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最重要的口号之一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受这一口号影响，许多人认为孩子生得越少质量越高，最好是有条件的生一个，没条件的一个都不生。事实果真如此吗？
总体上看，独生子女由于娇生惯养，在主动性、意志力、责任感、爱心等方面均较非独生子女逊色，对独生子女的教育已成一大难题。独生子女唯一强于非独生子女的，大概只有书本知识和琴棋书画一类的特长了。而这种区别的形成，更多地是由于非独生子女基本上成长于经济条件差得多的农村环境。如果经济条件相当的两家农民，一家养一个孩子，另一家养两个孩子，则独生子女连这一优势都不存在。养一个孩子不可避免地存在资源的巨大浪费，养两个孩子的费用并不像某些头脑简单的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养一个孩子的两倍；如果实行义务教育并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则连一倍半都没有（在美国养三个孩子的费用是养一个独生子女费用的1.6倍）。父母养第一个孩子时积累的经验和哥哥（姐姐）的榜样作用，足以弥补因为第二个孩子出生降低家庭经济条件对儿童教育的负面影响。
何况“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这一口号中的人口质量是指全社会的人口质量。全社会的人口质量不仅仅取决于个别家庭的人口质量，还取决于人口的结构。独生子女的普遍化对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不良影响如今已尽人皆知。此外，强制计划掉的上亿人口中，谁能保证里面有没有袁隆平或盖茨那样的天才？一个袁隆平可以让中国多养活多少人口，一个盖茨又可以给社会创造多少财富！
更严重的是，强制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极大地降低了一部分人口的质量，这就是超生家庭人口的质量。
我在《数字背后超生妇女与儿童的血与泪》一文中根据官方数据得出了两个推论：一是占产妇总人次6%左右的计划外怀孕的孕产妇死亡数高达孕产妇死亡总数的50％（2007年5月8日CCTV“第一时间”）；二是2006年全国新生儿出生缺陷率达到比1996年增加了66％，其中城市的增幅为81％，农村为38％（健康报2008年1月25日），说明大量计划外怀孕的流动人口不敢进医院孕检，极大地增加了城市的出生缺陷率！前者减少劳动力人口，后者降低新出生人口的质量。巨额罚款（现在改叫“社会抚养费”了）或超生游击队颠沛流离、处处受歧视的生活，还抑制超生父亲劳动能力的发挥并影响超生儿童的教育。
按94%的计划生育率计算，6%的超生孩子加上他们的父母，绝对数也相当可观。考虑到某些地方株连超生夫妇的双方父母和兄弟姐妹，实际受害人还要多些。本来1.382的政策总和生育率，加上6%的超生率和双胞胎、多胞胎，再扣除不婚与不育人口，现实总和生育率是不可能超过1.5的，可国家计生委硬把它拔高为1.8左右。如果现实总和生育率真的是1.8，那么超生率就不是6%而应该是25%左右，强制计划生育对中国人口质量的直接危害就更要大得多了。
停止强制计划生育，不但能解决独子（女）难教的问题，改善人口结构，避免扼杀天才人物于他（她）妈肚子里，对超生家庭人口质量的提高更是翻天覆地。流动人口孕产妇不用再拖着大肚子回户籍所在地办准生证了，上医院孕检不必担心自己的胎儿被计划掉了，由于她们的经济地位和上医院的方便程度总体上优于农村，流动人口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出生缺陷率立即就会降低到农村以下。超生罚款的废除和各种歧视的消除将大大改善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高昂的计划生育行政成本还可以节省下来补贴农民、流动人口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孕妇，鼓励她们去医院进行孕检，极大地降低整个新生人口的出生缺陷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