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荣耀背后黑暗中的人们,都忘记了去观察、理解与思考。

一九三六年五月,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前往苏联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像很多欧洲与美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苏联的热切支持者。他们深深受困于欧洲的危机或是美国大萧条,资本主义正在陷入政治、经济与人道危机,而苏联则意味着一场崭新的可能性——集体制、人人平等。就像他自己所写的:「我爱苏联。那里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尝试,使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

但是,真实的苏联与纪德想象的不同。在工地、在工厂、在俱乐部、在文化馆,他看到了表面进步后不幸的个人。在倍受赞扬的集体农庄中,他发现「每一处住宅里都是千篇一律的难看的家具,同一张斯大林像……没有一点点个人的东西……连集体农庄的庄员也是一模一样,可以调换……」在所谓的新制度给个人带来的幸福上,他则体会到「人的幸福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的」。成千上万人的被流放,斯大林只容许那些赞同他的人,他把所有不向他鼓掌的人都当作反对派……

「苏联并不是我们所希望它的那样,并不是它所承诺的那样,并不是它仍竭力要显示的那样」,纪德在一九三六年底出版的《访苏联归来》中写道,「它背叛了我们所有的希望」。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激起的反响可以预料。苏联认定被「自己的朋友」背叛了,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四十年后,中国也对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进行类似的声讨);而西方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则难以接受纪德打破了他们的希望与幻像,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

内部溃烂外部光芒并行

《访苏联归来》比苏联帝国的生命力更长。尽管在它发表之后很多年,苏联模式依旧有着不可阻挡的魅力。它击败了希特勒的闪电战,制造了原子弹,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获取了奥运会最多的金牌,产生了国际象棋冠军,给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制度榜样……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曾被十九世纪的欧洲人漠视为文明边缘的俄罗斯,支配了一半的世界。

重提纪德与苏联,不是为了做出不恰当模拟——中国沿袭了苏联制度。这种冷战年代的简单模拟,既轻率又错误。但七十年前这则插曲,说明了人们如何轻易的被表像迷惑,出于自身的困境,而对陌生之物做出一厢情愿和不诚实的幻想。它也表明了,事物的外在形态,和它内在实质,可能产生多?大的分歧,内部溃烂和外部光芒可以并行不悖。

此刻的中国,不也是西方世界的某种幻像吗?七月十三日的《纽约时报》上,我读到了该报建筑评论家尼克莱。欧茹索夫的一篇文章,它开头的两段是这样的:

「如果西方人从飞机里出来步入新北京国际机场时,感到目眩和困惑,这可以理解。它不仅因为空间的壮阔,更因为一种无法抗拒的感觉——你正穿越另一个世界的入口,这个强烈拥抱变革的世界正在把西方国家甩到烟尘中。

「这种情绪就令人想起阿道夫。卢斯昔日感受,这位维也纳建筑师一个世纪前从蒸汽轮船走出纽约港。他穿越了未来的门坎,他知道,在文化意义上,欧洲已经过时。」

我摘录它,不是因为它是多么精采与深刻,而是因为它恰当的表现了我们时代的某种情绪——中国正不可阻挡的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她给世界提供了新的模式、刺激与灵感。

这种情绪在奥运会结束后的几天里,无疑显得更加显著,《泰晤士报》开始宣称,「中国梦已取代美国梦」,而几个月前,它还将二零零八年的北京比作一九三六年的柏林。

「Everybody loves a winner」,这句流行话或许可以表明此刻世界对于中国的态度。这些赞誉本身并没有什么错,新闻界总需要不断制造新的兴奋。而且这些赞誉在大部分时刻都注定是浅薄而短命的。

还记得一九六零年代,西方如何迷恋毛泽东创造的新社会吗——它是全世界的希望。而此刻,蓬勃的中国,像是「历史已经终结」的欧洲,陷入经济困顿、伊拉克泥淖的美国的某种对照之物。只可惜,这是个智力退化、原则消失的年代,安德烈。纪德那样诚实的旁观者再难见到。

我真正担心的是,中国人过分认真的看待这些外界的赞誉。「外国人都说我们好」,已经成了中国人面对批评者的最有力的武器。在新闻媒体上,是无处不在的自我庆祝式的论调,上演了一次世界大合唱——中国的胜利与荣耀。以至于荣耀的代价,荣耀背后的黑暗,这些自身生活在这些代价与黑暗之中的人,都忘记了去观察、理解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