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 独立评论员

 


宁可赖在体制内喝汤，也不愿走出体制去吃肉，这不是什么精神，这是一种精神病。

 

多年以后，回忆起「​​风雪山神庙」的那个夜晚，林冲不无感慨。要不是被高俅、陆谦这帮奸人逼得走投无路，说不定他今天还在沧州牢城老实本分地看着草料场、守着天王堂。即便刑满释放官复原职，也不过是东京城里一个唯唯诺诺，见到长官就得点头哈腰的局级军官，哪里会有后来梁山五虎、「豹子头」的赫赫威名？

 

与林冲作相同感想的，梁山上还有一大波人。他们中除了有像林冲这样被体制硬生生逼走的，也有自觉自愿主动炒体制鱿鱼，撂挑子不干的，比如鲁智深；还有不少是被体制外的反动分子或赚或骗或擒出体制的，就像杨志、徐宁、秦明、关胜等，但无论是哪一种人，也不管他们以何种姿势离开体制，但无一不在转身离开以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赢得了从前无法想像的名声与威望。

 

今年是北宋亡国889周年，相比这前一个「赵家王朝」，当今社会无论体制内外，其内涵与范围都已有了巨大的延展。体制不再仅仅局限于公门衙署，文体学医、九流十家，无一不被体制收编或染指；但另一方面，走出体制也不再意味着只有落草这一条去路，经商创业自立门户，哪一种活法都能活的有滋有润。虽说体制内外的对立冲突依然无可避免，公门中​​人的自我优越感多少还有些残留，但体制对个体的诱惑无疑正在一点点的消损，近乎沦为负值。

 

转折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不要说私企老板、IT新贵了，就是跟写字楼里的广大中产白领相比，如今体制内的那些工作，无论是当公务员还是做教师、医生、党报写手，其收入都只能用呵呵来形容了。比如近期新闻人物刘伶利所在的教育行业，你以为只有民办的兰州交大博文学院才这么抠门吝啬，只有同等博士学历的前房地产商陈玲院长才如此见财忘义吗？森破（Simple）！发明了「蚁族」概念的廉思团队曾对大学青年教师生存现状进行过调查，结果他们选择用「工蜂」一词来形容这个群体——工作辛苦、收入微薄。用我一位在大学教西洋美术的朋友的话来说，现在在大学当老师，如果没有外快只靠工资，养活自己都很困难。

 

大学老师尚且如此寒酸，中小学教师的境况就更加可想而知了。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都喊了有20年了，执行情况如何，除了天知道只有鬼知道。况且，即便是正牌编内公务员，其收入待遇也高不到哪里去。就拿没事经常骚扰我、公款请我喝茶的那拨人来说吧，据我打听，他们的年收入大抵只相当于我的一半，这让我每次面对他们时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优越感，感觉自己不是在配合工作，而是在施舍乞丐，那滋味，真叫一个酸爽。

 

除了经济因素，体制内动辄得咎的生存状态也让人不寒而栗，不仅普通公民正常的批评建议唱反调的权利被剥夺了个一干二净，甚至家里碰上强拆亲人遭遇不公你还必须忍着，不能伸张不得维权，否则就是丧失党性、缺乏大局意识。要是谁一时犯浑，错把这届「赵家人」当成900年前的那届「赵家人」，也学苏辙动不动就在网上发封「我在路上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的公开信，或者像柳永那样，求官晋升不得反唇相讥，说些什么「奉旨填词」的风凉话，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下场请自觉比照郭恩平。

 

对于那些一心只想往上爬，为此甘于几十年如一日「装孙子」的人来说，这般「卧薪尝胆」也就罢了。可据我观察，大多数人去公门当差不过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虽然干不出雷横、朱仝那样的壮举，但也多半没存董超、薛霸的心思。既然就是一饭碗，到哪里不能吃，没听说过教培机构的老师收入N倍于学校吗？没看见过自媒体底下几十上百的打赏人数吗？何必苦了自己、坑了家人、坏了心情、害了肝病，出门左转还要被隔壁老王骂「有党性，没人性」？宁可赖在体制内喝汤，也不愿走出体制去吃肉，这不是什么精神，这是一种精神病。

 

西方俚语有云：一流之人做实业，二流之人做学问，三流之人当公务员。切换到当下中国的情境下，那些还在贪恋体制的人，除了证明自己一无是处，只能依靠体制包养外，还能有什么呢？如果你自觉不是这样的人，那么还犹豫什么，Come Baby，是时候「打开玉笼飞彩凤，挣断金锁走蛟龙」，全面逃离体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