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政府在忙着处理广东的劳工NGO，头号国媒新华社发布消息：《广东警方打掉维权组织拘7人，主犯被称“工运之星”》，这说明广东不仅有如火如荼的工运，还产生了星级人物。看了新华社记者邹伟 的深度揭批之后，我不禁“遥望南天，浮想联翩”，恍然回到了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
新华网广州12月22日消息曰：“近日，广东公安机关根据群众举报，打掉一个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的非法组织，抓获曾飞洋等7名犯罪嫌疑人。”
这位曾飞洋所从事的事业，与中共革命烈士林祥谦当真“何其相似乃尔”：
一、都接受“境外势力”领导
人民日报在《“二七烈士”林祥谦》（2011年2月15日）中介绍说，1921年中共成立后，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项英等人经常深入到江岸区的铁路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很快发现了富有反抗精神又在工人中有着很高威望的林祥谦”。
在革命教育熏陶下长大的中国人，当然都知道中共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的。1921年7月1日的成立大会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又译尼科斯基、李克诺斯基）均参加了会议。众所周知，苏联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可是道道地地的“境外势力”。
新华社文章称，“曾飞洋1998年加入‘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2002年起成为该组织负责人，与一些境外组织和外国驻华使领馆长期保持联系密切，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回国后在境外资金的支持下长期从事‘劳工运动’，并以向境外提供中国的‘劳工运动’情况报告作为条件。”
二、活动经费都由“境外势力”资助
中共建党初期的革命经费主要来自于苏联。官方虽然不多谈，但有不少党史研究为证。
党史专家杨奎松在莫斯科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之后，写了《解密：建党初期职业革命家活动经费来源》一文，对1920年代历年经费的数量、用途做了详细披露，结论是：来自莫斯科的财政援助对中共历史成长过程的影响极大。以1927年为例，中国党史上有名的大行动均获得莫斯科资助，如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开办党校、湖南农运、秋收暴动、建立军队、南昌起义、京汉粤汉铁路罢工、广州暴动等均有详细数额列载。抗战时期，苏联的援助是中共极其重要的经费来源。
晓理在《苏联经济援助是边区收入的五倍》中详细介绍：在国共内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更是多方面的。腾讯历史频道今日话题于2012年9月做了一个专题《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军事援助》，其中有详细介绍，据说还只是根据不完全资料“保守计算”。
可以说，没有苏联援助，就没有中共的成长壮大，更没有中共建立的“新中国”。
曾飞洋的经费来源，据新华社文章揭发，“境外组织一般先把钱打到曾飞洋在香港的公司账户上，曾飞洋再通过地下钱庄等通道转入自己的境内账户。经初步查实，2008年以来，仅其中两个银行账户接受的境外资金就超过500万元人民币。同时，警方从曾飞洋办公室和家中搜查出大量中国劳工运动报告、反动书刊培训资料、口号标语，以及他本人在国外参加罢工的照片等，“足足装了十几麻袋”。
三、罢工都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政治经济损失
人民日报文章称：“1923年2月4日上午9时，林祥谦接到总工会关于罢工的指示后，下达了罢工令。随着第一声汽笛的拉响，江岸机车厂所有的汽笛同时怒吼，响彻武汉三镇。京汉铁路全线所有的客、货、军车一律停驶，震撼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始了。这次大罢工从政治、经济上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具体经济损失，虽然从未见披露具体数目，但既曰“沉重”，可想见其大。
新华社文章称曾飞洋介入的多次罢工造成了政治损失，“一些境外媒体、网站第一时间就登出大篇幅文字和图片报道，持续进行恶意炒作，矛头直指地方政府”。经济损失很大，仅2014年12月以来广州番禺利得鞋厂出现的第三次罢工，工厂就因停工蒙受4000多万元经济损失。
四、曾飞洋一身兼备林祥谦、施洋二人之长
二七大罢工运动中，还有位英雄大律师施洋。这个人物具备国共两党身份：他是共产党员，介绍人是项英；他还是国民党员，介绍人是孙中山。施洋热心公益，同情穷苦人，民国三年26岁时，考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三年后以甲等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施洋有“组织癖”，曾在家乡组建国民学校和县农务会，会员达千人。到武汉当律师后如虎添翼，组织工会、社会各界联合会等。
更有意思的是，施洋与吴佩孚曾并列“民族精英”，二人曾经声息相通，相互仰慕。“五四”爆发，施洋在武汉组织学生游行声援。5月9日，北洋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在衡阳越级通电大总统徐世昌，声援学运。大总统徐世昌居然叮嘱手下人：吴佩孚的态度不可不考虑。1920年，吴佩孚更慕名约见施洋，并亲赠一部美国《华盛顿法典》，发誓和他“共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
施洋的所有这些特点，曾飞洋都与之仿佛。比如他通过服务部会安排律师免费帮工人打官司，召集工人去派出所“要人”。根据“服务部”网站资料及曾飞洋自述，他1974年出生于广东番禺，1996年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法律系大专班，毕业后到南雄市司法局工作，一年不到就跳槽到一家律师事务所，以后专门从事劳工维权事业。虽然没有吴大帅这样的体制内精英与他共勉，但《南风窗》曾发表《曾飞洋：一个劳工NGO的夹缝生存》（2010年第6期），对曾及其事业做了极高的评价。
五、两位工运领袖的历史地位
新华社揭批“工运之星”的文章还有些酒色之类的花边故事，这些在中共的林祥谦故事里倒是绝无踪影，但孙中山浪迹天涯的革命故事里却弦歌美人不断。今天中国的革命电影里，各方靓女特务出场，个个美艳不可方物，倾倒对方阵营的帅哥猛男，成了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温柔刀剑、因此，曾飞洋的故事里若没有酒色元素，说明他师承革命传统的火候差了几分成色。
中共伟大领袖毛泽东曾有语录曰：“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中共信奉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并按照其政治需要任意剪裁。因此，林祥谦死得壮烈，1949年中共建政后被谥为革命烈士，树立了纪念碑，其英雄事迹写进了小学教科书。2009年，中共还将林祥谦列为“双百人物”（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其流芳余韵将与中共政权共始终。
人民日报文章悼曰：“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的空前规模和异常激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罢工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结合，以政治斗争保障和扩大经济斗争的成果，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充分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的彻底革命精神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
新华社文章牢牢地奠定了“工运之星”曾飞洋的历史地位。曾的未来命运有若干种可能，其中之一是：26年之后（按林祥谦就义26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算），中华民主共和国（或其他国）成立，将人物、运动的名称换一下，上述“悼曰”就成了对曾飞洋领导的劳工运动的历史地位与评价。当然，对曾个人来说，可能还有一种更好的结局：曾成了某国开国元勋，其子孙又成了革命二代，三代……
人事虽新，历史恒旧。12月26日毛泽东122年冥诞，毛粉们对红军的热烈景从证明，中国的“历史之足”说不定会第二次踏进同一条命运之河。
