安部副部长的马建，故意向维吾尔反抗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泄露了习近平行程。马建于2015年1月被捕下狱。
文中还提到“贪腐集团在某些重要的会议上突然发难”的政变方式。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北戴河会议变得如此敏感和神秘，一边说取消，一边却继续；表面上说休假，实际上还在开会。其他会议，也都是戒备森严，日盛一日，动辄海陆空立体设防，军队武警双重保驾。
在分析了政变的四种可能性之后，文章提出“对抗政变的政治策略”，包括“除恶务尽，免受其害”和“情报工作要多条线”等四项对策。考虑到这篇长文发表在如下的时间点和背景下，对中共高层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怎样估计，都不为过。
——包括习近平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在内的中共高层，正在北戴河以“度假”为名，召开秘密会议。据信，会议的主题是十八届六中全会要确定的人事问题，事关明年十九大的权力重组，对习近平的前途至关重要。
——天津大爆炸一周年，这起相当于原子弹威力的巨爆，幕后原因至今成谜。极可能的谜底之一：当时，即去年北戴河会议期间，党内政敌策动惊天爆炸，试图一举端掉以习近平为首的领导层。而就在去年北戴河会议前夕，习近平和王岐山采取突袭手段，逮捕了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事后放出风声：周图谋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发动政变。位于河北省的北戴河属于周的管辖范围。而这个周本顺，乃是前“政法王”周永康的亲信。
——今年北戴河会议前夕，再传突袭行动，两名前上将应声落马。他们是：前政治部主任李继耐，前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至此，已有五名前上将在“军中反腐”的名义下落马。包括两名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前空军政委田修思。这显示，习近平对军中江派势力的追剿仍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