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古希腊遗迹（网络图片）
【内容摘要】学术界相当普遍地认为，希腊自古以来就是西方。这种观点的具体含义是：西方特别是希腊，自古以来就与东方特别是中国不同，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东方∕中国和西方∕希腊是世界上两种本性不同的民族，而且这种不同的本性将永远保持下去；惟其如此，才构成丰富多彩而又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多元世界。本文认为，上述观点是错误的。西方，包括希腊，并非自古以来就是西方。即便是希腊，在远古时代，在文化上也完全是东方性的。前希腊文化上的东方性，在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就是，文化专制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虚伪性。
【关键词】前希腊社会；文化；专制主义；意识形态；虚伪性。
【作者简介】顾乃忠，中共江苏省委党校退休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研究。
前文主要考察了前希腊社会的政治形态。不言而喻，在前希腊社会的政治形态中，我们不难找到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形态的某些影子。本文主要考察前希腊社会的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看看我们能否从中找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某些影子。
第一，前希腊社会的文化专制主义。
前希腊社会的城邦统治者为了维持其专制政权，不仅抓枪杆子，而且抓笔杆子。前希腊社会抓笔杆子的理念和方法就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前希腊社会的文化专制主义从柏拉图的思想主张中可见一斑。
柏拉图的文化专制主义主张充分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并且是在“培养公民美德”的名义下贯彻的。柏拉图为了建立乌托邦的理想国，十分关注教育，他的《理想国》一书以惊人的篇幅反复地讨论教育问题。他把教育称为城邦的“惟一重大的问题”，把城邦视为一个教育机构。柏拉图认为，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公民的美德——只有培养了公民的美德，现有的统治秩序才不会发生变化；而“为了培养美德，儿童们起初听到的应该是最优美最高尚的故事”。[1]因此柏拉图主张，教育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对原有的教育内容进行审查和删改。比如在诗歌、戏剧和故事中，把神描写成不道德或把英雄描写为放荡不羁的，都会对读者产生错误的诱导，描写地狱的可怕和战争的恐怖等情节，也会对公民的勇敢的美德产生消极影响，所以都要予以删除。柏拉图批评荷马和赫西俄德，认为诗人们的哀伤情感危害了青年人的尚武精神，因此他们的诗和故事也应被列入删除之列。柏拉图还主张对音乐的曲调、演奏用的乐器、绘画雕刻创造的形象都要进行审查，凡是对塑造“公民—战士”的灵魂有害的甚至仅仅“无用”的都应该禁止和消灭。[2]
那么，在删除了这么多故事、诗歌等内容后，可以用来教育儿童和青年的教材从何而来呢？柏拉图主张，国家即城邦的统治者应该制定出统一的标准；规定“故事要在这个标准下说，诗要在这个标准下写”。[3]柏拉图还以城邦统治者即缔造者的身份强调：“缔造者应该知道，应该让诗人按照什么路子写作他们的故事，不允许他写出不合规范的东西”；除了不允许对孩子讲那些庸俗、恐怖和放荡的东西外，“我们还必须强迫诗人按照这个意思去写作”；对诗人和教师、绘画师和雕刻师等任何行业的艺人都必须强迫他们这样做，“哪位艺人不肯服从，便不让他在我们中间存在下去”。[4]在这里我们看到，柏拉图为了实现他的宏伟而高尚的目标——实际上是为了维持传统的专制政权——，已经杀气腾腾了。
柏拉图无疑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文化专制主义者。然而，如果有人认为柏拉图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文化专制主义的始作俑者就大错特错了。这里有两点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柏拉图的文化专制主义主张不是由他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前希腊社会长期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的《理想国》以斯巴达为原型，他的文化专制主义思想也是对斯巴达管制教育和思想的理念和经验的总结。第二，我们知道，柏拉图是“处于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交界处的”即希腊社会由“东方世界”向“西方世界”过渡时期的思想家。[5]在柏拉图时期，前希腊社会的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处于垂死挣扎的阶段。垂死挣扎阶段的文化专制主义尚且如此专横和猖獗，如果我们追溯它的兴盛时期即迈锡尼时代和克里特时代的希腊，可以肯定那时一定“焚书坑儒”无数，文字狱遍于国中。只不过因为年代久远，现在我们已经不掌握这方面的资料罢了。鉴于上述两点理由，我们有根据断定，前希腊社会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第二，前希腊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虚伪性。
前希腊社会的专制主义，尤其是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必然遭致人们的反感和反对。为了降低人们的反感和反对程度——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尽量赢得人们对包括文化专制主义在内的整个专制体制的好感和拥护，必须进行虚伪的意识形态宣传。一切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都是如此，前希腊社会的政治制度亦如此。
像前希腊社会的文化专制主义必须从柏拉图的文化专制主义主张中考察一样，前希腊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也必须从柏拉图关于意识形态虚伪性的主张中考察。关于柏拉图的意识形态虚伪性主张与前希腊社会意识形态虚伪性之间的关系我将在后面论及，这里先考察柏拉图关于意识形态虚伪性的主张。
柏拉图的意识形态虚伪性主张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国家统治者的统治目的和统治手段的论述中。关于统治目的，柏拉图声称，最理想的国家就是追求正义。所谓正义，柏拉图从抽象的和具体的两个角度作了阐释。在抽象的意义上，柏拉图说，为了保持正义，“我们的立法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6]在具体的意义上，柏拉图说，城邦所有的人都应各自分属按其天性所划定的生意人（手艺人）阶级、辅助者（军人）阶级、护国者（立法者）阶级；而正义就存在于这三个阶级的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责之中。“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7]柏拉图再三强调：“如果一个人天生是一个手艺人或者一个生意人，……企图爬上军人等级，或者一个军人企图爬上他们不配的立法者和护国者等级……这……会意味着国家的毁灭。”[8]这就是柏拉图的两重意义上的正义观。孤立地看，柏拉图的抽象意义上的正义概念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一种不为任何一个阶级谋取“特殊幸福”的城邦自然可以说是正义的。但是，把它与柏拉图所说的正义的具体内容联系起来，问题就发生了。柏拉图的正义概念的具体内容指的是“城邦三个阶级的任何一个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卡尔·波普尔指出，“这一陈述意味着柏拉图把正义与阶级统治和阶级特权原则等同了起来。因为各个阶级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原则，简洁明白地说就意味着：只要统治者统治，工人们工作，而奴隶们被奴役。”[9]显然，柏拉图在这里是在为某一个阶级即统治阶级谋取“特殊幸福”。而且，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是强调哲学家统治的，他说“在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之前，无论城邦还是公民个人都不能终止邪恶，我们用理论想象出来的制度也不能实现”。那么，什么样的人可能成为哲学家呢？柏拉图说：“国王或统治者的后代生而有哲学家天赋是可能的事情”。[10]不难看出，柏拉图在这里几乎是明目张胆地用血统论的观点为权力世袭提供合法性了。就是说，柏拉图不仅在为统治阶级谋取当代的“特殊幸福”，而且在为统治阶级的子孙后代谋取世袭的“特殊幸福”。明明是在为统治阶级谋取“特殊幸福”，而且包括其子孙后代的永世的“特殊幸福”，却偏偏打着正义的旗号，打着为了全民利益和国家“整体幸福”的幌子，岂不虚伪！对于这种虚伪性的实质，已有论者作了深刻的揭示。根据现代政治哲学的公平、正义理念，“正义”意味着各阶级之间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流动。但是，“这就带来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难题：如果正义最普遍的意思是平等的话，那么，为何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声称所谓正义就意味着不平等？在我看来惟一可能的答复似乎是，他通过说服人们相信他的极权主义国家是‘公正的’而替它做宣传。”[11]这就是柏拉图的关于统治目的虚伪性的主张。
关于统治手段的虚伪性，柏拉图是这样主张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极力倡导讲真话。他说：“追求真实存在是真正爱智者的天性”，因此“我们必须把真实看得高于一切”。[12]柏拉图尤其倡导统治者应该讲真话。我们知道，柏拉图是主张哲学家统治的。那么，哪些人是真正的哲学家呢？柏拉图回答：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他们永远不愿苟同一个‘假’字，他们憎恶假，他们爱真”。[13]统治者恶假爱真，抑假倡真，这是多么公平正义的治国之道。然而，我们发现，柏拉图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并不真诚。他在倡导人们包括统治者讲真话的同时，又悄悄地给了统治者一个讲假话的特权：“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国家的利益，有理由用它（假话——引者注）来应付敌人，甚至应付公民。其余的人一概不准和它发生任何关系”；“如果统治者发现其它人对他撒谎……那么他将以有了颠覆毁灭城邦的举动为由惩罚他们”。[14]不仅如此，柏拉图还亲自讲述了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高贵的假话”。他说，老天在铸造人的时候，在统治者身上加入了黄金，在辅助者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和工人身上加入了铜和铁。这三个阶级的人因为其天生的本性不同而必须各安本分，这样就可以达到了社会稳定和国家正义。柏拉图主张，对于这个荒唐的故事，应该想办法“使统治者自己相信（如果可能的话），或者至少使城邦里的其它人相信”。他认为，只要坚持讲下去，即使他们这一代不相信，“他们的下一代会相信的，后代的后代子子孙孙迟早总会相信的”。[15]柏拉图指出，这样做是“我们给他们教育和培养，其实他们一切如在梦中”。[16]柏拉图倡导愚民政策，主张用假话来使被统治者“一切如在梦中”，这首先是需要批判的，但这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这里，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柏拉图一边提倡讲真话，一边又鼓励统治者讲假话，并且身体立行地讲假话，岂不又是虚伪！对于柏拉图的这一虚伪性的实质，也有论者作了深刻的揭示。R．H．格罗斯曼指出，当柏拉图鼓励他的统治者讲假话时，实际上他指的是“宣传，一门控制……被统治者的大多数人行为的技术”[17]。波普尔的话同样深刻。他说：“说服某人相信谎言，意思说得更准确些，就是误导或欺骗他”。[18]不难看出，在讲真话的旗号下，通过宣传的方式，用假话来误导和欺骗被统治者，以达到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控制的目的，这就是柏拉图的关于统治手段虚伪性的主张。
至此，柏拉图的意识形态虚伪性主张已经昭然若揭。在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前希腊社会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应该不难论证。要弄清楚柏拉图的意识形态虚伪性主张与前希腊社会意识形态虚伪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关键在于必须把柏拉图置于具体的时空中。从这一角度出发，如下两点必须注意。第一，像他的文化专制主义思想不是由他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对前希腊社会长期以来文化专制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一样，柏拉图的意识形态虚伪性主张也不是由他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对前希腊社会长期的虚伪意识形态统治经验的总结。如果没有前希腊社会尤其斯巴达社会提供的虚伪意识形态统治的实践，柏拉图即使才智过人，也绝然写不出那么具体生动的从统治目的到统治手段如此全面而丰富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统治经验。在此意义上，一方面我们要感谢柏拉图，是他的精湛的笔法让我们知道前希腊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如此的虚伪；另一方面，我们更要感谢前希腊社会虚伪的意识形态本身，是它为柏拉图的生动而精彩的书写提供了素材。简言之，《理想国》只不过是对前希腊社会意识形态虚伪性的如实记录而已。第二，《理想国》面世以后，其中包括意识形态虚伪性在内的治国主张，不可能不对前希腊社会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产生影响。爱·伊·泰勒说：“如果我们忘记了《理想国》不仅仅是探讨政府的理论文汇……而是一部由雅典爱国者提出的严肃认真的现实改革方案……像雪莱一样，燃烧着‘改造世界的热情’，我们将彻底误解柏拉图”。[19]就是说，《理想国》不仅是哲学家的理论主张，而且是哲人政治家的治国计划纲要。具有强烈的改造世界愿望的柏拉图，肯定会不失时机地把他的包括虚伪的意识形态在内的治国主张付诸实践。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柏拉图不仅素以帝王师自诩，而且是事实上的帝王师。公元前367年，柏拉图应邀重游叙拉古，任僭主狄奥尼修二世师，虽然与狄氏相处并不投合，但与摄政者迪恩却观点一致，情投意合。因此，柏拉图的意识形态虚伪性的主张至少对叙古拉的意识形态虚伪性产生了影响，而且随着《理想国》的流传，甚至还对希腊其它城邦的意识形态虚伪性产生了影响。晚年，柏拉图在雅典创办学园，不可能不用他在壮年时期写成的《理想国》，包括其中的如何以虚伪的意识形态进行统治的主张，教导他的学生。事实上，柏拉图的学生中多人后来成为希腊城邦的僭主，而这些僭主不可能不根据柏拉图的教导，用虚伪的意识形态进行统治。柏拉图虽然生在希腊文化衰败的初期，但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可以把由柏拉图及其《理想国》所造成的意识形态虚伪性归结为前希腊社会的政治制度。鉴于以上两点理由，我们有根据断定，前希腊社会实行虚伪的意识形态统治。其具体情形就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论述的那样：既在统治目的上打着为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谋“幸福”的旗号，谋取统治阶级及其子孙后代的“特殊幸福”；又在统治手段上打着讲真话的旗号，实际上用假话来误导和欺骗被统治者，以达到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控制的目的。
本文和前文所论，就是前希腊社会的文化形态、意识形态和政治形态。这种以政教合一和一党专政、王位世袭和王权专制为特征的，在以暴力维持政权的同时又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并且以虚伪的意识形态进行统治的政治制度，难道不是典型的东方文化中的政治制度。——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反问：谁说希腊自古以来就是西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