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 — 由台湾企业家尹衍梁创立的“唐奖”9月25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盛大颁奖典礼。本届唐奖的法治奖(Rule of Law)授予了加拿大的国际法学家、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前加拿大最高法院助理法官、前那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R)首席检察官路易斯·阿尔布尔(Louise Arbour)，表彰她对国际刑事司法以及保障人权影响深远且具有开创性的贡献。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9月22日在圆山饭店对她进行了专访。
阿尔布尔1947年2月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她1971年获得律师资格后原本打算做一名律师。然而在1974年－1987年的十多年里，她一直是一名法律学者。当时她在加拿大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法学院任教，从讲师做到副院长。1987年，她被任命为加拿大安大略省最高法院法官，1990年被任命为安大略省上诉法院法官。她职业生涯中最浓重的一笔是1999年担任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期间起诉时任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战争中犯下战争罪行。在那之后，她获任加拿大最高法院助理法官。
让媒体的力量去推动司法正义
阿尔布尔回忆说：“我担任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的时候，这两个法庭才成立了一年半，所以一切都是生疏的，这对司法工作者来说是很少遇到的 。一般情况下，司法程序、法律都是已经建立好的，而在那两个国际刑事法庭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摸索。”
本届唐奖法治奖授予阿尔布尔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表彰她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她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前南斯拉夫法庭她了解到了媒体对推动司法正义的力量。
她说：“我做法官做了很多年，但从来没有和媒体打过交道。你知道，法官是不和媒体讲话的。我当时对媒体的所有直觉都是错误的，实际上媒体对前南斯拉夫的审判是非常关注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媒体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调动国际舆论去支持我们的工作。”
1999年1月，阿尔布尔试图前往发生过屠杀的科索沃（当时仍然属于塞尔维亚）村庄拉察克(Racak)调查取证，但遭到塞尔维亚当局百般阻挠，未能成功。当她带着巨大挫败感回到海牙准备辞职时，令她出乎意料的一幕发生了。“所有的工作人员、律师、助理、翻译都在国际刑事法院的总部等着我，给我鼓掌，”她说，“我完全蒙住了。他们给我展示了《纽约时报》头版位置上我的照片。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挫折，可是对于国际法庭来说却是一个成功。那时候我才明白了媒体的力量。那篇报道提高了国际法庭的知名度，让我们感受到正义在我们一方，那些拒绝我们进入调查的人是坏人，是他们要去掩人耳目。”
请把我们的工作想象成骨科医院
然而，对于阿尔布尔来说，真正的挫折并不来自于事业上，而是生活中。她说：“我认为最严重的挫折是个人生活的困境，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大家都一样。如果你的个人生活出现问题，比如说子女、人际关系、友情等等，我认为这些困难要比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更难处理。”
在阿尔布尔起诉米洛舍维奇的工作中，她与时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大使拉夫罗夫（现任俄罗斯外交部长）打了不少交道。她每起诉一名塞尔维亚官员时，俄罗斯就抗议，指责检方不公正。但阿尔布尔强调，国际刑事法院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我常常对人讲，请把我们想象成一家骨科医院，我们只做一件事，就是起诉战犯。这与政治无关。”
如果认为武力可以解决争端，想想叙利亚
作为一位知名的国际法学者、两个联合国刑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阿尔布尔对前不久南中国海仲裁案中中国称仲裁结果不过是废纸一张发表了看法。
她表示，国际社会中藐视国际法的现象屡有发生，包括中国拒绝参与南中国海仲裁，以色列拒绝在耶路撒冷停建隔离墙，美国在其反恐战争中对俘虏的虐待。她说，任何一次国际判决或仲裁的不到执行都是对国际法体系的挑战。“所有这些都对国际司法秩序构成挑战。我认为，国际司法体系需要被维系，因为这个体系不仅保护小国利益，也保护大国利益。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越来越强调例外主义。每一次的不执行都对我们在20世纪后半段所努力构建的制度、理念、规范造成破坏，是国际法的倒退。”
阿尔布尔表示，从叙利亚危机来看就不难发现，一个建立在规则上的体系对大国、小国来说都具有价值。她说：“另外的选择是诉诸武力解决争端。如果我们不能从目前叙利亚的危机中汲取教训，我会感到绝望。一旦走上武力解决的道路，局面就极难挽回。我们可以看到叙利亚的例子，所有的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从一开始就介入但都无能为力。”
与蔡英文谈“多数暴力”
这是阿尔布尔第一次到访台湾。她在抵达的当天与其他两位唐奖的女性获得者受到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接见。与台湾历史上、也是华人世界首位女性最高领导人见面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说，蔡英文对台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仍然面临的问题有很清醒的认识，深知法治对于实现民主转型20年的台湾来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谈到了‘多数暴力’(tyranny of majority，又称多数人暴政)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把民主体制狭隘地看成是选举的民主，那样的制度将无法很好的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这就需要一个健全的、可靠的、独立的、强大的司法体系去保护少数群体。在自由的政治体制内，法治可以给所有人的利益提供保护。”
不要让“全面依法治国”只停留在法管的水平上
相较于台湾的民主，阿尔布尔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关键是法律要服务于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她说：“糟糕的体制往往也是依法治理。德国纳粹就是一个非常基于规则的体系。对人权最严重的践踏都是发生在严格执行恶法的社会体制中。如果全面依法治国只是在法管(rule by law)的层面上，那对我而言，不过是用更狡猾的手法去运用权力。”
阿尔布尔表示，她不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对人权的尊重，推动经济和保护人权应该并行。但她希望看到，随着经济的进步，中国最终能够走上民主转型的道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去接触更多的想法，体制的进一步开放，中国社会可以形成一股不可逆转的势头，不仅让中国更加繁荣，也能够让中国的人民拥有自由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政治和司法体系的机会。”她说。
追求平等 声讨滥权
阿尔布尔表示，自己并没有一个宏伟的人生规划，只是一步步走过来。她说：“我做的很多事情只不过是做我的工作。我的职业生涯起步于学术，这有点偶然，并不是事先规划的。我原本并没有打算做一名学者，我希望成为一名律师。我做的很多事情其实事先都没有一个远大的、宏伟的计划。我只是像大家一样做自己的事。但当你猛然停下脚步回头望去，的确，我取得了一些成就。”
阿尔布尔说，她一生最大的信念是追求平等。她说：“我由衷地相信《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拥有基本的权利和尊严。从法律和政治的角度来说，我职业生涯中所长期关注的限制当权者是滥用职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