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独立中文笔会如期在香港召开颁奖典礼以及文革五十周年暨香港言论自由研讨会。《民主中国》杂志和香港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计划协办这次活动。
▲独立中文笔会网9月24日报道：廖天琪：风雨如晦，君子不息——2016年颁奖会暨研讨会开幕辞
廖天琪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本届笔会在相对艰难的情况中，依然能在香港举办颁奖典礼和“文革五十周年暨香港言论自由”为主题的会议，实属不易。看到在座许多“排除万难，历尽艰辛”的会员从形同围城的大陆出关抵达香港，赶来参加笔会的会议，更是格外地感动。我代表笔会和个人向各位致以衷心的问候和祝福。今天我们要颁发2015年的刘晓波写作勇气奖，两名获奖人分别是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先生和巴林的著名人权活动家、博客作者阿卜杜贾利·阿勒辛加斯（Abduljalil Alsingace）博士。
除了几次例外，笔会多年来各个奖项获奖人都无法亲自前来领奖，因为他们即便不在监狱，也是处于软禁状态，别说国门跨不出，连自家的门槛儿都迈不过，公安的监控人员总是亦步亦趋，所谓的“刑满释放”往往就是从小监狱走进大监狱。众所周知，浦志强律师自2014年5月6日被中国当局带走，经过1年零7个多月的调查，最终因七条微博被判“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两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今年1月5日起开始在家服缓刑，他自然不能出境来港。当年跟浦志强一样被带走，后来被判刑7年，减刑至5年后保外就医，也是笔会会员的高瑜女士，和浦志强都代表中国当下知识界部分有良知和勇气的人士。他们前仆后继，绝不和政权妥协，更不会让步，他们用自由换取了做人的尊严。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许多尚在狱中，如刘晓波、杨天水、吕耿松、陈树庆、胡石根、朱虞夫、秦永敏、桂民海和许多其他人。我们绝不会忘记这些为了维护言论自由的神圣而牺牲自己个人自由的同事们。
世界上所有的独裁政权都惧怕人民拥有言论自由，将揭露真相的作者投入狱中。我们的另一位获奖人阿勒辛加斯先生也是一位民主斗士，为了批评巴林恶劣的人权状况，他从2009年起3度被捕，以“密谋推翻政府”的罪名被判处监禁终生，2013年最后定罪定刑。跟浦志强一样，他的案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笔会和记者无疆界都发起了全球性的救援活动。这两位获奖人的受难经历大同小异，让我们认识到极权政府恐惧民意和压制异声的手段何其相似也。伊斯兰文化中的极端主义，使得他们的执政者的手段甚至更为野蛮决绝。
今年5月16日是文革发动50周年的日子，中共官方媒体当天集体失语，到了次日凌晨《人民日报》才发表署名任平的文章《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517/c1003-28355143.html）
这样一场夺走千百万人性命的绝世浩劫，就这么轻描淡写地由一篇文字一笔带过。人们再一次地看清这个犯下反人类罪的党是不肯、不会也不能反省、纠正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是个不可能通过改革、变化而脱胎换骨的。文革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灾难，不仅是千百万生命的消亡，民生经济的凋零破产，传统文化文物的损毁破坏，更严重的是对华夏文化中伦常道德的践踏颠覆，千年礼教社会架构的粗暴肢解，一切人际之间的善良醇厚、高贵仁义的精神价值全部毁灭。整个社会变成一幅人相食、人互斗，父子反目、师生互残的变态浮世绘。中国社会今天的乱像，官场的贪腐，民风的暴戾虚伪、胆小自私，都可以直接溯源于文革。罪魁祸首的中共自然不敢也不会对这场旷古劫难进行反思检讨，正因如此，民间对于文革就更应该从源头上进行研究和反思，这是一场全民的心理疗伤，既可自救也可救人。我们这次会议以文革为选题，意义即在此。
香港的言论自由从九七以来就步步倒退，出版商姚文田被捕判刑十年的事已经敲了警钟。近期以来发生的铜锣湾书店的事件更是使得出版界人人自危。一个原本开风气之先的自由城市香港一下变成了买书难、出书更难的地方。据说出版界的人士近些时接到有关方面打招呼，写毛泽东，写邓小平，甚至写反右文革都不是大问题，但是“习近平”三个字不能碰。香港政论家桑晋新近出版《狼吞虎嚥——习近平梁振英专政之始》上下两册，结果作者和出版商都受到警告，连营销的书店都战战兢兢。关于此事我们会员武宜三先生有深切感受。本会会员余杰所写的新书《习近平的噩梦》，就无法在香港找到出版商。
从各种迹像看来，习近平意欲步毛泽东后尘，树立个人偶像崇拜，推行独裁体制已经是不争之事实。香港是中国境外的尚未完全沦陷的自由地，因此笔会在这里每年举办文学活动就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风雨如晦的环境之下，我们笔会的同仁风雨同舟，相互扶持，共赴时艰。我们等待守候那些狱中的朋友和同仁，你们虽然身体被监禁，但是你们的思想是自由的，精神是高贵的。张海涛还有18年，吕耿松9年，陈树庆8年半，姚文田7年，胡石根6年半，李必丰5年，陈西5年，刘贤斌4年，刘晓波4年，陈卫3年半，郭飞雄3年，郭泉2年……，当然还有一些遥遥无期或前途未卜的王炳章、秦永敏等。我们等待着你们，跟我们一起等待的还有一切向往追寻自由的中国人和外国友人。
配合本次会议，独立中文笔会印制了一本小小的文集，里面收罗了历届笔会几个奖项得主和一些会员的新作。浏览这本小册子，我深受感动，笔会历年来颁发这些微薄的奖金给许多优秀的作家，寓意很明确，我们绝对不向权力低头，在专制机器磨刀霍霍之际，我们的写作同仁依然保持自己的尊严和责任心，一只笔的力量胜过子弹钢炮，因为这只笔包含了我们的理想、人格、情感、审美和希望，这种精神和价值是与宇宙共生，不能被任何人世间的力量所剥夺的。愿以此与朋友们共勉。
（2016年9月24日）
▲美国之音（VOA）9月24日报道：独立中文笔会在港举办颁奖礼及研讨会
独立中文笔会在港举办颁奖礼及研讨会
香港 —独立中文笔会9月24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2015年第六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和第三届青年写作者征文奖颁奖礼，以及香港言论自由暨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民主中国》杂志和香港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计划协办这次活动。
研讨会邀请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议员、资深媒体人麦燕庭、民主中国的蔡楚、中国劳工通讯的蔡崇国，以及前开放杂志执行主编蔡咏梅等人为主讲人。来自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澳大利亚的副会长齐家贞等主持和致辞。有约17位中国大陆的笔会会员参加了这次笔会的活动。
笔会将2015年刘晓波写作勇气奖颁发给中国知名维权律师、笔会荣誉会员浦志强和巴哈林著名人权活动家、博客作者阿勒辛加斯博士。笔会成员杜斌代浦志强，阿勒辛加斯博士的女儿先后代表两人领奖。
以“弘扬文学和维护言论自由”为基本宗旨的独立中文笔会今年成立15周年，自始就致力於关注和推动中国的言论自由，救助因言获罪的写作者。笔会从2006年设立了“狱中作家奖”，2010年改名为“刘晓波写作勇气奖”。自2007年2月以来，独立中文笔会每年在香港举办活动，包括颁发前一年奖项和召开相关研讨会。
笔会表示，自香港出版人、独立中文笔会合作者暨荣誉会员姚文田2013年10月被捕以来，在香港出版涉及中国内地政情的书籍和杂志出版人、编辑、书商和店员，已知至少有10人被中国内地警方抓捕，至今仍有4人被监禁。
研讨会通过演讲、座谈和朗诵狱中作家作品等形式， 探讨有关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方面的理论，通过交流，汲取各方的经验。
▲独立中文笔会网9月24日报道：香港言论自由研讨会：铜锣湾书店事件及香港言论自由
从铜锣湾书店事件评估香港出版界、言论新闻界近年来的变化，香港雨伞运动和台湾的学生运动对大陆青年人的启发。
主讲人：郑宇硕、刘慧卿、麦燕庭
郑宇硕教授简历
郑宇硕
早年就读喇沙书院，先后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士、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文学士及南澳大利亚福林德斯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他曾经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1977年至1989年）及香港公开进修学院（1989年至1991年）。1991年至1992年，他担任中央政策组委员，及于1992年7月加入香港城市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至2015年6月退休。郑宇硕是“民主动力”的创办人，自2003年起，负责协调泛民主派在区议会与立法会的选举，致力避免民主派的选举内耗，务求集中力量对抗建制派政党。2011年，郑宇硕出任“华人民主书院”董事兼荣誉校长。研究领域：China‘s Japan Policy：Adjusting to New Challenges （中国对日政策：适应新挑战），China’s Foreign Policy：Challenges and Prospects（中国外交政策：挑战与展望）。
刘慧卿议员简历
刘慧卿
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主席。美国南加州大学电视新闻学士，英国伦敦大学附属伦敦经济及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硕士。曾在《南华早报》、无线电视新闻部等传媒任职，1989-1991年为记者协会主席，1991年放弃记者工作，参选香港首次立法局直选，当选为首位女性议员，其后在1995年连任，但立法局不能顺利过渡九七，泛民主派议员抗议临时立法会，在1997年6月30日退任。在1998年特区政府首届立法会选举中，她以前线名义与何秀兰组成名单一同当选，2000年、2004年和2008年继续以前线名义当选连任。2008年11月民主党与前线合并后，她以民主党成员身份继续参与立法会事务，并于2012年连任议员（2016年届满后宣布不再竞逐连任）。着有《刘慧卿面对香港》、《香港可以说不》、《卿描淡写》、《偏向虎山行》、《我在民主党的日子》。
麦燕庭女士简历
麦燕庭
在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工作超过三十年，拥有法律学士学位（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联合课程）及政治社会学硕士学位（英国Leeds University）。1984年起先后在《新报》、《天天日报》和香港电台任职，2007年离职时为港台采访主任，现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香港特派员。曾服务香港记者协会执行委员会二十年，其中九年出任主席（96至97年，99至03年，2009至13年），并长期参与记协新闻自由小组及编写言论自由年报及季刊《记者之声》的工作。2007年被“美国视觉艺术家协会”评为“Champion of Freedom of Speech”。作品还包括记协出版的《目击一百天沙士最前线》以及明窗出被社出版的《新闻与报道通通识》。
▲独立中文笔会网9月24日报道：文革50周年研讨会：回顾与反思
今年是文革爆发50周年和结束40周年。本主题重点聚焦于文革回顾和反思，试图梳理这场史无前例破坏践踏中华文化，以及灭绝人性善良本性的巨大政治运动会发生在中华大地，它的恶劣影响至今余波荡漾。不对文革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检讨，它卷土重来的可能就还存在。
主讲人：蔡楚、蔡崇国、蔡咏梅
蔡楚先生简历
蔡楚
本名蔡天一，1945年生于四川成都。1961年开始地下文学创作。1966年文革开始后受到大字报围攻和批判，1970年被关押、批斗100余天；1971年被缺席判决，实施内控，1979年由成都中院改判无罪。1997年移居美国。2001年7月成为独立中文笔会31位创会会员之一，2003年当选为理事、第一副会长。2005年12月起担任《民主中国》网刊编辑，2006年起任发行人，并在原主编刘晓波2008年12月被捕后担任主编。2006年起担任《参与》网刊主编。2013年10月当选为笔会荣誉理事。1964年编有自己的地下诗集《洄水集》和《徘徊集》，1993年出版与陈墨合著诗集《鸡鸣集》，2009年出版诗集《别梦成灰》，2010在中国成为禁书。
蔡崇国先生简历
湖北武汉人，原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表了《论1957年》、《论1966年》、《论毛泽东的晚年与文革》、《毛泽东与邓小平》、《论邓小平》等系列论文，曾是中国大陆最早独立论述文革和毛泽东的学者之一。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劳工通讯》任职。
蔡咏梅女士简历
香港作家、资深传媒人。1948年出生于成都，1980年移民香港。1981年进《香港时报》任新闻翻译员，并兼写新闻评论及报导，后任特稿记者，1989年在北京采访一月。1992年在《开放杂志》任兼职编辑，1994年起任执行编辑。2004年加入独立中文笔会，任狱中作家委员会顾问。著作有《十月围城》（与刘怀昭合著）、《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
▲独立中文笔会网9月24日报道：武宜三：我与文化大革命（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书面发言）
文革的前奏
我是1963年入东北工学院，现在叫东北大学。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我记得我上的最后一节课是第二外语（英语）的第一课。这一天是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从此全中国各大学都停课“闹革命”了。
我本来是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才投考工科专业的，我非常喜欢读书；想到四年级就开始学习专业课和第二外语（英语）了，心情十分激动。
可是，梦想被文革打破了。
想当年，我一到大学，就遇到反修斗争，中共中央发布评苏共中央的九篇《公开信》，强调防止修正主义，培养革命接班人。学雷锋，学大庆、学解放军，学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谈话》、搞教育革命，四清运动、批“三家村”，批《海瑞罢官》等等。总之，从进入大学到文革的三年里，没有一天可以坐下来好好读书的。也不敢读书，因为书读得好就是“只专不红”，就有变成修正主义苗子的危险。
我虽然出生贫农家庭、本人是共青团员、是班干部、系学生会干部，但因为读书成绩比较好一点，父亲有所谓“历史问题”，居然成了“问题学生”。常受到“政治辅导员”的旁敲侧击：要注意“又红又专”哦。他经常炫耀他在反右派斗争中“火线入党”并提前毕业而成为党的政治工作者的光荣历史，以及一年一度在毕业生中抓“反动学生”的战绩。我隐约觉得，我就是他心目中的反动学生的“候选人”。后来文革中有人抄了他的办公室，果然发现他收集了很多我的“反动言论”：例如上政治课时奉命模拟反派的发言；例如三家村、《海瑞罢官》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例如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看法等等。
什么叫“反动学生”？1963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63）496号文件《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处理的通知》，决定在大学毕业生当中抓。“反动学生”，而且比例是千分之二，据说原来是5%.
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赞助、由我的九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毕业之后》，讲的就是这个事，作者陈秉祺先生（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学生）因为说了句大实话——“甘肃饿死人”，1963年毕业时被人举报而定为“反动学生”，送去农场劳动改造，到1979年才平反出狱。凡是研究中国高教历史的，都请看看这本书。
从此各大学每年都要在毕业生中按一定比例来抓“反动学生”。为了完成上级交下的任务，也为了表现自己革命立场，政治辅导员徃徃都要超额完成任务的。因此，从学生一入学，政治辅导员就开始收集他们的黑材料，他或者依靠党团员中的骨干分子和争取入党、入团的“进步学生”的报告，或者在个别谈话、“谈心”时引诱你暴露“活思想”，甚至是政治课、时事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然后剪头去尾、罗织、比附、上线上纲，再装入档案袋。我班廿多个同学中，竟有五六人与我同入黑名册。在这里，我应当记下我的政治辅导员王绍昌和马列主义理论教员金蕴方的姓名，他们两位曾密切地配合着在我们年级、班上作了十二分精彩的表演。
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一点不错！（部分）共产党员们真的就是那么残忍、那么泠血、那么伪善，亲切的笑容下暗藏杀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毁掉一个青年学生的政治生命，可以轻轻松松地断送一个人和他一家人的幸福；可以毫无内疚地把他的学生、同学、“同志、阶级兄弟”，推下万劫不复的深渊，为别人制造悲剧而仍然心安理得。
这些当年或昧着良心，或丧尽天良地以别人的鲜血染红顶子的“政治工作者”们，可有一丝一毫的忏悔？好像还没有，至少我没见过。我倒知道这些人后来都混到教授、博导什么的，先是红、后是专，所有好处他们都捞足了。
文革的开始
1966年6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向东北各高校派工作组，6月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哪里鼓包鼓的大，哪里派的就多。”（《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穷》，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铜墙铁壁》第26号，1967年8月13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辽宁省委、中共沈阳市委联合工作组策划和指使下，同时为转移斗争方向和保护自己，以郝屏奋、王太明为代表的中共东北工学院党委抛出早在1965年就被整下台的原党委书记兼院长柳运光和所谓“柳运光反党集团”，对他们进行了没完没了的野蛮批斗：批斗者作饱含无产阶级义愤状，声嘶力竭地读着经上级批改过的批判稿，控诉柳运光的所谓罪行，并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但只允许他回答“是”与“不是”；却不许他申辩，只要一申辩，就马上抢走他的话筒或拔掉电线；再用高昂的“不许柳运光放毒”、“只许柳运光老老实实”、“柳运光要低头认罪”、“打倒三反分子柳运光”、“誓死保卫院党委”、“柳运光扁茄子了”等口号来淹盖他的“放毒”及羞辱他，而且所有这些都是经过严格和精心彩排的。
40年后的2006年，我写了一封信给老院长柳运光——这位终身坚守理想主义的老革命家：“数以千万计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最后不过是摧毁了一座旧监狱；但又建造了一座更大、更坚固、更黑暗、更恐怖、更血淋淋的新监狱，然后再把他们自己和全中国人民都关了进去。”
我说：“对于您，把一生奉献给人类解放事业的革命老人、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也许是您所不能接受的、痛苦的、残酷的结论。但这却是事实！”
6月初，破四旧、抄家、打人之风，已经吹到沈阳，学院同时又以反右派、反右倾的老办法在各系各专业各教研室老教师中抓了一大批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朮权威；例如教我们《高等数学》的赵惠元教授，是非常受同学爱戴的老师，却被当作“与党争夺接班人、反对毛主席教育革命的反革命分子”送到各班接受巡回批斗。后来，我们学校的红五类学生就把这些所谓反动教师、四不清干部什么的，拉来戴高帽游街，极尽侮辱之能事，我和一些同学表示了反感。我当时也写了一张大字报《院党委抛出“死老虎”，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要求落实“十六条”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精神，大约可以算是我的第一篇政治评论文。
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1966年6月29日的一次会议上布置要抓千分之五至百分之一的学生“右派”。不久又在沈阳三所大学工作队长会上说：“批判比例多大？百分之一、二、三，学生5%左右。”（《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穷》）在刘少奇、邓小平和宋任穷的工作组专政下，东北工学院党委也在学生中大抓“反动学生”和“右派学生”，李奇、吴蓓莉等几位学生因为给学校党委写过大字报，成了全院批判的重点。
那两三个月，校园里笼罩着“白色恐怖”，像我这样的“问题学生”真是惶惶不可终日；据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的统计，沈阳六所大学中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学生即达1，133人，占总人数9%.可是文革后邓小平们却把亲自部署的打倒老干部、整知识分子和整群众的罪恶都推到所谓“造反派”头上，可谓插赃嫁祸、颠倒黑白，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1966年8月8日晚上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我搬了张靠背椅坐在走廊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十六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这几句话，绝对让我松了一口气。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1966年8月18日，中共东北局和中共辽宁省委在沈阳市组织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收听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的现场转播。东北工学院的学生们因不满被安排在偏僻街道，便举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标语牌沖击主会场。除了个别警察、老工人和学生有碰撞外，学生队伍基本畅通无阻。当时我们热血沸腾地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国际歌》，气宇轩昂地“走在大路上”，确实有一种被解放的轻松：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的万丈光芒！
从此，沈阳市的大学生一面批判本校党委和工作组，一面走上了社会。当时学院里大字报内容最生动、最活泼，可谓生机勃勃。这里介绍两条很有学问的对联以为后人鉴赏：
曲率半径处处相等；摩擦系数点点为零。
横批：又圆又滑。
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横批：奋起保皇。（这本来是送给灶王爷的对联，因中共东工院委书记叫“郝屏奋”，所以这对联就送给当时保党委的工作组了。）
后来有《西安告急》大字报说，西安交通大学学生李世英因受中共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迫害而自杀，要求全国声援；我为了躲避班上出现的分岐，就写了一张“玆有本校学生某，家庭成分贫农，准予外出串联”的介绍信，先找王绍昌签名，再到院文革办公室盖公章，和低我一级的本系几个同学坐上不收钱的火车到西安去了；动身前贴出了题目是《我们要造东北局、省市委的反！》的大字报。
在西安参加了几次炮轰中共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大会后，和几个福建籍的清华大学、东北工学院学生，一起“杀回福建，去造叶飞的反”了，直到1966年底才冒着严寒回沈阳。在这两地方，除了演说、辩论外，自然也写了许多“大揭露”、“大批判”的文章。
文革发生的原因
探索文革成因的文章汗牛充栋，杨继绳《天翻地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导论：道路？理论？制度》、宋永毅为《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所写的《总论》和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说等等，对文革的产生和发展，都做了独特而深入的探索。
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是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重建一个由他一个人独裁的毛氏王朝。显而易见，毛泽东要打的是一场完全逸出常规的战争，他要以个人战胜整个党的官僚机搆，以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少数去徵服党内的多数。他只能向党外寻求盟友——深受十七年中共官僚制度欺压迫害的人民群众。而要发动和利用这些群众打垮这个党，来清洗自己的政敌，运动便只能取非常特殊的形式——这便是‘社会主义大民主’产生的真谛。”（宋永毅）
的确，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共各级政府、官员的积怨，文革也一定搞不起来。
比如，上海市1967年1月6日召开的《彻底打倒以曹狄秋、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100多万人为什么能在寒冷的雨雪之中坚持站立数小时之久？说是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煽动”，是徐景贤、王洪文的“策画”，说得通吗？
1955年调到100来万人口的安徽省无为县担任中共县委第一书记的姚奎甲，自诩政治立场坚定，狂热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极左路线，是个迫害狂，以整人为乐，心毒、手狠，打了数不清的右派和是所谓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三年大飢荒中饿死二三十万人，是无为人眼中的恶魔。无为老百姓恨之入骨！
1962年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他和曾希圣一起倒台，被下放当芜湖造船厂的头头。文革开始，老百姓“造反”了，斗“走资派”，无为百姓最想斗的当然是姚奎甲了！于是姚奎甲被揪回无为批斗游街。游斗当天，一二十万无为人群情激奋，当装着姚奎甲的铁笼囚车一出现，全街道顿时沸腾，一片“打倒”、“向姚奎甲讨还血债”之声。突然人群中有人用准备好的石块，向姚的铁笼车砸去，一人开头，众人拥上，纷纷用大小石块奋力砸向笼车，边砸边喊，声震云霄。那真叫百姓之怒，载舟之水终起巨浪。多亏笼车是铁的，而且坚固，就这样也被砸得不成形了。可以想见，那天要是不装进很牢固的铁笼子里，姚肯定要被砸成肉酱！（茆家升：《右派师生的生死情谊——安徽无为县反右及文革记》）
我本人参与和组织的西安市《揭开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路线斗争盖子大会》和福州市《批判福建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以及许多街头辩论会，规模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数万人；在“徒步长征”途中也应邀到河北廊坊附近的农村搞了一个多月的文革运动，帮助当地贫下中农打倒了他们的中共大队支部书记，并成立了大队革命委员会，大受群众欢迎。几个外来大学生就能“所向披靡”、有那么大的能量吗？当然不是。这只不过是亿万人民累积在心中的、对中共各级政权怨恨的总爆发罢了。
17年里，被毛绑架的共产党干了许多不得人心的事，暴力土改、镇压反革命、统购统销、合作化、肃反、反右派、工商业改造，尤其是三年人祸（大飢荒）饿死至少3，600万人（这里采用杨继绳《墓碑》的数字，我相信，实际的数字一定更大，因为仅四川一省就饿死1，250万，这是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从中共省委内部文件上看到的，并到北京向杨尚昆、公安部、民政部作了汇报，得到杨尚昆等确认的数字。林雪：《我向中央讲实情——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龙门阵》，2006年第1期）。随后又有反右倾、四清等运动，运动不停、斗争不断，老百姓不得安生，且贫困不堪；而各级党政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败，尤其高级干部骄奢淫佚、夜夜笙歌。
例如，各省市都有高干娱乐部，狗马声色，五毒具全。毛泽东的豪华行宫几乎遍布各省市，他本人就是腐败的典型。对于广大工、农、复退军人来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是奴隶的奴隶。”（鲁迅）“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尚书》中这句话大概可以解释当年“一人奋臂，万方景从”的群众心理。
这样的17年，如今居然成了一些人口中的“黄金岁月”；这是因为邓小平的分赃社会主义比毛泽东的叫化子社会主义给工农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谁先富起来呢？是邓小平和他一伙“无产阶级老革命家”的子女先富起来了。
靠什么先富起来呢？靠老子的权，巧取豪夺，把国有财产、国营资产、人民血汗摸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
邓小平把“改革”叫做“摸石头过河”，可是摸了二十多三十年，到如今他们自己倒摸过了巴拿马运河，摸了不少好处去。工厂改制、工人下岗，城市暴力拆迁，农村野蛮徵地，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地产暴利化。把贫富差距摸的越来越大，把老百姓摸进“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打不起官司”，“喝有毒的水、吃有毒的食品、打有毒的疫苗”的烂泥潭。
马克思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此之谓也。我问我的老院长：“老院长当年满腔热血沸腾地参加革命、领导天福山起义，难道就是为了得到今天这样的‘新中国’吗？”
从我的一家来看
祖父出生于光绪23年（1897年），只读过一年私塾，25岁才结婚。他是个多面手，除耕田的犂耙插割外，也会烧炭、捕鱼、打猎；还靠自学掌握了堪舆、择吉、合婚、卜卦、简易中医等技能，文化程度达到通解《三字经》和代人写楹联的水平，在方圆几十里小有名气。因此土地改革时他被任命为乡农民协会秘书，专责丈量土地和填写《土地所有证》。我现在保存的两张盖有县政府大印的《土地所有证》上，就有先祖父的手泽。
土改后，他辞去农会职务而安心务农，一边买牛种田，一边在分得的山地上广种松、杉、竹、桐等经济林木；农业合作化估值入股时，林木己值1，000多元，是乡中林业大户。可惜他的劳动成果全毁于后来的大炼钢铁和盗伐，今天只剩荒山秃岭矣。
从我懂事起，祖父几乎过没有什么顺心的日子。三反运动，父亲被诬为“贪污分子”，祖父为“退赔”事四处奔波、心力交瘁（后来平反，“退赔”被发还）。1957年父亲被视为“地方主义”分子，开除公职回乡强迫劳动改造，给祖父打击巨大。大飢荒期间每人每天只有4.5两米（16两为一市斤，约500G），祖父冒病上山找野菜、狗脊、野芭蕉等回家充飢，苦不堪言；家母就是因飢饿致水肿，而于1962年逝世，年仅41岁。
文革中我家遭五次抄查，几代积聚的万余册新旧书籍被当“封资修”抄走。而祖父因顶撞了当地游民分子，被挂牌在各自然村中游街示众，从此悲愤交加，病卧不起，于1974年含恨去世。
父亲生于1923年，念过几年私塾和新式小学，做过小店员、山区私垫教师。1948年9月参加中共地下游击队，1949年4月成为中共党员。中共建政后任中共区委秘书、县总工会秘书等。1957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被当作“不纯分子、投机分子”而开除中共党籍、清洗回乡，受尽岐视和打击。文革中更被列为“坏分子”遭管制，被批判、斗争之外，更服无偿苦役达1，620天（次）。1977年遭公社武装部无故扣押18天。我弟弟的缝衣机、父亲养子的木工工具被大队扣留10个月；以“地下黑工厂”之罪名罚款150元。受冤遭罪20多年后，父亲于1980年获“平反改正”，恢复中共党籍、工资待遇，成了离休干部。父亲去年逝世，一共享受了25年的“革命成果”，比起他被牺牲、被杀害、被饿死、被整死的战友、同志，总算是幸运的了。
但他二十多年的损失却是不可估量，也是无法弥补的。他20多年工资不给补发外，政治等各方面损失尤大。如果他不失去公职，家母断不会在三年人祸期间饿死。父亲被诬陷蒙冤，上累及祖父母；下累及我兄弟妹，我从初中起就背着沉重家庭包袱，只能上东工这样二三流大学、学冶金这样傻大黑粗的“非保密性”专业，政治上受岐视，被当作“反动学生候选人”，前途一片暗淡、凶险。弟妹则根本没有上学机会，如今沦为“弱势群体”。
从我个人来看
文革中虽然看到中共政权的专制、腐朽，但也只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水平。自解放军奉命介入文革后，由于高级将领与地方首长同属特权阶层的关系，他们天然把原来官办红卫兵当作依靠和扶植的对像。在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鍚联、政治部主任李伯秋和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凌少农运筹帷幄之下，原本已经出现大联合局面的辽沈地区出现了三派鼎立的大分裂。在军队支持下，成立的以尉凤英、李素文等劳动模范、“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为骨干的“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辽革站）于1967年6月1日凌晨以揪斗东北局走资派为借口，出动10万人围攻东北工学院；由陈李凌蓄意挑起的以屠杀造反派为目的的武斗，从此在辽沈地区越演越烈。
这时期我写过《批判沈阳军区带枪的反动路线，解放宋任穷》、《就目前辽沈形势答〈辽沈战报〉记者问》等大量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多被同一派的工人、大专院校和中学生组织转抄、翻印，贴满沈阳市大街小巷。
有一次，钢冶系主任周自定教授来到我的宿舍，找我核对一条毛语录，原来他虽被打为反动学朮权威，却不甘当逍遥派，也私下在帮红卫兵传抄大字报。可惜这位学问渊博、治学严谨、正直的留美炼钢专家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工人毛泽东思想联合宣传队”进驻东工后，不堪迫害而跳楼自杀了。
当年留学有成的高级知识分子，轻信毛泽东他们的宣传和统战，为了建设“新中国”，放弃了彼邦优偓的待遇而上了贼船之后，也不知历经了多少劫难，经过了多少运动的煎熬。最后像周教授这样可怜地惨死在毛泽东？林彪？陈锡联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下的，在东北工学院有好几个；在辽沈、在东北就更不知有多少了，令人扼腕叹息。
乱伦分子陈锡联（罗点点《回忆录》）当权后，辽沈造反派受到严重报复和严厉清算；我背着装满了黑材料的档案袋，被发配到西南去建设“大三线”，“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作为“内部控制”人员使用。每有重大活动，例如吴法宪亲临视察之类，我便是受监控目标；一位同事就对我说，他是受保卫科指令在监视我，提醒我凡事小心。胡风说：“咳嗽都有人录音”，我算有了亲身的体验。
在政治上受岐视外，连交女朋友、谈恋爱，都要被人查档案；加薪晋级也遭百般刁难；出外参观学习，“保密单位”不让去；即使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臭老九”也要让工人优先。在事事不遂心，前路暗淡之下，1979年冒险“申请赴港探望岳父”，侥幸获批，从此定居香港。所谓“冒险”，是指一旦申请不获批准，就会背上“不满社会主义、向徃资本主义”的罪名。我从1968年12月26日到金沙江畔，至1979年6月1日离开，把差不多10年的宝贵青春贡献给了“三线建设”。
我因在少有人申请出境的“三线”四川攀枝花，所以比较容易得到批准；但妻子儿女在福建却因政风腐败而受尽拖延，直至1987年才获成行，一家得以团聚。
“家庭团聚”这条最基本之人权，在中共来说也是不屑一顾。夫妻分居满一年，才有七天探亲假。许多夫妻分居数十年是常事，不少家庭悲剧和社会问题就因此而产生。
所谓“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把大量工厂从东部迁移到中西部，甚至西南崇山峻岭间。这是毛泽东出于称霸世界野心而对国际形势做出的错误估计：敌人从东部进犯，沿海地区将被放弃，我军大踏步后撤，让出辽阔国土，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持久战争消耗敌人，并最终战而胜之。为此，许多大中型企业和科研机搆要全部或部份搬迁；几乎在一夜之间，1，100多个大中型企业被拆掉，千里迢迢运到中西部去。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一个工厂要分散在几条山沟里，有的还要躲进山洞；由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重复建厂、长途运输，管理不易、协作困难，成本过高、技术过时，造成了极大浪费。自从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2，050多亿元人民币。让原本薄弱落后的中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继“大跃进”折腾之后，又一次遭受浩劫。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举了甘肃酒泉钢厂作“三线建设”失败的例子，因为那里花了27年才出钢。其实本人所在的所谓“西南钢铁基地”也不遑多让，那里的人命伤亡、资源糟蹋、物资浪费都是非常惊人的；由于缺乏前瞻性、野蛮开发、粗放生产，加上专制、愚昧、腐败、贪污所造的包括贫富、社会保险、就业、民族等在内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仍使该地区至今不得安宁。1998年以来，由于当地政府错误地动用了大批的公安和武警部队镇压彞族同胞，导致至少有12，000多彞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以及数十人非正常死亡。（《博讯》）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他们眼中只不过是最驯服的会讲话的牛马。一条成都至昆明的铁路就是不顾铁道兵战士和民工的死活，在地质地貌异常复杂的横断山脉中，靠落后的技朮和原始的工具硬凿出来的；野蛮施工和盲目指挥，几乎使每一公里的铁路就要赔上一条人命。
毛泽东装模做样的说，“三线建设不好，我睡不着觉；我要骑毛驴进西昌。”为了早日出铁，让伟大领袖睡得好觉，我们只好“天作被地作床、荒山野岭摆战场；天下大雨不休息，黑夜当作白天干；破除迷信加拼命，没有条件也要上。”
于是选矿技术不过关，就把含有比铁更值钱的多种稀有金属的尾矿白白放掉；污水处理技朮不过关，就把焦化厂、选矿厂等厂矿的含化学物质和重金属的污水排入金沙江，毒水直沖崇明岛，整条长江全给污染了。
我们当年喝的水，早期是黄泥汤，后来是黄泥汤加上这些化学物质和重金属。“先生产、后生活”，就是以建设者的生命和健康，来为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作牺牲。因此，尿结石、肾结石、胃病、肝炎、癌症，就成了该地区的多发病。
毛泽东自己骄奢淫逸、糜烂透顶的生活，豪华行宫无处不有，美女娇娥随叫随到；他的党徒以前有高岗、陈再道，如今有陈希同、陈良宇、谷俊山、徐才厚、蒋洁敏、李东生、薄熙来、周永康之流青出于蓝；但却让全中国人民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不但用马列毛当作麻醉人民的鸦片，还把人们动物性需求也剥夺殆尽。特别是三线工人、知识分子和低级干部，吃的是喂牲口的粗粮和缺油无肉的鹹菜，住的是易着火的茅草芦席棚，走的是崎岖泥泞路；最惨的是无数家庭被折散，夫妻两地分居长期不予解决。基础建设队伍，长年转战南北，居无定所；重工业劳工阳盛阴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当局又成心不考虑工人家庭困难，尤其长期而普遍的性困扰。因此性苦闷、性变态、性犯罪（通奸、强奸、鸡奸、同性恋、乱伦）成了热门话题。我记得当时公司里开了一个审判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大会，其中一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竟是“非法强奸贫下中农的母牛，破坏农业学大寨。”
毛泽东一套完全是邪派教主洪秀全及其太平军的翻版，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是不折不扣的灭绝人性的流氓法西斯。“三线建设”是一场劳民伤财的闹剧。
为了你我和你我的后代
1989年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自己撕下自己的伪装，露出了他狰狞面目。当他的坦克把青年学生和市民碾成肉饼的时候，他那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就显得虚伪、欺骗、无耻！
为了你我和你我的后代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不再被文革或者类文革运动的折磨，就要深入认真研究文革，把毛泽东的骗人、害人的歪理邪说批臭，中国人才能享受有民主宪政，享受“言论与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摆脱专制独裁的陷阱而走向繁荣安定和谐的现代化。
2006年8月31日定稿，2016年3月26日修正
▲独立中文笔会网9月24日报道：蔡咏梅：周恩来在文革中为何如此恐惧？（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演讲）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主要追随者之一，更是其重要的执行者。毛泽东实际不喜欢周恩来这个人，并对他有很重的疑心，但又必须仰仗他的组织管理才能为他收拾文革残局，因此对周是又拉又打，随时对周恩来敲敲打打，告诫其不得有异心二意，甚者对周恩来施以凌虐，有重病不准其治疗，重病期间还对他展开政治迫害，加重其病情。
尽管四人帮文革派鹊起，但实际国家机器的日常运作是掌握在周恩来手中，在林彪倒台后，周恩来成为文革中的第二号实力人物，与文革派对立的中共整个官僚系统完全被周控制。毛泽东和四人帮多次和他冲突，都无法将他打倒，毛最后无奈哀叹“批周必乱”。但实力地位如此之强的周恩来就像恶婆婆面前的小媳妇，对毛泽东“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未敢抱怨一句，力尽臣妇之道，毛泽东一敲打他，他就作检讨，自我作贱，唾面自乾，以化解毛的怒气，并不断奴颜婢膝地向毛表态效忠。
文革期间，周恩来内心实际是相当苦闷抑郁。
新华社驻东京记者何德功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还在写诗，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修改，修改完成后即撕成碎片销毁。这样写了改，改了撕，不止一次。这些诗因为已被周恩来销毁，写了些什么，自然无人知道。但他的一位秘书纪东有次在周恩来的文件中发现一张纸条，写有一首据称来自《西厢记》（应该是来自明末白话小说《醒世恆言》）的小诗《不公与不乾》：
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乾。
记东说，周恩来手抄此诗是发泄、抒发内心的郁闷。周恩来那些销毁的诗可能也是他内心情感的抒发，而这些情感必然是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其敏感程度可能比这首《不公与不乾》还要高很多，所以一定要销毁。
但不论内心感受如何，周恩来在公开场合一定是极力表达他对毛和毛路线的忠诚。
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真相，尤其是文革这一段时期，至今在历史学界仍然是一个讨论热烈、争议很大的研究题目。有人认为，周恩来在毛面前的自我作贱，是一种养晦避祸的权术。但也有不少人注意到周恩来面对毛有一种发自骨髓的恐惧，比如著名周恩来研究学者高文谦就有这样的说法。而且周明知毛泽东打他不倒，但仍然戒慎戒恐到极点。而最奇怪的是，周最恐惧的是害怕死后被打倒，因此一再说要保持晚节。
据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开始在毛授意下中共召开了二十天的政治局会议（后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内部残酷批斗周恩来，名之为“帮周会议”。这个会议的所有记录和档案在文革结束后胡耀邦应邓颖超要求已全部销毁，现所有有关披露都来自当事人的回忆。据当事人回忆，这次会议对周精神打击很大，周接近崩溃。我觉得销毁记录和档案，很可能是周死前对邓的要求，希望不要留下死后也会将他打倒的任何材料。
周恩来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确诊患上膀胱癌，因为毛指示不治疗，整整拖了三年，癌细胞扩散转移，病情恶化。周从同情他的医生处私下获知自己病情真相后，通过叶剑英向毛泽东求情，才得以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得到检查治疗的机会，又在他亲自向毛泽东写信报告病情，哀求毛高抬贵手，才能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开始第一次动手术。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病情再次恶化，需做第四次大手术。手术结果生死未卜，他很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这时周恩来交代后事与国计民生无关，而是他的身后名。
进入手术室前，周要工作人员找来他1972年在中央批林整风彙报会上所作关于伍豪启事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在他生命垂危，最后一次动大手术前，以虚弱之体支撑着再次为自己的历史清白做出澄清。此时，对周恩来，死不足畏，可怕的是被对手利用伍豪事件将他死后鞭屍。
而在此两个月之前已住院一年的周恩来与外交部下属合照时突然哀声说，“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上叉叉。”反映出他对自己死后被打倒的恐惧。为此周恩来临终前忍受巨大的肉体痛苦，继续向毛表态效忠。
周恩来出生世家，熟知中国历史，应该知道中国历史有翻案这回事，即或周恩来生前被打倒，最终历史会还他公道。这话他最喜欢的亲信陈毅早在五十年代他被毛压制时就对他这样讲过。
在瞬息万变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共高层人人自危，都怕自己随时倒台，但其他人的恐惧感都没有周恩来那样强烈。很多有关周恩来晚年的文章和著作都提到周恩来文革期间是生活在恐惧中，尤其是在林彪倒台之后，忧谗畏讥到极点。
为什么周恩来会如此恐惧？会如此担心他的身后名？
我想周恩来最感恐怖的是因为他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在他临终时都不愿向自己生死与共半世纪的政治伴侣透露只言半语。他紧闭双唇在痛苦中死去，唯一的希望大概是这个秘密将会随着他骨灰的抛洒而最终烟灰飞灭。这个秘密，是他的原罪，他一生的痛苦之源。所以他才如此恐惧，如此怕身后被打倒，因为一旦被打倒，这个秘密被揭露，他认为自己将从此身败名裂，万劫不复。
这个秘密是，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领袖之一，是一位同性恋者。
他投身的共产革命将同性恋列为敌对阶级腐朽没落的犯罪行为，中共上台后更将之污名化为流氓犯罪、鸡奸罪，这一心病一定对他造成很大的心理煎熬。因此周恩来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教条的压制下，对自己的性倾向有很强的罪恶感和羞耻感，也造成他戒慎戒恐的政治人格。
但因为有此羞于言说，也万万说不得的秘密，才会有深植于心，挥之不去的焦虑和恐惧，才会使一个久经沙场，见惯革命风雨的老练政客如此忧谗畏讥，恐惧到极度，才会使他不顾个人尊严，以妾妇之道逢迎毛皇帝的倒行逆施，因此事事戒慎戒恐，如履薄冰。中共建政后高层党内残酷而激烈的权力斗争时起时伏，周恩来多数都置身于漩涡中，但凭着他高超的平衡权术一一度过难关，但文革是他人生最大的危机。
文革风暴刮来，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变得非常的血腥和丑恶，毛泽东的政敌受到残酷的清算，批斗、游街、抄家、家破人亡，命运非常悲惨，文革前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后，受尽侮辱和折磨，经历了痛苦的精神煎熬，最后精神崩溃失常，“死时，全身赤裸发臭，嘴鼻变形，白发有一尺多长”，还被彻底的抹黑妖魔化，遭到公开的羞辱和凌虐。
挖掘私生活，揭露隐私，进行人格形象抹黑的“批倒批臭”，是毛泽东“文革”派打击政敌最常用的手段。刘少奇在政治上被打倒后，他的五次婚姻被挖出来示众，前妻王前及其女儿刘涛被动员出来揭露他私生活，说他男女关系淫乱，还曾经贪污了党的一只金鞋拔子，刘少奇人格形象因此被彻底摧毁。据说，这对他精神是摧毁性的打击。被打倒的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也被红卫兵贴大字报揭露他生活腐败，说他打桥牌钻桌子，还曾把一位姓李的护士肚子搞大。
以揭露隐私来抹黑对手并非始自文革。五十年代初，高岗被打倒后，毛泽东即曾经用高岗的私生活做文章，告诉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高岗生活淫乱，有许多女人。只是文革前中共高层内斗有条底线，不会公之于众。但到文革，底线打破，打倒政敌，还要在全社会公开斗倒斗臭，对其人格予以无情抹黑，妖魔化。
久经政治斗争考验的周恩来此时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中。如果毛泽东可以如此对待他以前的接班人，也可以如此对待他周恩来，将他打倒在地，并挖出他的隐私将他尽情抹黑。想到被人脸上打上黑叉，并冠上“流氓”、“鸡奸犯”，在全国声讨批判这样可怕的前景，可以想像，极度重视个人形象到自恋的周恩来会是如何的不寒而栗。因此周恩来以最大的毅力和韧性与毛泽东周旋，极力避免与毛泽东正面交锋，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人以保自己。
周恩来红色革命一生，他应该自信经得起中共严苛的检验，但政治上失败了还可以东山再起，死后还可以获得历史的公正，但周恩来认为他输不起。人家可以几起几落，比如邓小平，但他不能被打倒。他怕一被打倒，同性恋身份将被揭穿，从此身败名裂，万劫不覆，身后名将被彻底污化。这是他生前绝对无法承受的。这是周恩来的死穴，中共红色革命圣人的阿基里斯脚踵。同性恋这个原罪制约了他，他把自己打造为一个没有污点的革命圣人，也是把自己绑架到这具圣人的形象上，他已无法接受圣人破产，脸上被打叉叉的想像。
这也是为什么，周恩来要坚持与毛泽东缠斗到底，宁愿唾面自乾，绝不意气用事赌气退让。他曾经对亲信中联部长耿飚说：他们要打倒你，你不要倒，他们要赶你，你不要走，他们要整你，你不要死。
这也是周恩来自己对付毛泽东和江青文革的战术，隐忍到底，也坚持到底，临死之前也要拼命为自己澄清伍豪事件，不给对手任何把柄，甚至交代妻子邓颖超为他消除隐患，在他死后要求销毁“帮周会议”的记录。
这也是为什么，周恩来在临死之时，明知毛泽东也重病在床不久人世，在中共权力场中江青文革派已丧尽人心，只要他敢出声，自有叶剑英等以清君侧大旗擒拿四人帮，一举结束文革，但他就是不敢啃一声，因为他不敢冒这个险，一旦失败，他自己必然身败名裂。
周恩来实际也知道，他人之将死，死后毛泽东要如何批判打倒他，他生前无法着力，也只能听之由之，一死了之，顾不了那么多，而且相信无论毛泽东今天如何对他不公正，将来历史会还他以公道。他真正恐惧的是，他的同性恋秘密被揭穿。
周恩来所谓的“保持晚节”，或保身后名，实际就是要保守他这个天大的秘密，把这个秘密带进永恆的黑暗坟墓中，沉入历史的深渊永不见天日。
周恩来不怕死，他死前之所以陷入深不见底的恐惧，是因为生前他还可以掌握封锁自己的秘密，一旦撒手人寰，就只有由他强大的对手摆布了。他怕毛泽东及其文革派对付他的黑材料，无论是伍豪脱党启示事件、“帮周会议”的批判发言，还是批林批孔或评《水浒》对他投降派的指控，将会成为打倒他的突破口，然后政敌对他深挖深查，最终将会把他希望带入坟墓的骇人秘密挖了出来，让他彻底身败名裂。
2016年9月24日
▲独立中文笔会网9月24日报道：蔡崇国：毛泽东的晚年与“文化大革命”（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演讲参考）
今天是“五·一六通知”，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49周年。
本文原载《青年论坛》1986年第11期，以“沉扬”署名收入《晚年毛泽东》（萧延中编，春秋出版社，1989）时，编者对内容做了少量删节，并对个别词语做了订正。
法文版：Chongguo Cai，Mao Zedong et Revolution Culturelle，Vol 12，Perspective chinoise，1993.
我在《论一九六六年》（载《青年论坛）1986年5月号）中初步地探寻了政治运动在我国发展的必然性。但是，任何一种必然性，首先只是一种可能性，没有主观的及各种偶然的因素，这种可能不会成为现实。因此，仅指出政治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很难叫人满足。
那么，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问题上，这些主观的、偶然因素是什么呢？
一
执政党的政治状态及其基本的战略思想，它的领袖的个人禀赋，是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主观因素之一。这里尤其特殊的是，由于晚年的毛泽东那无与伦比的威望，由于他那要将理想付诸实践的顽强意志，由于他的无出其右的政洽技巧，都使他成为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的一种巨大的历史力量，——将他仅仅看作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毛泽东是最重要的主观的历史因素。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在1966年勃发，是与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及他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直接相关的。
让我们竭尽全力去理解这位非凡的历史人物吧！这真是一个困难无比的事情。不过，在这里，我只是从探寻“文革”发生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的晚年，并不想，也不能将这件事做完。
研究问题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把握一条原则，那就是：不能以通常的意义去理解毛泽东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所使用的那些词语。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阶级斗争”等。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和符号系统。通常的概念和词语，一旦进入这个体统，其意义便有变化——或转移或扩大或缩小。
我们要用直觉与思维的两面刃，去解剖一个异常丰富的，为世界，尤其是中国几千年文化、近现代社会经济的矛盾冲突所建构的先验的精神框架。
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方针，即著名的“鞍钢宪法”。1966年5月他在给林彪的一封信，即一度在中国，人人都能背诵的“五-七指示”中，具体地勾勒出他的理想社会：工人要学农，农民要学工，工农都要学军。在其最后的岁月，即1976年初，全党又传达了“毛主席23条最新指示”。其中，毛泽东冲着邓小平说：“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理论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这些，都使我们不难看出，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和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自有他独特的理解。他不自觉地赋予这些语词以独特的意义。在晚年的毛泽东看来，修正主义路线所要复辟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恢复私有制。他很清楚，已经“资本主义复辟”的苏联、南斯拉夫，私有制并没有多大份量。他几乎没有指责刘少奇恢复私有制。什么是资本主义？从上面我们引述的毛泽东的讲话，不，从“文革”的实践及他主持的对“修正主义”的一系列的批判中，我们不难看到，那“资本主义”，就是利用成本、价格、利润等经济杠杆，利用物质利益的原则去组织经济活动的社会模式。他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公有制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的权力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只在与群众对立的少数人手里：人们不讲“政治觉悟”，自私自利。——真是即不平等，又不高尚，与资本主义一样。而资产阶级，其构成当然很多。主要的，在毛泽东的晚年看来，就是党内那些鼓吹，并实行上述“资本主义”那一套的干部，即“走资派”。
那么，在这里，什么是社会主义呢？毛泽东曾大力推进集中了工、商、学、兵的人民公社，抓了大庆、大寨这两个典型，并在《五·七指示》中对之作了概括。很清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并不是越“公”越好（他始终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是：尽可能限制分工与商品交换，通过“斗私批修”，通过干部与群众的相互监督与交流，使人人都表现出高昂的革命热情与一心为公的献身精神。他们用这种人格的力量而不是以商品交换的原则去努力工作。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工宣队，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大字报等，在严格限制的范围内，毛泽东使部分群众按给定的原则有限地参入对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管理。以不断改变人们社会地位的办法，造成一种类似革命时期的激动，以此将战争时期的那种普遍的献身精神固定化、持续化。并以此对付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与腐化作风。
用无私的道德风貌促进生产与工作，生产与工作服从于这种道德精神的培养，这是“抓革命，促生产”、“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真实翻译。在物质财富增加同时，人们的道德日日崇高。——这就是老人家的社会主义理想。
简而言之，所谓“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歧，实际上是将社会看做必然的过程，对这个过程抱着现实的态度与将社会看做人的道德领域，对社会发展抱着伦理的、理想的态度的分歧；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在经济活动中逐渐引入市场因素与按某种道德意志办事，将经济活动变作伦理活动、政治活动的斗争。而所谓“阶级斗争”之主要内容，就是上述斗争的社会表现。
这就是实质。当然，并不是说，那些在“文革”中被始终批判的“资产阶级”就能按经济规律办事，自觉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挨批判的原因太复杂了。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被自己的对手认为是那样。
在晚年的毛泽东那里，没有真正意义的经济科学，只有作为伦理学一部分的经济观。因此，在方法上表现为，他不是从对客观现实的冷峻分析中，说明我们只能怎么做。而是凭借那雄浑的气魄与浪漫主义的热情，从一种理想、信念出发，一个劲地教导人们应该怎么做、要怎么做。如：“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要坚持群众路线”等等。至于党如何真能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谁算是这些“先进分子”？如何在技术上能做到“坚持群众路线”？他不管，也似乎不感兴趣。这种态度，这种方法，再加上他的天赋及他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一惊人成就所带来的巨大权能感，使他根本就不相信有客观规律这劳什子的存在。从“大跃进”那令人瞠目结舌的高指标，到“文革”中派不懂科学的群众去管科研机关及大专院校，这漫画般的实践告诉我们，毛泽东实在是相信，人的意志可以创造一切。
与那些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者不同，毛泽东坚信自己的理想可以不断对像化。而只有将理想的东西以感性存在的方式表现出来，他才能有自由的美感。诗人，艺术家对像化的中介是语言、形像、色彩、线条。在毛泽东，这中介是政治，是各种经济文化措施，是奔腾咆哮的群众运动。
这样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总是孤独的。他那崇高的、美的追求一旦实现——哪怕是极有限，也会使他有一种登仙般的飞扬感。而这种追求和快感，在逻辑上和语言上都是不能表达、秘不可宣的，只有同样伟大的艺术家才可以通过直觉感受。这些，都时时增加着毛泽东的孤独感。所以，他每每叹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太少！在晚年，他每一种思想的发表和每项“成就”的取得，都推动他脱离他的同事，推动他走向新的专制。
任何伟大人物的思想，都有他那个时代深深的印记，都有其深厚的世俗基础。毛泽东对待社会发展的伦理态度，是独特的。它高扬的，不是马克思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而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道德风貌。这与卢梭、康德不同（他们认为，人不能是工具，人的存在就是目的本身），与强调人自身的责任的萨特，抗议现代社会使人抽像化的马尔库塞相距更远。他是思想家，更是一个治理社会的政治家。他所面临的社会正开始向工业化、现代化迈进，正由革命时期的热烈转向和平期的冷静。这个古朴的社会正面临现代社会讲求实利的铜臭味儿的侵扰。这对一个将道德评价放在科学之上的人来说，会有强烈的危机感，感到现实需要一种强大的反利己主义的道德力量。更何况，鼓励为集体、为国家献身，几乎是任何成功了的政治家的嗜好——因为这是要求人们无条件服从的委婉说法。
所以，这种伦理的态度，乃是现实社会的反映，它代表了一个特定阶层的政治要求。
毛泽东晚年的这种伦理态度，又是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的延伸，是古代传统对现代社会的反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遵道克己尽忠，乃我们传统的美德。——历史现像是多么的矛盾！理论上，他是反儒的猛将，而当他艰苦奋斗，将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向彻底摆脱商品经济的行政型方向引导时，当他拒绝民主与法制，希望用道德的力量保持社会的淳清时，他事与愿违：在实际上，他成了中国传统的最有力的维护者与再造者。他不知道，传统的改变，靠现实的改造，而不是靠理论的批判。不清除旧传统赖以存在的现实，就不能清除旧传统本身。唯有商品经济，才是儒家传统的挑战者。
实际上，以审美的、伦理的态度，而不是以现实、科学的态度对待生活和历史，在一定时期内，是某个社会阶层表现出的一种普遍的现像。这个阶层不是别的，是万头攒动的小生产。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邪恶”的过程。大工业及它要求的商品交换，打破了小生产那牧歌式的和谐；利润、价格、成本等经济杠杆的普遍作用、竞争带来的不稳定、贫富差别的扩大，使社会行为中的道德价值与审美判断的作用迅速降低；工艺流程所要求的严厉的纪律，使昨天还是农民的生产者浑身不自在；手工业的“半艺术性质的手工”这支中世纪的紫罗兰，被日益单调而片面的劳动所践踏。这一切。既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又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历史的阔步前进，有兴奋与欢笑，也有痛苦与惋惜。它常常使大众感到不舒适、愤懑、压抑，更使一些道德家、艺术家忧心忡忡，进而将构想理想社会视为己任。
对于部分干部、甚至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习惯欣赏军事、农业活动的方式。他们熟悉这些，他们因为精于此道而地位显赫、受人尊敬。利润挂帅等商品经济的那一套，他们只是听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盛行。在技术上、道德上他们都难以接受，而且本能地感到它会使自己的历史失去光彩，使自己的地位受到动摇。
可见，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伦理的态度对待社会，将经济活动作为伦理活动的一部分，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有多么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要求，它以一种曲折、“崇高”的形式，表现着小生产的传统对现代文明的反抗，表现着人们在历史转变时期的空想。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与小生产传统的冲突中，形成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并不奇怪。这种思想为广大群众热烈地、真心地——当然也是短时期的——拥戴也是自然的。这里不仅仅是盲目的崇拜。这种崇拜的背后有一个广泛的阶层对自己利益、习惯的代表的认可。什么在妨碍我们看到毛泽东晚年思想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除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及他的政治作用之外，“造反派”那幼稚而剧烈的破坏性冲动也过多地吸引了我们的感情和注意力。“文革”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系统地化作方针政策，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日夜研读“最高指示”，主动而创造性地贯彻它。“开门办学”，“大寨式评工分”，“创办大庆式企业”，“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等等，是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生事物”，并急急奔走于街头巷尾，查档案，搞“清队”，开展“大批判”。当时我们的主动性、积极性是多么高涨！这是因为我们程度不同地喜欢这一套，习惯这一套，和这一套有深切的感情和利益的联繋。因此，若后辈人追问我们，历史罪责的肇事者在哪里？我们应面带愧色但却勇敢地回答：就在这里！我们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们是不幸的受害者，又是不幸的创造者。今天，在改革的时代，当我们从事新的社会改造时，我们得下力气来改造自己。我们永远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又永远是被历史改造的客体。不能与那些总是能迅速忘掉自己不光彩的过去，迅速地将罪责推给别人而不知疲倦地自夸的人站在一起。
二
发动“文化大革命”，对晚年的毛泽东来说，就是要廓清道路，使上述的社会理想得以付诸实践。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家，他决不满足于形成一个理论的自我。只有使这个理论的自我得以对像化，他所处的社会按照他的理想改造，他才能安静、满足。
在很多人看来，“文革”的发动，似乎只是毛泽东现实的政治需要——他感到大权旁落，号令不行，所以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解决他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如果仅将“文革”的原因归于此，那就不能解释，毛泽东的政治“危机”是如何形成的，这个“危机”解决之后，为什么他还要坚韧不拔使“文革”继续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结？
伟大的人物自有他伟大的事业。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毛泽东曾说过，他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个是将蒋介石赶到一群海岛上，另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他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看得较轻。他要干一番更大的事业：通过“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解决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无法解决的弊病，创立一个独树一帜的、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在这个理想的国度里里，如前所述，人们以无私的热情和崇高的精神去工作，社会既发达又高尚，首先是高尚。
毛泽东的这种社会理想，从某种角度说，是建立在他对现实的观察上。——他是一个多么丰富的人！他兼浪漫主义的高蹈远举与现实主义的洞悉入微，以高屋建领之势看世界，从不为世俗之见所动。当人们为公有制的建立而欢呼雀跃时，当一些理论家、文学家以粉饰现实为己任时，他却冷静地看到，在我们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天国并没有到来。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弊病出现并正在发展：这里有腐化堕落、官僚主义、干部与群众的对立等等。然而，他没有看到这些问题深厚的历史根源及社会制度的基础，却将诸如此类的事情归结为道德上、认识上或政策方针上的缺陷。他要以自己的社会理想——即直接用道德的力量，或者用群众运动来实施道德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间题。
从晚年的毛泽东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斥责及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中我们看到，他认为，西方发达，却没我们崇高、公正。那里因商品经济及物质刺激带来了两极分化与道德的沦丧。他幻想能避免这些，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像“五？七指示”描述的那样，像“大庆”“大寨”那样，生产比西方发展快，人格又不失其纯朴与崇高。他要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物质财富的增长与道德沦丧的矛盾，讲求实利与追求崇高理想间的矛盾，要解决魔鬼与天使的永恆冲突。
他将这些看作是他晚年最壮丽的事业。
人类个体精神与其类的精神之底层是同一的，而这精神的底层却导向宇宙的绝对。因此，偏居一隅的伟大人物觉醒到世界永恆的主题，并不奇怪。但知难行更难，一旦要解决这个间题，谁都得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中国，将解决上述矛盾，即将人的发展（虽然只是道德的发展）放在物质财富增长之上的历史条件远远没有具备。因此，毛泽东晚年的理想，所谓“政治挂帅、思想第一”的方针，便成为浪漫主义的空想。在实际中，就会成为将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强行塞入传统的小生产的原则之中的历史倒退。
现实总是具有比任何伟人更伟大得多的力量。对毛泽东的那些同事，特别是从事具体工作的各级于部来说，毛泽东的浪漫主义的理想寸步难行。不注意经济核算，不利用成本、价格、利润等杠杆，就不可能组织起正常的物质生产。大工业要求的分工、商品交换的发展是不可遏止。这些，都与毛泽东的理想，与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则背道而驰。他因此将之看作是一种政治力量对他的抵制。事实上也是这样，但，这抵制是不自觉的。
毛泽东所主张的用一种超经济的力量去激励人们，用革命时期刚刚结束时，群众所具有的崇高热情和献身精神，用幼稚的人民对明天的美好憧憬去推动人民奋力工作，曾经有过激动人心的效果。这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然而，这种盲目的热情，不顾客观规律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惩罚。当精疲力尽的干部和群众，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血汗付诸东流时，该是多么沮丧！他们那被浪漫蒂克的经济方针所唤起的热情，一度变成黑夜一样的冷静与沉寂。在这冷静、沉寂的夜色中，怀疑的蠕动隐隐可见。
恰恰在这时，为“党和国家长远计”，毛泽东主动退居到二线，让刘少奇等主持国家的日常工作。他们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当时，这些同志虽然不可能自觉到中国要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道路，但，他们却没有那么多的浪漫气质。刚刚在政治舞台上唱主角，慎重乃其基本功。而且，现实太严峻了，唯有将毛泽东那种搞经济的方法搁置一旁，唯有按经济规律办事，才能使元气大伤的国民经济得以恢复。果然，这样做后，经济很快得以恢复。这种开始撇开经济工作中“政治挂帅”的伦理目标，力图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方针，为越来越多的同志接受。也就是说，在毛泽东同志退居二线以后，他得思想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他的同事全力贯彻。首先是现实不允许。他在经济工作中的份量因此逐渐减轻。毛泽东谙熟韩非以来的中国政治理论及以刘邦、赵匡胤、朱元璋等帝王将相为中心的中国历史，他对大权旁落的政治威胁特别敏感。这样，他渐渐有了危机感，党内矛盾开始走向激化。
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毛泽东决心解决他所面临的政治问题，以保证他的社会理想——他始终认为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是中国走向繁荣、解决现实矛盾的最好的路——得以实行。他以难以置信的勇气，发动群众，打乱了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因为他对依附于这种体制上的干部失去了政治上的信赖，认为各级都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要重新组合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地位，有利于自己的思想路线得以实现的政治格局。而且，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当下的制度与干部队伍正在滋生官僚主义与腐化作风，正在走以利润挂帅为特点的“修正主义”的路。他要按自己的社会理想逐渐创造出一套新的、“永远使人保持战争时期那股劲”的新制度，并让间或兴起的群众运动保证之。
毛泽东很清楚，他这样做，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事实也是这样，他仍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他以伦理、审美的态度对待社会发展，对广大的阶层，包括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有极大的感召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解放以来，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人。经济建设在一段时间的瞎折腾，使很多人不满。官僚主义、贪污腐化、以权整人，日趋严重。干部与群众之间、知识分子与党之间的矛盾在发展。党内、知识分子中间的宗派倾向日见公开化，群众中也形成了利益不同、地位有别的不同阶层等等。再加上政治生活中没有民主法制、日常生活中禁锢言行的档案制度、固定的劳动人事制度（谁得罪了领导，就会因此倒霉一辈子），报刊宣传的千篇一律，使人们的不满，难以找到可宣泄之处。——对一个社会来说，这很可怕，很难避免破坏性极强的大动乱。可惜，“文革”中的动乱，掩盖了“文革”前的这些弊病。一种强的记忆抑制了一种弱的记忆，今天，要公正地反思这些，并不容易。虽然这是重要无比的事情。
上有此种意愿，下有此种基础，暴烈的“文革”之勃发，并不奇怪。
“文革”发动后，毛泽东的政治威胁暂时地解除了，但，他意识到，他得理想的实现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他相信自己的意志力，“文革”发起后，他致力于将自己的思想落实到各个领域，企图将之渗透到人的心灵。他频频干预政治与经济生活。在大治方针上，他绝对不允许违背他的意志去搞“右倾翻案”。他也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对一个政治家或政治集团来说，只有使他的政治活动、他得个性特征渗透到经济领域，他才能形成与自身利益一致的社会阶层，他的政治地位才可能真正巩固。这，就是“文革”得以持续十年的根本原因。
对社会发展持伦理的态度，对社会问题报以道德上的热情和审美的空想，乃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和伟大的潜能。实践偏爱这种人，会引导他逐渐走向科学——除非他一定要做一个诗人。对晚年的毛泽东来说，为什么他的思想始终陷入那种伦理的、审美的空想？如果从57年算起，历史给了他整整20年啊！其原因除他得唯意志论外，也如上述。这条路走了，就不得不走下去。被怀疑，开始要“改正”，这意味着，他全错了，对的是其政敌，他及拥戴他的那个阶层应该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这就不仅是一个人的意愿的改变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社会政治关系的大变动！实际上，早在3年困难时期，他就怀疑过自己（他对彭德怀说：可能你是对的）。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说过：真正拥护“文革”的，只是少数。百年之后的他将是怎样，他也有预感——当年的自信，此时已所剩无几了。然而，他充其量也只是在犹豫、茫然，终于没能作彻底的调整。事情也早已由不得他了……。
实际上，即使在我们这里，对社会的认识，一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来就不是一个纯逻辑过程，不是正确的、符合全社会的东西就一定占上风。它往往更多地是不自觉地服从了一定社会集团的要求。公正地说，使社会政策服从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要求，无可指责。问题是，这个社会集团的利益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否一致？更进一步说，若不一致，也无可厚非。因为一致与否，是客观的、隐藏在复杂的社会现像之后的本质规定。把握它，有能力的限制，把握后去实现它，又有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限制。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一种政策系统因为只是迎合某集团利益，或因某种主观原因而正在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时，有没有另一种社会力量去抑制它？
答案只有一个，靠政治民主。这是社会发展客观要求，也是伟大人物安详天年的保证。
三
最后，让我们结合现实，对晚年的毛泽东思想略作理论上的分析。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一个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痛苦与“邪恶”的过程，是一个传统的道德判断与审美价值的作用降低的过程，是一个利益关系不断调整，人们的心理与习惯不断变化的过程。在这里，特别为人们，首先是诗人、道德家所困扰的，是财富的增长伴随着道德的“沦丧”，是追求实利与向往诗意的矛盾，是自由发展的机会均等与社会平等之间的矛盾。若从卢梭算起，人类努力摆脱这二难的窘境，已200余年。在这个问题上，有针锋相对的两拨人。一类，如亚当·斯密，特别是大卫·李嘉图。他们鼓吹必须以物质生产自身为目的，他们认为，人的发展，最终得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为了尽快发展生产力，一切应在所不惜。对此，马克思说：“他要求为生产而生产，并且这种要求也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像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一样，主张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我们就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不外是指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不是指人类天性的财富以自身为目的的发展。如果我们像西斯蒙第一样把个人幸福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必须压制全体的发展，以保证个人的幸福，且不说这种充满热情的考察不会有任何实效，他也没有理解人类能力的发展，虽然首先要以多数个人和整个阶级作为牺牲，但最后终究会克服这种对抗，而与个人的发展相一致。所以，个性的高度发展，只有通过一个以个人为牺牲的历史过程才能获得”①。对于李嘉图将生产力的发展放在首位的方法，马克思也予以一肯定：“李嘉图的无所顾虑的性质，不只是科学上的诚实性，并且从他的观点说，还是科学上的必要性。”②应该指出，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那么的陌生。他们的习惯、小生产的心理影响了他们的注意力。
还有另一类人，如西斯蒙第。和大卫·李嘉图不同，他出生在当时小生产还占优势的法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西斯蒙第用“应该如何如何”的道德评价和善良愿望代替了严肃的科学分析。他指责李嘉图忘记了人，主张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的幸福——这实际上就是伦理学了。对此，列宁说道：“西斯蒙第只限于以小资产者的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伤感主义的批评，这种以伤感主义的申诉和抱怨来代替科学分析的做法，决定了他的了解是非常肤浅的。”③列宁将西斯蒙第与俄国的民粹派的经济思想并称为“经济浪漫主义”。他们的特点是，将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的、深深植根于现实制度的种种矛盾，当作人们，首先是当权者的思想认识、措施，甚至道德上的错误。在解决这些矛盾上，他们因此满足于申诉、说教，向统治者呼吁和出谋划策。他们还企图用己被现代社会冲破了的传统社会的原则去规范现代社会。因此，这些对社会、对人民充满了热情的崇高、正直的人们，却始终站在空想、反动的立场上。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60年代以来，随着我们工业化的进展，随着革命时期的热情、无私精神的消退及各种社会矛盾的生长，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浪漫主义日益高涨。我们总是从道德上指责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那里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人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总是从道德上、思想上、至多只是从政策方针上找寻现实矛盾产生的根源。而且，西方世界给我们展现的，是现代化的金碧辉煌，又是人人自私、竞争中的动荡和不平等。这使我们既羨慕，又为我们的稳定、不那么唯利是图的“崇高”而自豪。我们害怕并决心抵御这种稳定与崇高受到侵害。幻想将发达的现代社会塞进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与习惯的原则之中，幻想将中国建设成既有现代社会的发达，又有传统社会的古朴、崇高的理想王国。《五？七指示》和毛泽东晚年的基本思想，正是这种愿望的表达。所谓大庆、大寨式的道路，也正是企图实现这种空想的徒劳的试验。
上述可见，我们对一种空想的、过时的原则的追求，对所谓“修正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大卫？李嘉图与西斯蒙第对立的延续。在这个对立中，我们这些忠实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却精神抖擞地站到了被马克思批判的那一边。这里，理论上的重要原因，除了长期以来我们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化、庸俗化之外，还在于我们因拒绝理论探讨的自由而使自身离开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实际上，在卢梭之后，试图解决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道德完善、人的全面发展的冲突，探讨人格走向崇高之路的哲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等不可胜数。这个永恆的主题产生了哲学与艺术的五采缤纷的百花园。如划时代的人物——伊曼努尔？康德，他那否定善良的道德是当下经验与说教的产物的先验哲学，无疑是发人深省的。正是他的哲学，诱导了《浮士德》、《精神现像学》这些巨着的诞生。哥德、黑格尔在这里告诉我们，人类精神，当然包括道德意志的发展，是一个多么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只有经历生活中一个个险峰式的阶段，人格才可能走向完善。所有这些理论遗产，才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这真正科学的人的学说。这个学说告诉我们，普遍的人类意识，包括道德意识的发展，有不可逾越的阶段，必须以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为前提。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永远的动力就是矛盾，包括那善与恶的冲突。
事情正是这样。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时候，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很多与我们的崇高理想格格不入的东西，正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不求进步。这正是历史进步的必须条件。只有物质条件的具备，即生产力的高度发犀（这就是人的力量、人的自由的发展）、自由时间的增加，及建立在它之上的合理的社会的结构、社会文化事业的普遍发展，那些问题才能很本解决。正确的政策，只能加速这种历史进程，不可能代替之。
认识不到这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深刻含义，热衷于道德说教，去寻求能避免一切邪恶的政策，不但徒劳无益，而且会直接导致“文革”式的荒唐举动。“文革”发起的根据之一，不就是认为通过说教，通过政治运动，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式的政策措施，就可以使人崇高，进而祛除邪恶吗？
在思考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因素时，我们深深感到：事情没有完！一方面，彻底摒弃那种以伦理、审美的态度对待社会发展，以道德评价代替科学分析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还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不是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那种对我们前进的步伐提出的种种责难，不正是来自这方面吗？把思想政治工作归之于道德说教，将马克思主义，将精神文明看作是高于一切的利他主义，不是很普遍吗？我们要警觉那种以提高人的道德水准为目的的“革命者”。他们看起来“崇高”，实际上却是小生产的狭隘、无知、对显贵的顶礼膜拜、对大自然听夭由命的捍卫者。而对“无私”这禁欲主义的宣传，又常常隐藏垄断政治经济特权的极端自私与专制——他的善良与崇高又在那里呢？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摒弃对社会发展的空想态度。过去，我们幻想以“大庆大寨”之路去逃避“现代社会病”。现在，人类良知又赋予我们以新的空想，以为，“商品经济”冠之以“社会主义”便可包医百病。这不可能。我们必须以巨大的心理承受力及特别顽强的劲头踏上艰难的历史必然之路。小生产国家实现现代化，既是上天堂，又是下地狱之路，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与幻想。
①②《剩余价值学说》第2册第12F122页。
③《列宁全集》第2卷第163页。
▲独立中文笔会网9月24日报道：蔡楚：《二月画展》和油画《人》（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演讲）
蔡楚按：1979年春在成都草堂小学举办的民间画展作品，展现了“被那个时代扭曲的人性、在苦闷和痛苦中挣扎的痕迹。”揭示出毛泽东及帮凶的反人类罪行。
人被工具化，生命被漠视、践踏、甚至灭绝，是中共起家和建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不高扬人权的价值观，不分清文明和野蛮的界限，不对文革及各种政治运动进行反思，并在未来立法对毛泽东及帮凶的罪行进行追查，就对不起无辜死亡的亿万中国人，就不能实现转型正义，中国的和平发展也不会顺利。
油画《人》
老友丁香于2005年11月在民主中国网刊首发文章《〈二月画展〉、乐加和油画〈人〉》中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确，当我们回首往事，才蓦然发现，生命对于我们，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悄然远去，再也不能回来了。”（http://minzhuzhongguo.org/FileData/148issue/148ssj2.htm）
《二月画展》由四川一批民间画家筹办。时间：1879 年2月7日，地址：成都市草堂小学。“展出作品100余幅。有油画、水粉画、水彩画、色粉画、版画、速写、人物写生等。第一天观众就达300人次。展出期间总计有2000余人观看了画展，并留下了宝贵的意见，给予画家们热情关注和鼓励。展出时间长达13天，于2月20日结束。
“展出的主要作品有：油画《人》、油画《墓地上空》、水粉画《华表坍塌了》、油画《挡不住的阳光》、油画《梦幻》、油画《被扭曲者》、油画《华夏日月》、油画《沐浴》等。这些作品受到观众的极大关注，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像，作品展现了被那个时代扭曲的人性、在苦闷和痛苦中挣扎的痕迹。同时展出的速写和人像写生、真实地再现了那个年代人的精神面貌，直率地表达了人的痛苦和被痛苦挤压得麻木的表情。”当年，他们是一群经历曲折，在压抑和痛苦中从事绘画的青年画家。其中有：苟乐嘉、邱克、路万景、刘伦剑、谢山、刘正伟、陈卡琳（女）、熊北琴等。年龄最大者34岁最小者19岁。
后来，主要筹办人苟乐嘉说：“一年以后，在四川省展览馆展出了青年画家高小华的《为什么》，画面上二个‘红卫兵’仿照罗丹雕塑《思想者》作沉思状，两人之间有一挺吊盘机关枪，满地子弹壳；程丛林的《某月某日。雪》，将画面置于学校门前，刚刚结束武斗的两派学生，胜利者耀武扬威的正在接受失败者垂头丧气的投降。两副油画表现的主题基本上是武斗造成的结果和产生的困惑，提出了‘反思’的需要。客观地说，上述两位画家所表现对文革的反思是极其可贵的。可惜，这样的反思在中国文艺界实在是凤毛麟角。”
这里，值得介绍苟乐嘉创作的油画《人》。油画《人》是成都二月画展上，展出的一幅对人的生命价值进行反思的力作。是画家苟乐嘉以文革时期成都的造反派头头宋立本之死屍为原形创作的一幅见证历史悲剧的艺术品。
1968年，由于宋立本曾身负炸药包，将当时对立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在人民南路高教局临街的办公楼底部炸了一个3米多高的大洞。宋的行动激怒了红成的红卫兵们。他们经过多次跟踪，终于在成都三医院将看病的宋抓获。然后对宋进行了严刑拷打，甚至使出剖腹挖心、挖眼、挑断脚筋，点天灯等残酷手段，将宋置于死地，并游街示众。此事件在当时曾轰动蓉城上下。
苟乐嘉听到宋立本惨死的经过，立即前往署袜街“兵团街工分团团部”，目睹了停放在那里的宋的死屍。等到深夜，又悄悄取走了人民南路贴出一张照片并私下收藏起来。直到1977年底“文革”结束一年后，才将照片找出来，精心的进行了艺术处理，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油画《人》。
从画面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力求通过宋立本这个文革牺牲者，表现当时华夏大地的一系列生命被漠视、践踏、甚至灭绝的惨状。因此，作者通过一堵红墙前摆着的一双腿成九十度笔直躺在那里的死屍，巧妙的以一个“人”字形来寓意当时人的尊严受到践踏的时代特色。同时，作者又通过画中墙面重叠的标语口号中，残留的“万岁、誓死保卫”之类字迹，见证了那个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疯狂岁月。
作者还通过画面强烈的色彩对比，以及画中死者双手被反绑、双眼被挖、脚筋被抽以及开膛剖腹的悲惨场面，真实地表现了文革时期人性的愚昧、扭曲与残暴。我们从作品的的命题和画面可以看出，作者以滴血的构思，希望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至今，其艺术震撼力仍穿越时空，令人沉思。
还值得对画家苟乐嘉的个人及家庭，在当年的悲惨遭遇稍作介绍。
苟乐嘉，1944年生，四川成都人，曾师从汪子美，邱成久等名家习画。青年时期游历川西乡间市井，画相为生。现为成都理工大学艺术设计教授。成都市摄影家协会美术分会秘书长。
父亲苟怀谦（1897年—1973年）一八九七年生于眉山思蒙镇，一九七三年卒于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毕业于北师大，黄埔军校二期。一生坎坷，为国共两党坐牢，76年人生大部分是铁窗悲剧。
苟乐嘉的父母都是四川眉山县人，大陆易帜时，父亲入狱，母亲因是受管制的反革命“四类”分子而没有工作，只能给人拉车、锤石头、捡破烂养活他们兄妹7人。后来，最小的两个妹妹送人抚养，两个姐姐六一年饿死，五弟也因抚养不起送人，乐嘉被送进了孤儿院……苟乐嘉年仅十四岁，在成都假肢厂做工，就因唱了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被当局打成“反革命”，锒铛入狱。在狱中，他跟著名漫画家汪子美、油画家邱成久学习绘画。苦难的经历造就了苟乐嘉的创造力。
从老友丁香慨叹生命的大部分已悄然远去，又过了11年。今天看来，文革中无论毛泽东还是他率领的红卫兵，其要害就是不将人当“人”对待。为了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将“造反有理”泛滥成暴行，致使数百万生命成为冤魂。人被工具化，生命被漠视、践踏、甚至灭绝，是中共起家和建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不高扬人权的价值观，不对文革及各种政治运动进行反思，并在未来立法对毛泽东及帮凶的反人类罪行进行追查，就对不起无辜死亡的亿万中国人，就不能实现转型正义。如果不分清文明和野蛮的界限，中国的和平发展也不会顺利。
2016年9月24日
参考资料：苟乐嘉：曲径丁香：《二月画展》、乐加和油画《人》罗清和：油画《人》的剖析
▲独立中文笔会网9月24日报道：蔡咏梅：姚文田事件和铜锣湾书店事件打击了香港的出版自由（香港言论自由研讨会书面发言）
今年三月一个下雨的日子，瑞典一家电台记者丽莎．本格斯庄来香港采访铜锣湾书店事件，我们约在铜锣湾一家咖啡厅见面，饮完咖啡做完采访，我陪她去看了铜锣湾时代广场附近五家很有代表性的书店，让她，也让我自己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事件对香港书籍出版的冲击。
首先去的是面对崇光百货公司，位于希慎广场的台资大型连锁书店-诚品。这地方是香港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希慎广场楼高36层，为一摩登大厦，多层为国际品牌店铺，以诚品最大，占了整整三层，总面积四万英尺，顾客川流不断，是香港迄今最大的书店。我和瑞典记者找了很久，想找几本敏感的政治书籍，最终没有任何发现，有一两本略微敏感的也基本是台湾出版的。后来听朋友说，诚品从来不卖出版过赵紫阳的自传《改革历程》、《邱会作回忆录》及我的《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等政治书籍的新世纪出版社的出版物。铜锣湾书店事件后现在是更加自律，以免得罪中共。
然后我们又去了崇光隔壁的中共资本的商务印书馆。商务规模不能与诚品相比，但也是大型连锁书店。铜锣湾商务书店共四层，一本敏感书都看不到。但以前的中资书店，三联、商务都有敏感书籍出售，包括王丹、达赖喇嘛的书，黄之峰谈占中的书，我都见过，只是一般不摆在显眼处，现在完全没有了。与诚品不同的是，商务多了好几本批判占中运动的书籍，都摆在当眼之处。这些，丽莎都一一拍摄下来。
接着我们去了铜锣湾书店事件风暴的的风眼——崇光百货背后的铜锣湾书店。这个简陋狭小的二楼书店已被一把大锁封死，但楼下门口的招牌还在，门口和过道上有些涂鸦，是一些书店支持者表达对中共封杀香港出版自由的不满。丽莎正在拍摄紧闭的店门时，来了两个要买书的大陆客。他们显然听说了铜锣湾事件，但还不知道书店已关，然后问我们还有哪里可以买到禁书。
铜锣湾书店对面是另一家小小的二楼书店——开益书店，终于看到了我的书和其他政治敏感书籍。然后是时代广场对面同样狭小的二楼书店——人民公社，当然也有敏感书籍。我告诉瑞典记者，这些最多只能容纳十来个读者，身在其中转身都很困难的迷你书店是小本独立经营，所以敢卖也愿意卖这类书籍，但店面狭小，所售有限，而且目前在中共打压下，都感生存艰难。开益在我们来之前已经告急，说撑不下去，果然这次采访几个月后，开益关门，偌大的繁华的铜锣湾只剩下人民公社一家区区小店还可以出售禁书。
这位瑞典记者现场走这一遭，对香港独立出版社独立书店在中共铁腕打压下的困境应该感触良深。
这个要命的打击应该说不是始于铜锣湾事件。早在晨钟书局的出版人姚文田被判重刑时已经开始。姚文田是个真正的为香港出版自由付出了惨烈代价的英雄。他因为准备出余杰的《中国教父习近平》被劝告而不顾后，在2013年10月在深圳被捕，2015年5月被深圳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刑十年。这个案是百分之一百的政治迫害和对出版自由的打压，但遗憾的是相比铜锣湾书店事件，姚文田的遭遇没有得到舆论应有的关注。
了解案情和姚文田为人的都知道，姚文田绝对不是一个图利的书商，他註册晨钟是要帮助不能发声的朋友们发声，不是为了赚钱，过于热忱的他帮人出书往往是以蚀钱收场。他曾为笔会和笔会会员出了21本书，包括一套《独立中文笔会文库》，雄心勃勃的计划竟然是人人有份，完全不考虑这些书是否能够卖出回本。记得他对我侃侃大谈这类不切实际的计划，我则大泼冷水，劝告他要好好考虑一下成本效益，毕竟他不是有钱人，只是一个勉强能维持生计的斗升小民。但劝归劝，他依然如故，热情不减，最终被中共设陷阱骗到深圳被判重刑。对这宗纯粹的出版自由被打击案子，香港和国际舆论关注是远远不够的。鉴于姚文田为香港出版自由付出的牺牲和他对独立中文笔会的无私贡献，而他本人还不是会员，我们笔会应该给他颁个大奖。
可以说，是姚文田案最先在香港出版界引起寒蝉效应。导致姚文田被捕的《中国教父习近平》这本书后来被多个出版社拒绝，最后开放出版社接手，据出版人金钟说，因为出这本书，当时他出门时都要前后左右看看，怕有异常事发生在他身上。可见案子造成何等样的恐怖气氛。
铜锣湾书店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将香港自由出版业打沉。此后，有印刷厂拒绝接货印刷敏感书，香港另一家大型外资书店——新加坡的叶壹堂公开宣称将所有敏感书下架，香港大批占中书籍被发行商拒绝发行退回而运往废纸站，余杰第二部批判习近平的书在香港已经找不到出版社，大陆维权律师高智晟的自传已校对排好版最后被出版社放弃，中共资本的中华书局占领机场以禁绝禁书市场，风声鹤唳下，来港的大陆人不敢买书带过关，…香港出版业的寒冬降临。
由于销售渠道被中共全面堵塞和主要读者大陆客不敢带书过关，香港政治书籍市场可以说是一落千丈。专门在香港出版政治敏感书刊的明镜集团老板何频说，他们在香港的销量最近下跌了70%.
最后谈谈我自己的书《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出版后发生的事。
我书公开出版后的第二天，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被绑架事件发生，媒体铺天盖地报导。第一天接到很多记者来电话，问的都是我的书，第二天也接到很多电话，问题则都是李波，如果涉及到我的书，也因为我的书也属于敏感类书籍，是禁书，但我告诉他们，我的书虽然敏感，但绝不八卦，我写得是很严肃的。
其后发生两件事。第一件是，我书出不到一个月，我的facebook账号突然被封，我进不去，别人也看不到。然后收到Facebook通知，要求我提供有本人照片和出身年月的证件去验证我的户口，否则将永远删除。
我上面书已有九年，所放资料甚多，一旦删除，损失很大。这事以前从未发生过，我很奇怪，不知所以。随即看到苹果日报报导，才知道原来是大陆五毛网军在官方组织下近日倾巢出动，翻墙出来专门攻击港台自由人士，包括捏造各种事实向facebook检举多位香港媒体人，其中受害者有时事评论员林忌、商台节目主持潘小涛、苹果日报主笔叶一知等，结果导致上述诸君facebook账号被封，最后是找了香港IT界的民主派议员莫乃光解决。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因面书上披露我的书出版消息，说周恩来是gay而惹怒了五毛。后来我也是仿照叶一知的方式，求助于莫议员才使我的facebook账号重见天日。后来香港电台来采访我，我非常感慨地说，人家翻墙是为了获得讯息和表达自由，这些五毛翻墙是来打压别人的表达自由。
第二件事。《苹果日报》报导我的书内容后，香港一位演艺界人士王喜在他的facebook上载了苹果日报报导的截图，并加了一句话说，周恩来是屈原之后（因为现代很多人认为屈原是位同性恋者），结果被台湾艺人黄安举报，说亵渎了周总理，因而被中央电视台封杀。中央电视台宣布不再让王喜上电视节目，后来有早已录制的节目播出，王喜的脸被打上马赛克。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相比姚文田和铜锣湾书店诸君，是微不足道的，但也能说明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自由被打压，不仅是姚文田和铜锣湾书店五子受害，而是写作者无人能够幸免。
香港自英国殖民以来，一直是台海两岸三地出版最自由的地方。在台湾戒严时代，香港的出版业为台湾的反对派提供了一个讯息自由的窗口。而这个窗口对大陆更是意义重大，不但自由派来此出书，中共的左派头子如邓力群，落难王孙如黄永胜儿子，权贵如周恩来侄儿周尔鎏等也只能来香港出版大陆无法出版的书。而大陆广大民众更把香港当作禁书的天堂。记得有个大陆朋友这样对我说，现在香港有的大陆都有，唯一没有的就是政治禁书，他来香港就是一个目的，买书而已。正因为如此中共才处心积虑地要扼杀香港这个出版自由天堂。目前看来中共的打压是有成效的，但港人不能放弃，要相信最终自由还是会获得胜利。
2016.9.24
▲独立中文笔会网9月24日报道：第六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颁奖辞：无惧终身监禁的阿勒辛加斯
2015年12月10日，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公布，将第六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第十届“狱中作家奖”）授予巴林著名人权活动家、博客作者阿勒辛加斯博士和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本会荣誉会员浦志强，以表彰他们长期以来无惧监禁的写作勇气和争取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的坚韧毅力。
阿卜杜贾利·阿勒辛加斯（Abduljalil AlSingace）博士现年54岁，巴林公民社会运动“民主自由哈克运动”人权办公室负责人，因其和平反对活动，于2011年被判处终身监禁。
阿勒辛加斯博士曾在巴林大学教授工程学课程，并任该校机械工程系主任，在2009年一次访问日内瓦之后他失去了教职。他曾于2009年、2010年被捕过，随后被释放。
2010年8月13日，阿勒辛加斯博士在伦敦参加一次英国上议院的会议并在会上批评了巴林人权状况后，由伦敦返回时在巴林国际机场被捕。起初他被指控“煽动暴力和恐怖行为”，随后以国家安全和反恐立法被正式起诉。他被单独关押在禁闭室里六个月，在此期间他多次遭虐待，有报道指安全官员对其施以酷刑虐待，包括强迫站立、语言和性侵犯、殴打，并长期单独囚禁他。在反政府示威者广泛呼吁政治改革和释放政治犯之后，阿勒辛加斯博士和其他一同受审的人士于2011年2月获释。但不久后，由于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该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2011年3月17日，阿勒辛加斯博士再次被捕，多次遭受酷刑，减重10公斤。随后被监视居住。
2011年6月22日，在当年二、三月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之后，阿勒辛加斯博士成为被“国家安全法院”定罪的21名反对派活动人士（其中13人被判监禁，以“巴林十三杰”著称）之一，被以“密谋推翻政府”之罪名判处终身监禁，同年9月28日由军方控制的“国家安全上诉法院”确认维持该判决。2012年4月30日，最高上诉法院下令重审此案。2012年9月4日巴林法院高等上诉法院判处阿勒辛加斯博士无期徒刑。2013年1月7日最高上诉法院确认维持对其定罪和判决。
阿勒辛加斯博士是残疾人，依靠轮椅和拐杖活动。他还患有脊髓灰质炎后遗症、心脏病、眼疾和鼻窦炎等。但监狱当局不准许他接受专科医疗。他被单独监禁在一家监狱医院，并被禁止户外活动。他还被禁止阅读小说、看电视、听广播，甚至禁止纸和笔。他也不被允许接受宗教书籍和念珠。在他的一个侄儿去世时，他被禁止前往悼念。
2015年3月21日至2016年1月28日，阿勒辛加斯博士为抗议虐待服刑人员和监狱恶劣的卫生条件等而在监狱绝食抗议长达313天——300加“巴林十三杰”。
多个人权组织对该案件予以谴责，并对他的健康和待遇表示关注，国际笔会和其他组织已经就他的案子发起网络活动呼吁释放他。“记者无疆界”抗议对阿勒辛加斯博士的判决，认为阿勒辛加斯博士的唯一“罪行”是“自由表达与政府不同的意见”。
独立中文笔会一向认为，表达自由没有国界，亦不因语言不同而稍有扣减，因此，我们在此颁奖给阿勒辛加斯博士，表彰他无惧监禁的写作勇气和争取言论自由的持续努力。
独立中文笔会2016年9月24日
▲独立中文笔会网9月24日报道：第六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颁奖辞：维权律师中坚浦志强
2015年12月10日，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公布，将第六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第十届“狱中作家奖”）授予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本会荣誉会员浦志强和巴林著名人权活动家、博客作者阿勒辛加斯博士，以表彰他们长期以来无惧监禁的写作勇气和争取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的坚韧毅力。
浦志强现年51岁，河北唐山滦县人，被捕前为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执行合伙人。1989年，浦志强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此后每年6月3日，浦志强都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并每年给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打电话问候。
浦志强1991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1993年取得经济师职称，1995年取得律师资格，1997年开始律师执业，工作领域涉及金融、房地产、民事侵权法、企业破产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等法律服务领域。
近十余年来，浦志强代理了大量公民维权案件，如2004年《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被诉名誉权纠纷案；2005年原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向最高法院申诉案；2006年王天成诉周叶中著作权纠纷案；2009年谭作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2011年艾未未“发课公司”税务案；2011年任建宇、方竹笋等劳教案；2013年唐慧劳教案；2013年参与江西新余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三公民案等。
2011年12月，浦志强公开抨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及维稳模式。2013年2月6日，他再透过新浪、腾讯和搜狐三大博客实名举报周永康祸国殃民、荼毒天下，“实民贼也”。他批评十年“维稳”不讲秩序、法律，“使公权力、司法的信用下降到了极点”、“维稳是中国不稳定的最大的一个祸患”；并在接受美国之音、BBC等媒体采访时指出：维稳十年中，中国的社会矛盾没有一项真正得到解决，例如六四问题、法轮功问题、征地拆迁所引起的与民争利问题、环境破坏问题、公平和秩序问题等。2011年约发生18万起民众抗议事件，涉及广泛议题包括腐败、政府抢夺土地及警察使用酷刑，多与维稳措施违法扩权有关。他强调，若中国想走出维稳的阴影，必须清算过去十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并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治国。他指“中国最应该树立的是司法权威，而不是党的权威。”他的博文被网友广泛转载，但旋被新浪网删除，其微博用户名亦遭封杀。
2014年5月3日，“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前夕，浦志强参加了10余位学者和维权人士在京举办的“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研讨会”。翌日即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警方传唤，并被查抄电脑等私人物品，5月6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6月13日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北京市公安局正式逮捕，11月被加控“煽动分裂国家”和“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2015年5月15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通过官方微博宣布，该院以浦志强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两项罪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5年12月22日，浦志强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2016年4月12日，被北京市司法局吊销执业律师资格。
浦志强先生始自学生时代参与八九民运，20余年来坚持理念，知行合一，长期不懈地争取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践行律师职责依法维护正义和公民权利，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坚韧毅力，是“八九一代”的杰出代表，也是近年来涌现的秉持法治和公正理念、努力捍卫人权、推进法治建设的中国维权律师的中坚力量。
独立中文笔会2016年9月24日
▲独立中文笔会网9月24日报道：阿勒辛加斯：笔会爱意刻入我心灵——第六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获奖感言
（英文原稿由女儿扎赫拉代读）
亲爱的同事们、朋友们：
你们好！我从巴林的牢房中向大家亲切致意。我真希望自己能出席你们那充满魅力的聚会，现在，我谨让我珍爱并有特殊感情的女儿代表我出席。
我非常荣幸地被授予了2015年这一著名的独立中文笔会奖。获奖消息在困难时期撑高了我的道义天空。在长期绝食中，我处于严重的身心紧张状态下，也正逢我母亲住院治疗后去世此之时。
313天的绝食，是我对【当局】故意侮辱和虐待巴林人权捍卫者和良心犯的抗议。这种虐待在2015年3月间加剧，而我自己就是一个见证人。在绝食期间，我被送进巴林内政部总部保健中心（被戏称为“堡垒”）的隔离室入住治疗。除了每半个月会面的家人和内政部医务人员（医生和护士），我被剥夺了与所有他人的接触。我被禁止接触报纸、收音机、电视、书籍以及书写材料（笔和纸）。我的家人试图带来一本字典、乌尔都语教本及其笔记本，但内政部监狱管理机构拒绝接受。这种限制待遇在绝食期间持续了240天。
特别要提到的是对内政部医务人员有明确的禁令，他们都非巴林人，不得借我一支笔或一张纸，即使是为了与监狱或保健中心当局通信也不行。正是在笔会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所牵头的密集公众声援活动后，才被允许送进来一些书，一支笔和一个手写板。
我听说了笔会主导过各种聪明的声援活动，向巴林当局施压，解除了所有通讯及其他限制，尤其是提供报纸、书籍、笔和书写板。我非常感激笔会及全世界会员和支持者的努力，并在这里向笔会和所有参与这些令人感动的活动的那些人士致敬。
笔会对我案件的明确态度和爱心都刻入我心灵。未来当我自由时，我必将积极参与笔会为世界各地处于困境的人开展的类似道义声援活动。
荣耀属于你们，我矢志作为人权和笔权的顽强捍卫者和坚定拥护者——非常感谢你们，致以亲切问候。
阿卜杜贾利·阿勒辛加斯于巴林中央监狱2016年9月23日
（张裕译自英文原件）
▲博闻社9月25日报道：获中文笔会刘晓波写作勇气奖 浦志强：今后一定少说话多动笔
【博闻社香港消息】独立中文笔会周六（24日）在香港颁发第六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和巴林人权活动家阿勒辛加斯，共同获得奖项。浦志强以书文方式回应获奖事项，其文笔妙趣横生，尽显一名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才子风采。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周六（24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文革50周年暨香港言论自由研讨会”，活动中重要议程之一，是向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以及巴林人权活动家、博客作者阿勒辛加斯，颁发第六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表彰2人长期以来，为争取言论自由等权利的坚持和努力，以及身处监禁中的写作勇气。
浦志强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曾在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参与广场绝食行动。曾代理近年多宗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案件，包括艾未未案、谭作人案等。
他在2014年5月，因参加纪念六四25周年研讨会被中国当局拘留，到2015年12月22日被以“寻衅滋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获释后被当局佩载“电子监控设备”。
另一位获奖者阿勒辛加斯亦在狱中服刑，2位得奖者都无法亲自前来领奖，而阿勒辛加斯的女儿到来代父领奖。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认为，浦志强的处境是中国大陆言论自由真实写照，而由2009年3次被捕，并在2011年被判终身监禁、家人亦受到株连的阿勒辛加斯的处境，反映出与中国专制环境中作家和人权捍卫者的共同困境。
无法前往香港领奖的浦志强，则通过媒体发表或奖感言如下：
获得独立中文笔会第六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暨第十届狱中作家奖，我感到十分意外和惶恐。盖因长期以来述而不作，我一向是说得多写的少，所以既不敢妄称作家，也不曾下狱坐牢——看守所不是监狱，虽然比监狱难受，因而怎么说，我都是难孚其实的。
正因为没有什么作品，我才婉言谢绝晓波和滕彪的邀请，始终不敢混迹笔会，生怕自己滥竽充数，不小心拉低了笔会的水准。
此番承蒙评委诸公错爱，你们错将奖项颁发给我，按我现在的处境和政府的期待，我本当学习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榜样，坚辞不受勃然大怒，甚或雇俩律师发函声讨，作不依不饶状的。
考虑到笔会兄弟姐妹不是外人，列位好友绝非敌对势力，笔会给我颁奖的用心肯定不是为了抹黑我国政府，且该奖项冠以良师益友的名字，我实在舍不得扭扭捏捏惺惺作态。
我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我会把她作为对我的鞭策，让她鼓励我砥砺前行，今后一定要少说话多动笔，说不定真的当个小小的作家。“
▲自由亚洲电台（RFA）9月25日报道：维权律师浦志强获“刘晓波写作勇气奖”
独立中文笔会周六（24日）在香港，颁发第六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和巴林人权活动家阿勒辛加斯， 共同获得奖项。浦志强通过中间渠道，向本台发出获奖感言。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周六（24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文革50周年暨香港言论自由研讨会”，活动中重要议程之一，是向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以及巴林人权活动家、博客作者阿勒辛加斯，颁发第六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表彰2人长期以来，为争取言论自由等权利的坚持和努力，以及身处监禁中的写作勇气。
浦志强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曾在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参与广场绝食行动。曾代理近年多宗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案件，包括艾未未案、谭作人案等。他在2014年5月，因参加纪念六四25周年研讨会被中国当局拘留，到2015年12月22日被以“寻衅滋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获释后被当局佩载“电子监控设备”；而另一位获奖者阿勒辛加斯亦在狱中服刑，2位得奖者都无法亲自前来领奖，而阿勒辛加斯的女儿到来代父领奖。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认为，浦志强的处境是中国大陆言论自由真实写照，而由2009年3次被捕，并在2011年被判终身监禁、家人亦受到株连的阿勒辛加斯的处境，反映出与中国专制环境中作家和人权捍卫者的共同困境。
廖天琪说：浦志强是709事件的主要人物，事件的整个影响是非常坏的，到现在一些当初被抓的像李和平还在狱中，因此这个奖颁给浦志强是非常有意义的。而颁奖给巴林的一个学者、作者Abduljalil AlSingace（阿勒辛加斯）博士 ，而他所受到的迫害，我们认为是和中国大陆迫害异议分子、作家们手段是一样的。
浦志强辗转通过中间渠道，向本台转来他的书面获奖感受，指获得独立中文笔会第六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暨第十届狱中作家奖，感到十分意外和惶恐。因长期以来述而不作，一向是说得多、写的少，所以既不敢妄称作家，也不曾下狱坐牢——看守所不是监狱。正因为没有甚么作品，才婉言谢绝邀请，始终不敢混迹笔会，生怕自己滥竽充数，不小心拉低了笔会的水准。今次承蒙评委错爱，考虑到笔会兄弟姐妹不是外人，诸位好友绝非敌对势力，笔会颁奖给他的用心肯定不是为了抹黑政府，而且奖项冠以良师益友的名字，实在不舍得扭扭捏捏惺惺作态。他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会把奖项作为鞭策前行，今后一定要少说话多动笔，说不定真的当个小小的作家。
独立中文笔会于2006年设立“狱中写作奖”，并在2010年改名为“刘晓波写作勇气奖”。自2007年以来，独立中文笔会一年一度在香港举办活动，颁发上一年度奖项和召开研讨会。
除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参与外，香港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城市大学学者郑宇硕、香港记协麦燕庭，作家蔡泳梅、蔡楚等人都有出席。虽然中共当局对该活动一直限制，但独立中文笔会大陆会员依然有16人，包括作家杜斌、李金芳、高洪明等人与会。另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是青年作者宣晓良，他获得 “青年写作者徵文奖”的一等奖。
与会人士讨论了香港和中国大陆言论自由现状。今年是文革50周年，中国言论自由急剧恶化，似有文革回潮趋势。大陆因言入罪案例频生，而香港新闻出版自由亦跌至历史最低点，自2013年10月出版人姚文田被抓，后来被中国当局重判以来，目前已知10位出版人遭中国当局抓捕，至今仍有4人被监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